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热销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粉墨登场，此作甫一付梓便得到了在意识形态战线深深受困于“绩效合法性”的特色社会主义者的高度追捧。在公务部门和官方媒体的大力推介下，“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很快在中文互联网上实现了现象级传播，“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一类论调在简中中右翼政治场域中几乎已经演变成江湖郎中们对意识形态失语症开出的万能定心丸，在这颗蓝色药丸构筑的美妙赛博世界中，似乎只有中国才真正具有某种“寰球有德，于斯为盛”的特殊性，以致于民族国家仅仅成为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表象。而当我们试图追查蓝色药丸的原产地时，却发现配料表上赫然写着：“Made in the West”。
“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论争的一个不起眼的支脉，为了清楚的叙述其起源，笔者将从西方政治学如何重回国家开始讨论。西方政治学在近代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这一传统滥觞于欧洲大陆主权-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受到瞩目的程度曾经一路狂飙突进。韦伯在普鲁士经验的基础上如此阐述自己的国家观，他认为，“理性的国家是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法律基础之上的……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这段话体现了韦伯式国家理论的三个支点：官僚制（“在依照章程进行统治的情况下，服从有合法章程的、事务的、非个人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司———根据他的指令的正式合法性和在他的指令范围内服从他。”）、强国家和合法性。其内在的关系是：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有强大的官僚制才有强国家即垄断合法暴力的组织；有强国家才最终导致政治统治的一种合法性状态。
嗣后,由于国家研究的“大本营”——德国因为先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导致人们对“国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在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随着欧洲霸权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而式微。但是在美国,除了罗斯福新政成功地开创了国家资本主义之外,盎格鲁-美利坚的传统使得美国政治学界较少关注“国家”本身的作用。除却威尔逊、古德诺和毕尔等少数传统的制度主义者聚焦美国的宪法法律、总统、国会以及联邦制,“国家”在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处于低调的位置。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政治学界处于普遍的行为主义方兴未艾、国家中心主义暂时退潮的状态，这一现象在“信仰洛克哲学”的美国那里尤其明显。无比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政治学界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一是德国经验丧失吸引力，英美模式取而代之，代议制民主被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安排；二是以军事竞争和政治民族主义为组合实现国家崛起的方式遭到了抛弃，重视经济社会因素的现代化理论开始兴起。李普塞特1959年的经典论述“政治发展的目标在于建立英美式的代议制民主体制，达成的途径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反映出彼时西方主流学者对按英美宪政模式组织国家的执着的普世信念，这一论调三十年后历经辗转再次为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所重提，这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戏谑反复，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很显然，在麦卡锡主义退潮不久、自由主义声浪鼓噪不休的“去国家化”大背景下发出不同的声音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也是此时，社会中心主义政治实践的恶果以及韦伯绝对主义国家观的余脉也已经为国家研究的复归积蓄了力量，孤军奋战的内特尔、米利·班德和弗朗察思们此时正在翘首期盼一个重新扛起保守主义大旗的人。
亨廷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的。50年代的他已经凭借《军人与国家》中对美国军政文武关系的讨论而小有声名。1968年，亨廷顿发表了标志性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此书确定了他作为韦伯式国家和回归国家学派之间的衔接者的角色。《秩序》的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统治的形式，而在于其统治的效度。”亨廷顿命题不仅叛逆地颠覆了美国学界对“国家-社会”元议题的二元对立观点，重新确认了现代生活中的国家自主性。另一方面，他挑战美国主流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即“现代化现象是一块互相关联的铁板”，这块铁板有一个名字，就叫英美模式；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复刻英美模式进行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美好的现代化”。
对此，亨廷顿提出了他号称将要“杀死一切现代化”的“权威-秩序-发展”范式。追求政治秩序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也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亨氏语境下的政治秩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根据他对英美苏三国有效治理状况的考察分析，政治秩序至少应该包括具有合法性的权威政府与社会势力的有效平衡、大众参与的有序进行和政治稳定等不同向度。
我们可以说亨廷顿这种对政治秩序的共同体想象糅杂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政治共同体思想、霍布斯对国家主权和权力的强调、托克维尔对平等原则和大众参与的关注、韦伯的合法性论述和涂尔干的共同道德原则等多种思想资源。相比于代议制原则的简洁和精确，这似乎是他本人在学术上最值得被指摘的地方。但这种糅杂混合的特征恰恰是信仰自由民主的美国精英们在二元对立的普世理想与普力夺社会（各群体高政治参与度而低秩序的社会）的现实之间游荡不定的结果。亨廷顿在《难以抉择》中注意到了亚非拉国家的制度不发达（这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扩大化的政治参与常常集中于社区之间,社会势力彼此争夺控制,极容易引发横向间的对抗与冲突），并在他的新国家主义理论中强调不被社会势力和相关利益集团左右的相对独立的国家机构。看起来亨氏似乎超越了他所批判的所谓韦伯式国家，但这最多是用一种打转转的方式对韦伯缝缝补补罢了。
讲到此处，我们可以总结亨廷顿的国家理论为变化政治世界中不变的“作为制度的国家”。在他那里，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实现政治秩序的重要保证。其中政党有重要作用，其功能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并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进而提供合法政治秩序的基础和有效的共同体，是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进行政治制度化的希望。亨廷顿的国家理论在《变化社会》一书中已经堪称完善，正如欧树军所言，亨廷顿的前三十年关于国家有效性，后三十年则开始转向国家正当性。这暗示了一点基本事实：即《变化社会》、《民主危机》中关于权威、政治秩序与组织基础的论述足以表明亨廷顿新保守主义身份的作品在亨氏早期就已经落定了。而晚期亨廷顿那本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则实际上以文化转向的姿态不掩饰地回到了地方性结构，从而继续维持了与西方现代化研究主导范式的对立。总之，无论前后，亨廷顿政治学说的根本特征即在于对政治秩序的强调。而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中国学者“良政劣政”一类论述与其观点的相似性。
福山的成名过程和亨廷顿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福山投机性更大一些。因为1989年时戈尔巴乔夫改革尚未步入死路、苏联尚未解体，在如此暧昧模糊的时刻发表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这样的论调无异于一场赌博，即使《历史终结论？》最初仅仅刊行于《国家利益》这样一册小众读物。不过很显然，福山赌赢了。于是三年后，历史终结论有了它的完整形态，从此成为了政治学界在大众传播领域知名度最高的单行文本之一。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福山那里的历史终结论并不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史在时间维度、事件维度和发展水平上的终结，而是指现代化以来关于人类最好政治制度的争论已经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开篇就进行了一番世界视角的宏大叙事，在抛出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已经胜出的主观结论后指出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实践在世界各地的差异性，接下来他把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作为驱动历史发展的重要机制从而试图论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普世史存在的可能性，并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中左翼的依附论和历史观上的循环论，诡异的是他竟然还以科学技术积累必然导致工业经济为由说明自由市场社会的必然性。后半部分关于福山的历史哲学源流，他论述的起点从科耶夫那里的黑格尔开始，即在最初的人相遇之后，他们会拼死搏斗然后分出高下，形成了屈服于死亡本能恐惧的奴隶与愿冒生命危险的主人两个群体，据此福山认为历史就是奴隶在平等意识的驱使下为了改变奴隶处境而奋斗的过程，而在现代性语境中成为政治正确的平等意识的对立面是“优越意识”，即主人式的、被承认的欲望，他认为“最初之人”所在的险恶环境使得战斗和牺牲成为一种常态，所以成为主人、获得承认的信念就流淌在贵族的血液里，这种战斗精神满溢于社会的很多地方，即使被压制。为了解决平等意识和优越意识内在撕裂性的问题，福山选择了黑格尔的科耶夫解读，即普遍同质化的追求合理承认的自由国家与社会，而他笔下的“自由国家”几乎就是英美模式的复刻。
在福山的视野中，对政治秩序的理解要拓展到人类制度演变史的宏大图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在《秩序起源》与《秩序衰败》两册大部头的姊妹篇中，福山从灵长目动物的社会起源开始追述，从部落社会的演变讲到中国现代国家的早熟、问责制政府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构建，随后谈到工业革命后的阿拉伯之春、当代美国政治治理困境以及亚非拉殖民主义遗产，这些回溯性叙事看起来为福山的国家制度三要件——非人格化的现代官僚制度、法治和问责制政府——提供了事实依据，并且在此基础上十分自洽地回应了困扰理想主义者们的失败国家和发展主义的正当性问题。
无论如何，福山的国家构建理论就以这种方式接续了他的老师亨廷顿的道路，区别在于亨廷顿进行国家构建的时代还未曾检视回归国家学派的辉煌，而福山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但在论述政治秩序何以构建和运行的底层逻辑时，福山不出所料地回到了他所钟爱的人性基础，即寻求承认的斗争。而21世纪秩序衰败的政治体中国家构建的目标则被福山把设定为“小而强”，这一点明显与后9·11时代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国策亦步亦趋，透露着新自由主义者难以遮掩的傲慢。
归根究底，就其国家构建理论而言，亨廷顿与福山本质还是自由主义的。福山不必多说，亨廷顿后期也在《第三波》中调侃自己的“政府有效度比政府形式更重要”的观点，指出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之间的分野仍然重要。这说明其对政治秩序的强调不过是试图拯救自由主义的弊病，其在《美国政治》一书中试图将学生造反运动归结于美国立国精神的尝试同样如此。
但是，亨廷顿与福山也从各自的角度、立场对自由主义进行了修正。在这一点上任剑涛讲得有一定道理，任剑涛认为“经过他(指亨廷顿)的考证，不是说一个强势的社会就足以塑造一个强势的国家，或者说一个强势的国家就必然压制社会。只是对于一个失衡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言，建设现代国家的可能性才会大大下降。社会太强势不足以建构强大国家，印度堪为典型。”福山也在《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中说：“大流行消退后，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简单的二分法。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独裁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独裁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独裁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尽管可能较小）。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正是这种修正，这让一派中国学者深感兴奋，在他们那里，而今中国模式对美国政治学界的挑战已经不止于国家-社会的元议题了。于是到2020年，作为新自由主义“自由-专制”范式对抗者的“文明型国家”终于尤其风光起来。胡适的徒子徒孙们也就被弄得有些尴尬了。
那么亨廷顿、福山与张维为兜售的“文明型国家”之间的联系在何处？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二位关于政治秩序的“威权主义观点”（哈佛大学激进的自由派学生们正是喊着这个口号放火烧掉亨廷顿的办公室的）让灵敏的中国学者嗅到了反击“民主-专制”二元论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正是“以良政善治为判准”的政治合法性赋予了某些人参与这场政治游戏的资格。然而到此时，上述“政治秩序”的中国解读还只在襁褓之中，要让它掀起新的互联网泡沫，还需要来自原产地小作坊的推波助澜。
此外，中国二道贩子不仅仅窃取了亨廷顿们的思想资源，他们赖以谋生的概念也来自西方。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观点最早由马丁·雅克在2009年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作为核心概念提出。据他本人所说，“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也不完全是一个民族国家。那时候中国只是因国力衰弱而被迫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国际体系。‘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这就是我在白鲁恂的基础上得出的观点，尽管白鲁恂并未直接提出‘文明国家’一词。这个观点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关注它、思考它、发展并扩展了它。”
白鲁恂在1992年的《中国的政治精神》中提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他认为“中国不仅仅是民族家族中的另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假装成一个国家的文明。现代中国的故事可以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努力将一个文明挤进武断的、约束的现代国家框架中，这是西方文明分裂的制度发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奇迹在于它惊人的统一。从西方的角度来说，今天的中国就好像是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大帝的欧洲，现在正试图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发挥作用。”而有趣的是，他是站在对文革的历史考察与政治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挑战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点的。
而到了当代中国的二道贩子那里，“文明型国家”的历史维度毫无疑问已经被完全抽离了，张氏仅仅希望论证中国之特殊，而不顾这一概念对顾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批判意味。我们来看张维为在他著名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是如何描述“文明型国家”的：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它具备以下特征：
1.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大型的人口规模既可成为社会的压力亦可成为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中国以其特色社会主义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使中国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口优势，助力社会发展。
2.超广阔的疆域国土，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使得中国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资源互补优势。
3.超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华文明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五千年前，其内核至今熠熠生辉、经久不息，同时中国古代政府对群众治理的历史也可追溯夏商周时期。悠久的历史传统使得我国形成了独立且完备的知识体系，并产生异于西方的治理理念。
4.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实用的科学技术，成为中国向外推介的文化名片和自信源泉。
5.独特的语言，中国人至今仍使用的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虽已历经千年传承，但其精神内核历久弥新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奋斗。
6.独特的政治，历史上长久的集权政治给中国带来了“大一统”的局面，也为当代中国政治机制运行提供了独到的政治智慧。
7.独特的社会，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家国同构”，家与国之间的深度、持久互动建立起了现代中国广泛而重道德的社会网络。
8.独特的经济，中国有一个战略性的中央政府，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加上竞争性的企业，这三者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维经济，或者叫混合经济。政府能够进行中长期的规划。五年规划的制定，中央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是体制化、新型的民主决策机制，经过成千上万次上上下下的磋商，这种民主决策的质量，西方远远比不上，这一点中国可以非常自信。”
这套观点在张维为以及他的同侪们后来参加的诸多论坛、电视辩论，以及由他主持的更加著名的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中被反复重述。或许比较苛刻的读者是要捏着鼻子读完上段的，葛兆光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这八大特征都无法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只能说明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张维为的著作只有观点没有论证，只有叙述没有逻辑，长篇大论都是泛泛而谈的政治模式，缺乏理论的深刻和对历史的洞见，更显示出一个学者的学术素养的单薄和无力。”而抛开关于“文明”乏味的论述，张维为所强调的政治制度特殊性也不过是在对亨廷顿进行拙劣的模仿。亨廷顿打破英美现代化在政治学领域的统治地位，认为政治秩序，而非民主化、市场化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这本是极具洞见的，然而张维为的模仿却使得非英美模式的现代化与中国“文明”的特殊性绑定，使得对英美现代化模式的普遍批判堕落为了根植于中国特殊性的地方经验。这看似自信，实际上是十分奴颜婢膝的，因其归根结底只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叙述，而不具有真正的雄心。在这方面，“文明型国家”甚至远远比不上“天下体系”，至少赵汀阳敢于公开鼓吹以和谐一体的“天下”取代无政府状态的、以条约为基础的“世界”。新儒家学者至少敢于从中国传统出发试图建构新的普世性理论以图取代新罗马的陈腐意识形态，而“文明型国家”论者呢？他们竟然靠抄袭美国右翼学者的观点以论证中国的特殊性！这是何等的主体性丧失！
“天下理论”与“文明型国家”的升降实际上折射出了某种尴尬的境况。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民族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十年，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面巴望着外向型经济下欧美帝国主义施舍性的“合作共赢”，另一面又渴求为自身榨取巨额剩余价值的行为谋取合法性的皇帝新衣。这十年的幻梦使得一些学者真诚的相信东方大国可以颠覆昂撒人的统治，因此图谋以古圣先贤之道为天下立法。而张维为们则清醒成熟的多，正道世界的中国学者们对“文明型国家”的钟情，本质上不过是全球资产阶级旧贵族掌握霸权背景下可怜的自卫尝试。这是他们与“天下体系”的最大不同。天下主义者妄图以中国传统思想重构世界秩序，而“文明型国家”论者仅仅期望论证中国的特殊性，以求在例外于西方现代性的同时融入全球化。如此看来，所谓的“中国震撼三部曲”一方面回避毛时代遗留下的理论遗产，一方面与新儒家若即若离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内圣能否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早在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就已有答案。特色派学者妄图在毛泽东思想和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之间开拓第三条道路，他们能踏过吉登斯、胡安·贝隆和布莱尔的带血脚印，达臻梦想中的柳暗花明吗？我想，在此处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已经算是献上极其温柔的祝福了。
总之，张维为和福山本质上是一种人，他们长于从各处撷取残羹冷炙，将其回炉再造成貌似崭新而精巧的媒体政治学。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海啸，2010年阿拉伯之冬，2020年新冠疫情和美国流动性危机......一次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强加在无产阶级头顶的灾难就这样被全球右派堂而皇之地糊弄过去。而当“文明型国家”蛰伏日久、终于得以粉墨登场时，国际资产阶级内部的新一轮分赃行动或许也锵锵拉开帷幕。在这场现世的《枪毙马走日》中，远东大国的姿态或许正将如它借以装点门户的“文明型国家”一般，雾里看花，最终扭扭捏捏地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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