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作为一种思想自古便已有之。经过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对其不断的发展,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成熟和完备的地步,尽管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缺陷,但这并不妨碍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完整地把辩证法阐释出来的人。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之上,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和继承,进一步发展了辩证法,使之挣脱了纯思维领域的束缚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辩证法也因此成为了真正的辩证法。
(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是概念的运动原则,概念在自身的内在矛盾的进展中而扬弃自身,达到新的统一)
根本区别于黑格尔作为观念或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是作为实践的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无论是在自然界、社会历史还是在个人精神中——客观存在的某种现实关系在人们头脑中或观念中的反映,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客观事物(自然的、社会历史的和精神的)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的、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在这一前提下,辩证法不再只是人们观念中头脑中运动着的某种思想创造物,它必须与客观现实、与实践发生关系才具有真理的意义。而马克思也没有背离他的哲学思想,他将人生后面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事业上去了,为的就是将辩证法这一反映世界真理的规律自觉地运用在实践之中,运用在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
(1848年,欧洲如火如荼的革命)
马克思那个时代面临的最主要的现实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因而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意义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本人也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资本论》便是最卓越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证明。尽管如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比于马克思那个时代而言,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也值得我们深入考察,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揭示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深刻规律,在今天也仍然是适用的,尤其是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下面我们将从《资本论》出发,看看马克思是怎样通过对辩证规律的自觉运用,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的。
(由恩格斯所编辑整理的资本论)
马克思自己就曾明确说过,他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运用了辩证法,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毋宁说,如果没有辩证法的运用,对资本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就无从深入开展,我们也不可能突破对商品和货币的经验的常识性认知,去窥探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从而揭示出其内在的种种矛盾,《资本论》的开头也会很成困难。具体来说,《资本论》开头几篇中辩证法具有独特性,我们把它称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
不过在开始我们的论述之前,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为什么必须要采用辩证法呢?显然这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决定的,作为人类目前最为发达、最为复杂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内在矛盾中将一切事物的本质都颠倒了,它将这种颠倒、这种异化关系普遍化了。不同于历史上以往的其他社会形态只是在个别和局部上造成了这种颠倒,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整体上普遍地造成了这种颠倒,因而假如我们还是经验地直接考察这种社会形态及其现象,就会很容易地被这些建构出来的表象所迷惑,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这些表面现象当做真实、当做确定无疑的前提,从而把这种颠倒当成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忽略,不可避免地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矛盾被现实地消灭和克服之前,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经验的方式突破这些表象直接考察到其真实本质,所以只能借助于理论思维来进行深入考察,事实上我们只有通过理论思维的方式才能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内在矛盾,然后才能现实地真正克服这些矛盾,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经验很难跳脱出这个体系)
回到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普遍颠倒现象这里,资本的这一切颠倒现象可以追溯到价值形式所固有的颠倒本质上来,即从价值形式上的对立这种不充分、不完善、蕴含各种矛盾和缺陷的对立出发可以延伸出后面更为充分完善、更为明显和高级的各种对立,最终达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从最初的不完善的概念的自我运动发展出其他更高级的概念,最终达到对总体的把握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有着极为类似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同构的,只是在马克思这里概念被替换为了现实的要素。正如有学者指出:“因为资本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它以价值形式的‘真实抽象’为基础,这种真实抽象与黑格尔哲学中的‘思想抽象’几乎遵守着相同的逻辑,以致商品的价值形式与概念的逻辑形式可以相互确证。根据马克思的说明,黑格尔将研究对象直接当作‘颠倒的现实’,《资本论》则将研究对象从它的物质承担者那里抽象出来,让它以体系性的方式颠倒自身,从而揭示出:在商品交换的现实过程中完成了一次纯粹形式化的抽象过程,即用商品交换的真实抽象创造了由纯粹形式构成的新现实;当这些形式展现其自己运动的逻辑,并使整个体系必须被理解为被这些形式所决定时,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秘密就被揭示出来:资本主义才是‘颠倒的现实’。”这就决定了为什么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必须借用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即辩证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资本论》中著名的价值体系的辩证法。价值体系的辩证法始于商品,商品自身的规定表现为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和同质的交换价值,后者通过交换过程而实现。这里就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对立——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同一质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因而质的差别转化为了量的差别,价值直接形成了商品量的规定。与此同时,不同于使用价值可以作为单个商品的属性而独立存在,价值必须依托于两个或多个商品之间的关系才能得以存在,这就是相对价值形式或对象化的价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品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历史运动这一现实过程的产物。商品质与量的规定又会导致度的规定,量与质的对立统一为度,这里就潜在地包含了下一阶段的矛盾,即商品与货币的对立。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在商品中表现得还极为不充分、极为晦涩,而商品在相对价值形式中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延伸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再过渡到一般价值形式最终固定为货币形式的这一过程中,一般等价物和货币出现了,货币成为了特殊的、抽象的、纯粹的商品而和具体的商品相对立。此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更为明确地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等价物和货币的诞生、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的转型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
(抽象的货币资本主宰了现在的劳动与生产)
商品和货币的相互转化构成了简单商品流通过程W-G-W(商品-货币-商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矛盾,货币不满足于简单商品流通过程,它在这一过程中是被动的,而当货币为了自身的增殖而流通时它才具有了主体性,才能摆脱简单商品流通过程的束缚发挥其更为强大的本质力量,这时货币转化为了货币资本,简单商品流通过程也转化为了价值增殖过程G-W-G’,从而资本出现了,而G-W-G’这一过程中货币增量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这使得价值形式的辩证运动从流通转向生产,达到了闭合。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形式从货币过渡到资本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它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至此,资本的秘密即剩余价值的生产也被揭露了出来。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前几篇中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包含了商品、货币和资本三个范畴,价值在这三个范畴中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从使用价值到价值再到剩余价值,从而达到了对总体的把握,这个总体就是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在这里首次得到了揭示。同时我们也看到,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其中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辩证运动并不是纯粹概念的自我运动,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它揭露的也是资本的现实运动过程。
商品就其本身而言是现实的物,价值的出现得益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商品向货币的过渡本来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货币是劳动人民在物资交换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产物,货币向资本的过渡则是由于劳动力商品化现象的出现以及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历史分离过程的发生。可见,无论是以上那种过渡形式都不是发生在纯思维领域的概念的自我运动过程,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产物。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现实表象的迷惑性,我们只能首先在思维领域中在观念上把握这些,把握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但是一定不要忘了它们的现实性,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要落实到现实上来,因此,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必然是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密不可分的,我们对资本的分析最终也必然要落实到对资本的批判上来。
(分析资本是为了批判资本,为共产主义做理论构建与分析)
我们对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理解决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前几篇,《资本论》后面的内容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其构成了完整的价值形式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接下来的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则是从资本出发来完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自于生产领域,更具体的说来源于劳动。劳动力商品化即雇佣劳动出现后,劳动本身出现了矛盾,即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这里也潜在地包含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即劳动力作为商品在被他者使用时成为了资本的要素——可变资本,劳动也分化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劳动的有酬部分转化为工资,无酬部分转化为资本收入。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分为简单再生产和积累,后者意味着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这种再生产也在不断地塑造和维持新的社会关系,即工人对资本家、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并不断地强化和普遍化。
而对这一切追根溯源我们又回到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上来,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历史分离即所谓原始积累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而这整个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又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在分析完资本的生产过程后,马克思再次回到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的总公式的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延,货币资本的循环G—W…P…W’—G’,生产资本的循环P…W’—G’—W…P,商品资本的循环W’—G’—W…P…W’,这三个公式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起来,揭示了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规律。接着来到资本周转,由于在劳动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同,资本出现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化。此时,考虑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差异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而可变资本的周转也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剩余价值的流通问题即剩余价值在流通中何以实现的问题也很是值得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得从现实中去寻找。最后,马克思从对单个资本的分析上升到对社会总资本的分析,这里出现了资本物质形态与价值形态的对立,其在单个资本上表现为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在社会总资本上表现为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和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之间的对立。这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以及各个部类内部的交换构成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过程。至此,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从资本或作为个体的资本过渡到了社会总资本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的、一般的运动规律也得到揭示。可以说在这里,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完成了它的体系,它达到了抽象的最高级形式,接着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逐步深入社会现实。此时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实现平均化,转化为平均利润率,此时又出现了生产价格这一新的范畴。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其本性进行的不断增殖和积累始终受到其生产条件的制约,正是这种本性与其同时造成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地走向灭亡。
(资本的无限趋利性必然导致其灭亡)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各种异化、物化和各种颠倒关系在现实中不可能彻底地完全地实现,我们只是处于考察的便利才将其假定已经完全实现了的,从而好在理论上把握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在现实中消灭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准备。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中的分配则更为具体地展现了这些矛盾的现实运动过程,也展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对立,产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产业资本、生息资本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在现实中不同部分的分化,体现了资本问题与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最后还指出,研究政治经济学有三种不同的方法:一般的(资本论所采取的)、特殊的(考虑竞争)、个别的(从单个资本单个企业单个经济人出发)。马克思有生之年只在第一种方法上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两种方法也就只好留给后人去补充完善了。
纵观整部《资本论》,我们不难发现,价值规律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隐蔽或外化,导致剩余价值的生产也被掩盖和颠倒,全书不仅运用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剩余价值,同时还生动地展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是如何一步步头足颠倒从而被掩盖的。总之,马克思几十年的呕心沥血,创造性地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其从纯思辨的哲学领域中拯救出来改造为批判现实世界的强大武器,并自觉地将辩证法的普遍规律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建立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揭示了深埋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表象下的种种本质规律从而使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清晰地展露在我们眼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些即使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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