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阎文喜 作）】
前段时间，网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文学观的大争论。
引发这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一所大学演讲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文学从来不是用来歌颂的工具。我有一种偏见，文学是用来揭露黑暗批判丑恶的……”。他的这个观点，当时就有人提出过异议，但未引起什么反响。去年遭到了司马南的质疑。司马南认为，文学当然可以揭批，但也可以歌颂，不能只是揭批，不能歌颂。显然，司马南的这一观点是“全见”，比莫言的“偏见”正确。但莫言是得了“诺文奖”的大人物，有崇拜者呀。这不，司马南对莫言的屃疑，竟然引起了莫言的崇拜者、上海的一位王女士的极大不满。她打电话怒气冲冲指责司马南不该质疑莫言，为莫言的“偏见”作辩护。司马南就质问她：文学为什么只能批判不能歌颂，为什么不能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母亲、歌颂爱情……。问得那个王女士哑口无言。但她不服输呀，这一点上她说不过司马南，就以司马南不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而带动广大网民批评莫言，还说什么司马南是“挑动无脑爱国者批判莫言……”。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南觉得，你批评我可以，但不该骂爱国的网友是“无脑”呀。为了请网友评个理，就把电话录音传到了网上，从而引起了这场争论。
从网上的情况看，赞同司马南及其相同观点的，占大多数；赞同莫言及其崇拜者的也不少。应该说，争论中绝大多数网民还是理智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但是，也有少数人讲不出道理，就用谩骂、攻击，甚至用“扣帽子”的办法想压服对方。而已经觉醒了的大众，各人心中都有一竿秤，压是压不服的，甚至像“拍皮球”，越重拍它，它就跳得越高。就这样，惹得更多的人参与争论来了。
坦白地说，我本来已老朽了，不想参与这场纷争了。但看到一些人骂司马南的支持者“没文化”、“无脑”、“无知”、“脑残”、“傻逼”、“不懂文学的外行，就不要参加争论”，甚至污蔑司马南“挑动民族分裂”，“妄图搞文革”，“是职业坏人”“该下地狱”，却又举不出对方坏在哪里的任何事实。我就想，司马南的粉丝爱国也错了吗？为何被一些自视“文化高”、“脑袋灵”的人，讥讽为“无脑”、“脑残”、“傻逼”、“外行”，是“无知爱国者”呢？司马南不就是对莫言先生的文学观，也就是他的“偏见”，提了一个质疑吗？难道莫言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玉皇大帝了？就算是玉皇大帝，孙悟空不也“大闹天宫”，把他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去了么？莫言比玉皇大帝还神圣得不可侵犯么？司马南对莫言也就是提出了质疑，他犯了罪吗？就算犯了罪，难道是滔天大罪吗？怎么有人用那样重如泰山的大帽子压他呢？公道吗？一大堆的问号在我的脑袋里旋转。为了给司马南（声明一下，我和司马南、莫言两个人，都既无冤无仇，也无恩无爱）讲讲公道话，也就拍案而起，站了出来，用写留言的方式参加了这次争论。
由于参进来争论的人越来越多，观点各异的网民又谁都说不服谁，场面也就很是热闹了，争得相当激烈。有“好好先生”看到这个场面，有些担心了，于是出来“劝架”，也或许是出于好心吧，他说：“争来争去争不出什么结果，大家不要争了。”
对此，我也有一种“偏见”，觉得这场文学观的争论，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争，而是重要问题之争。如果是一个家庭里因为老年人节约惯了，剩菜剩饭舍不得倒掉，而年轻人讲卫生，硬要把剩菜剩饭倒进垃圾箱里去。这样的小是小非，的确难说谁对谁错，争不出个什么结果，为此而争得不可开交，就真的是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伤害亲人之间的感情。所以，对这种争论，我也想当“好好先生”，劝他们“不争了”。然而，这场文学观的争论，却并非“倒不倒掉剩菜剩饭”的小事之争，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文艺该怎样搞好、如何能够健康繁荣发展的大是大非之争。这样的重要问题，还没有争论得清楚，岂能糊糊涂涂草率收场呢？
我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还是应该争辩请楚、明白才好。即使不能把文艺所有问题都争明白，但至少要把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这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搞明白吧。我们应该要让大家懂得，我们的文艺是人民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文艺的方向，一定要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个“两为”方向。
说起这些，有人会质问了：“照你这么说，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还要不要呢？”你问得不错，我们的文艺，除了“两为”方向，还有“双百”方针，我们都要坚持和贯彻执行。我要强调一点是：不能把“双百”方针同“两为”方向对立起来。只讲“双百”方针，却不提“两为”方向，那是大错特错的。
大家想想啊，如果一个人要到东方某处去，他却搞错了方向，往西方走去。那么，他越走得快、越走得远，是不是距离他要达到的目的地更远了？要是把文艺的“两为”方向都抛弃了，还大谈特谈文艺的“双百”方针，那有何用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必须要把这个特别重要、极端重要、非常重要的问题弄清晰，不能含糊。要统一大家的认识，即使不能统一百分之百的人的认识，也要统一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只有统一了认识，行动才会步调一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否则，人们连方向都分不清，那不等于“盲人骑瞎马”，只会乱闯乱撞。再说，思想认识没统一，行动就只会跟着各自的感觉走，“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成“乱轰轰，你刚唱罢我登场”的场面，乱吼乱叫一阵，乱人心灵，危害社会，后果严重！
我这样一说，有人可能又会说了：“照你这么说，文艺不成‘一家独鸣’了吗？哪里还有‘百家争鸣’呀？”嗯，这件事，我觉得前面已经说清了。但既然有人还提出来，那我就还再啰嗦几句吧。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就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人民大众是指什么人呢？这个，毛主席讲得清楚不过了。他说：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国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对不起啊，在这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含糊其词，而要明确表明，这是红线，不能随意逾越，就如谈台湾问题，一定要在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来谈，不承认“一国”，其他一切都免谈。
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是一样，凡是中国的文艺工，哪怕你是多么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要认同这个方向。除非你不是中国人，是西方人、美国人，是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那才可另当别论。但也应该拿出国籍证明来验证，如果真是外国人，就不应该干“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勾当，同样得遵守中国的法规。当然，我们的文工，在“两为”方向这一大旗下，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积极努力，创造条件，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花”和“家”，不会受任何限制，能享受充分创作自由的权利。
在这场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我冒昧提个建议：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一次全民学习“两个讲话”的活动。“两个讲话”即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文联十一届、全国作协十届大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提高大家的认识，统一大家的思想。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有人感到组织全民开展学习活动，规模太大，怕难掌控。这种担心，或许出于好意。那就把学习规模缩小，只组织全国文艺界的全体文艺工来学习吧。要求大家认真地学，好好地学。学报告，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谈认识。通过学习讨论，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讲话”精神（我是学过多次了，我认为这两个讲话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上来。这样，这场争论，自然会以参加学习者绝大多数人得到提高，达到增强大家的共识和团结，搞好我们文艺工作，促进文艺健康繁荣发展的良好效果。
我们还要知道，文学观的大是大非不辩清，其危害是相当大的、严重的。众所周知，一段较长时间内，我们的文艺界尤其是演艺圈，出现了诸多乱象，引起了大众的普遍不满。我这个从基层文联退休的老头，对这些乱象出现在神圣的文艺殿堂，在感到震惊的同时，还感到害羞得无脸见人！我原本是在很好的单位工作的，是受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影响、听到人们把作家艺术家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好羡慕、好向往，我才“半路出家”走进了文坛的，而且是从文联退的休。如今被一些“老鼠屎”把文艺界这“一锅好汤”，搞成了被众人讨厌唾骂，连文联的干部、作协会员都成了“不是好东西”。有朋友对我说：“喂，你们文艺界，怎么搞的嘛？有的索要天价片酬，有的搞‘阴阳合同’偷税逃税，有的吸毒，有的乱搞，什么乌七八糟的丑事都有。你老兄一个这样干干净净的人，如今掉进文艺界这个污水池里，毁坏了你一生清名啊，太可惜了！”这是知道我为人的朋友当面对我说的话，说得比较客观。有的只认得我，却并不很熟悉的人，则可能把我这个在文联干了10来年、还是从文联退休的干部，看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乌鸦群”中的一只“乌鸦”，在背后讥笑我呢！我虽感到委屈，但想到我们文艺界演艺圈出现的那些乱象，觉得人家并非造谣污篾啊，我能说什么呢？个人受点委屈，毕竟是小事一桩。但是这些乱象，污染了社会环境，毒害了人们的心灵，则是让我痛入骨髄的！
那么，好好的文艺界（包括演艺圈），为何会出如此多的乱象呢？原因很多，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艺界许多人（包括一些影响力很大的权威人士），有意无意把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常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把文艺“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这句话中，虽只加了一个（币）字，可它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写什么、演什么，怎么写、怎么演，都围绕金钱（资本）为轴心而转，“有奶便是娘”，谁能出钱、出得多，不管好人歹人，也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就一心一意，忠心耿耿地他们服务。这些人，全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写的演的是什么，不必详说，可想而知。所以，从根上说，要预防乱象的出现，必须找到“病根”，并进行“根治”。而治这一病毒的良药，我以为就是“两个讲话”。比如我们当前争论的这个“歌颂与揭批”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了。我把这段话抄录于后：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学史上的事实吗？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兴趣而不知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人民斗争勇气和胜利的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蟗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这场争论，如今似乎“风平浪静”了，其实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来，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少人的思想还是“一脑奖糊”，没有一个大致统一的、正确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值得提出来再说道说道，希望起一个“抛砖引玉”、“真理越辩越明”的好效果。
（：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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