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除主体和客体作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外,中介或手段也是重要的。手段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既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作为无形手段的方法既包括主体的态度、思维方式和工作程序,也包括操作技术和工作经验等。有无方法、方法的优劣、方法的水平等因素,将直接影响活动的结果和成败。关于方法的理论和体系构成了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理论和手段。

　　在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也需要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自觉地运用并形成了一些科学的思维方法,如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抽象与具体,以及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对于我们科学认识事物,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构成了一定的方法论。但这只是方法论的一个层面,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规定性而言,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当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对象,并对其产生、发展及命运作科学的考察和概括时,我们所依据的方法就不能仅限于此。我们需要在这些方法之外,寻找带有普遍意义、更为根本性的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可以看作是其中一个重要方法论。

　　一、方法问题是能否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问题

　　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指的是应当在理论与实践二者关系的“整体性”意义上来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越于具体的实践内容之外来谈其真理性与科学性,也不能用实践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撇开理论谈实践和撇开实践谈理论,都不是科学的方法。以往我们强调,判断某种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看其是否坚持和贯彻了实践原则。因为马克思本人是最注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就是“实践”地位的突显。不少人干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诚然,把是否突出实践原则,是否依据实践的条件和要求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笔者认为这还不够深入。试问,历史上曾出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哪一种不曾坚称自己是依据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呢?哪一种不是把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视为正统的呢?所以,问题的答案不能停留于是否坚持了实践的原则,而是要把实践的原则上升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因为,实践原则本身体现的无非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教训看,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凡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使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革命政党及理论家们,无不坚持和运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反之,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恰恰在方法论上出现失误,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曲折,使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死亡论甚嚣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领袖、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和理论家伯恩施坦就曾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问题,他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全面、系统和彻底的修正。在哲学上,他主张用康德唯心主义修正马克思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取代唯物史观一元论。在经济学上,他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假设”,剩余价值论是“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论是没有根据的。在政治上,他宣扬“议会道路”,反对马克思关于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阶级合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资本主义能够民主自由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试图用“伦理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已经超出了原则性界限,这是赤裸裸地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为名,行背离马克思主义之实。

　　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死亡论相伴而生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性和正统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关于谁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卢卡奇,也曾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问题。他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家们同卢卡奇一样,试图通过“重现”“重建”“补充”和“完善”马克思的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他们或者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实践哲学”和“社会革命理论”;或者主张用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来补充、发展与完善马克思的理论;或者提出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修正”和“改造”马克思原有的理论观点,开创“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看看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各种带有形容词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便知,用各种西方思潮来补充、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

　　就一种积极和肯定的意义而言,无论伯恩施坦抑或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都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都具有启发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他们都没有真正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结果证明,这种所谓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他们是以发展为名行修正之实。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依据,进而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初衷相背离。对此,我们必须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之所以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因为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批判地吸收以往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理论精髓而得来的,更是经过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发展而始终坚持的正确原则。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曾说过:“应该研究、分析并批判理论与实践统一这一个概念在思想史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因为似乎没有一种世界观或哲学不研究于这一问题的。”的确,任何一种哲学都会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西方思想史上,并不是所有思想家都在二者相统一的意义上来研究这一问题。

　　亚里士多德曾在知识论的立场上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即理论的、实践的和制作的,并分别对应三种智慧,即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制作智慧(技艺)。其中实践与制作的共同点是二者都处于变化的领域,“可变化的事物中包含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而理论处于永恒不变的领域。相应地,他把知识分为理论哲学的知识和实践哲学的知识,前者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神学),是关于恒常的必然性领域的普遍性的知识;后者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等,是关于变动的城邦伦理政治生活的特殊性的知识。由此看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由于理论以永恒的东西为对象,实践以可变事物为对象,因而理论并不具有可实践性。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也曾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康德哲学“批判”分析的对象是理性,他认为理性具有两种功能,其一为理论理性即认识功能,其二为实践理性即意志功能。二者是有区别的,理论理性关注的是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实践理性主要探讨人在道德方面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康德的目的不是要在统一的意义上,而是要在相互区别的意义上来探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真正意义上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不论是理论活动,还是实践活动,就其自身来说,都还是片面的,应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真理乃是“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但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理论与实践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是统一的前提却是“绝对理念”一统天下,这使得黑格尔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不能自拔。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但却给了它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指出了以往哲学的主要缺陷,那就是哲学脱离了生活实践。马克思说:“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马克思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与以往旧哲学决裂、新哲学诞生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认为,传统哲学之所以无力从根本上面对现实,在于其只是以寻求宇宙的最高原因作为自身的哲学追求,把追求本体与人的实践活动分离开来,从而使得这种本体成为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抽象的不具有现实性的本体,无法认识现实中的人以及人的现实性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对旧哲学的超越,就在于真正科学地把理论和实践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而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建构起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回顾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确立,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和哲学变革的重要里程碑。对实践问题的不懈探索和苦苦追寻,使马克思告别哲学唯心主义走向哲学唯物主义,从重视思辨的哲学转向重视实践的哲学,进而实现了哲学史上革命性的变革。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内容及其内在逻辑中,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己学说的郑重宣示中,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彻底原则,是它的生命力的根本保证。我们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从它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和逻辑中,才能真正把握完整的精神实质,才能准确深刻地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表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总是注重把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贯穿始终,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理论总是一定条件下的,因而总是具体的,不存在脱离一定条件的理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当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在于方法”时,他的失误十分明显。他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抽象为一般的和普遍的原则,脱离了作为方法存在前提的具体内容,忽略了方法的具体性。他忘记了,方法从来不是天生的,它形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第二,理论总是发展的,具体条件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应发展,墨守成规只会犯教条主义错误。恩格斯在批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海因岑只满足于从理论原则出发而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时曾说,“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脱离一定的具体条件来谈理论的真理性是有害的。

　　当然,对于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认识,从来不会否定实践对于理论的作用。就人类认识的真理性而言,其检验标准只能是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体现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我们只是想强调,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如果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他们的新学说,从而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方法论基础的话,那么割裂这种统一性,则是错误认识和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防止三种割裂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倾向。

　　第一种割裂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倾向,是片面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忽视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性。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理论对实践也有检验作用;不懂得实践的过程、结果始终离不开理论的审视;不懂得在实践活动之前,首先需要通过既有的理论来分析和确定实践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否认理论对实践的这种作用,认为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合理的,必然导致实践活动的盲目性。马克思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他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辩证法。列宁同样强调过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即便是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也没有中断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写成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著作。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乏有人试图忽略理论的这种作用,例如伯恩施坦曾提出“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思想的实质是试图借口实践的变化来否定理论所具有的能动性。在第二国际后期,类似伯恩施坦、考茨基以及麦克斯·阿德勒、卡尔·伦纳、奥托·鲍威尔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比皆是,他们公然举起修正主义的大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必须引起我们警示的。

　　第二种割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倾向,是片面墨守表述理论的特定话语,忽视活生生的实践内容。他们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原封不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来论述去行动,不容许丝毫改变,否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极力否定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认为列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虽不占主流,但利用这种思想倾向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却是明显的。例如在对列宁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上,无论工人运动内部一些理论家还是西方一些学者,都曾否定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要么极力贬低和否定列宁的哲学,以此来贬低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要么通过否定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以此来否定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认为,列宁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回到德国古典哲学以前,认为列宁哲学的认识论是一种机械反映论,列宁哲学的历史观是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列宁哲学是精神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意味着列宁对唯心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列宁不再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等等。如果说,在哲学上否定列宁是为了夸大列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对立,进而否定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刻意污蔑列宁形象,把列宁说成是“德国奸细”则完全是政治目的使然。这些人把俄国十月革命说成是偶然事件,说它是个“早产儿”,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因而导致了后来苏联的亡党亡国。

　　持以上观点的人,以同样的理由否定毛泽东思想,试图挑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人不懂得,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也要发展。列宁和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进步,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可以承认汉代儒学、宋明理学、明清新儒学是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为什么不能认识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呢?在笔者看来,列宁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和突出优点,就在于始终把理论与实践看作统一的整体,坚持以“行动”去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注重“行动”的哲学,以实践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帝国主义这一客观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性质及其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列宁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意义。”

　　第三种割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倾向,是满足于沉浸在“理论的王国”,不愿去面对生动的实践。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曾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并在各自所属的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是从1918年到1968年这段时间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却在西欧越来越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时代和地区领域内,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并不是立即发生或同时发生的。这是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缓慢而逐步地发生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理论和实践之间才最终脱离联系。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似乎这种情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在实际上就是一体。”我们并不否认佩里·安德森的概括有失偏颇,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后期的理论家们满足于做书斋式的学者,越来越脱离无产阶级实践的倾向是存在的。

　　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此,西方“马克思学”家也有割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倾向。他们当中有的学者不是把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实践作为自己真正的理论旨趣,而只是满足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著作和事业。更有一些极端的“马克思学”家致力于制造“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对立论”,他们已经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当然,我们不是要否认“马克思学”的意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事业等,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研究。试问,当面对伟大的历史实践的时候,仅仅满足于“书斋”里的理论研究,其意义能有多大呢?当前,我们有些学者习惯于用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语言来表述本来谁都懂得的道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当成了自说自话,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丧失了在群众当中的话语权,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总之,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在今天提出这样一个老问题却有着新意义。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需要我国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应对。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总结好“中国经验”,又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提炼好“中国理论”,这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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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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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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