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刘注）95岁高龄，刚出院不久，一口气讲了近一个小时，给我们做了一场精彩的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从古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旺盛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种斗志和精神，现在大概只能从魏巍和古老这些经历过文革和毛时代的老一辈人身上见到了。
刚才古老说，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从1949年武汉解放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古老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当年，就是古老将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武汉关。（顺便说一句，我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黑与白》中的一个人物，就是以古老为原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重镇。新时期后，被称为“极左派”代表人物的在武汉就有两位：著名老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姚雪垠和湖北省老领导、老作家李尔重同志。古老曾参加过魏巍主编的《中流》杂志的编辑工作，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5月16日，既是武汉解放74周年纪念日，也是“五·一六通知”发表57周年。每年这一天，武汉地区都有各种形式的民间纪念活动。武汉解放作为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大概没有疑问，对于“五·一六通知”是不是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肯定有争议。中共中央两次历史决议都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的革命”的定性，但毛主席称他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创建新中国，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他是认为文革跟创建新中国一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既然如此，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像对成立新中国那样进行纪念和研究，就是正当和必要的。
那么，文革的重大意义在哪儿呢？
前年，我在清华大学的“短二十世纪的文化与革命”学术工作坊发言时曾说过：“在中国革命的大叙事中，文革是1949年革命的延续，甚至可以说，1949年是1966年革命的‘因’，1966年革命是1949年的‘果’，没有1949，就没有1966，换言之，没有1966，1949也就失去了方向感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文革想解决的是革命“第二天”的世界性难题，但也许由于用力过猛，如同火箭尚未将导弹运送到预定的太空轨道，便耗尽了能量。这或许是文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些西方左派看来，文革探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运的重大贡献，也是毛主义的精髓。因此他们认为，文革既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不能因为伟大否认其失败，也不能因为失败否认其伟大。正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了，但不能否认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
现在主流讲弘扬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这个比较笼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革命都不是抽象的，有资产阶级革命，有无产阶级革命，也有暴力革命，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前者指革命的宗旨和性质，后者指革命的形式。传统文化也是如此，老子孔子荀子和道家儒家法家是传统文化，陈胜吴广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是不是传统文化？对统治集团来说，任何革命都是造反，是对既定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起义应该属于“革命文化”。因此，所谓传统文化也是有阶级性的。有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也有无产阶级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革命，更准确地说，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讲甚至反对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面对各种主张阶级调和论，否定阶级斗争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马克思才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修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就一直同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与影随行，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修集团，一直到“改开”。每个时期，修正主义的表现形式或许有所不同，但贯穿始终都是“走资”，魏巍曾经对中国主流知识界流行的所谓“补课论”进行过尖锐的驳斥：“一个时期以来，一种流行甚广的修正主义理论就是‘补课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其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中等国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都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这话从他们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讲到现在）。因此，重新补上这一课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是不可少的。这就是被人称之为的‘早产论’和‘补课论’。‘补课论’在我国的广泛流传，决不是偶然的。它其实不过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
遗憾的是，魏巍的告诫和提醒并未引起人们的警惕。进入新世纪以来，“补课论”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形式，逐渐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了新的时代主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了这股声势浩大的合唱队伍。这些人被称为“民族主义左派”（简称“民左”），除了“民左”，还有一部分“学院左派”。这些人的主要思想资源包括阿尔都塞、德里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沃勒斯坦、阿明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主义在全球遭受挫折，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业已失效，不再能够指导新的世界变革。因此，他们试图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萨米尔·阿明等人提出的“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依附理论”。
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列宁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而目前所存在的所有的实际存在的当代社会经济组成部分都已经被纳入到世界体系中。在这个由中心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从最微观的角度观察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价值的运动转移且这种转移是不自觉且不平衡的。在“中心——外围”结构体系中，外围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为中心输送以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为主的原料、廉价劳动力和专为中心国家和地区工业生产的初级产品，中心国家和地区向外围输送价格昂贵的贵金属和核心技术产品。在这样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之下，大量资本从外围转往中心，中心国家和地区愈加获得资本积累，在与外围的关系中就愈加处于统治地位，更便利于对外围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和剥削，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和地区则失去自主发展的能力和资本，在与中心的关系中，愈加处于被支配和依附状态。阿明提出，如果外围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想要获得独立发展，摆脱依附，必须要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摆脱“中心——外围”结构，也就是阿明所说的“脱钩”。他明确表示，实现“脱钩”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走出“中心——外围”结构体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拒绝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国际交换体系。阿明指出，外围国家可以通过“过渡”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必须要有从世界角度出发的共同的不单以经济为衡量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不仅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更要提高平民生活水平，发展国家科学技术。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从平民角度赋予国家社会主义含义，外围国家才能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此外，阿明还强调，必须坚持发展策略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这是外围国家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摆脱依附，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关键。
所谓“中心”和“外围”论，固然构建了一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模型和阐释方式，但他们是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寻找解决方案，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南辕北辙。阿明等一众新马克思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所谓“脱钩”和“过渡”，从而与考茨基等老牌修正主义殊途同归，因此，与其说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倒不如说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院左派”占据主流，而且是当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来源。其要害在于过分强调“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掠夺和压榨，而忽略了这种掠夺和压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不得不向外围国家“转移矛盾”的一种表现，否认“外围国家”的阶级矛盾远远大于民族矛盾的事实，将民族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对于许多“学院左派”来说，马列毛主义只不过是他们的一门研究对象，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依附和脱钩理论”才是他们钟情的社会改造方案，究其实质，不过一种社会改良的方案。
在左翼内部，关于革命和改良的争论由来已久。对此，“学院左派”是不承认的。不仅不承认，他们甚至比某些自由派还要惧怕革命。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只是把文革当做一种类似历史文物的研究对象。毛主席在文革期间提出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修防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往往忽略不计，而是津津乐道于一些鸡毛蒜皮似的历史细节。这样的文革研究几乎占据了民间文革研究领域的主流。不少人在讨论文革和“捍卫”文革正当性时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可一旦触及到国内现实和国际问题时，却不知不觉掉入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窠臼。这种人不仅在“学院左派”中间存在，在不少所谓的“毛左派”或“文革左派”中也同样存在。借用鲁迅的话，这种人可以送他们一顶帽子：“空头理论家”。
长期以来，左翼内部深受这种“空头理论”的困扰，无法与社会实行有效的对接，以至无所适从，陷入互相对峙和撕裂的状态。但左翼持续边缘化和弱势的真正原因，并非一些人抱怨的“不团结”，而是缺少革命主体。实践表明，传统的工人农民已无力充当革命主体，摇摆成性的知识分子更不可能。正如一位青年网络评论家所说：“革命主体缺失是当今左翼运动面临的首要问题。当代左翼历史，就是一部苦苦寻找革命主体而不可得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分人苦苦等待必将出现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另一部分人等不下去了苦苦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也没有找到，于是两边不断撕逼却撕不出个结果的历史。”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革命”将无限期地搁置。在任何时代，只要剥削和压迫人的制度存在，革命的动力和条件就不会消失。旧的革命主体消失了，但新的革命主体必将随着资本主义新的危机爆发，在残酷的资本剥削和阶级压迫中产生。正如历史上的斗争实践催生了马列毛主义理论那样，新的革命主体和斗争实践也将产生新的理论家。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列毛主义都是他们争取自由解放的学说和理论武器，而不是那些云山雾罩、不知所云的“空头理论”。
前两天看到网上疯传一条招聘广告：上海某家政公司招聘保姆，月薪14万元，要求“像古代丫鬟”那样提供“跪式服务”，公子少爷又回来了，“剥削有理”甚至成了一些人的共识。曾经被消灭的“富人”和“穷人”概念满血复活，将社会分割成了两个壁垒森严的等级，而且被许多人认为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100年前，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怪物甚至“反动”，一切都颠倒过来了。社会不仅回到了革命以前的岁月，而且回到了“革命以前的岁月”之前的岁月。以至有人感叹，仿佛马列毛“没有来过”，那场深刻改变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的命运及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短二十世纪”革命，也未曾发生过。
著名学者戴锦华曾说：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的确，对于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来说，这是他们凯歌行进、弹冠相庆的美好时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则是遥遥无期的“漫长的冬季”。曾经在“前三十年”被改造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早已与时俱进地脱去埋汰的劳动布工装，披上了资产阶级的袈裟。偶尔有一些学者以左派的面目示人，但他们高举的是经过阉割或“改良”的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本人已毫无关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反而成了不合时宜的“原教旨”、“极左”或“纯左”。
文革初期成立过“上海公社”，但存活时间极端。“上海公社”的成立，显然是对巴黎公社的一种继承。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虽然从诞生到消亡才72天。所谓“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这曾经也是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政治理想。“上海公社”以失败而告终，但不失为一种悲壮的失败，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不祥的伏笔。
是的，巴黎公社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也失败了。
但革命真的死了吗？
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所以，马克思又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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