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追求无产阶级革命，为寻找新的社会变革之路矢志不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理论，从包含着“新世界观的萌芽”中去寻找无产阶级何以解放的“可能性”,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中去论证人类何以解放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进程及策略的理解包含一个复杂的问题：何谓“革命”的理论自觉和主线?或者可以追问，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把合法的普选权斗争同暴力革命结合起来的思考，为什么能够成为新的触及社会现实的革命策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所涉及的将是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的理解。
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思考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思考集中于暴力革命问题。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述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做了深刻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思想。此后，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等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郑重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军事技术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举行旧式起义的革命方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第二国际各党派内部已经出现迷恋资产阶级议会斗争，幻想通过“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的倾向。恩格斯在同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撰写了《德国1890年的选举》《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法德农民问题》《今后怎样呢?》《德国的社会主义》以及《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分析和研究了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由于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增强，暴力革命，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因此，必须制订新的革命策略”。
恩格斯反复告诫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现在已经不合时宜，革命的正确策略应当是利用普遍的选举权开展合法斗争。在1893年9月，恩格斯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讲话中，称赞合法的普选权是无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衡量党的权力和实力的手段。恩格斯认为，合法的普选权“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
当然，恩格斯主张利用普遍的选举权来开展合法斗争，并不意味着他把合法的普选权看作唯一的手段，无产阶级还须掌握革命领导权和做好暴力革命的准备。恩格斯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显然，恩格斯晚年主张利用合法的普选权开展无产阶级斗争是有原则、有条件的。无产阶级要把合法的普选权同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结合起来，即把合法的普选权作为实现夺取政权的手段，而不是放弃夺取政权的目标，让资本主义自发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
二、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理论家围绕无产阶级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理论者以工人运动的实际，表明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根本无须再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公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发难。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的时候，考茨基的教条主义与“携带修正主义种子”的李卜克内西，以一种所谓“寂静主义”的革命态度对待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悖反性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考茨基在1892年发表了《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革命并不一定要“伴随着暴力和流血”。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删减恩格斯根据1848年的革命经验与策略的内容，推崇走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社会改良运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主张放弃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转而推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潮，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面临的最大挑战。
伯恩施坦一生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复杂。在青年时代，伯恩施坦受杜林思想的影响很大，尤其推崇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等著作，成为杜林哲学体系“最虔诚”的遵守者和“新皈依者”。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此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指导思想并存。伯恩施坦倾向于拉萨尔主义，他甚至认为，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无原则差别，只是具体方法不同。正是由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加固了他对社会主义运动形而上学的理解。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一时期，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
首先，伯恩施坦明确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必然导致社会灾变。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符合历史理性的一般趋势，无产阶级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这是工人运动的伟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展暴力革命运动，势必会破坏和平稳定的局面，损害各方利益。伯恩施坦指出，“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莫斯科式的无产阶级野蛮暴力专政的道路，仅仅在外表上是比较迅速而方便的道路。那是一条破坏的道路，与此相反，只有建设的道路才能稳妥地通往社会主义。在一个有着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强大工人阶级的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这条道路取得成功”。因此，伯恩施坦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有其历史局限性，“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
其次，伯恩施坦否定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阶级关系不再对立。伯恩施坦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级关系并非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日益尖锐，相反，阶级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伯恩施坦认为，“我们在先进的国家中到处可以看到阶级斗争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如何缓和呢?伯恩施坦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居民大多数是消费者，他们不是生产中的企业主——工人也是生产者，但不是企业主，而是消费者，同样，教师、官吏等等也是消费者。这里出现了阶级斗争，它不是在街上，而是在议会和报刊上发生的。但斗争始终是斗争。农民反对消费者的斗争，消费者反对生产者的斗争，手工业者反对商业和大工业的斗争，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
最后，伯恩施坦赞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应然选择。伯恩施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自我补充和自我修复展示了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能够不断满足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因而相对于和平合法的斗争路线，暴力革命的代价过于沉重。他指出，“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
综上所述，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潮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他不仅认定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中，毋须“炸毁”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而且认定在这个过渡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过渡”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三、列宁对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中，与第二国际的理论纷扰，尤其是与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辩驳，构成列宁这一阶段革命思想发展最精彩的篇章。列宁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权威为旨归，吹响了批判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潮的号角。为了真正廓清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中的合法斗争与暴力革命“共在与承认”的矛盾张力，列宁指出，“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畏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
首先，列宁批判了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篡改，强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导地位。列宁认为，虽然利用普遍的选举权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经验掀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继而引发第二国际理论者的分歧、掣肘、矛盾和冲突，但资本主义“坏的政治”和“庸人及其国家”专制制度并没有改变。他指出，“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正在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容易叛变的人栓在一起”。在无产阶级反抗“庸人及其国家”专制的过程中，暴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选择。列宁强调，“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因此，鉴于以往的教训，列宁不主张打出“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他要求帮助无产阶级弄清楚社会变革的基本原理，真正培养工人群众去参与革命斗争。
其次，列宁明确了政治立场，要求工人政党把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作为现实的出发点，从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引申出社会主义的应有状态和最终目的，并且使其一步步获得真正的实现。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列宁驳斥了伯恩施坦自我标榜的反“贫困化理论”错误之后，再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应有状态和最终目的，“我们已经指出了‘贫困的程度不断加深’,接着就应当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指出这个斗争的目的(把一切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指出工人运动的国际性，指出阶级斗争的政治性及其当前的目的(争取政治自由)”。为此，列宁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方面必须围绕“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而斗争”这个中心展开，同时还要“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反对专制政府腐蚀和模糊人民政治意识的一切企图”,“这是因为同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紧密结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举起一般民主主义的旗帜，以便把一切能够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或者只能给以某种支持的阶层和个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最后，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无产阶级专政是确保无产阶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在1899年8月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列宁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毫不妥协地重新投入到为工人阶级利益而革命的暴力运动中去。在《怎么办?》中，列宁再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列宁在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之所以在党纲中明确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列宁后来指出，“在这个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得很明确，而且是针对伯恩施坦、针对机会主义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恶意删除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结合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革命实际，列宁才在党的纲领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使这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革命实际有了实践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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