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鲁东的贫困理论颇有影响力。就反思贫困的理论脉络而言，激进主义批判、浪漫主义批判与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等三种方式，或多或少与蒲鲁东贫困理论相关。蒲鲁东的贫困理论指向贫困生产背后的各种社会现象，如法权或所有权问题、银行收益与小时券等内容，目的是以小生产者视角考察社会生产力，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与之相对，马克思认为，贫困生成与社会制度相关，即资本剥削造就了现代贫困，反贫困必须超越资本，进而，马克思批判性超越了蒲鲁东的贫困理论。具体而言，反贫困离不开世界观的更新——资本的文明性与全球化并未带来贫困问题的解决，反而导致了无产阶级贫困的世界性固化，故需批判现代世界以完成反贫困重任；反贫困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反贫困不是简单地超越财富生产与财产分配，而是要追溯至对资本生产的复杂性矛盾的批判；反贫困离不开人类解放向度——反贫困离不开重建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无产阶级革命解决现代贫困，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真正超越贫困议题。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贫困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人类解放
蒲鲁东对贫困问题的诊断方案，在反贫困思想史上颇有影响，特别是他对所有权的批判更具独特魅力，至今仍然有大批拥趸。作为马克思的理论对手，蒲鲁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拥有很高知名度。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作为小生产者的理论代表，蒲鲁东的观点在工联主义或小生产者那里有广泛的市场，其理论通俗易懂而便于传播，能争取到无产阶级的阅读市场与煽动对象；二是他的煽动性观点高度隐匿了其根本性错误，即他并未揭示现代性核心命题的本质。蒲鲁东作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是当时理论水平最高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贫困理论在无产阶级中影响很大，也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至今仍然有很多理论变种。因此，有必要回顾和批判蒲鲁东的思考，为现代贫困研究打开宽阔通道。
纵观国内外学界研究及其社会化实践，蒲鲁东贫困理论余波未了且影响深远。一是“银行改革”的反贫困方式。这以达里蒙主义为代表。达里蒙主义试图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以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弊病。他们提倡以无息信贷的方式杜绝资本致贫的可能。如，设计公平交易所，力图实现产品的劳动时间等额化交换，以防止加价行为与欺骗行为等剥削方式所导致的贫困。又如，发放小时券的经济举措。但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达里蒙主义者不理解货币与商品之间的本质关系，因为“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1]，即发放小时券并不是一种能担负起消灭剥削、反对贫困的经济行动。二是无政府主义的反贫困路径。这些无政府主义理论企图以阶级调和为方式消解政府的强制干预，其实质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以小私有制为内容的平均分配制度，把反贫困转向无政府主义运动，以此反对致贫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巴枯宁认为，是国家维持了特权阶级的利益保障与福利制度，而这是以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和无知作为代价的，故“必须摧毁一切，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家”[2]。三是互助主义的反贫困形式。比较典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认为，与残酷竞争的自然法则不同，人类社会保存有互援互助的非政治性合作内容，就能够消除社会致贫的竞争现象，因为“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3]。这种观点期望以人类互助法则取代资本剥削的制度法则，以互助合作方式对抗资本剥削致贫的现实，期望通过一种渐进式、改良化的互助性社会化实践完成反贫困重任，建立消除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但是，这些期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然无法实现。四是福利主义的反贫困途径。二战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资本生产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延缓经济危机的国家干预机制颇显成效。由此，新济贫方式即福利主义应运而生，成为重要的反贫困途径。就反贫困效果而言，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是缓和阶级矛盾的最直接方式，但这种社会化实践不可能改变资本致贫的社会机制。
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4]。但是，显然蒲鲁东（包括其后继者）的贫困思考并未真正获取资本剥削的思想密码，反而绕开资本，以扭曲的棱镜透视贫困问题，求助于诸如所有权、竞争权、收益权等内容，以获取事先预设好的结论。就此而言，蒲鲁东的贫困理论没有上升至哲学[5]。就原则高度而言，蒲鲁东在反贫困领域迷失了方向，执着于小生产者的理论期盼，完全脱离宏大叙事的资本时代，尽管蒲鲁东的贫困理论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阶级立场、理论限制与现实因素等，马克思必然与之分道扬镳。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贫困反思的三种路径
及蒲鲁东的态度
历史上，人类持续关注贫困问题的生成机制、运行体系与固化机理等问题，期望提供超越贫困之路。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来，思想家们从各个层面对贫困问题做出诸多讨论、反思和批判，这些构成了蒲鲁东贫困反思的理论情境。
一是反贫困的激进主义倾向。反贫困的激进主义批判在今天仍有广泛市场，需要严肃对待。其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种反贫困的批判思想将对财富的渴求转化为一种平均化的剥离事件，以压制人类创造新社会的可能而保存现有社会；另一方面，激进主义式的反贫困聚焦于考察财富分配方式的公正性，但并未反思财富生产与贫困生成的内在关联。这种批判理论的基础就是霍布斯的“性恶论”：人的贪婪与反社会的本性导致了贫困，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峙。如何解决之？霍布斯认为，通过市场化契约，以推动市场自由与确立契约价值，以价值契约与市场联合否定贫困。显然，这仅是一种理论设定而已，即“霍布斯所说的使得人生险恶、野蛮而短暂的人人为敌的战争，肯定是不能和市场社会中无可否定的不安全状态划等号的”[6]。
该看法与曼德维尔社会秩序的自动发生论不谋而合，是从人性论视角考察贫困，并试图以激进方式解决贫困问题。一是激进的政治实践诉求。它们诉诸社会化的激进实验，以劳动为原则批判资本主导的市场，期冀将资本控制在社会限度之内。如，工团主义、拉萨尔主义等都致力于以劳动平等作为反贫困的基础，尽管看似激进，其实又退回至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框架之内。二是通过缩减人口以减少贫困人口。这以马尔萨斯的激进人口论为典型。马尔萨斯认为，贫困现象是由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不匹配。他以疫情为例指出，贫困与人口、瘟疫是紧密相连的，“与那些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的国家相比，那些生活资料不断积累足以推动人口增长却不能满足人口各种需求的国家，会更多地遭到周期性流行病的折磨”[7]。故他认为，贫困问题是无解的，“这部分成员所遭受的困苦和压迫，乃是一种顽疾，非人类的智慧所能治愈”[8]，只能技术性地减少人口，以瘟疫、战争、节育等方式缓解贫困。同样，福柯认为，禁闭防控贫困，只是人为隐藏了贫困，却消耗了财富，故“古典时期的救济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是对全部生产性财富的逐渐冻结，在某种意义上是慢性自杀”[9]，表达类似马尔萨斯。
可以管窥，激进主义的批判意在说明，现代性贫困需要以激进形式进行重释，即以权力方式限制与修正贫困内容——贫困本身关联着人权、经济稳定、种族、生存尊严等。就此看来，激进主义批判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反向的思考：这种批判并未赋予反贫困以应有的社会预期。换言之，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固化的富裕状态，而仅仅停滞于消费、分配等环节的平均化或均等化激进形式；至于劳动与资本、财富与贫困的对峙根源不可能得以澄清。简言之，激进主义批判看似激进，其实质是以抽象的劳动原则作为抵抗，并未有效提出批判原则、实践方向与发展目标，贫困解决变成剥离社会发展进程的空想内容。
二是反贫困的浪漫主义路向。这种批判的谱系一直致力解决，如何从传统世界获取纠偏现代发展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方向。故他们致力于澄清，现代致贫问题是否由非人格力量的支配所致，而这种非人格力量是否会产生毁灭传统价值、消解个人自由的社会危机。因此，在他们看来，贫困现象只是一种强制提示：在现代生产机制中，人由于被政治权力与经济组织所控制，已经丧失了自然主义的遏制贫困传统。这以卢梭的现代性批判为代表。
显而易见，卢梭并不意在让社会倒退发展，而是以浪漫主义形式包裹甚至消解政治斗争、贫困恶化、资本剥削等否定内容，“这就是社会和法律的起源，或者这是社会和法律应有的起源，穷人获得了一副新的枷锁，而富人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力”，“保障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却永远固定下来，这种法律将富人的巧取豪夺变成一种不可变更的特权”[10]。故他建议，应赋予社会契约论以社会化改造能力：消解资本剥削与贫困生成之间的关系，而进行一种非经济性的社会化变革。这种浪漫主义批判影响至深，拓展至经济学领域。如巴师夏与达里蒙认为，贫困问题应归结为货币制度或银行问题，故要通过传统方式改造银行运行与货币分配，与政治行动保持严格距离。这个看法为美国学者凯里所发挥，他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应该回到经济和谐的国家通道。
故浪漫主义批判直接面向这样的问题：现代性的内在机制有恶的内容，这种恶成为钳制与压迫人类解放的理论环节，这种恶集中体现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贫困化。浪漫主义批判设想一个反普遍性压迫与剥削机制，试图以此回归传统世界的精神气质。问题在于，它直接否定了反贫困的社会化因素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前景，以极端的自然主义形式，反对与阻碍历史进程赋予反贫困的解决路径。
三是反贫困的空想主义路径。这种批判形式多样，其特征是扭转人类发展的现有秩序，以优化的发展模式改进旧有的致贫机制。但这种考察并未把握住改造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故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地基上完成的，无疑是以空想方式切入现代世界。尽管如此，这种批判路径值得认真对待。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创办新型工厂与工厂制度改革，试图解决工人的贫困，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欧文的工厂实践等。显然，空想社会主义解决贫困，依然从属于一种私有财产支配下的解救行动，因为其坚信贫困是人类历史中不可避免的阵痛[11]。但问题在于，它们并未理解现代工人的贫困不是由工厂制度导致的，而是由资本生产的内在机制所建构的。如，最为典型的是发放“小时券”的社会行动。小时券意在取消实际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能够实现劳动者平等地购买回自己的劳动产品，解决资本占有产品差价的行为，进而解决劳动者的贫困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小时券只是观念上的货币，而非现实交往中的货币。这些空想者没有澄清货币的历史起源与现实运动，却试图以货币自身运动终结劳动者贫困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没有看到，货币权力的形成是历史运动的结果，是资本借以展开增殖运动的媒介。因此，当面向贫困现实时，托马斯·霍吉斯金、约翰·布雷等的“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12]观点，无疑是可笑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即这一面只要参与到历史运动过程，就是革命的科学[13]。
总之，以上批判看似激进且颇具诱惑，但问题在于，它们只是在资本机制之内提出了改良运动，执着于道德反思或路径改良，而不能把握住资本生产的内在复杂性矛盾。就反思向度而言，蒲鲁东兼具上述思考。但他的贫困理论有其特殊之处：如果说前述三条路径只是从静态生产力视角进行考察，那么蒲鲁东的贫困认识则开始深入社会生产关系视域内——他直接指认现代贫困的起因是私有财产或私有制。由此，蒲鲁东强制切断了贫困与神意、阶级、等级、分配等的联系，直接将贫困结果归结为现代私有财产运动，直接批判私有制、所有权等，而非局限于经济理性、历史精神等形而上的反思方式。就这点而言，他与马基雅维利极为类似，将反贫困看作一种可供操作的政治技术。但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抱负只是将市民与国民的权利普遍化为私有财产本身，即夸大市民（小生产者）的历史功能，以对抗大资本和工业生产者的剥削与掠夺。蒲鲁东以所有权批判作为基础，辅之以所有权平等原则，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与批判力度。
二、澄清前提：蒲鲁东贫困理论的特殊内容
与理论症结
有一个有趣的文本现象：蒲鲁东的理论观点不断出现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这从侧面证实了蒲鲁东的学术思想引起了马克思持久的关注。就关涉的话题而言，蒲鲁东涉及方方面面，诸如平等、分工、自由、竞争等；就理论立场而言，他始终关注小生产者的贫困问题，并将之作为反抗现代性的基本抓手。在《什么是所有权》《贫困的哲学》《论人类秩序的建立》《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战争与和平》等文本中，蒲鲁东详细考察了所有权与贫困之间的关联，确立反思贫困的理论方向与超越目标。但这并不代表他真正解决了贫困问题，如马克思致信约·巴·施韦泽（1865年）时所评价的那样，“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14]。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什么是所有权》是蒲鲁东的代表作，是研究与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理论的最好入口；二是这本书的理论作用很小，它虽有冲击力但很庸俗化，以至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科学历史中，它不值得一提。
但不可否认，蒲鲁东贫困理论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拉丁语系的劳动解放，还有对后来的拉萨尔主义、工团主义等影响至深。蒲鲁东的贫困理论的评价，成为马克思反贫困哲学与之分野的重要标识。
第一，开启贫困反思的经济哲学路径。蒲鲁东的贫困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与自发秩序，但社会的自发运动使社会走偏了，将社会带入某种形式的欺骗模式。故蒲鲁东认为，只要揭示出这种欺骗模式，那么贫困问题就会得到最终解决。尽管蒲鲁东已经注意到资本社会的交往关系，特别是商品交往的社会属性，但由于不具备新世界观的考察能力，他依然停留于对商品者的法权关系的考察，而将自发秩序（所有权）作为社会秩序（资本），混淆了所有权与资本。这是第一次以经济哲学视角考察现代贫困问题。
具体而言，一是贫困形成于产品的加价。蒲鲁东坚信，工人贫困是由于工人没有办法买回自己的产品，是由于资本家私自加价的行为，故产品的价格高于本来的价值，导致工人无法用工资购买。这就是蒲鲁东对生产过剩的评价。显然，蒲鲁东不可能科学区分必要劳动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他（蒲鲁东）既丝毫不懂价值规定，也丝毫不懂价格规定......蒲鲁东关于由此会导致生产过剩的这种抽象的结论，也是错误的”[15]。二是贫困根源于所有权问题。蒲鲁东将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内容，看成商品收益的占有过程，仅仅是一种所有权意义上的占有，即商品所有权的占有收益。这分为两步：资本家对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资本家的生产积累通过劳动延续且加固这种所有权，“劳动是所有权的动因”[16]。这种看法就是将劳动与所有权看成统一的东西，资本家的所有权就是工人劳动的占有。
如何解决之？蒲鲁东提出三大路径：一是劳动者不要劳动，那么所有权自己会瓦解，但是社会没有劳动就会毁灭，这条路显然行不通；二是以占用取代占有，“占用不但可以导致平等；它还可以防止所有权”[17]；三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按劳分配”的多劳多得原则，提出劳动联合与工资平等，“社会只能对于为它提供的劳动给予酬报；因而它就可以平等地酬偿所有的劳动者”[18]。
第二，比较完整地提出解决贫困的实践方案。黑格尔早就意识到，贫困源于生活资料的匮乏，“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情感时，就会产生贱民”，如何解决与贱民相关的贫困问题，“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19]。黑格尔的思考仍然是一种思辨哲学的路径，并未真正切入现实的本质议题，即贫困源于现代资本制度。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已意识到社会财富分配与贫困劳动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将贫困局限于工厂生产，故他们试图在工厂内部改造劳动结构，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法郎吉实验”、欧文的工厂实践等。与之相对，蒲鲁东将贫困现象归结为资本生产的占用制度，认为解决贫困要建立新的占用制度。一是信用不均致贫。蒲鲁东直接抓住了致贫的表象，认为不平等的社会信用导致劳动者的贫困[20]。二是储蓄不公致贫。诸如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的有收益内容，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永久贫困，却维护了投资者的长期富裕。他认为，“储蓄银行是造成贫困的一种有力的、无可怀疑的因素，因为它不但远不能消灭贫困，而且只会再出现贫困，而且由于这种再出现，使贫困现象更严重”[21]。三是所有权失范致贫。工资与劳动的结合是基本的占用制度，但所有权的失范导致小生产者贫困。蒲鲁东看到了组织化生产所蕴含的社会力量，“对于劳动者因团结协调和群策群力而产生的庞大的力量，资本家并没有给予任何报酬”[22]，故所有权（财产）就是盗窃[23]，因而提出要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据此，蒲鲁东提出，一方面要消灭所有权。所有权的存在，使商品存在着“加价”，导致工人无法赎回自己的劳动产品，故应消灭所有权制度，实现小所有权的占用，“占用不但导致平等；它还可以防止所有权”[24]。另一方面要保护小生产者的劳动权。蒲鲁东特别强调要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什么叫劳动权？这就是在具备必要的条件的情况下使自己分享一份财产的权利。这就是社会的权利，也是平等的权利”[25]），以对抗资本剥削与占有权。
第三，蒲鲁东贫困理论的理论症结。由于旧的世界观影响，蒲鲁东不可能进入现代经济关系的矛盾领域，其理论症结在于，仅仅用直观原则或者经济抽象论对待贫困问题。首先，贫困研究的历史意蕴严重缺乏。所有权在蒲鲁东看来，仍然是旧的土地占有权和世袭权意义上的，只是以收益方式与宗教形式掩盖了其占有与剥削内容，所有权的剥削显得更加隐匿。但问题在于，这种所有权是传统世界的封建占有制，而非现代财产权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关系，因此，蒲鲁东混淆了传统等级所有制与资本所有权的本质区别。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将贫困简单地看成商品经济关系与等级社会结合的占有制，澄清所有权本身的历史演变进程，故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做历史哲学的说明”[26]。
其次，贫困生成的简单化处理。关于贫困的形成，蒲鲁东认为，所有权是盗窃小生产者的收益的手段，因为这种所有权导致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产生贫困、犯罪、叛乱和战争的原因是地位的不平等；而地位的不平等则是所有权的产物”[27]。蒲鲁东将资本生产与一般性生产看成一回事，那就不会理解传统世界与资本世界的贫困生成的本质区别。与传统世界的绝对贫困相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是积累性生产，一方面是扩大产业工人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扩大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两种方式都意在建立一个极度贫困化的无产阶级队伍。换言之，现代资本生产是相对贫困的生产。
最后，贫困定性的理论化分歧。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提出的社会契约，在蒲鲁东这里转变为经济契约。前者致力于寻找一种脱离政治权力制约的自然状态的契约原则；蒲鲁东试图在社会经济运动中寻求生产者之间建立政治契约可能——这种政治契约终结了大资本侵害小生产者的剥削方式，试图以此争取符合小生产者利益的政治路径。蒲鲁东的理论深处蕴含这样的结论：生产者为利己而努力，而上帝保护生产者。简言之，蒲鲁东由于旧世界观的限制，企图从哲学反思内部破解贫困问题，仍属于浪漫主义批判，即蒲鲁东仍然基于资本创造世界的旧世界观，而没有看到生产过程中资本生产的贫困生产之必然。
总之，蒲鲁东贫困理论问题的症结在于，混淆了贫困生成的自发秩序（所有权致贫）与社会秩序（资本致贫）之间的关系：他以自发秩序论即所有权致贫论，作为批判现代资本的突破点，无疑走偏了方向。诚如马克思所言，尽管蒲鲁东看到了劳动受制于资本，试图以降低收益来保障劳动的权益，“货币利息降低——蒲鲁东把这看成资本的扬弃和资本社会化的倾向”[28]，但问题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都不过是具有资本规定即工业资本的规定的劳动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29]。换言之，蒲鲁东并未看到所有权背后的资本运动及其权力设置。故蒲鲁东的贫困理论建构有难以克服的症结：只是从庸俗经济学视角考察贫困——蒲鲁东误将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作为一种批判武器反抗资本主义所有制或占有规律；他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占有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所有权制度，“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30]。
蒲鲁东的考察思路与解决方案仍然局限于资本生产，故不可能提出超越贫困的全新途径。故卡尔·洛维特有一个判断非常准确：蒲鲁东以批判为基础，“以要重塑世界的暴发户的狂热仇视市民阶级”[31]，建立自下而上的社会新秩序。他对贫困生产的思考必然要回到异化劳动即雇佣劳动，但他只是用小资产者的制度蓝图改造现代大资本化生产。上面已提及，蒲鲁东主要是从贫困现象出发，将贫困作为社会自发秩序的后果，这种自发秩序就是所有权问题，他的想法在于破解所有权，以公正与平等的劳动权作为重新整合社会的整体性形式，以此回到消除贫困的社会制度设计的初衷上来。
三、划清界限：马克思对蒲鲁东贫困理论的
复调批判与超越路径
纵观马克思思想史发展进程，他对蒲鲁东贫困理论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1847年之前马克思还是基本认同后者的贫困理论的。马克思曾赞美道，“他（指蒲鲁东）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此具有与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作品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32]。当然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褒扬有所保留，不满意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批判他对私有财产不是彻底消灭而是平均占有的观点。“他把占有解释为‘社会职能’”，因此，占有的平等仍然从属于国民经济学的抽象立场。换言之，蒲鲁东只是用占有来克服私有财产的现象，“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33]，并未对异化本身加以批判。显而易见，马克思此时并未真正理解商品所有权与资本占有权的本质联系，主要从哲学批判入手剖析蒲鲁东的理论。但到了《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开始彻底批判后者的贫困理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至《资本论》研究，形成科学的反贫困哲学。
1.唯物史观：反贫困的世界观革命及其与蒲鲁东划界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对贫困的反思颇具代表性，他的旧世界观导致难以澄清贫困问题，更不用说解决之。黑格尔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出发，认为贫困形成于市民社会阶段。市民社会是三大体系：劳动与需要的关系（需要体系）、所有权体系（司法）与共同利益的保护机制（如警察与同业公会）。黑格尔认为，贫困成型于第三个体系，而所有权只是市民交往与权力交往的中介环节，本身并不能带来贫困问题。在第三个体系中，个人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时，由于“普遍权力接替了家庭的地位，它不但顾到他们的直接匮乏，而且顾到他们嫌恶劳动的情绪”[34]，出现了穷人及丧失正义、正直、自尊等情绪的贱民[35]。如何防范产生贫困与贱民？黑格尔侧重于从法律、同业公会、社会帮扶等方面防范贫困与贱民的出现。显而易见，黑格尔从贫困的历史发生学视角进行诠释，比蒲鲁东更为深刻。马克思批判性吸收了黑格尔的观点，同时提出了质疑，“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殖民地的开辟，向外殖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灭劳动群众的贫困”[36]，原因在于黑格尔与蒲鲁东一样，没有澄清资本致贫的实质内容[37]。我们看到，基于唯物史观对蒲鲁东贫困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之中。这些文本以唯物史观为视角，澄清了蒲鲁东的贫困理论的前提、基础、方法论、世界观等问题。
一是基本定位：贫困生成于私有财产运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意识到现代贫困是由于私有财产的运动，而非其他原因，因为私有财产批判直接涉及人的问题，特别是贫困现实。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论及无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已经意识到工人的贫困与传统社会不同：它是工业运动造成的，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故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他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38]。这种社会原则其实就是消灭私有财产进而消除贫困的理论高度的总结。
二是本质批判：反贫困不能执着于致贫现象，而应转向资本致贫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曾高度肯定蒲鲁东的反贫困思考。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只是从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出发，完成了财富创造论的论证；蒲鲁东从私有财产的非法性出发，完成了无产者贫困论的证明，并由此提出私有财产的最初批判。因此，蒲鲁东的理论水平在当时最高，以至于马克思高度褒扬他的工作，指出蒲鲁东是“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39]。但马克思认为，他只是从私有财产的社会表现即贫困出发，从最令人反感的致贫形式谴责私有制，不能真正抵达异化劳动的宏大背景。
故马克思提出了两大质疑。质疑之一：工资平等为何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原因？“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并未意识到工资作为工人的私有财产部分，仍然严格受制于异化劳动（即谋生活动），因为“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40]，蒲鲁东只是提高了小生产者的私有财产，但它的获取仍然是谋生活动。
马克思刚开始没有意识到蒲鲁东的理论立场特别是反贫困的理论实质。只是将之作为自己的补充材料，以烘托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效果。马克思引用蒲鲁东的贫困理论的目的在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因为后者完全忽视了现实的人的贫困问题。正如马克思引用费尔巴哈的观点，“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而鲍威尔却相反，“他教导我们说，哲学是超实践的”[4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逐渐勘破，蒲鲁东只从小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出发，这与马克思的物质利益观有本质性的区别。蒲鲁东与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考察都聚焦私有财产内容的理解，但存在严重分歧：前者将私有财产作为人类永恒存在的问题，是公平正义与解决贫困的根基，而马克思将私有财产作为一种暂时性的社会现实。由于对私有财产的认识存在局限，蒲鲁东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中贫困的成因，只是将私有财产普遍化与庸俗化；与之相对，马克思将之转化为对现代资本的批判，资本致贫问题的解决是共产主义解放之路。
质疑之二：看似激进的私有财产批判，仍可划至浪漫主义批判阵营。就理论实质而言，蒲鲁东并未抵达现代异化劳动的批判视域，只以哲学话语重复了西斯蒙第等人的激进话语。换言之，只有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对私有财产、现代资本进行了真正批判，超越了激进批判模式。例如工资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国民经济学两大问题之一，就是对蒲鲁东的工资平等设想的批判，并一直延续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期。究其本质，工资平等无非就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完成，这正是《共产党宣言》所批判的经济共产主义，并未达到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高度。换言之，工资平等被蒲鲁东看成所有权的重要内容，劳动生产必须以收入平等为基础，以防止资本所有权的过度收益。所有权是法律意义上的占有权利关系，是资本物质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蒲鲁东将之看成剥削的来源，提出要以占用作为取代内容。显然，他没有看到所有权背后的物质生产力的权力动因，即资本内容，“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2]。
三是世界观革新效应：反贫困与资本批判有机结合。《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使得贫困问题与全球化视野结合起来。反贫困考察实现世界观的更新：资本的文明性与全球化并未带来贫困问题的解决，反而导致了无产阶级贫困的世界性固化，并体现为资本的内在否定性。马克思第一次在全球化视野中考察贫困：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内在否定性的最好体现。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可供自由发展的物质条件与财富基础；另一方面，它使无产阶级不断贫困化，以满足资本增殖所需的产业化人口（工业化人口与产业后备军），故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而蒲鲁东由于没有看到资本否定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双重内容，而执着于共产主义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的误判——“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总是有所有权一词”[43]，把共产主义归结为所有权批判，无疑是错误的。
简言之，蒲鲁东看到了现代所有权致贫的社会现象，但他并未理解资本所有权的矛盾内容。换言之，蒲鲁东只是赋予所有权以哲学性质，而并未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内容。与之相对，如何剖析所有权，特别是澄清所有权的形成根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着力点，同时也是超越蒲鲁东贫困理论的基本路径。换言之，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停留于所有权反思，而是切入现代资本批判的复杂性视域。
2.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超越蒲鲁东反贫困的原则进路 魁奈、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开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意在击破封建社会与神性统治，使得经济学发展具有资本改造世界的政治向度[44]。换言之，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是，为资产阶级的“富国裕民”提供制度设计与理论指导，而无暇顾及贫困作为社会化顽疾的讨论。申言之，现代贫困问题由于资本发展而具有新的形式与内容，只是不被政治经济学所重视。这些经济学家的基本立场就是政治经济学为财富制度做理论设计，把贫困问题交给社会保障部门。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真正揭示了问题症结，即古典经济学并未看到贫困生成与资本增殖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从经济学批判的高度区分了两大内容：劳动创造价值与劳动衡量价值。前者肯定了劳动建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重要内容；后者则是劳动创造剩余劳动的揭示。前者以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劳资平等形式为内容；后者隐匿于剩余生产过程，以资本占有制度为基础。
因此，蒲鲁东只关注到所有权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但这恰恰是理论虚构起的镜像幻境；与之相对，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恰恰是建立于无产阶级贫困化基础之上，资本生产是剩余生产（资本积累）与贫困生产（贫困积累）的有机统一，故古典经济学本身是值得批判的。
在这个意义上，费彻尔把握住了马克思的批判精髓，即“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4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机制加以批判，如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通过生产过程的异化方式导致了无产阶级贫困，这显然更加侧重于对异化劳动的强制性加以批判，但问题在于异化劳动的成因是什么，这是后来马克思急切要破解之难题。马克思直接指出了异化的经济学性质及其管理机制的社会性质，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造就了现代生产机制，特别是异化劳动形式。剖析现代生产机制成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重要任务。
第一，资本致贫与贫困固化内在互动。蒲鲁东认为，所有权瓦解了以世俗劳作为基础的社会基石，将社会变成了相互欺骗与榨取收益的市民社会。所有权所裹挟的世界其实就是资本社会的商品化表现：他并未看到社会贫困的资本致贫实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在社会财富增长的样态下，“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46]，即现代贫困是资本生产所塑造出的新形式，表现为两个阶级的人格化本质。很多人在人格化这里迷失了方向，如黑格尔认为，人格化是个体意志与财富的结合，以所有权内容注入财富使得人获得人格，那些没有财富的人由于没有人格而陷入贫困，“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这种我的内部表象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47]。黑格尔强调，只有实现对物的占有，才能获得人格化，即把人格化看成物的意义上的所有权内容，与蒲鲁东都有类似的理论努力。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与蒲鲁东等没有看到资本致贫的社会结构，而纠缠于诸如人格、财产或所有权等内容。《资本论》及其手稿从社会发生机制提出，资本生产方式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扮演了不同的人格化角色，成为不同社会关系和物质利益的承担者。无产阶级贫困化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的社会关系必然贫困化，这种样态从属于资本剥削的范畴，因为富裕的资本家是资本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48]，目的是塑造出贫困化的无产阶级，以驱使他们进入自己的工厂工作。贫困是一种中介性的力量，促使无产阶级成为变革世界的主体力量，这是蒲鲁东所没有关注到的，“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即贫困必然导致革命。与之相对，蒲鲁东认为“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49]，进而自认为抓住所有权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故他求助于超历史内容方式，如“发行小时券”“银行改革”“工资平等”等，不可能真正理解贫困在劳资对立中的角色地位，马克思给出一个基本判断，“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50]。故黑格尔的看法无疑是深刻的，“所有权在意志对物的关系上具有它更进一步的规定”[51]，所有权只是法律层面上的占有、使用与转让的权利，而非资本占有制度的权力机制。
第二，贫困生成与阶级斗争互为补充。现代贫困生成直接体现为两大阶级对峙。《共产党宣言》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围绕贫困问题，资本与劳动严格对峙。它详细考察了贫困现象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贫困不是阶级对峙的表象，而是揭示出资产阶级如何通过资本的财富运动塑造出现代无产阶级的过程。《雇佣劳动与资本》则直接说明了现代世界致贫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雇佣劳动是致贫的生产形式，资本是致贫过程的主导力量。《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是资本致贫引发阶级斗争。资本生产是贫困生产，资本生产一方面形成一无所有且自由流动的贫困工人，另一方面通过雇佣劳动的剥削过程，不断吮吸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围绕剩余价值，两大阶级必然进行阶级斗争。二是资本生产产业后备军。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生产必然创造出游离于资本之外的相对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它们构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来源，具有强烈的革命诉求。三是资本积累塑造阶级矛盾。资本积累，即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通过不断追加资本与雇佣劳动，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整个社会都变成了剩余价值的扩张内容，其后果就是形成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塑造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四是资本生产固化致贫机制。《资本论》从资本致贫机制即资本生产的“二律背反”（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对峙）入手。劳资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私有制：资本私有制全面控制着社会与自然，一方面将劳动力变成商品，使劳动者一无所有而必须通过雇佣生产获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将自然资源商品化与生产资料化，使其完全脱离劳动者，即资本必然固化无产阶级致贫机制。
第三，贫困解决与人类解放协同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彰明这样的态度：反贫困不是简单地超越财富生产与财产分配，而是追溯至对资本生产的复杂性矛盾的批判。换言之，反贫困不是仅仅局限于一种外部贫困反思，而是对致贫机制的内在批判。贫困解决，不是哪个阶层或群体的获利事件，而是整个人类解放的根本诉求。一是反贫困关涉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可能。要澄清这样的误解：反贫困仅仅局限于绝对贫困的解决，即物质财富层面上的保障问题。应该要解决相对贫困，如相对充足的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相对丰富的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精神文化素质等。二是反贫困关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马克思认为，现代贫困源于资本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这种“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其解决，在于重建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化生产运动解决现代贫困，“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2]。三是贫困解决必然超越资本。资本主义制度有两大基础：雇佣劳动与资本。前者是谋生劳动，是工人必然贫困化的社会现象；后者是经济权力，是工人贫困现实的根本原因。消灭贫困，必须超越两者，用新的社会制度加以替代，以实现人类解放之最终目标。
总之，当代消费主义、符号拜物教、数字化生产等大行其道，而智能化生产激活了财富扩张的终极想象，似乎贫困问题已蜕变为历史性议题，被消费社会的高度运动所终结；但国际化的绝对贫困与中国发展的相对贫困仍未解决，故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只要没有上升至资本批判的高度，那么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就成为一种价值悬置，而并未得以真正解决。人类解放的命运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本质上超越人类贫困难题，而包括蒲鲁东在内的其他路径则南辕北辙。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单位：周露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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