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虚无主义，时常散布一个论调：“毛泽东不懂经济”。他们在这里所谈的所谓“经济”，其实就是指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简称资本经济。毛泽东认为，搞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一条通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老路。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国家里，必须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当初物质技术条件十分匮乏的国家，如果实行西方经济模式也是当时社会条件和国际条件所不允许的，这只是一条“扬短避长”、跟在别人后边慢慢爬行的路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除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物质术条件都缺少的国家。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又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力量。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从管理者到劳动者都是人的行为。因此，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搞建设，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依赖利诱、金钱、物质，少了钱财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形成显明区别。
人的积极作用当然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例如在一个一盘散沙式的私有制社会和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从私有制和受剥削的地位中翻身解放出来，而且又逐步走上公有制集体化道路，广泛地组织起来，当家作主，建立起了一个公平、公正、互助、合作的社会关系，这就为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的发挥创造了充分条件。在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必然产生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这正是崭新而独特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核心内容。
第一、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核心是以人民为本，尤其是以广大工农劳动人民为发展经济的动力源泉，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一个在经济上“一穷二白”、政治上“一贫二弱”的落后国家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建设，其直接途径和目标就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断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全面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在自己的国土上直接创造；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依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经验，依靠人民的集体力量创造财富；实行开放，争取利用外国可利用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候有了钱再搞，更不指望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恩赐”。由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验，以及象“大寨”、“大庆”那样的创业道路和“鞍钢宪法”那样的先进管理模式。在此前提下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利用资本主义。
第二、坚持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经济发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抵制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私自利、个人或少数人发财致富的传统习惯势力，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念和道路。
过去陈旧的发展观念都是就经济论经济、一心追求私利，把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享乐视为中心。与此不同，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理论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正确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经济、人与物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了先进政治对经济的巨大指导作用，突出了人在经济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鄙视并抛弃那种以“物”、即以金钱与资本追求私利的发展模式。无产阶级政治的实质，就是坚持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公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对为少数人谋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传统“经济人”、唯福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庸俗经济观念即使在当代西方社会也被认为是一种陈腐、有害的东西，这种发展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不可取。在毛泽东的论述中，贯穿着大量批判“业务挂帅”、“物质利益刺激”、“机械唯物论”和单纯经济论的思想，同时提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在一切生产建设中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第一线，严格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实行与劳动群众“三同”和防止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权、特供等搞特殊化腐败制度，这就不仅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增强团结和协作，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集体人的因素本身的巨大力量。
第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有计划、按比例、有秩序地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均衡协调发展。
计划经济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计划经济提供了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自觉主动地驾驭、管理经济生产的可能性，从而按照各方面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实现均衡协调和快速发展，减少浪费、提高效率。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会不断出现的，计划经济当然也不能避免。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正是执政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职责和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科学阐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探索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尊重客观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路线和方针。一些基本的经济关系从6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和产业结构、比例的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变化还比较大，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经济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关系、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按原计划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实践中注意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争论、探索、调查研究、改革调整中不断前进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创造发展变化的模式，是在波浪式前进的。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除了1958～1959年遇到一线领导犯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之外，从未发生过大的波折。长期以来，敌对势力及其历史虛无主义，所谓的“公知大V”经济学家和资本精英，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历史已经证明，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别有用心、颠倒黑白的歪曲和污蔑。
第四、政治上关键是抓好整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作风。反对和阻止特权阶层利益集团形成及其腐化堕落、和平演变，严防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向旧官僚腐败制度蜕化变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中清醒地看到，执政党的党性保持或演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由于党的领导层的换代更新，面临资本主义的诱惑、腐蚀或收买，这必然使执政党易于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并因此而可能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变成象前苏联共产党那样搞修正主义，产生官僚特权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那么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被极少数官僚权贵利用起来将十分直接和方便，那就必然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剥削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工具，使旧社会那种富人与穷人、权贵阶层与平民相对立的现象重演。如果领导者不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他也不敢、也不可能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实施民主监督和创新创业，从而失去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动力和正能量。
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内部，尤其是掌握领导大权的干部。要防止他们通过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来改变工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此，他和党中央创造了通过发动群众整党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办法，来不断揭露和批判党内的腐败现象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两年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积极开展思想、路钱上的批判和斗争，整顿党的作风，纯洁党的队伍和国家机关。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还实行每年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废除一切党政机关的特权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相当的工资制等。当时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机关的时间比较少，基本上是经常自带铺盖卷在下面蹲点、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总结交流经验，促进生产管理和发展，似乎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以至于有些人宁可在工厂当工人，也不热衷于去机关工作。尤其是毛泽东当时还给予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力，以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作用；还实行从工农群众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民主监督的制度等。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变趋势的滋生、蔓延和领导阶层向旧官僚腐败体制的蜕变。那时候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是廉洁奉公、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谋特权、搞腐败者很少。
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精力似乎都放在政治运动和思想政治工作上，而实质上这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保证工人、农民利益和地位最根本有效的保证，更是真正保障实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有效发展的政治前提条件。毛泽东对于商品经济实施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政策，有时也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但限制其过趋私利乱法等危害，防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演变到资本主义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由商品经济改称为市场经济，这要科学认识，正确对待，关键是要特别注意和格外警惕市场经济的二重性。2700多年前，中国古典经济学家管仲 (约前723年—前645年)在他的传世著作《管子》中早已论述了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及其规律，发展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也讲到市场、等价交换等问题，鼓励当时齐国社会经济发展。到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其《国富论》中也论述了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与交换、市场与货币、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与利润及其发展规律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这说明古今中外经济理论界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经济范畴内涵既有联系，又有不同，要历史辩证地看待。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约翰.艾克斯（1904—1989）在其著作《经济史理论》中依照市场经济发生学线索串连史料，论述了市场经济演进史，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开始发展到商品经济，重商主义城邦经济到贸易中心经济，进而实现市场经济。可知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商品经济历史发展的结果。在经济发展史上，商品经济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商品经济初级形态即简单商品经济，中级形态即古典商品经济，高级形态即现代商品经济，又改称曰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范畴的历史演进就可看到市场经济范畴的二重性，既是商品经济，又是市场经济，即资本经济的代名词。毛泽东称现代商品经济，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范畴的延用，但赋以现代意义。西方的现代商品经济已明确改称市场经济了，但没有否定商品经济性。这是为什么？马克思《资本论》从商品经济即其商品的二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入手，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吸血的肮脏性、腐朽性、猖狂性，及其政治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西方现代商品经济的主导力量，即资本主义势力，为着隐蔽资本的剥削本质，由商品经济改称市场经济。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在西方既是现代商品经济，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既是现代商品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两对经济范畴的使用，直接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不可不察，必须科学区分，严谨对待，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证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计划经济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和发展手段，遵循计划规律，能够促进生产力协调快速高效发展；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主要控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政治前提，即其领导和管理者动机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这本来也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本身应有之义，并非过高的要求。这就是说，领导决策核心及其所管理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党的建设等上层建筑领域是否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和人民性、不搞以权谋私以及防止向特权阶层、旧官僚腐败体制演变，这才是根本性、实质性问题之所在。正是这个重大问题成为毛泽东晚年所艰难探索、力图解决的重大课题，由此形成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一个非常突出特点。这也是毛泽东寄望于党的领导接班人继续坚持解决好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里清楚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不是仅仅由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构成的，而是加之领导机关的革命化(反对以权谋，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多种要素共同架构起来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统一的模式。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党的干部队伍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做到以公心执政，才能在决策和管理中真正从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使经济健康快速高效发展，从而造福于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经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资本经济）成份，也会从政策上得到正确的调控，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一旦领导集团出了象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领导人物，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立即成了假公济私、任人瓜分、抢夺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经济制度和机制本身都没有自动保护的能力和机制。斯大林的沉痛教训，恰恰就是忽视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容忍了领导干部既得利益的诉求，容许搞特权、搞特供、搞特殊化，实质上培养和造就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一伙修正主义头子及其社会基础“既得利益集团”、所谓“三和两全”、“新思维”的苏联，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亡党亡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其严重的恶性后果！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永远牢牢记取的血的深刻历史教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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