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戴锦华（下）

　　我自己的理解是戴老师自己给出的框架，中国有一个意识形态断裂的过程，官方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处理大概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妖魔化的过程；千禧年之后现代中国和社会主义逐步成为自我合法性的重要一部分；1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深层次经济、政治矛盾加剧，自由派的观点不能再为个人境遇给出有力回应，左翼思潮回归，这是“戴锦华热”出现的大背景。一方面官方对断裂意识形态的成功接续使得左翼思想家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发声；另一方面，自由派对现实解释的无力使得左翼思想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戴老师独特的语言魅力和个人风格，以及她用电影作为切入的方式也使得这些优点被极速放大，让她再度被大众发现。

　　呈现在B站上的戴锦华是被标题党断章取义的，她曾与新启蒙派论战，试图澄清他们妖魔化的叙述当中究竟遮蔽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不了解历史与左翼政治光谱的人而言，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在去蔽的同时为当下的辩护，这可能也是端的文章（《反思“戴锦华热”：中国特色限定版女权主义》）想要批判的。

　　戴锦华容易吸引到青年一代，他们离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较远，是没有历史包袱、容易对革命产生浪漫化想象的一代，我期待经由“戴锦华热”所连接到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资源能够通过不同的受众诞生出一种不同的新的社会想象。

　　皮卡丘

　　大众传媒是促成“戴锦华热”的重要因素。戴老师曾在访谈中讲过自己为什么会入驻B站，她入驻B站的初衷是知识共享，打破知识传播的界限。我是北大老师，那么我的知识传播范围就是在北大校园，但是通过网络可以打破学校的壁垒，让知识传播到其他地方去。当传播形成一定热度并与其他要素缠绕起来以后就会成为事件，无法受戴老师本人控制。

　　我觉得要理解“戴锦华热”这个现象首先要讲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受众。受众的构成是什么？对戴锦华的批评也好、追捧也好，不同受众的出发点以及具体的立场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戴老师的主要受众是像我们这样的学生，但是学生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说，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大，其实还有其他各个阶层的人都是戴老师的受众。

　　我们可以试着从大众的反响中梳理出一些基本线索，戴老师大多数的追捧者可以说是知识中产，学生其实也可以归到这一类。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从戴老师这里获得了许多力量和理论资源。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戴老师只是自己的“嘴替”，你说出了我想说但不会说/不敢说的话，你批判了我想批判但不会批判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戴老师更像是一个政治性抑郁的宣泄口，他们无意于反思，只是想发泄。我觉得端那篇文章“嘴替”心态挺明显的：一直以来我把你当“嘴替”，但是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其实你不是我的“嘴替”，所以我对你很失望。

　　对戴老师的这一种接受很容易划向一个危险的方向，戴老师很多文章和讲座常常运用一种模式，通过前面一大串的分析，最后总结出一句“戴氏金句”，或者称之为“戴氏语录”，大家看一下每篇讲座推送或者B站视频的标题，一定会有一句非常提纲挈领、有点像鸡汤的一句话。像前面提到的“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就是典型的戴氏语录。它本来可以起到一个指示方向的作用，但是它对没怎么有批判精神的人来说主要起到疗愈作用，最后变成了一句鸡汤，形成了一种“我在反思”“我在反抗”的错觉。它无法促使他们再去深入思考什么东西，更不用说转化成行动。甚至“戴锦华”会成为一种象征品位的符号，比如说看戴锦华的视频就是比看沈奕斐的视频要有格调，仿佛看戴锦华就象征着更有思想，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精英式的启蒙的幻觉。

　　国家主义者在“戴锦华热”中同样没有缺席。他们主要接受的是戴老师之前谈民族主义的那类视频，戴老师说和日本学者在一起常常会忍不住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此国家主义者纷纷点赞，称赞戴老师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这个视频也是端批的一个点。问题是首先这句话是在一个具体的语境当中，因为她面对的那些人确实很容易让人恼火，而且戴老师在那段话后面紧接着说的就是她一直很警惕这种情绪。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主义者对戴老师的批评，比如戴老师说历史是一种叙事，这一常识性问题被他们大批特批：如果历史只是一种叙事，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你这个臭公知。

　　每个人都有批评的权利，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始终接受公众的批评，戴老师坚决反对权威，她对批评是乐于接受的。但公共领域当中同样充斥着各种恶意，就像戴老师说她不敢看网上的评论，因为她承受不了非理性的恶意。作为一名女性，戴老师面临着许多针对女性的恶意与凝视。我们在百度搜索框中输入“戴锦华”，搜索框下面就会出现“戴锦华结过婚吗”“戴锦华年轻时有多漂亮”，仿佛只要是女性学者，大众首先关注的都是她的婚姻状况和长相，而不是思想。

　　来自国家主义者的批评与来自男性的凝视是公共领域随处可见的有害垃圾，在“戴锦华热”中不具有特殊性。端那篇文章是目前最有系统性的批评，其中的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戴老师在很多论述上的确不够严谨，在与上野的对谈中戴老师的确暴露出很多问题。当然那篇文章的立场非常明显，比如说你不能批评龙应台和张爱玲的作品是冷战文学（潜台词是龙应台和张爱玲这样伟大的作家是不能批评的，尤其不能从意识形态角度批评，然而即使是从纯文学角度评判《秧歌》等等也很难算得上好作品），为什么要把自己标榜为张爱玲的发现者而不提夏志清的贡献（潜台词是不提夏志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然而夏志清的意识形态偏见是数一数二的，避而不谈普实克对夏志清的批评难道就不是意识形态偏见吗）等等，我们可以一眼识别出背后的自由主义立场。

　　延维提到戴老师一直在努力重新激活毛时代的遗产，但是这些遗产是许多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他们会觉得如果要继承毛时代遗产，那么你是不是也要从文革中继承遗产，文革有什么可继承的？这一点确实有戴老师自己做的不够的地方，戴老师只是提供了一个方向，具体该继承什么、如何继承戴老师都没有讲清楚，很多在左翼内部不言自明的问题都是需要讲清楚的，这些问题最应该讲清楚。我觉得这个局限性其实也和学院的身份有关，确实有很多话没法在学术体制里说出来。为了与毛时代的批评话语区分开，学院左派必须用各种复杂的理论包装自己的语言，这些理论对大众来说不过是一些时髦的句子。通过电影研究来回应现实问题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电影研究本身只是介入现实问题的一个中介，它与现实隔了好几层，我不是通过直接介入现实问题来回应，而是通过这个中介，必须隔一层，通过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然后再来回应社会问题。而且我也不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而是通过解读文本这样一种非常曲折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最后其实也并不是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方案，而是总结出一条有一点点鸡汤的语录。

　　我觉得这几年戴老师可能确实有一点转变，世纪初戴老师亲身到第三世界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感受到她非常真诚地在介入现实，感觉近几年戴老师有些过于封闭，已经太久没有出去看看，对现实的动向好像缺乏了解。当然我也不清楚戴老师这几年的实践，但如果真的把电影作为理解现实的唯一窗口，这个倾向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倾向是大部分受众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把理论或者文学作品作为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拒绝和逃避。

　　白山

　　就“戴锦华热”的成因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阶级矛盾变得可见、甚至是很明显了。之前左翼思想一直在西方学界流行，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太好说。有一个朋友跟我讲，05、06年的时候他在读高中，当时他跟周围同学提“阶级”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存在这个概念，他们都坚持认为中国的阶级已经消失了。但是今天你去刷社交媒体，就会经常看到两组数字，一个是996，一个是208。大家对于自己被剥削的现状其实是认识得更加清楚了，然后因为一些社交媒体能够很真实地展现有钱人的生活，所以说大家的落差感会更大，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阶级鸿沟。再加上这两年经济下行，周围很多人都处于失业状态，所以大家会开始去怀念前三十年，或者哪怕没到这个程度，至少会去反思新自由主义转向，比如最近非常流行的《漫长的季节》以及里面那首以“打个响指吧”开头的诗，勾起了大家对于改制前的体制的一些记忆和怀念，这种集体性怀念放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觉得这能够体现出今天阶级矛盾的尖锐性以及其与左翼思潮兴起的联系。

　　第二点是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现在很多人会去读这个专业，并且会在生活中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对于一些文学作品，之前大家可能不会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分析，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这种视角，比如说“漫长的季节爹味”也上了热搜。虽然我不太同意这个判断，但是这种视角、这个词条的出现有进步意义。我觉得随着文化产业和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戴老师所做的一些研究更加和当代民众所关心的问题相契合，这也是她出圈的一个原因。

　　另外想分享一件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前段时间我看到关于《快乐大本营》停播原因的讨论中有一个热评，说是因为21年湖南卫视的整个发展方针有一个从“快乐中国”到“青春中国”的转向。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觉得蛮惊讶而且激动的，因为我在19年写论文的时候有看到过跟这个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预言。它是从一些官方文件、讲话和一些文学作品、文化现象中得出了“再政治化的政治”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大家会从一个讲究个体的感受和快乐的小世界、小时代，转化到凝聚青春力量去建设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我觉得文化研究的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剖析还是很准确的。在《隐形书写》里戴老师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不是卡珊德拉，无法预言城邦的未来，但是面对一座幻影重重的文化镜城，勾勒一幅文化地形图的尝试，无疑艰难，却必须。这是一个文化研究者的必须。”戴老师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学者有很多分析，很多我在当年读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再回看就会觉得好像对于这个时代把握得还蛮准确的，甚至真的有一点卡珊德拉的预言家之感。不仅仅是她一个人，还包括其他很多文化研究学者，都让我作为读者能够更好得了解到自身的处境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

　　对于“戴锦华热”，当然也有很多需要警惕的东西，刚刚延维和皮卡丘都说了很多，包括对于革命所带来的浪漫化的想象，或者是她的一些文本被抽离出具体的语境，仅仅变成一些金句等等。大家都说得很深入，我想补充另外一点，就是对于文化现象和文化作品的讨论确实比较容易吸引普通受众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有很大的危险性。比如戴锦华老师的学生林品老师之前发了一篇文章讨论粉丝文化，然后讨论到了肖战粉丝的现象，结果被肖战粉丝辱骂和举报了很久。我觉得大家对于你的理论分析的关注和支持，有可能是出于一些ta个人的目的，比如为了支持某个ta欣赏的文化作品，或者通过你的批判理论将某个ta不欣赏的明星指认为“特权咖”。而一旦与ta的喜好或意见相左，就可能会涌现出非理性的攻击。换句话说，ta不一定是真正站在一个理解和批判的基础上来关注你，文化研究的这种热度背后也是有需要去审视和警惕的东西在。或许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毕竟如戴老师的那个镜子的比喻所说，文化领域是非常光怪陆离、难以找到方向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以及具体的历史语境、具体的问题当中去。

　　夜深人静

　　关于“戴锦华热”及其限制，我觉得视频平台和主体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戴锦华如何在B站这个平台输出内容，实际上导致了一种局限。正如皮卡丘说的那样，戴锦华在B站的视频经常是以她视频中某种“金句”为题，去吸引眼球，这就导致人们在接受时会先通过金句去诠释整个视频的内容，而不是一步一步追寻视频的内生逻辑看下去。

　　戴锦华评论电影时经常用一个词叫“类型片”，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戴在b站上的视频纳入某些已有视频类型当中，从而就能理解观众是从什么角度去“接受”戴锦华的。我觉得基本可以是这么几种类型，一是拉片式的电影解读，二是泛左翼up主的国外左翼运动介绍，三是B站知识区的所谓知识分享。

　　戴锦华需要同时迎合以至调和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观众的口味，某种意义上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收敛锋芒，而滑向了观众，尤其是B站的观众们在看完电影拉片或者知识分享后所欲求的那种“自我充实”感。这种自我充实感就集中体现在戴锦华视频中所谓的金句里，成为了拥抱现实的一种和解。和解降低了批评的锋芒，但却更为大众所接受，这也使得戴锦华能与罗翔等人一道被列入B站所谓知识分享官的全神堂中，尽管后者的意识形态可能恰恰是戴曾经批评的对象，而戴本人对此也报以欣然接受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即使以一种左翼视角为基点来看戴锦华的视频，也容易走向某种误区，因为我们知道，戴除了她本人的官方号在B站发的电影批评以外，还有许多搬运的讲课视频，而这些视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有着左翼底色的全球六十年代的介绍。但这里就存在一个内容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学生造反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斗争，是与社会主义中国相关联的，而且是与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斗争相关联的，但戴在讲述前者的时候，由于平台本身的限制，使她不可能过度牵扯到后者，于是这种联系就变成了与空洞的、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这一能指发生的联系，而中国内在的斗争与世界相联系的丰富性在这里就被省略掉了，并且这种空洞的中国就能被无裂隙的顺延到当下的中国，因而很容易被国家主义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读。而那些因为戴老师讲这些所以对她比较欣赏的“共趣”们，也在这两年完成了从刷屏国际歌到要么“唉，资本”要么波波meme的蜕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戴锦华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可能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左翼思想系谱中的戴锦华

　　夜深人静

　　戴锦华的思想历程和我们归结为新左派的那一代许多知识分子，比如汪晖和甘阳等人非常像，他们都算是曾经参与过社会运动。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今天新左派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但是当比如戴锦华、汪晖提及八十年代末时，他们并不会像护党主义老左一样，认为这就是全盘西化，这就是颜色革命，而是将之视作一场因初步的改革出现大规模社会分化而发生的具有社会保护或者社会自救色彩的运动，这个面向在后来的自由派历史叙事中很少会有提及。

　　到了九十年代，伴随激进市场化而来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新启蒙的英雄们召唤的大众文化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变成了现实，但这个时代，这个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的时代恰恰又不需要这些知识分子，不需要他们再居高临下地指点社会，（当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社会”或者说初生的“市民社会”大多由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构成，他们当然不会允许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即使这些知识分子压根不反对改革）知识分子将这个现象称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也就是知识分子面对如何定位自己角色的问题，他们不能明白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向，而只能借着新启蒙的语言将之视作人文精神的失落，旧有的语言制约了对新现象的讨论，所以这个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最终也无疾而终了。

　　后来就是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戴肯定是属于新左派这一阵营，但我觉得，这里值得研究的是，戴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新左派？因为从运动场上退下，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为左。我个人一个想法是，戴锦华在八十年代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女性主义批评，也就是那本《浮出历史表面》和其他一些电影批评，在戴锦华到达美国访学之后，获得了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命名。我们知道文化研究在欧美属于左派文化政治的范畴，在这样一种左派命名之下，做文化研究的自觉让戴锦华能意识到自己是，或者说应该是一个左派。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跟之前所讲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有关，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现在认知或者当时认知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比如温铁军、刘健芝，比如索飒和张承志，都去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进行过考察，而戴锦华也在这一行列之中，我认为这些人左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拉丁美洲的考察，或者叫“发现第三世界”。一方面，他们在第三世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抗争话语，比如世界体系理论或者依附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而我们知道，在入世前夕的中国，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实际上非常依赖于美国，而这也让这些知识分子从现实上选择将中国“误认”为像拉美等第三世界一样，处于美国的依附性地位，而这种对美国及与美国所代表的全球化市场霸权的反对，事实上也是新左派论战中对抗以美国保守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等人所需要的。而另一方面，当戴锦华他们在拉丁美洲亲眼见证到萨帕塔起义或者巴西无地农民抗争这样的事件时，事实上也唤醒了他们对于格瓦拉，对于卡斯特罗，对于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抗争，以及对于那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以及与第三世界产生的“想象性连结”，使他们能有在一个以全球化市场化为历史终结的时代，再度去寻找另类现代化这样一种可能的变革的信心，这对九十年代末的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会有一种民族情结，就像戴锦华被端传媒批评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一样。但这种所谓的左翼民族主义，在90年代是有它的思想史基础的。比如九十年代末孙歌等人在《读书》上所倡导的东亚知识共同体，讨论东亚的战争经验，责任与记忆，以及其他的东亚共同感受，也是在跟东亚进行一种区域性连结以对抗全球性的知识霸权，而戴锦华做文化研究本身也是呼应整个东亚知识界文化研究转向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连结，其实恰恰是从九十年代末的民族主义里生发出来的，因而我并不赞成那种将民族主义强加在一切历史阶段的知识之上，以为如此就能尽到批评的责任的做法，而是要细致去探讨到底一种思想乃至一种民族主义所诞生的思想史基础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在2006年左右，这批新左派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主义转向，开始称赞起所谓的“中国模式”乃至被收编到今日，去吹鼓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九十年代末新左派批评的尽头，他们的反全球化面向被建制收编为单调的反美面向，而缺少对自身参与其中的世界体系的自我批判。但戴锦华在其中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她没有完全被官方收编，而是仍对民族主义进行着批评，这也使她能将新左派论战中那种更为可贵的对时代政治经济的左翼批判态度留存到今日，以便我们对其进行爬梳与分析，再度养成对今日之中国的一种批判的眼光，乃至更进一步地“指归在动作”，我想，这便是戴锦华的思想史意义所在了。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