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以及理解史、解释史和接受史的研究。只有从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四个方面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运思逻辑和理论个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研究范式；维度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开始于1982年，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流派的思想发展史和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尚待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就是应当在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和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西方的理论效应、实践效应以及理解史、解释史和接受史的研究。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影响，而且还有利于我们把握中、西方学术界支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从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内在机理，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本文的目的在于系统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方法论应当遵循的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从而为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奠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01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历史维度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历史维度主要是指必须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建构的现实逻辑，以及在回答时代问题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及其对后世理论和现实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远远谈不上把握了他们理论命题的本意和理论建构的逻辑，这根源于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期以来缺乏历史维度，我们不是去认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他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而是对他们的理论文本做抽象的解读，然后把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与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作对比，进而得出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面临着什么问题，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过程中又提出了什么理论问题以及这些理论问题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都在我们应该研究的内容之外，除了对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熟悉之外，很难说真正把握了他们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使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看似热闹，在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上却无实质的进步，无法真正凸显和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这就决定了要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实质，就必须对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有准确的把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看，正是西欧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展开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引发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思，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此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1]西方共产党、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把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如下两点原因。第一，西欧具有不同于俄国的社会结构，与俄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缺乏民主传统，主要依靠政治暴力维系其统治不同，西欧社会存在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是包括政治暴力和意识形态统治在内的总体统治，西欧革命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仅仅打碎国家暴力统治，革命就取得了成功。对此，葛兰西在反思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堡垒工事网”，[2]这就决定了西欧革命不能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是应当采取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心理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对总体性的渴望与追求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主要问题；第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难题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不成熟，其根源既在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价值功能的发挥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育，也在于西方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内心意识的侵蚀，这就决定了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是注重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培育具有成熟阶级意识的革命主体。如何培养成熟的阶级意识，寻找革命主体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一时代问题反映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上，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以探求世界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的近代知识论哲学，主张通过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意义，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人的主观意识作用的研究，从而形成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功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辩证法、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由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只有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临的时代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理论运思的逻辑和理论实质。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二战”以后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西方社会的统治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西方社会的统治方式的变化看，借助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财富，资产阶级或者在全社会宣扬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消费主义价值观，通过制造“虚假需求”牵引人们到追求和消费商品中实现满足，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使当代西方人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日益淡化和弱化；或者在全社会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获得人们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和文化秩序的认同。也就是说“，二战”以后的西方社会的统治方式不仅呈现出包括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心控制和外部政治暴力统治在内的“总体统治”，而且呈现出越来越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维系其政治统治。从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看，不仅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而且工人阶级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蓝领工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较低，具有较强的革命意识；“白领工人”则求稳怕变，革命意识日益淡化和弱化，西方左翼力量的分化组合由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临的难题。从西方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变化看，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由于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有效地防止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恰恰相反，伴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丰裕社会，西方人不是更加自由和幸福了，而是越来越不自由并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这是因为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总体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个人日益为社会所吞没，也使得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转变为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与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反抗总体，追求个人主观精神的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培育由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看，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的首次公开发表，极大地影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这部著作的公开出版形成了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题和本质的争论，这种争论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同时，也使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阵营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和集权主义的批判，又进一步对上述争论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繁荣期。正是上述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不仅产生了法兰克福派、列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科莱蒂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人物、新流派，而且文化批判、消费批判、社会批判、空间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复讨论的理论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不平等问题、性别问题等新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现象，由此产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他们或者把生态批判、性别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或者结合当代哲学的研究，把自由、平等、权利等作为其研究的主题，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转向，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其理论主题的转向，都是与他们所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密切相关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必须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维度的研究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拘泥于抽象比较中、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的不同来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从而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原意与实质。
02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文化维度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文化维度就是要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对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深受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与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佩里·安德森曾经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传统的最为突出的一个特性，或许是：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类型的欧洲唯心主义及其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范围一直是复杂的，既相吸又相斥，既有借用又有批评。至于这种反应的确切融合形式，则因事而异”[1]。我们在肯定佩里·安德森这一判断的准确性的同时，还应再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进一步做扩充。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受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而且还受他们所处的哲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给他们的理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赋予其不同的理论个性。只有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根源，我们才能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个性和理论实质。
卢卡奇在反思和回顾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时指出，他最初是受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影响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进而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社会学家。“虽然我总是对极端主观的唯心主义怀有疑虑（既怀疑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也怀疑马赫主义），因为我不能理解，怎么能把现实的问题简单地当作内在的意识范畴，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唯物主义的结论，而是反而使我接近那些想以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方式、甚至是以神秘主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哲学派别（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西美尔、狄尔泰），我曾是西美尔本人的学生，他的影响也使我有可能把我在这一时期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东西‘纳入’这样一种世界观”。[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是以黑格尔的眼光看待马克思，在政治观上既受工团主义理论家索列尔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深受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考茨基、卢森堡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它“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4]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反思时代问题的结果，并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既充满了理论创新，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卢卡奇不仅提出了诸如“合理化”“异化”论题，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家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而且卢卡奇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解释、经济决定论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功能和理论形态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从理论的矛盾与缺陷看，主要在于卢卡奇虽然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论题，但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他把“异化”与“对象化”混同起来，其结果使异化成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状态。与此同时，他虽然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并由此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在正确地强调了实践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同时，却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遗忘了……这也意味着，作为这种物质变换基础的自然的本体论的客观性必须消失”。[4]只有把握卢卡奇上述多种思想来源和文化根源，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所具有的正、反二重性特征。
葛兰西的理论运思过程深受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以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哲学、历史、政治三者一致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是18世纪末伴随着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一股文化哲学思潮，其理论的先祖和创始人分别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其理论特点是反对把抽象的理性原则强加给历史，反对用自然科学实证方法研究历史，强调“人类历史是人本身的产物”以及“历史和哲学相一致”的思想。葛兰西是通过意大利两位著名的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克罗齐接受上述历史主义文化哲学的。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明确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称为“实践哲学”，不仅反对把唯物史观看成是先验、思辨的思想体系，要求立足于人、实践以及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哲学，进而提出了哲学、历史、政治三者一致的思想，要求把哲学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克罗齐在维科历史主义文化哲学的影响下，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坚持“哲学与历史同一”的原则。上述历史主义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使得葛兰西“从大学时代到‘狱中札记’，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始终具有某种一贯性，可以说这就是反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或者说是反机械论的决定论、反对宗教、重视历史和文化的思想”。[5]葛兰西在继承克罗齐的反决定论、反实证论思想的同时，反思和批判了克罗齐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坚持“哲学、历史、政治三者一致”的原则，立足于意大利革命实践的现实，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解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本质上又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哲学”，其功能和使命不在于要发现什么不变的形而上学规律，而在于要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上，改变人们的心态，形成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只有深入到葛兰西所处的哲学文化传统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葛兰西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实质。
法兰克福学派则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与弗洛伊德的微观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寻法西斯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控制人的内心的具体机制，培育追求自由解放的独立人格和“新感性”，并对当代西方社会展开了文化批判、技术批判和社会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理论论题。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流派也是在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展开其理论建构，如阿尔都塞的理论运思过程深受法国认识论传统，特别是白歇拉尔的科学认识论的影响，进而提出了“认识论的断裂”的命题。受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特别是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视对历史发展的共时态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历史无主体论”的命题。在弗洛伊德主义，特别是拉康的镜像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受分析哲学的影响，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受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影响，实现了政治哲学研究的转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同生态主义思潮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对话的结果。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佩珀指出“生态主义（主流以及一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的版本），被输灌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而后者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诸多一致，尽管它是一种旧的政治哲学。生态主义的红色批评是把它推向一个更现代主义视野的尝试，包括：（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一个绿色社会主义处方与视点。”[6]也就是说，不了解生态主义思潮，就无法真正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
可以看出，我们只有强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文化维度的研究，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建构背后的文化逻辑，才能真正把握其理论的真实含义和价值。
03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主要包含三重含义。即支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的理论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理论问题、理论效应以及支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哲学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只有在强化上述理论维度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推向深入。“理论总问题”的概念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的，其含义是指支配理论家的理论思维方式或理论生产方式，它决定了理论家如何思考、回答时代问题和提出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解仅仅满足于对其理论的资料评介，对支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思考的理论总问题却缺乏必要的挖掘和研究，导致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难以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层的理论逻辑，而且也难以从总体上把握理论家的理论性质。把握理论家的“理论总问题”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理论总问题”既是理论家理论思维方式，又是理论家的理论生产方式，只有把握了理论家的“理论总问题”，我们才能透过理论家表面的白纸黑字，把握理论家是如何思考他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并揭示其理论探索和建构的内在逻辑；二是任何理论家的思想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进而形成不同的理论文本，只有把握其理论总问题，才能正确确定思想家不同发展阶段思想的性质与意义，科学评价不同时期理论文本的价值；三是理论家理论总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既取决于理论家如何思考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也取决于他们如何处理与他们同时代意识形态和哲学文化思潮的关系，把握理论家的理论总问题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其面临的时代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他们所处的哲学文化思潮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还必须进一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理论问题以及理论效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主要目的或者是为了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或者是为了探索作为西方个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围绕上述目的，他们提出了如下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问题、本质问题、功能问题、理论体系、实践问题、辩证法问题和认识论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包括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实践人本学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四大解读模式在内主体论路向和反主体论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这两种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根源与理论分歧无论是对于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还是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内在机理，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二，围绕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的探索和对西方现代化实践后果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总体性理论、异化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理论、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空间理论、生态批判理论、政治哲学理论、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等等，探讨这些理论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趋势；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强调人的主观精神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形成对于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和作为西方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凸显了正确解决物质与精神因素的辩证关系、身心关系问题对于实现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还必须进一步把握其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理论效应。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西方效应看，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存在着相互的理论影响和理论对话，而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主题和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把深化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强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的有机结合，从而深化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效应看，主要体现为它一方面为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开拓了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诸如生活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政治哲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思想资源的作用。[8]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就是要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效应展开系统的清理与研究，深化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认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还应包括对支配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理念演变的考察。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主观批判和同情的理解两大阶段，对其评价经历了单纯否定批判、客观引进到盲目崇拜的发展过程，要真正理解和评价上述研究阶段和评价结果的演变，除了需要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外，还必须把握支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理念的变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演变看，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理解经历了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归结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一线单传”的发展历程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源，与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过程的演变。在“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支配下，我们把凡是具体理论观点有别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就被看作为修正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异端”，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思批判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真实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的真实含义与价值；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学术界逐渐树立了“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人们开始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和文化传统出发，同情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看，我国学术界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一统天下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维理解的发展过程。对此，孙正聿教授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划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范式、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和90年代以后的后教科书范式三个阶段，指出后两个阶段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性与人的历史活动、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探索的重大关系问题，并以这些重新理解的研究成果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9]只有把握由于上述两个维度的转变，才能真正理解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评价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并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前提。
04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实践维度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实践维度，就是要注重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实践效应。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实践效应而言，就是要考察其理论与西方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效应而言，就是要考察其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运动、文化运动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体现在：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反思的结果，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正是反思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源，揭示了西欧社会与俄国的不同特点，要求超越“十月革命”的模式，提出应当立足于西欧的社会现实，展开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心理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并把以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斗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革命看作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把各个击破的“运动战”和最终与资产阶级展开“阵地战”有机结合起来，并由此强调实践和“总体性”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不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做过系统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也有过深入的分析。科尔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而形成的不同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新流派。在他看来，以卢卡奇和他为代表的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反对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布尔什维化运动”，要求根据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提出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信奉的理论教条和革命策略，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在“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正统派之间的联盟为一方（尽管他们之间有次要的、暂时的或琐碎的冲突），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10]之间展开，争论的主题经历了从政治和策略问题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争论的发展过程，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共产国际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演变既是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反思和总结，又是对西方系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伴随着西方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的显现，1968年发生于法国，并迅速弥漫于西方的“五月风暴”，这场社会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以“亚文化”和“反文化”为特征的反对资本主义主流文化的社会运动。这场社会运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他们把“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是一场以批判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青年学生运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总体化和同质化，鼓吹个性化和个性自由。“五月风暴”后，西方社会逐渐发生了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城市权利运动以及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上述新社会运动的背后都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同时又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效应的后果看，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困境是面对西方社会左派力量日益被资本所分化和控制，如何寻找革命主体是他们面临的实践难题。同时，如何把物质与精神要素有机结合，如何使新社会运动拘泥于局部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斗争，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理论难题。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相互影响，虽然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上是一个丰裕社会，精神上则是一个更加不自由的、更加不幸福的总体统治的社会，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找到解决上述理论和实践难题的现实之路，虽然他们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但是却难以承担其指导西方无产阶级和西方个人真正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的重任。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反思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影响上，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弥漫，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丰裕，而精神迷茫的负面现象问题。当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学术界之时，中国的现代化还没得到充分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批判对我们而言，显得较为隔膜而无法真正理解。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在生产力迅速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增加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以占有和消费物质商品为幸福体验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主义理论不仅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理解，而且成为分析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消费异化问题的理论武器；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和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技术崇拜问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批判理论传入中国学术界之时，由于中、西方现代化实践的时空错位，其理论的真实含义与价值我们也难以真正把握和理解。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深入，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与对立、唯科学主义和科学技术崇拜思潮也在中国兴起，中国学术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的基础上，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为思想资源，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与人文、科技运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技运用与生态问题的关系等现代性问题；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霸权话语，结合中国现代化实践和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环境思潮的引进和评价，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环境思潮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推卸了资本应当承担的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和义务，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开始是通过借鉴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环境思潮展开的，表现为借鉴和认同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环境思潮的概念、研究范式的现象，既无法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西方霸权话语，又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引进和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学术界才开始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为基础，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逐渐摆脱了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或者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科技运用对立的做法，或者把生态文明建设归结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和实现以维护资本利益为目的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坚持环境民生论，把经济发展、技术运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借鉴、认同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思潮，转换到以历史唯物主义范式为基础探寻生态问题；从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技术运用对立起来，转换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技术运用有机结合起来，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归宿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转变，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英）佩里·安德森，高銛．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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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家》202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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