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仍在持续演变，但也经历重大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回应人类的发展之问，是否能在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之时为全球发展提供解题思路与行动方案，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具体而言，在“资本社会” [1]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资本，能否驾驭资本，是否可以通过资本工具为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提供新的方案，需要我们从理论渊源与现实路径入手对其进行深入思考。
▍作为一种历史发展主脉的“劳动-剩余”主义
劳动是人类社会现代化最主要的手段，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现象，劳动基础上的“剩余” [2]使得社会发展具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剩余”的存续与扩大是人类社会绵延发展的物质动力，人类社会因此成为一个融贯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因为如此，“劳动-剩余”是文明的能量所在，也是国家机器生存、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在资本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生产、再生产都处在“劳动-剩余”的物质与发展循环当中。
（一）“劳动-剩余”主义的第一层次
“劳动-剩余”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是“绝对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所谓绝对剩余价值，指的是在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这一层次，资本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主要追求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率”，也因此造成了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绝对劳动时间的延长不仅受制于劳动者生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招致“单向度的人”等道德批判，在此基础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剩余价值理论，从道德的正义性上使工人阶级获得了社会主体性阶级意识，他们开始争取自己的历史主动权，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人类有了改造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准备了“劳动”的道德正义性、崇高性。
（二）“劳动-剩余”主义的第二层次
“劳动-剩余”主义的第二个层次是 “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所谓相对剩余价值，指的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前提下，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主要是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来保证的。[3]在当代，“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要求政府善于驾驭资本，善于引导资本，管理资本家所占据的剩余价值量，并将剩余价值的重要部分委于国家管理，由政府引导资本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其二，工业生产力的提升要求资本要素进一步服务于技术研发与创新投入，通过技术进步与协同创新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进而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在当代中国，“相对剩余价值率理论”是执政党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挑战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中如何驾驭资本、引导资本又是基础中的基础。
究其实质，“劳动-剩余”主义的第二个层次——“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是政府通过税收（财政）以及资本要素所进行的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循环。这个社会大循环能否真正实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实质区别之一，因此它直接涉及社会制度之争，涉及国家机器的性质之争。在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所进行的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将有助于缓解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足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恰恰是基于对“劳动-剩余”规律的认知与运用，基于对“相对剩余价值”规律的运用；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上，打通了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通道；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借助商品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奥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逻辑。而这一逻辑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正是“劳动-剩余”主义的两大层次，特别是基于“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所形成的社会化大循环。
（三） “劳动-剩余”主义的“民主-集中”运动方式
从经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劳动-剩余”主义的运动方式是“民主-集中”机制。民主集中制度虽然经常表现为一种政治形式，但是民主集中制度的本质乃是一种客观规律性以及动态的运动机制。概言之，凡是离散的、具体的、现象层次的、“平等的”、基础的要素，属于广义的“民主”；凡是抽象的、本质的、主导性质的要素，属于广义的“集中”。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属于“民主”范畴，经过交换，使用价值变成了“价值”，“价值”相对于交换属于“集中”范畴。平等交换的主体属于民主范畴，规定各种主体的“产权”，而形成种种私有制、公有制则是一个抽象的、集中的过程。要言之，劳动是民主的过程，剩余是集中的过程。
在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分工属于民主范畴，专门化、规模化属于集中范畴，这是生产力的民主集中过程。生产关系的水平分化，属于民主范畴。生产关系的垂直分化，如阶级关系的垂直分化则属于集中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两个民主集中过程，其目的是创造剩余，这便形成“劳动-剩余”主义的第一层次。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市场竞争的范围越来越大。在竞争过程中，工具的改进属于民主范畴，效率则属于集中范畴，这一民主集中过程又会造成资本因竞争而产生的优胜劣汰。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属于民主范畴，产能淘汰、企业迭代则属于集中范畴。竞争过程会不断地加剧某些区域、某种产业、某种企业的垄断。其中，竞争属于民主范畴，垄断属于集中范畴。经过一系列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民主集中循环，生产方式也逐步实现了民主集中循环。这便是“劳动-剩余”主义第二层次的含义。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可将不同特质的范畴（环节）贯通起来，进而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有力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从“绝对剩余价值论”上升到“相对剩余价值率”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飞跃。“相对剩余价值率”理论是对“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扬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劳动-剩余”进行全社会组织动员，进而克服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应该承认，在工业化条件下，“资本”对推进相对剩余价值率提升，推进社会化大生产发挥着基础性工具作用。
▍“资本”是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性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了资本要素，特别是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我们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资本”。以“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它已经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清晰的对立面了。所谓“主义”其语义作用更多的是要区别本质、区别历史发展方向。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运用资本，都以资本方式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特别在对“劳动-剩余”主义的第二层次——“相对剩余价值率”理论的认识与运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确的自觉性。其中，如何认识资本的本质，如何认识并发掘资本的主体性，是影响相对剩余价值率提升的关键所在。
（一）重新审视资本的本质特征
“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运行的“平台”，这个认识已经越来越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承认。但是这一共识的达成历经漫长的理论争议。对于资本的认识，我国理论界同样经历长期争论。但是，作为资本社会的核心概念，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本身是常为常新的，我们必须抛开表象，直面本质。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资本是一种制度，是一种人格，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制。但是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就像认识“市场经济”仅仅是一个平台一样，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资本看成是一种“工具”，一个“载体”。
资本具有高度复杂性。究其实质，资本是资金与主体性的结合，我们可以将其化约为资本公式，即“资本=资金+主体”。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究竟与哪种阶级结合，与哪种人格结合，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资金可以是抽象的货币形态，也可以是资产。资产可以是物质形态，也可以是非物质形态（知识、商标……）。资金是通用型的“工具”，它带给资本以“通用型”工具的性质。基于资本公式，资本的属性取决于主体的性质。资本的阶级性来自“主体”的阶级特质。不同的阶级主体会带给资本不同的“主体性”。不同的阶级主体性使资本具有着不同的阶级人格，并与不同的劳动阶级形成了复杂的阶级关系。因此，资本的本质绝非庸俗理论家所认为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理解资本本质的关键在于资本的主体性，换言之，资本的性质取决于掌握资本的主体的性质以及运用资本的目的。
（二）重新审视资本二重性
马克思经典理论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4]，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着资本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正因为如此，资本具有既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又阻碍社会化大生产，并在危机中通过自我扬弃而走向社会主义的二重性。借由此二重性，一些理论家又衍生出资本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等不同的二重性。但是，基于“资本=资金+主体”的资本公式，资本的二重性应表现在资本掌握者的主体性差异上面。
在现代经济社会，资本是推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具，资本主体性是所有权主体性与劳动主体性的集合（在现代产权体系下，资本是所有权主体性的代表，而资本的产生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以劳动主体性应在资本结构中扮演基础性角色），但是人们常常念及的多为所有权主体性，而隐藏在背后的劳动主体性则被长期忽略。在市场经济平台或者赛道上，摘取奖牌的往往是所有权主体，而真正付出劳动的劳动者却湮没不彰。实际上，资本主体性所具有的所有权主体性与劳动主体性，是资本主体二重性的重要内涵，一方面劳动主体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所有权主体将剩余集中并进行转化。就社会发展逻辑而言，在微观上，劳动主体通过劳动进行生产活动，所有权主体具有劳动组织作用，形成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在中观上，劳动主体创造社会价值，所有权主体将剩余集中，服务于再生产，由此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劳动-剩余”循环。但是，在宏观上，也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意义上，无论是劳动主体还是所有权主体都无法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为实现“劳动-剩余”的社会化大循环，就需要超脱于资本主体，由掌握“劳动-剩余”政治经济原理的新主体来指导社会经济运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共产党即是这一新的主体，它能够驾驭“劳动-剩余”规律，一方面推进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透过资本的表象主体——所有权主体，发掘出为市场经济所掩盖的资本的实质主体——劳动主体，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不断地”改革开放的真正原因。改革开放不仅是一种事业，而且是一种实验性实践。在这个实验中，不断锤炼工人阶级、锤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不断探索和改造“资金+主体”这一资本的政治经济形态，使之向人民性方向发展。
（三）重新审视资本的社会经济意义
通过对资本本质及其二重性的审视，我们认为，资本要素是推进相对剩余价值率提升，进而推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性甚至唯一性要素。为此，中国共产党须重新审视资本的社会经济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引入国际资本的力量，发挥多元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力，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一方面，多元资本的引入，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体性，特别是所有权主体性所内含的以权利诉求为基础的发展主张，不断激发多元主体的发展动力，提高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效率；同时，资本的逐利特质以一种带有相对负面效应的方式执行了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历史任务（比如压低工资，减少成本），为工业化与现代化提供基础性动力。但是，不可否认，资本所具有的负面作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间具有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进一步审视资本的本质特征，善于驾驭资本，赋予资本以社会主义的主体性，使其为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善于透过资本的所有权主体性，发掘被长期遮蔽的劳动主体性，使得资本要素更好地为社会化大生产服务，为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服务。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领导权问题
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工业化生产力与历史进程之间呈线性正比关系。从资本要素的全球流动角度来看，资本发展与“劳动-剩余”的两大层次以及“民主-集中”的运动方式是完全吻合的。当今世界，全球资本主义格局持续演进，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人类的生产方式进入极不稳定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回应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话语权与领导权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命题。
作为历史发展主脉的“劳动-剩余”主义，尤为重视通过资本基础性工具所进行的相对剩余价值率的提升进程。可以说，“劳动-剩余”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在经济范畴上，要争取全球剩余价值率的领导权；在文化与政治范畴上，要培育并锻造现代无产阶级。
（一）全球经济领导权
在“劳动-剩余”主义背景下，全球经济领导权的实质是全球相对剩余价值率的领导权。在工业时代之前，生产力形态相对落后，物质生产受自然界的约束极大。所以不论是“劳动-剩余”的第一层次还是第二层次，剩余很难直接反馈到生产环节。工业化使得人类摆脱了生产力的自然约束，化石原料和新能源的使用以及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使得社会化大生产的步伐不断加快，相对剩余价值率获得了明显提升。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性以及资产阶级本质上的种种局限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界和极限仍然时时显露出来。
相较而言，在“劳动-剩余”主义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具有推进相对剩余价值率提升，进而超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逻辑与现实可能性。
其一，从政权的社会经济自觉性而言，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会不断地将剩余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中。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以及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成果正是得益于此。
其二，从社会生产的自觉性而言，社会主义能够有效避免商品过剩危机。执政党所掌握的“看得见的手”可以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约束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凭借宏观经济调控的办法，控制过度、重复发展，防止恶性竞争。
其三，从社会发展的自觉性而言，社会主义可以更好地推进基础建设与战略性工程。引导财政工具推进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降低整个社会发展（交通、能源）的成本，加大信息对称程度，扩大市场范围，尤其是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缩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其四，从集成创新的自觉性而言，社会主义可以更好地协调创新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安全关系重大。由于创新基础工程的成本巨大，短期内收益较小，私人资本很难承受其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通过财政工具以及资本工具可以弥补私人资本的不足，保证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安全发展，减少“锣齐鼓不齐”造成的社会性损失。这将使得中国的创新链与产业链更好融合，经受住国际政治经济风浪的考验。
其五，从劳动者的主体性而言，社会主义可以透过资本的所有权主体性，发掘被长期遮蔽的劳动主体性。在基础食品、衣物、居住、教育、医疗等环节上，通过国家力量保证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这样就降低了最广大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并且能够不断地通过提高劳动力文化水平以适应不断提高的技术标准与国际竞争水准。
以上五点，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主要经验，同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继续提升相对剩余价值率，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进社会化大生产进而争取全球相对剩余价值率领导权的关键举措。在现有政治经济条件下，我国能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能不能通过“劳动-剩余”主义争取全球经济领导权，取决于政权的施政倾向，取决于执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代无产阶级的培育与锻造问题。
（二）全球文化领导权
在“劳动-剩余”主义背景下，全球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是掌握现代无产阶级的培养权，不断培育和锻造与全球相对剩余价值率领导权相匹配的现代无产阶级。
在资本社会历史阶段，工人阶级中率先产生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现象。这个阶级的成长过程与工业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与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息息相关。回顾历史，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经过多次斗争与反馈，是一个“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与“实践推动改造下的理论”相互激荡的进程。
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客观规律，开创了工人阶级主动登上政权舞台的局面（即巴黎公社），它提示工人阶级中的“无产阶级”具有争取并且主导历史进程的能力和可能。当时的无产阶级是一种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下的“原生态无产阶级”。[5]马、恩二位导师曾经试图以政党形态，经过“灌输”，将 “自为”的“原生态无产阶级”变成“自觉”的无产阶级。
第二阶段是列宁、斯大林通过创立民主集中制，发展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建设了“担当”革命的政党理论。这是一个人工培育无产阶级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认识到工人阶级中，会产生一种叫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他们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采取机会主义的妥协态度。列宁在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界限，做了大量艰苦的理论工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性。但是由于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半”无产阶级的“幼稚病”，苏联没有经受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通过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即“修正主义”影响，最后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被雅科夫列夫的两面派，被叶利钦的颜色革命解体了。
历史证明，工人阶级要掌握政治经济领导权，必须先造就一个“现代无产阶级”，依靠这个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掌握政权。“现代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和巩固政权的斗争过程，锤炼、培养出坚强的意志和精神品质。
第三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锻造与革命和建设相适应的“现代无产阶级”。这个过程中涌现了无数英雄、无数群众领袖。这个奇迹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基础上才能出现，才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在工业化与资本化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能够在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锻造出与革命和建设相适应的“现代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第四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自我革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市场化、资本化实践的考验和锤炼中，探索培育、锻造与新的历史条件相匹配的“现代无产阶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资本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成就明显，但也孕含着重重危机，因为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具有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多元的政治经济斗争工具，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应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应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工具的挑战，是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严峻考验。
国际工人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一再证明，现代无产阶级的培育与锻造是关乎文化领导权的关键环节，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究其根本，数百年来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失败，皆取决于文化领导权是否为无产阶级掌握，无产阶级的品质是否与时代命题、发展命题相互匹配。当前，文化领导权与现代无产阶级的培育和锻造不仅需要回应全球化、工业化、资本化的时代问题，同时需要尊重“劳动-剩余”主义的客观规律，培育与全球相对剩余价值率领导权相适应的现代无产阶级。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二元”，以中国共产党、资本、劳动者为“三层”的“二元三层结构”。[6]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资本及其衍生体系居于中间层，劳动者居于基础层。在垂直分工的结构上，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中间隔着资本及其衍生体系。尽管资本基于主体性差异，具有私有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多重属性，但是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执政党和工人阶级，终究从直接联系“异化”为间接联系，执政党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资本要素组织工人阶级的，执政党当中的一些个体甚至被资本所俘获，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面临生死考验。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培养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工程中，要重点考虑如何打通执政党与劳动者联系的“直接通道”：
第一，中国新时代无产阶级的锻造要加强与劳动者的直接联系，并有效防止自身异化。为此，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必要像当年南昌起义直接抓枪杆子一样，直接抓资本？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通过“党资”领导国资，通过“党资”与工人阶级建立直接的关系，进而建立相对剩余价值率持久的增长机制，稳固地掌握全球相对剩余价值率的领导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剩余是“政权”，资本是“枪杆子”，党指挥枪。
第二，中国新时代无产阶级要应对国际化与多元思潮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劳动方式乃至思想观念会产生剧烈变动。全球化时代，思潮的扁平化趋势日益明显，机会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意识已在一部分工人群体、青年群体中凝聚成类似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与意识形态，这是对新时代无产阶级培育的重大挑战。
第三，中国新时代无产阶级要有效回应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领导权问题。“劳动-剩余”主义的主要经济目标是明确并争取全球剩余价值率的领导权，“劳动-剩余”主义的文化与政治目标是培育并锻造现代无产阶级。无论是经济领导权还是文化领导权，其组织载体和使命承接者就是中国新时代无产阶级。这一先进群体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接班人，同时也是全球发展的引领者与实践者。为了这一伟大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还将面临不断探索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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