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事关国家政权稳固与否的重大问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在执政条件下结合苏俄具体国情与时代环境,论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领导力量、基本任务和斗争方向。在领导力量方面,坚持党总的领导,确立党领导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并且要求科学地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在基本任务方面,重视加强政治教育,通过启发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心防线;在斗争方向方面,强调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回击,加强斗争的思想武器和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努力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守正才能创新,列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精髓和价值意蕴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为中国化解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
[关键词]列宁 意识形态安全党的领导 新时代
意识形态以独特的方式渗透进国家政权的兴衰机理之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整体安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面临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仅面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而且敌对思想的“培养基”在国内依然存在。列宁指出:“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敌对势力,必须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且坚持与敌对势力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基于此,列宁围绕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性、基础性和方向性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明确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力量、基本任务和斗争方向,有效维护了苏俄的意识形态安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深入研究列宁关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精髓和价值意蕴,有助于深刻理解和坚决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
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力量:强调要重视党的领导作用问题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成为首个执掌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统一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为了确保新生政权不变色、不变质,列宁首先提出“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并且就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党的领导做了初步阐述,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保障。
(一)明确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任何执政党要实现政权的稳固,都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为政权提供合法性辩护。面对国内思想领域的复杂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成为执政后的布尔什维克党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在领导苏俄的过程中,列宁始终坚持党领导意识形态的宗旨,先后发表了许多讲话和论述,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对党的领导问题的重视,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一方面,苏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复杂的状况,共产党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应当成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列宁明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从而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保证。另一方面,列宁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着重强调针对的是思想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分立主义倾向。一些人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思想文化事业实行“不干涉”政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排斥党的领导,企图建立与党并立、与党竞争的“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妨碍了思想文化建设的正常开展,也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在解决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问题时,列宁坚持“党不仅领导政治,而且也领导经济和文化”的宗旨,即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条件,而思想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对于无产阶级文化派分子的错误立场和活动,列宁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这有力澄清了协会同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粉碎了其“完全自治”的企图,再一次明确了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原则。
(二)确立党领导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
政治上层建筑一经确立,能够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实施提供保证,对于维护执政党思想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领导地位的实现,是与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具体方法就是确立党领导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政治保证。列宁在领导苏俄的过程中,不仅明确了党领导意识形态的原则,而且还在领导体制上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有效发挥了党的领导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工作,苏俄亟需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治教育机构,实现全部政治教育工作的统一。列宁认为,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十分必要的,但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列宁指出:“这一统一只能理解为应保持、加强和扩大的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党组织的独立自主,而且是该党组织对该部一切部门工作的领导的、指导的和主导的地位。”这实际上强调了要将党的领导原则体现到该机构的日常工作和组织建设中,加强党对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指导。1920年11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下成立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后者在行政上从属于前者,但在“工作性质方面成为党在国家机关系统中的直接的机构”,受俄共(布)中央领导,对全国政治教育工作进行统一指导。随后,全俄各地方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组织管理体系,有效地将全国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工作统一起来。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并着重强调必须在领导体制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地位。
(三)党必须科学地领导意识形态工作
思想文化工作不同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其他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来看,能否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否科学地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整个工作的有效开展。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列宁注重观照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强调党必须科学地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列宁认为,在思想文化问题上不能着急,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无产阶级在推翻旧的统治时,还必须要摧毁与旧的统治相适应的旧的意识形态,代之以新的意识形态。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些旧的思想意志作为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无法在短时间内被消除干净。列宁对此有深刻认识,他认为,过去的东西虽然被推翻了,但是没有被根除,不能指望在短时期内就能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胜利,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他告诫大家:“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巨大的耐心、坚决的意志和科学的规划,同旧的思想开展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第二,列宁对不同思想文化事业的特点和规律也予以重视,主张对不同领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他将教育领域的工作和艺术领域的工作加以区别,强调艺术领域的工作可以保留一定的自主权,但是教育领域的工作则必须纳入党的全面领导。与此同时,列宁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善于同专家合作,对思想文化工作实行“内行领导”。他以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为例指出:“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只会侈谈‘领导’,却不善于安排专家做实际工作……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无用处。”并且特别强调,教育人民委员部如果没有专家的结论,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这充分反映出列宁高度重视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力求实现对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领导。
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任务:通过政治教育启发群众的觉悟
人心向背是衡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指标,只要稳住了人心,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安全就有了保障。列宁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党在建立政权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使人民认同党的纲领和政策,以得到各阶层的充分支持。在当时,敌对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培养基”依然在社会之中存在。因此,要维护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换言之,要大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启发和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有效构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心防线。
(一)通过政治教育启发群众觉悟
新政权建立伊始,列宁就认识到,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人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受到残余势力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农民在苏俄占人口的多数,他们“必然地会把自己的偏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思想和政治氛围中来。并且,新政权还面对着资产阶级的舆论攻击。为了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列宁一贯重视对群众的政治教育,他认为:“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就难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战争年代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宣传鼓动,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就强调:“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他提出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启发群众觉悟,使群众认识到本阶级的前途,努力克服旧习惯和旧风气的影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要求通过调配党的力量和有步骤地采取措施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这项工作应当列为党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他要求向广大群众充分解释和说明党的方针政策,使群众形成正确认识,从而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民心基础。
与此同时,列宁强调,政治教育需要同扫除文盲工作配合起来进行。如果广大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对意识形态的知识理论基础缺乏鉴别力,他们就容易受到错误思想或情感因素的影响,政治教育就难以进行。列宁把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同开展政治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是开展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没有文化知识就谈不上政治觉悟。他认为,文盲是政治教育工面临的“三大敌人”之一,“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在列宁的指示下,苏俄成立了全俄扫盲非常委员会,开展广泛的扫盲活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及文化水平,为在政治上有效凝聚、动员群众奠定了基础。
(二)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
对群众进行教育和宣传乃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提高群众觉悟,列宁强调要不断改进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方法,采取丰富的、合适的形式和方法教育群众。苏维埃政权一成立,俄共(布)就派出成千上万的宣传鼓动人员前往全国各地,在广场、街头、工厂和剧院等地方经常性地举行群众大会,这种紧密联系群众的宣传鼓动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宣传的效率,而且还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各个地方。对此,列宁强调:“这是一项艰巨但一定会取得成效的工作。”俄共(布)遵照列宁关于“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和特性”的指示,采用了鼓动列车、鼓动轮船、“红色马车”等各种新形式,并且还兴建农村图书阅览室、人民文化馆等各类文化教育工作基地,有效地提高了政治教育的实效,加强了广大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了解。
随着国内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战争年代的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等宣传形式已经不合时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对群众要求的敏感性。为了贯彻列宁的指示,俄共(布)十大要求工会作为学习管理的学校,应当以说服的方法开展全部工作;党的机关必须要提高宣传鼓动工作的质量,调配数量充足、经验丰富的党员来做政治教育工作,“最好还要每隔一个短时期在邻省之间相互交换鼓动工作人员,以便使鼓动的方法和内容更加多样化”。1921年10月,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着重强调:“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在这里,列宁认识到纠正行政作风的必要性,认为要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就必须学会和创新政治教育的方法。
(三)在与经济工作的结合中提高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实利益的满足对于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共产主义觉悟具有根本性意义。列宁强调,要增强工人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不仅要改进宣传和鼓动方式,而且也需要将宣传工作建立在经济状况的改善上。在战争时期,一部分群众因为生活困苦,出现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革命胜利伊始就提出,党和政府应当首先解决“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起义和工人罢工等一系列政治危机使列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塑造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信仰,就必须切实改善人民生活。
当国内形势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成为俄共(布)的主要工作,历史已经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转入“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这个时候单纯靠说教是难以使政治教育取得实际效果的,因为没有利益实现的基础,任何理论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要求,政治教育必须随着任务的变化,改变“过时的方法”。他认为“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老式的宣传”已经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了,因此不能像过去一样满足于单纯的说教,而应该使政治教育工作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通过国民经济的改善和人民利益的实现巩固宣传效果,在同群众利益的结合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稳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基础。
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斗争方向: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坚持斗争
伴随着新旧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有新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在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当时,苏俄不仅面临资产阶级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还包括“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这对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和命运构成了严重威胁。列宁正确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紧迫性和尖锐性,强调必须同各种敌对观点和思想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用很大精力领导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有效地清除了资本主义和其他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一)全力铲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在俄共(布)执掌政权后不久,列宁就着力领导全党清除旧的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当旧的社会灭亡时,“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为此,列宁要求与一切敌对的观点和思想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列宁的这一主张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势力的联合围剿提出来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蔓延,对俄共(布)极尽诋毁和攻击之能事,污蔑党破坏了自由和民主制度;在国内,资产阶级仍有复辟的意图,他们死命地抓住扰乱人心这个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无产阶级政权进行侵袭和进攻。面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局势,列宁要求俄共(布)必须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对错误的思想观念展开批判,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政权的合法性。
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私人资本的成长,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活跃起来,“这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领域实行放开的新经济政策,相反,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倍‘拉紧’了‘缰绳’”。在实行更加宽松和自由的政策的同时,列宁告诫党和政府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放任自流。正如他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中所写的:“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这一草案反映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策略:越是在开放的环境中,越要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列宁在意识形态领域动员和部署了反击资产阶级的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遏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势头。
(二)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武器
打赢意识形态斗争离不开批判的武器。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列宁认为:“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他高度重视在学术领域的话语权,要求强化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柱进行有力的反击。
首先,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同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紧密相关,能否成功改造旧的知识分子并且培养无产阶级的理论工,是决定意识形态斗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列宁在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功能,认为要占领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必须依托知识分子的力量,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教师是乡村唯一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力量。因此只有借助他们的帮助才可能实现对青年一代以及所有的农村居民的意识形态影响”。列宁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只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文化建设任务的论调,认为这种观点是“十足的杜撰”,不仅对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权毫无帮助,而且还给思想文化界造成了混乱。当然,为新社会培养工的问题,仅仅靠吸收和改造旧专家是不可能解决的。列宁认为,必须从劳动群众中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为此,苏俄成立了红色教授学院等培养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教学力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提升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中坚力量。
其次,为了强化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列宁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学术研究阵地,组织力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鉴于俄国科学院还没有完全站到苏维埃政府的立场上来,而且其研究范围也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要,1918年,列宁就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机构的问题,先后起草了两份文件。在列宁的指示下,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这是苏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1920年底,俄共(布)又根据列宁的提议,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下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所,从事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对于推动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武装了广大群众的思想。
(三)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资产阶级不甘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开动了全部宣传鼓动机器污蔑和攻击苏维埃政权,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逆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及时察觉到这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在驳斥错误的、有害的思想观点时澄明了掌握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性。
一方面,列宁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宣扬的教育“不讲政治”的伪善观点,认为教育必须要联系政治,确立教育事业的无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列宁揭露了资产阶级在教育问题上的虚伪性,资产阶级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但是却反对无产阶级对教育的领导,这种教育脱离政治的旧观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为把持教育事业提供辩护。为了防止资产阶级通过教育事业影响群众的思想,列宁开始着手进行教育事业的改革,并且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作了明确且权威的规定:俄共(布)在国民教育方面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为了彻底改变教育事业的阶级属性,列宁以明确教育目的、改造教师队伍和改革教育模式的方式,逐步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民教育体系,有力地加强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机制。另一方面,列宁对资产阶级标榜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列宁密切关注苏维埃报刊的发展,针对米雅斯尼科夫宣称“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并且在报刊问题上坚持“出版自由”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观点的非党性和危害性,认为所谓的出版自由实质是收买报刊、影响舆论的自由,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下,如果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列宁在革命胜利后迅速签署了一系列出版法令,取缔了顽固坚持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的宣传机构和刊物,并大力发展无产阶级的报刊事业,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报刊领导体制,从而牢牢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
四、列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价值意蕴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捍卫者,列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并且从巩固政权的角度出发,明确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领导力量、基本任务和斗争方向。时代发展变动不居,列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精髓要义却历久弥新,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斗争意识是其思想深处蕴藏的重要价值,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为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守正才能创新,深刻理解列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价值意蕴,可以为当代中国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明晰方向。
(一)明确党性原则,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重要基础。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以坚定的党性原则获得、实现意识形态统治的功能,进而保证国家发展的方向不偏。在维护苏俄意识形态安全过程中,列宁澄清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他认为,要以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为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保证,使思想文化阵地都在党的领导之下,要求按照客观规律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党性原则的指引下,俄共(布)有力应对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使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安全得到切实维护。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全局性的转变,这一转变离不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领导和科学谋划。进入新时代,针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中存在宽、软、松的现象,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命题的提出,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党性立场,是对列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历史关口,意识形态领域进入敏感期,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复杂性和严峻性前所未有。在这种形势下,要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必须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一方面,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以制度力量确保党性原则贯彻到意识形态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快构建全党动手、群众参与的“大安全”格局,建立稳定有效的安全系统,形成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党的领导,在把脉媒体运行规律、文化发展规律和社会变迁规律的基础上,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进行科学的谋篇布局。
(二)坚持人民立场,凝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磅礴力量
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著标识。区别于资产阶级对人民主体意识的遮蔽,社会主义国家将群众的思想觉悟视为国家力量,通过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使人民群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事业,进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革命必须伴之以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列宁认为夺取政权后必须取得群众的充分认同,“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为此,列宁领导俄共(布)广泛地开展政治教育,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形式来团结群众,力求激发他们的革命信念,并最终为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安全构建牢固的人心防线。
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始终站在人民立场谋划和推进实践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信念和信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任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过程中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民心基础。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习近平多次要求党员干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使网络成为凝聚人民共识的新空间,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这些话语表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立场的不懈坚守,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明确了价值导向。立足新征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将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将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地统一起来。既要在回应群众关切、纾解民生问题、满足精神需求的过程中巩固全社会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也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群众、用核心价值观塑造群众,通过思想和价值的力量使意识形态内化到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中去,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进而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民心基础。
(三)增强斗争意识,打赢意识形态斗争的攻坚战
唯物史观认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一个阶级要获得并巩固统治地位,就必须使自身的思想在这种斗争中获得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不可免地将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激烈的较量。列宁既看见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客观性,也深刻认识到这一斗争的长期性,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进行彻底的、长期的斗争。为了维护新生的政权,列宁强调要以理论的力量揭露和回击错误的思想观念,并且要求采取行动掌握思想舆论阵地,占领斗争的制高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至今仍然有启示意义。
习近平强调:“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的态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百年变局催动各种思想文化激荡碰撞,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态势更加尖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前所未有的艰巨。在如此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斗争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提出的“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对列宁意识形态斗争思想的时代性创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自觉。立足新征程,需要坚定斗争意志,明确意识形态斗争是主义之争、是事关国家兴衰存亡之战,在面对错误思想观念时,必须敢于旗帜鲜明、主动坚决地进行斗争,拒斥“骑墙派”的错误做法。同时,也应当强化斗争的武器。对于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错误观点,应从学术和理论上对其进行透彻的分析,掌握斗争的主导权,把握好斗争的分寸和火候,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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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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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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