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大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之一，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阐释是在马克思主义受到严峻理论挑战背景下展开的。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掀起了一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讨论，致使马克思主义遭到严重歪曲和质疑，一时间，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因素论、庸俗经济主义、密谋者共产主义、主观决定论、思维抽象论等观点不断滋生，这些质疑声音在意大利尤为突出。正是在此背景下，拉布里奥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揭开了历史的遮蔽和意识形态幻象，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探寻被掩盖着的作为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石的经济基础，并将经济结构融化于社会生活的整体，从其发展变化中阐释历史的有机性和客观必然性，从而有力地批驳了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正是因此，恩格斯称赞拉布里奥拉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认为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是“捍卫我们的主义的卓越著作”,克罗齐也曾直言“读着拉布里奥拉的著作，使我在哲学中产生的困惑情绪得以解开”,当代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也称拉布里奥拉为“马克思主义的各国阐释者中最好的一位”。

　　一、社会结构的迷幻和历史的遮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篇章中，马克思对这一观点作出经典阐释，认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但构成事实的经济结构是在“归根到底”层面上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二者之间的中间要素和环节却是异常复杂，拉布里奥拉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指出：“从这个基础(经济结构)向其余一切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微妙和曲折的，不是总能够被揭示出来。”在拉布里奥拉看来，正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和迷幻，导致在历史叙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覆盖物”,历史被所谓的“精神生活的小圈子”“理性王国”“意识形态的幻影”“经济和思想的教阶制度”“生动的记述型叙述”所充斥，为了揭开历史的本真面貌，拉布里奥拉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明确“从事物上升为思想”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分析历史的幻景和遮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找到澄清历史的科学方法。

　　拉布里奥拉认为“思想的历史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历史绝不囿于那些自我说明的思想的恶性循环”。历史中关于人自身及其生存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反映在社会心理、宗教、艺术、文化习俗中的期待、担心、希望、失望等观念复杂交融，使得研究历史的问题首先需要聚焦于“将事物上升为思想有什么样的困难?”拉布里奥拉认为这些困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旧的趋于固定化的意识形态。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引出其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的积淀，而旧的观念、精神、信仰、想象等作为逐渐趋于固定化了的传统意识形态，通过语言、文字、辩论、偏执、迫害等方式，却成为一种反对新事物的力量。二是同传统制度“和解”所形成的旧的倾向。历史上的不平等和人所受到的屈辱与从属地位，往往是通过与传统制度的和解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旧的倾向得以成为历史的顽固残余而继续存在，并积淀成为历史的覆盖物。三是自然界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感觉的复杂性。虽然随着技术的改进，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在不断减弱，但技术决不能根除自然对人及人为环境的影响，自然界直接或间接形成的感觉，被形形色色的道德、艺术、宗教、哲学所包裹，而这也增加了对历史做出现实主义和恰如其分的解释的难度。

　　正是因为将事物上升为思想的一系列困难的存在，使得历史中的原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内容与形式、必然与偶然等联系变得扑朔迷离，而在不断地考究、推断、猜测与想象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幻影和历史覆盖物便逐渐形成。拉布里奥拉在对这些观点的批驳中澄清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历史研究中，第一类型的观点是对历史的认知固见，主要有“咬文爵字”“堆彻辞藻”“生动的记述型叙述”等。其中，“咬文爵字”的观点主要表现为词句崇拜，这种观点企图用简单和明显的术语、词句、抽象和公式化的表达来描绘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图景，在具体词句的考究中消解现实的意义，其多见诸于学派、阶级、宗教的种种激情、偏见和利益，以及一些传统文献和经院哲学的思想表现方法中。“堆彻辞藻”的观点是在历史情境的囿限中形成的，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探究中，人们往往会受到自身的思想方法、阶级倾向、社会成见、艺术构思、自然环境、利益诉求等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由此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新的观念和杜撰，这种观点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只是“不成熟的思想的暂时有用的辅助手段和臆想”。“生动的记述型叙述”的观点只是关注到社会和历史的最引人瞩目的外部形式和轮廓，却忽略了历史运动的动力和根源，这种观点尝试用直接的直觉将认识过程引向统一，但最终却导致历史在显性的因素探究中被支离。

　　第二种类型的观点是思维的抽象化，其主要表现为历史的“唯心主义覆盖物”和“意识形态的幻象”。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对于历史的种种掩盖和偏见不仅仅来自于个别职业家的幻想和臆造，而且历史本身也会给自己蒙上唯心主义的覆盖物，即历史活动的参与者，无论是人民群众、统治阶级，或是社会各阶层、宗派、政党等，对自己的活动作出解释时往往将其看成是神和英雄的业绩，而这种思想外壳在历史的演变中也改变着自己的形式和外观，以及形成种种不同的组合与关系，而最终形成一种复杂的精神和神迹观念，由此形成了一层妨碍认清历史的唯心主义覆盖物。而事实上，拉布里奥拉从唯物史观批判的眼光来看，历史中人对自身活动的解释“无非是他们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于必然性而能够做到和必然要做到的”,最终“活动的人掉进了幻想的狭小圈子”。“意识形态的幻象”主要表现为思维的抽象化，恩格斯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在《致弗·梅林》的书信中，恩格斯将其称之为“思维独立性的崇拜”,他分析了玄学家们如何脱离实际，仅靠着思维材料杜撰出“普遍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认为“他(玄学家)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拉布里奥拉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出形形色色的职业家在不断促进着思维的抽象化，从而使意识形态在职业家的鼓吹中逐渐脱离了其产生的土壤，被随意地进行思想移挪和思维嫁接，使之成为无上的命令和典范。拉布里奥拉嘲弄这种思维的结果是“有教养的人的理性顶峰”,使其在“第二性的文明成果的小圈子里过精神生活”。

　　一直以来，思维的抽象化所形成的唯心主义被资产阶级学者标榜为“理性”和普照光式的“正义”,但这在拉布里奥拉看来，这种所谓的理性和正义在过去和现在都分配得极不均匀，不平等的经济教阶制度决定了精神、智力和思想教阶制度的不平等，多数人由此而变成不完整的、片面的个人。近代以来，伏尔泰、霍布斯、孔狄亚克、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一方面以“思维者的理性”冲破了封建的桎梏，另一方面，他们将“思维着的知性”当做评判一切的价值准绳，并由此而构建“理性王国”,但现实发展却摧毁了“理性”的迷梦，“‘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揭示了这种“理性期许”与其现实的极化反差，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恐怖时代的契约、拿破仑的专制、督政府的腐败、贫富差距、犯罪、贿赂、商业欺诈、卖淫等社会景象，使得“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拉布里奥拉也深刻批驳了这种近代“思维理性”,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新的现代贫困和教阶制度，也造就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单个企业的生产专治之间的尖锐矛盾，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却只看到的是抽象化了的自由与平等，描绘着普遍幸福王国的美好图景，并在单个的、原子式的个人心理的范畴探究着自爱、利己、追求幸福和自由等抽象原则。但事实却同一切假设相矛盾，“人人同样幸福的局面并没有达到，社会的政治形式仍然是维护不平等的组织。”而要澄清历史，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必须要抛开这些历史的幻影和覆盖物，照历史的本真面貌来认识历史，但这并不是用“物质的人”去反对“观念的人”,而是要致力于澄清观念和意识形态背后的真正原则和动力。

　　二、因素论和庸俗经济主义的思维窠臼

　　19世纪末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所要应对的问题，即使抛开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种种责难，抛开社会结构的迷幻和唯心主义的历史遮蔽，在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的内部阵营中也存在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歪曲和质疑。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观点就是因素论和庸俗经济主义，这两种观点将历史唯物主义滑向了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因素论抛开事实发生的环境而孤立地对其加以研究，并将历史看作是一些彼此独立的、完全主观和简单化了的“因素”的总和；庸俗经济主义认为只要从历史的种种因素中特别挑出经济因素，并将其视为首要因素，便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了，而其余的一切被当做微不足道的点缀品、辐射和反映，甚至是当做不需要的负担而随意摒弃，在这种观点下，人由“天意”的玩偶变为了被经济范畴操纵的傀儡。拉布里奥拉深刻指出了这两种极端思维的危害，认为因素论“把任何一个思想发现变成刻板的因素和新的繁琐哲学。……甚至唯物主义历史观点也可以变成抽象推论的形式并使得旧的偏见以新的形式复活”;而庸俗经济主义“用非常粗糙的和直线的方式”,“差一点把新学说引向毁灭”。

　　对一种观点的批驳是建立在熟悉其来龙去脉的基础上的。拉布里奥拉深刻分析了近代因素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认为因素论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建立在“生动的记述型叙述”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因素成为“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的必然成果”。“生动的记述型叙述”对历史和社会外部形式和轮廓(例如法、国家、道德、艺术、宗教、政治形式等)的关注，最终会导致对具体显性因素的抽象与概括，从而使形成于头脑中的显性因素与经验方法所得出的概念具有同等价值，这种抽象法将“因素”从历史中抽离并孤立。而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虽然进行着“物质的和粗糙的解剖工作”,但却提供了“因素”产生和变化的比较精确的资料。由于科学分工的出现，从而使不同学科的研究呈现出“局部的抽象化劳动”,从而使历史和社会的不同方面以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形式固定下来。但需要看到的是，科学的分工进入到社会科学，尤其是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时，便形成一种“半截子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就曾深刻批判这一后果，指出：“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对复杂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初步和片面分析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对历史和社会中的“因素”的孤立考察，至少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有了准确的知识和丰富的资料，进而找到了让“因素”同整个社会连接起来的联系。

　　因素论的观点将历史的长链拆开，抛开各种各样的前提和先例，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加以肢解，由此便形成了种种“独立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中，国家、法、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等在因素抽象化的工作中逐渐被打造为“独立的理性王国”,拉布里奥拉着重分析了这几种显性的因素，指出在因素论中，国家“不仅被写成社会的顶峰，而且被写成社会的基础”,法被“上升为决定性的社会因素”,道德是“自行产生和自己制造的……各种不断改变的伦理关系的无所不包的基础”,而艺术、宗教和科学是“艺术精神、宗教精神或科学精神的主观的和历史的派生物”。拉布里奥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深入分析这几种显性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最终揭示出社会经济结构在深层次上规定着历史和社会的实际活动，并以阶级的形成、冲突、斗争和消灭，促生着法和道德这两种协调关系的发展，并且在强力控制和暴力的种种原因和形式中最终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本质，与此同时，科学、艺术、宗教中形形色色的想象和思想的范围和方向也受制于这一过程。这种因素的“综合”中包含着平淡的现实，却是对种种幻象和独立因素最有力的颠覆。那么，什么才是历史中“真正的和肯定的因素”?拉布里奥拉明确指出应当是社会阶级，其原因就在于社会阶级是建立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之上，而利益实质上是对抗(冲突、运动、发展、进步)的现象和形式的表现。由此，因素的逻辑关联便表现为：历史和社会中的群情激昂、法的争取和反对、政治制度的诞生与毁灭等，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与改变之中，而这种关系归宿于人们生产劳动的种种关系的变化当中。

　　与因素论“同等程度地”或“孤立地”看待各种因素的立场不同，庸俗经济主义在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因素中仅仅突出了经济原因，而把其他因素作为附属品或根本不去考虑。这种观点将唯物主义拉向了“唯经济论”的极端，使新诞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粗糙和直线式的理解中被嘲弄。针对这一理论误区，拉布里奥拉深刻批驳了其产生的原因和主要论据，澄清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庸俗经济主义的形成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的结果。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唯物主义理解中，庸俗经济主义虽然包含着对一切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但其将所有的关注点聚焦于经济条件，并将“物质的简单归结”作为唯一的一把钥匙企图揭开历史和现实的所有奥秘，将历史、美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等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物质条件，这在拉布里奥拉看来是充斥着粗浅的、懒人式的思维。同时，这种观点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者提供了便利，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解释人类本质的一切特性，但却只考虑物质利益。基于此，拉布里奥拉深刻地指出庸俗经济主义的形成原因，即“总结某些问题的理论论断，非常容易在那些不习惯于通过系统利用相应手段来克服思维困难的人的头脑中，变成庸俗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要将整个历史和社会的复杂结构简单归结为经济范畴，而是要用构成事实基础的经济结构来归根到底地解释现实，在历史和现实的基本过程中寻求事实的必然性，拉布里奥拉坚持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主要从两个方面驳斥了庸俗经济主义，即通过对政治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批驳，推翻了自然条件决定论的观点；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间因素”的分析，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庸俗经济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政治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拉布里奥拉将这种观点也称之为“自动论”“直接生存斗争的决定论”或“自然条件决定论”)。达尔文主义通过揭示物种随自然条件的变化所发生的异变性，彻底推翻了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也推翻了历史研究中的“唯意志论”,但是在将进化论关于具体物种演变和总的自然界的概念扩及到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领域，就会形成“直接生存斗争的决定论”,即政治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在自然条件决定下的直接生存斗争是历史的起源、规律和原则，将“直接的生存斗争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有反映的和具有复杂性质的决定论”相混淆，从而使历史和社会的研究由“唯意志论”滑向了“自然条件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拉布里奥拉对这一观点并没有彻底否定，而是首先肯定了自然条件和人的生存斗争的重要性，认为生存斗争的结果是人获得了适应自然界的不同形式。这种肯定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能够找到立论依据，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但是自然条件并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拉布里奥拉在肯定自然条件的重要性基础上，从历史在人为环境中的发展进步的本质的两个方面驳斥了自然条件决定论。一方面，拉布里奥拉认为人的生产和生活所创造的人为条件区别于“纯动物的生活”,形成同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共同生存的种种关系和联系，自然条件是必需的，但并不是人的生产及生活的全部。另一方面，拉布里奥拉认为人及人的历史的进步需要来自自然界的物资，但并不表现在自然物资本身，进步是表现在劳动的经验以及在自然条件中不断创新的生产和生活形式。由此能够看出人在自然条件中创造着人为环境，人为环境又通过复杂途径影响着人本身，并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而单纯地将此归结为生存斗争显然有失偏颇。

　　拉布里奥拉批驳庸俗经济主义的另一项论据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因素”的复杂性。拉布里奥拉认为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根源于经济条件，但从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到适当的法律形式、政治制度或社会适应手段等，其过程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而能否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中间环节”进行概念和知识的综合呢?拉布里奥拉将之称为“社会心理学”,即“社会意识的具体的和一定的形式”,这其中就包括了人对复杂现实状况的无知、动物本能、情欲、道德等等，拉布里奥拉将“中间环节”理解为显性和表象化的社会心理和情感。在这之后，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提出了中间环节的“五项论”公式，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环节划分为五个层次，包括“(一)生产力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对“中间环节”问题的探究，从拉布里奥拉到普列汉诺夫，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用演绎法从经济基础中引出其余的一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中间环节”,而在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中仅仅突出经济因素显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极为粗浅的理解。对历史和现实的研究需要认真思考直接经验所提供的复杂而丰富多彩的现实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事件的原因和必然性。

　　三、有机历史观革命性的开显：批判的共产主义

　　“批判的共产主义”是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这一理论贯穿着一种新的有机的历史观，其主要体现着三个方面的革命性：一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阐明一切利益的客观协调和从属关系，并且在“追溯起源”的过程中实现从条件向受制约、从形成因素向已经形成的事物过渡；二是在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运行机理中探究其内在矛盾，并从矛盾的尖锐化产生的阶级对抗中，发现了无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条件和道路；三是阐明了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猜想，一种思念，而是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能够结束和解决阶级斗争的办法，从而恰当地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总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对形形色色的歪曲和诽谤时，拉布里奥拉正是坚持了批判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从“历史-当下-未来”全景式、立体化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客观必然性，从而旗帜鲜明地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正是如此，他直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历史的连绵不断的运动所作出的最能令人接受和最合理的解释”。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理论的批判性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作为一种新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蕴含着对历史资料的新的批判，而如何在“彻底”意义上展现这种批判性，拉布里奥拉阐明了其科学方法，即新的学说要揭开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覆盖物”,在种种意志和行为的原因和动机中探寻历史的解释，进而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基本过程中探寻原因和动机的内在关联。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对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资料而非职业家们所创造的“非常完备”的资料的占有，是新的批判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以何种方法占有直接材料便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拉布里奥拉认为，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并不是搭建“骨架子”,也不是“抽象化”,人在历史中活动，会展现自己的力量、本能和激情，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打算和愿望，真正的历史分析法需要从表面到内部，进而返回表面，从事物的内部联系与外部表现的交错与综合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动力与必然性，这在拉布里奥拉看来是“唯物史观应当掌握的困难的方法”。此外，针对当时社会对“英雄史观”的争论，拉布里奥拉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予以批驳。当时盛行的有“不妥协的社会学家”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彻底否定，有“个人主义者”对英雄人物的完全推崇，更有“经验主义类型的历史学家”的折衷主义。针对这些观点，拉布里奥拉认为历史中的矛盾、对立、斗争和战争等错综复杂的对立条件本身会促生一些人在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或完全可以忽略的，而是需要从社会制度和一般原因的基本条件中解释他们的出现，将特殊人物的历史作用置于现象与事实、联系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当中来理解。

　　新的历史观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因素中找到了由经济结构决定着的阶级动因，而从阶级矛盾的对抗力量中发现了走出旧的社会形式的废墟的革命手段。资产阶级发展内部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其本身就酝酿着无产阶级的反题。因此，新的历史观的批判并不是从外部转向内部的主观批判，而是对包含在资产阶级发展本身之内的自我批判的发现。拉布里奥拉是这种新的批判观的坚定拥护者，在对批判的共产主义的阐释中，他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对立中，无产阶级及其新的学说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为了终结旧的封建的阶级冲突和混杂，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一个短时期内急速且剧烈地走过了自己产生和形成的阶段，并产生了论证自然秩序和私有制的必然性的资产阶级学说，但随着普遍的社会失业、由财富产生的贫困、小私有者和农民的破产、货币变为资本、工业城市周围麋集着的绝望等等，戳穿了自然秩序和私有制的谎言，揭开了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对立的基本矛盾。

　　在此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及其学说展开了“直接的、常常是天才的批判”,但由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决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部性和片面性，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以一种总的历史观作为科学的补充，吸收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这一不完善的批判形式，从社会本身的内部结构中发现矛盾和对立，并且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找到革命这一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基本方法。拉布里奥拉深刻地批驳了当时盛行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不用对社会本身的总的和基本的结构进行彻底改造，这种片面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象而已”。拉布里奥拉从批判的共产主义立场批驳了温情主义者的改良主张，认为批判的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中，是随着无产阶级在大工业和现代国家内部的形成和发展而诞生的；另一方面，新的批判共产主义学说又赋予了新的社会革命需要以理论形式，改变了无产阶级发展的观念，即只有彻底改革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解放。正是基于此，他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把下列任务放在眼前：消灭虚假的荣耀、消灭傲慢、消灭那些无产阶级之间为使自己的名字写进人道主义的功绩大书而展开的怪异的竞争”。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批判的共产主义不仅阐明了历史和当下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客观必然性，而且也确证了一个由于历史发展本身所包含的必然性而必然到来的时代，即人类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拉布里奥拉秉承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将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批判共产主义理论的价值朝向和发展确证。“历史赋予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的使命，马克思的工作要旨就是要科学地确证无产阶级谋革命、求解放的方略。”马克思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前时代”,人们从事生产生活的一定条件是同人的现实局限状态和人的片面性相适应的，而这种片面性只有在矛盾产生时才能够显现出来，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会被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交往形式所替代，而新的交往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又将会成为新的桎梏，历史既是随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形式的承接，也是人本身力量的发展。而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将会“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形成新的个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是人将自身的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我控制之下，从而使这些条件由过去受偶然性、独立性支配转变为必然的、联合的形式。拉布里奥拉在阐述共产主义理论时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脱胎于“现代社会”及它的对抗性的制度是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基础上，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实现共产主义将会是发展的必然，使人摆脱“客观的异己力量”,摆脱阶级矛盾，最终达到的将会是一种新的联合，这种联合将使人“从历史上至今以各种复杂的意外事件和事故的形式出现的盲目偶然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网站特别附录：

　　网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亲爱的读者、、红友们：

　　到今年九月，将迎来建立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期待那时我们能共同庆祝纪念。近二十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和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私有化、买办化、资本全球化）、反对修正主义（阉割歪曲抹黑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农兵劳动人民利益、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积极战斗，走过了曲折复杂的艰难历程，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欠薪民工、码农等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积极发声，使得一些爱学习肯思考的劳动群众及其优秀子弟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觉悟起来，让一些积极向上的进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联络了曾经跟随毛主席参加两场革命的革命前辈及其优秀儿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终如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红色卫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兵学干且顶着逆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在后毛时代先后觉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时期仍然真心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社会舆论场上一个重要的红色阵地。并且，从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红色战友，开辟了新的战线，发展了新的阵地，创建了数家新网站和一批自媒体账户，丰富和开拓了红色阵营，为21世纪中国红色大潮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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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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