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恶与资本命名规范

【按语】以下贴出的内容为“主体逻辑、算法统治与资本命名”节选（该文第四部分），原标题如此。资本怎一个“恶”字了得。恶，一字诀，阶级社会用语，独立意义。资本是恶的发展顶峰形态（黑格尔恶命题）。又或说，资本恶把恶具象化，无所不包了。这样，资本是给“恶”下了一个扎扎实实的科学定义。在这个基础上，同样可解读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利用资本，本身包括驱除资本恶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说，除去资本恶和消灭私有制是同一个命题。

　　参考资料：

　　许光伟，胡璇：主体逻辑、算法统治与资本命名——兼议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扬弃

　　mp.weixin.qq.com/s/0i0s3PLHsE37oDJ9OmGpmw

（一）

　　在资本本质议题上，究竟是“资本的现象学”，还是“资本的精神现象学”？对资产阶级理论工而言，颇有争议。

　　对黑格尔来说，答案不言而喻。资本是统一的阶级主体。可见，资本研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共有的问题域。然而，这一矛盾的全程运动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了？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回答截然不同，导致旨趣相异的资本命名规范。黑格尔的解释是自我意识的本性决定了矛盾的全程运动，这种矛盾在劳资双方对抗性关系的自我意识与互相承认中达到自为存在。黑格尔的重要贡献体现于对承认概念的交互性的重视。这样，异化同样是被看成为特殊的运动，其主宰者则是资本恶规定，异化在自身运动中完成对于本质的回归。

　　然则分析表明：一旦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阶级恶”重新设定为资本恶，其关于资本主义形态的界定就显得真实而生动！须知，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政治标签或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从生产生活方式到精神价值理念的有机综合体。

（二）

　　在黑格尔看来，真理即全体，它是运动和进化的，经由一个矛盾斗争的道路。对于“恶”的研究，只能基于本质领域加以推进。这是《资本论》最终选取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工作地基的基本依据。劳动价值论当然包含了对于“恶”的规定。从商品到资本，背后“恶的规定”不过是由抽象劳动演进到简单劳动的历史过程；于是在黑格尔的“矛盾根”旁边，马克思又培植了“历史根”，正是此“历史根”最终瓦解了“哲学根”，乃至走出哲学自我束缚的认识领地。至此作为“绝对精神（商品矛盾）”的资本，成为“恶的化身”，变成了“自为的存在”。它最终实现了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到资本的自我运动体系中的目标，并且经由这个自我运动轨道，资本把活劳动和社会关系全部变成了服从于自行增殖和自我生成实现需要的社会工具。

　　资本一名母财，一名资财，形成特殊“矛盾名”：母财－资财。

　　从主体逻辑看，资本即是代表阶级剥削关系的“母财”。从资本的自视的逻辑看，其代表算法统治的财产形式即“资财”。

　　深一步看，这是一范畴本位的表达，以至于资本自诩为“财产一般”，黑格尔以“逻辑二重性”首次识别了它。盖因资本就范畴而论，自然是指示阶级生产关系，这是资本概念的意义内核；若仅以“知识”论（着眼于概念的意义外表），则资本未尝不可直呼为“资财”。是以“母财”（资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与“资财”（各种资本形态的财产形式或价值）这一对译名，正是对资本认识史的恰当概括，表达了资本分别作为“本质”和“现象”的意义发生。

　　要之，范畴不等于本质，范畴是对存在与意识统一性的规定，并且，“在认识论上，只有‘范畴’才能实现存在与意识的统一。”[30]资本是个矛盾物，必须有相应的矛盾命名法以统一范畴和概念在意义上的分裂，防止彼此抵牾行动造成对矛盾规定的遮蔽。这是资本获得“矛盾名”表达式的根由。

（三）

　　那么，严复“母财”译名究竟有怎样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呢？资本范畴是资本意义的全体表达。所谓母财之“母”，意指资本主义劳动方式与其社会特殊的增殖关系的统一；母财之“财”，则意指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与其社会特殊的运动形式的统一。是故作为增殖载体的资本和作为运动载体的资本，必须在意义上相互补充，母财和资财的各自形态恰好能够彼此支应和补充，此其一。

　　其二，这种译名实践恰好打破了“资本中性论”的自我意义锁定，直截了当地取消了“资财”是自足和独立的形态诉求，在本相和末相及它们的形态之间，建立对话桥梁，或者干脆说成是形成内在的“批判性认知”⑤。

　　【注释：“母财”当然是整全意义的资本表达。它指示：性相一如是理解任何社会存在概念的基础。与西方传教士用“资本”来翻译“capital”不同（另一说是日译），严复先生别具一格地选用“母财”来对译之，内中藏有深意；其并不排斥“母财－资财”意义构造，相反，他只是强调“capital(资本)和profit/interest(利润)是一组意义上相互指涉的概念术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另一方意义的缺损。”（王会伟：《符际翻译再思考——以严复翻译实践为例》，《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为此，恰当的命名表现方式只能是“范畴（本质）－概念（现象）”。这使得资本好像是个“复名”。其实，资本拥有统一的社会存在形态：母财的本相形态和资财的末相形态。在这里，黑格尔的本质规定同样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真正的现实性必须落实于统一的历史范畴形态，其将蕴含本质的现象直接称为“现实”。这是社会存在的自我认识过程，也是酝酿实践矛盾规定的全部过程。

（四）

　　于是，资本命名规范照应了三种运动原则。

　　第一，“资本恶”（历史道路规定）向“母财”（社会系统规定）的运动转化。资本绝非超历史的存在，资本运动逻辑如下：（1）当处在资本I时，获得恶的潜质；（2）当处在资本II时，继而获得资本恶的实现；（3）于是，“资本的经济人”是建立在系统观念之上的资本I和资本II的结合，而这就是资本恶的实质。“在‘恶的总体’中，社会现实只是以客体的形式，以现成的结果和事实的形式被直观，而不是主观地把它感知为客观的人类实践。” [31]41资产阶级古典学家正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才祭起“中性论”旗帜，目的是强调：“就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而言，资本借助于其效率优势把各种生产要素凝结成一种社会性的生产力，不仅促进了人们‘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的普遍勤劳并创造出了‘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32]这显然是“非母财”性质的一面，其满足于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的阐述，倾向于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定位于单纯的资本现代化逻辑，而否认资本具有“积累运动本相”⑥。

　　【注释：“马克思并没有笼统地拒斥物质利益，而是认为需要区分这种物质利益是有产者的物质利益还是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不在于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在于有产者的物质利益是恶的物质利益，它以物牺牲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问题就在于国家应该如何对待有产者的物质利益。”（王代月、王亚宁：《从“狮子”到“政治狮皮”：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的唯物主义转向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从价值分析看，即是在理论上不遗余力地反对劳动价值论，千方百计地阻止“剩余价值（逻辑）”向“资本积累（逻辑）”运动转化；这样就有了与资本中性有关的各种表述：功能的、效用的以及契约的现象，中性论者将之称为“普世的”理论，在于它们都是和“母”完全无关的“文明使命”。这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违背。由于这种违背，资本就可以如同商品一样，被视作是“天生的平等派”，所谓“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33]338，所谓“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33]456正是基于上述信条，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鼓吹或者为其蒙蔽的理论家必然会忘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25然则，“在一种受历史限制的意义上说，对黑格尔的遗产做社会主义的辩护，意味着要密切注意历史过程的客观辩证法：它在非连续性中的连续性以及连续性中的非连续性。黑格尔的见识之所以可以、并且必须要保留，就在于源自对抗的阶级关系的客观连续性。”尽管如此，“在其自己的哲学中，黑格尔赋予理性范畴以一种崭新的——超个体的——含义。”这提示了“黑格尔观点的有限视界”——他的关于“历史三段论的受阶级决定的、非历史的”“矛盾的”结论，亦即“资本的永恒化的社会新陈代谢秩序——必须服从一种激进的批判。”[10]23

　　第二，“母财”（资本恶本质）向“非母财”（普遍永恒规定）的运动转化。似乎凭借这一点，“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学才发展为一门科学。”然而，“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真正变形。”[31]63黑格尔将其看作“逻辑学的真理”：所谓逻辑二重性。可见，黑格尔并不将现实同时看作“矛盾的现实”，这有利于将“历史的文明使命”一味地鼓吹为资本的本质。“撇开所有它的神秘化不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资本’不仅经常被视为某种物质实体〔像‘资本财产’（capital assets）〕，而且还被视为一种关系。然而，黑格尔将这种关系描述为：（1）绝对逃脱不掉的；（2）一种慈善性的强制；（3）必然为一种超个体的主体支配，鉴于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因素——利己主义的个人，而被设想为构成总体化的‘市民社会’的复合体。” 但是，“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概念是所有这些属性的必然推论。因为，为了控制市民社会的（用他的话说是无限的）离心力，他所能提供的——在从资本的立场设想的制度的限制内——唯一连贯的规定，是通过将一切个人包容在它之下的‘理性的狡诈’实现的虚假中介。作为真实的历史活动的同一的主客体必须实现自身的设计，通过特殊个人自身选择的手段创造——既定的——秩序，并使之永恒化，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能合理地设想出什么。”[10]47

　　第三，“普遍永恒资本”（系统职能资本）向“资财”（系统非职能资本）的运动转化。黑格尔之所以具有“普遍永恒的资本”符咒⑦，在于“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成这种限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

　　【注释：“这就是马克思不得不与黑格尔分手之处，因为他并不把资本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种难以改变的终极，而是视为一种动态的运动，这种运动即使有其明显的不可抗拒的全球扩张逻辑，也应该看成是暂时的。”（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黑格尔为此鼓吹“恶无限”向“真无限”的过渡，盖因“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绝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34]41新古典学家执著于把自由竞争当作“真无限”，把垄断当作“恶无限”甚至是“资本恶性质”，无限制地鼓吹恶是善的实现手段，这是对黑格尔的第二次违背。在系统内，资本之所以是“普遍永恒的”，在于平等剥削权的实现；这是一种普遍实现的“资本恶规定”，由此促使理论家要将普遍永恒性说成是“非资本”的统治实现。基于这种要求，资产阶级必须迫使精神现象学尽快转化为“资财现象学”，以彻底抵御另一重转化运动：精神矛盾学——资本矛盾学。其结局是把自由竞争绝对化，而这又无异于是将资本统治本身直接当成了历史的终结：“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的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发生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错觉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34]43-44

（五）

　　三种运动原则烛照资本研究对象的三重转化运动：（1）基于生产方式的“资本积累化运动”；（2）基于生产关系的“资本中性化运动”；（3）基于交换关系的“资本现象化”运动。这些被资产者人士统称为“现代化运动”。现代化的全部结局是将“资财”原则上看作独立中性的运动产物，从而是作为了现象学的理性完胜。然则资本的系统统治（小恶）以“善”著称的原因在于其“资源配置的性质”，资本据此可做逆向的变身运动：资财的善性质——资本中性——资财的恶性质。既有致富手段（资），又有致富结果（财），由于宣扬恶始终由善主导，资财获得“无限制的自由内涵”，包括财产、资产、资金、市场、买卖甚至包括领土在内的一系列复杂的资本的经济社会现象。

　　归根结底，“资财”一词是指“自由”，是抽离了资本剥削的本质，掩盖自身特殊的阶级质料规定，而又以“科学的解释”著称于世。资财以形式主义线条的证明不断引导出越来越多的“科学的东西”，作为一种真正的幻象和拜物教的景观，俨然以统治内容的一个宿命的并自我熟知的决定者和处理者自居。资财好似纯粹的思想规定和实体内容——如主体、客体、原因、结果、过程、运动和构造，正是这种普遍性编织了新的现象神秘。鉴于此，马克思断然指出：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追求剩余价值才是其绝对目的。

　　马克思－黑格尔工作路径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是以真正启航了，它最终预料了现象废墟的世界降临，并且已经预先设定了“批判的武器”——人（精神）的异化。由于异化不是单纯被想象的东西，不是停留在表象领域，它作为现实的东西决不是“绝对的必然性”，而是“历史的必然性”。

　　对于劳动的剥削必定基于主奴关系的全面瓦解而终止，一切关于劳动的鬼话——逻辑和辩证法的修辞，亦将随同资本意识形态的历史消亡而消亡。资本由劳动观照，是撤除“迷雾”的观照；对资本而言，“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35]

　　资本恶说到底是基于实践的阶级斗争，从而，资本命名必然意指资本与劳动斗争的在场性：资本一方面对于劳动的吮吸，另一方面对于劳动的排斥。资产阶级理论家固然偏好于“非生产”工作本位的现象描绘，意图将资本同时描绘成“非资本”，但不能须臾离开资本的“生产性”。这导致资本命名必然是阶级的“共构”，是阶级运动写照，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阶级的公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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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摘要】在资本研究的问题上,马克思以历史主体重建了黑格尔的精神主体,引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议题。针对黑格尔逻辑二重性路径的研究,马克思建构历史特殊性的劳动二重性,启动由主体路线主持资本命名规范的结构化命题,并据此触发对算法工作原理的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沿着理论现象学—实用现象学—数理现象学—景观现象学之路前行,以普世价值逻辑对物象现实进行操作,结果是,人类由此进入经济神秘化阶段,是以资本范畴实现了主体逻辑(质)与算法统治(量)的统一。这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研究重大理论启示:必须运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三者统一之强大思维工具,在充分发展主体逻辑的同时,于公有制社会主义架构内更好发挥资本的社会主义经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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