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B站的读者可能会了解到，这一年来，阳和平老先生的节目在B站上受到很多自我身份认定为网络左翼（后面简称网左）群体的推崇，被一些人称为“阳圣”。
阳和平是著名的中国国际友人，科学家阳早和寒春夫妇的儿子。阳早寒春夫妇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受《红星照耀中国》感召，从美国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工作贡献六十余年。阳和平老先生受父母影响，也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阳早寒春夫妇一家的经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感染力。
不过有些遗憾，不知是否是受B站等网络平台当下一些风气的影响，或者是对当代中国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阳和平老先生在B站也多有一些“暴论”，比如之前批评电影《流浪地球2》是“极端精英主义”，“极为明显的民族主义”。
在阳老前几天的视频《零元购糟得很？好得很》中，阳老说底层人民的反抗表现形式就是零元购，并且说打土豪分田地也是零元购。这个观点我们还是有必要来辨析一下。
中国革命史上的打土豪
首先，从新中国的革命史实层面来说，打土豪分田地和0元购完全是两回事。历史上列宁式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靠的不是鼓动民粹，不是煽动狂欢与破坏秩序，而是严格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在那本深刻影响了阳早寒春夫妇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写道，红军战士“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尤其是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让斯诺认识到红军最强大之处就是严格的纪律。我们可以看看歌词内容：
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
第一不拿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胜利更能有保证；
第三没收一切要归公，私打土豪纪律不可容。
八项注意我们要做到，时时刻刻切莫忘记了：
第一早起门板要上好，免得群众心里多烦恼；
第二早起都要捆禾草，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
第三言论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工作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格要公道，政治影响远近都传到；
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六若把东西损坏了，按价赔偿立刻要办到；
第七到处卫生要讲好，选择僻处挖下卫生壕；
第八对待俘虏影响好，不许随便拿他半分毫。
倘或把这规则破坏了，红军纪律处罚决不饶。
红色军人应当认识到，争取群众工作最重要。
到处工农斗争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今朝。
从歌词中体现出的纪律性我们能看出，这种精神与0元购的表现形式完全是两种极端。那么在这种纪律约束下的“打土豪分田地”是怎么做的呢？
在1934年《红星》报的第一张“号外”中刊登了《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一文，提出七项号召，内容为：
不乱打土豪，不拿群众一点东西；
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
损坏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
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
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
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作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
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
可以说，在红区革命过程中，“不乱打土豪，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是一个基本原则。不管表现形式还是目的性都与0元购完全不同。
暴力的限度和正义性
史实之外，我们再从理论方面说说该如何看待群众性暴力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当参与零元购的都是“美国群众”）
前几年《小丑》上映的时候我们就在《煽动与狂欢过后，给不出答案的不止《小丑》》一文中讨论过这方面问题，当时文中说到：
亚瑟在亚瑟和小丑两种身份中间挣扎，他从暴力中第一次感受到暴力的快感，和对现实无形暴力的反抗。暴力本身诱发了亚瑟转变自我，也成了群众借由小丑这个形象对现有秩序反抗的诱发点。
从这种分析中可以看出，《小丑》的内核与美国0元购的表现确实相符。那么，像《小丑》中体现的打砸抢狂欢和0元购这类现象中的暴力性质应该如何来界定与看待？我们要先从当代哲学与政治学中对暴力的一些理论观点来说起。
首先要提到弗朗西斯·中二·福山，作为一种冷战结束后的胜利者宣言，福山认为，在其“历史终结”实现后，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常态会是这样一种模式——新生的中产阶级在各国通过话语场和社会中采用有限度的激进行动方式，要求传统建制结构与其协商。就是说，由新生中产等产生的内生矛盾会通过非建制行动表征出来，最后达成和秩序的和解。
在欧美左翼自由主义分子中，也有与福山有一定相似性的观点。欧美左翼自由主义分子普遍抱有对多级政治，公共参与，慎议民主，公共审议的机制和罗尔斯正义理论等的坚守，实际上仍然属于主张对各种价值观念的协调。
比如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约翰格雷认为，社会的公共理性建构中内蕴了有限冲突的话语空间，良序生活和社会行动处在一种矛盾的中间态。他认某些激进行动是他的左翼自由主义理论中中必须要存在的某些要素，是某些矛盾不可调和后必然的压抑释放，因为现代理性很多时候只是在维护秩序机器本身而不是正视矛盾，所以他认为有限的冲突就和激烈的公共辩论一样是必须的。
他借用了本雅明和齐泽克理论中的“神圣暴力”这一概念（下文会讲），来表述暴力对秩序的建构性意义。作为左翼自由主义分子，他甚至也承认革命行为中暴力的工具性和不可避免性。
不过他对暴力概念的接受仍然是有限度的，齐泽克和很多欧洲西马主义者对于暴力的态度都让他非常不满。比如《小丑》中的打砸抢在格雷这种左翼自由主义者眼中看来，就属于齐泽克对“神圣暴力”的理解，即对于现实的象征性反抗本身就构成了神圣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本身就是正义的。
简述下，格雷这种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有限度的暴力与冲突有必要性，在他眼中，齐泽克认为《小丑》中的打砸抢就是神圣暴力，是充满正义性的，而这超出了格雷的接受范围。显然，阳和平老先生对零元购的看法也属于这种神圣暴力，认为是正义性的。
视频下的某条评论
那么打砸抢和零元购真的是神圣暴力吗？齐泽克对暴力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讲一下神圣暴力概念的来源。
神话暴力和神圣暴力
瓦尔特·本雅明《面向暴力的批判》中把暴力视作一种对历史的持续性威胁，他认为暴力是一种无法直接定义但必须直面的要素，它的持存会导致某个特定时刻秩序自身发生崩溃——不仅是现实秩序的失序，也包含文化价值的失效。
本雅明提出了两种暴力概念，神话暴力与神圣暴力，神话暴力是国家机器用来实施并维持法律秩序的暴力，神圣暴力则超越权力规则，与神话暴力对抗，与国家暴力机器和法律秩序对抗。
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一书中继承了这两个概念。他在书中对此阐述道：
“如果说神话暴力是立法的，神圣暴力则是毁灭律法的 ；前者确立疆界，后者无情地摧毁疆界。神话暴力带来罪与罚，神圣暴力则带来救赎。”“神话暴力是一种出于自身目的统治纯粹生命的血腥权力，神性暴力则是为了生命目的而统治生命的纯净权力。前者要求牺牲，后者则接受牺牲。”
由于这二十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们对暴力问题的思考基本是以911事件和2005年巴黎青年骚乱，2015年巴黎《查理周刊》被恐怖袭击等事件为起点，所以齐泽克也强调了神圣暴力不是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也不是国家用来实现权力的手段，神圣暴力的实行在人民手中。“神圣暴力不是复仇行动，也不达成具体的政治目的，而是一种极端的暴力行动，它搅扰社会秩序的肌理，运用恐怖手段实现其政治意图。”
齐泽克也区分了假借神圣暴力名义发动的神话暴力，典型的就是德国纳粹，相对的法国大革命就属于他所说的神圣暴力。
如果对齐泽克暴力观点的认识止步于这些论述，那在格雷和阳和平老先生的标准中《小丑》，零元购这些东西确实看起来像“神圣暴力”。
然而，对于类似于零元购的2005年巴黎青年骚乱，齐泽克的看法是比较起来，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有组织的、有积极的乌托邦视野的政治运动，而巴黎骚乱则是没有乌托邦理想的无政治要求的暴力骚乱。我们可以把这种看法与齐泽克本人对《小丑》的评论文章相关联：
”《小丑》并非试图讲述一个富有挑战精神的人，而是要讲述一种“绝望”。对于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秩序本身的绝望，很多人都在拒绝这种秩序。”
从齐泽克对巴黎青年骚乱和对《小丑》的评价看，齐泽克本人好像也没有认为类似零元购的现象属于“神圣暴力”，而是看成一种由“对政治秩序的绝望”所引发的“虚无主义”现象。当然，他也不否定这种暴力的意义，他的影评中说到：
“把我们在电影的结尾处所看到的（小丑被其他人祝贺），当作是某种新解放运动开始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这只是现有社会系统所陷入的最终僵局，一个竭力自我毁灭的社会。而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我们预留了下一步，就是去寻求一种积极的替代方案。这就是这个黑暗的虚无主义者形象想要唤醒我们的。”
所以，像《小丑》，零元购这些东西在齐泽克看来，本身不是什么新解放运动的开始，而是展现一种当下秩序系统的僵局，去呼唤世人寻找新的替代方案。
那么既然零元购不是什么新解放运动，那么在社会运行中到底该怎样评判和处置这类行为？这要说到当今资本主义系统中建制结构与反建制力量的关系。
建制与非建制，一体两面
不管是福山，还是格雷这些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社会暴力，矛盾等问题的探讨本身都还是建立在承认西方社会建制结构的合法性基础上。这种合法性基础，汉娜阿伦特曾通过考察古希腊城邦的建立机制来论述。她在考察时加入了语言的维度，得到了一套城邦政治的言说-行动网络，用来映射政治的底层逻辑。
她通过考察认为，古希腊城邦制建立过程中存在的的暴力成分，在制度建成后就被隐藏了，暴力和强迫让位于语言，真理的说服，形成了一整套规训机制的合法性建构形成。而最初用来建立秩序的暴力，则变成了仿佛只是非城邦文明的部族们才有的行为逻辑，城邦代表他们进入了某种政治理解的新阶段，所谓城邦之外无正义。
希腊人把理性、真理、良善生活捆绑在一起，作为政治建制的基础，而西方现代政治建制则延续了这点，这是很多欧美知识分子讨论西方政治问题的基础。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今西方价值中心论和普世主义霸权的由来。（阿伦特也注意到了这种合法性建构的一些问题，不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不过这种解读带有很大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成分，与其说城邦建制是一种政治模式的新阶段，倒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生产关系下的集体生活方式及秩序想象，城邦之外的部族只是被他们排除到了希腊文化的特定生活方式之外，而并不是说只会暴力逻辑。言说-行动网络的有效性得以现实的基础，得依赖于希腊人能不能普遍通过语言和说服达成对于真理的阐明。
先不说古希望人对真理的阐明到底如何，把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基础的想象用来解释西方当代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基础，这种做法有一个荒谬之处，就是忽视了由媒介和印刷术等技术催生的，有组织的普遍存在的语言暴力机制。
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齐泽克具体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系统下所发生的三种暴力：主观暴力，客观暴力和语言暴力。主观暴力指从国家，社会组织到群体和个人身上发生的显性暴力行为。客观暴力是指为了维持政治经济秩序而存在的所谓系统性，结构性暴力。语言暴力属于资本主义系统中存在的文化暴力。
我们这里只说语言暴力。语言暴力不仅是特定环境下言说行为的特殊转化，而且是通过有组织的语言关系变更，试图通过话语生产和价值重塑来重构秩序本身的运行机制。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神话暴力和客观暴力这些东西已经被秩序本身牢牢把握住，所以语言暴力这种新型的冲突形式很大程度上成了了秩序内部矛盾冲突的主要形态。
语言暴力表现形式包括价值认同强化、极端化，话语煽动和语言社群化（甚至宗教化）等等。语言暴力既可以成为建制系统对非建制力量和个体的文化压制，也可以促使建制世界背面滋生出非建制性力量。语言暴力的实质是两种机制的冲突，建制的合法性机制和暴力的正当性机制的冲突。
建制通过语言暴力来构建合法性，通过塑造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机制来打造一种“特殊性”，用以区别“城邦”和“部族”。
非建制力量通过语言暴力来构建其暴力行动的正当性，通过价值认同强化、话语煽动和语言社群化等等形成一种对建制的否定性宣言，在这个否定性宣言的旗帜下，通过语言暴力的煽动和扩散会慢慢被聚集成一个看似“正义”的话语。进一步而言，这种话语还会变成一种近似于“神正论”的宇宙规律想象和世界改造图景，一种新的历史想像。
所以把西方现代政治基础想像成古希腊那样是错误的，在语言暴力机制下，现代性语境里面真理早就不可用语言来辨明了，谁都说自己是真理，谁都笃定自己的政治理念最进步。最终对真理的说明还是着落到了财富和武器上。
当然，这种非建制本质上也不是建制的否定面。典型的就比如美国民主党新兴力量的AOC这些人，非建制派出身，政治基本盘与少数族裔，零元购群体等有密切关系。然而你能说她现在地位还是一个非建制派吗，只是用“非建制”的身份来实现政治路径的达成罢了。再比如港独和废青，虽然也打着“反建制”旗号，但本身就是通过语言暴力机制来形成共同目标，实现政治目的。
可以说，西方社会这年年来的各种骚乱，零元购这类现象，并不是这些暴力机制的否定性力量，而是这些暴力机制的溢出，剩余和表征。
非建制之所以是“非”，而不是“否”，是因为它更多算是建制的剩余，而不是建制的否定面，非建制力量的发展最后也无非是被动态调整的建制吸纳到自身，变成了暴力对于暴力的否定。这也是福山这些人认为历史终结之后，这些激进行动总会和秩序和解的原因。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
那么，齐泽克那里真正有用的“神圣暴力”到底应该是什么呢？这要去齐泽克对列宁与十月革命中的看法去找。
实际上，当代像齐泽克，巴迪欧，阿甘本这些西方激进左翼，在从方方面面批判完资本主义系统之后，最终都还是回到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追求上，当然对具体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理解可能各有不同。在《如何从头开始》一文中，齐泽克说道：“对于共产主义理念的忠诚是远远不够的——个人必须将其定位于真实的历史对抗中，这些对抗往往给予了这一理念实践的能动力量。”
基于这种理念，齐泽克对列宁和十月革命进行了很多探讨。他提出要“重述列宁”，他认为“重头开始”是列宁式的革命道路的核心形式，强调了列宁的决断勇气对十月革命成功的重要性。
在《重述列宁》一书中，齐泽克总结列宁的经验说道：没有政党组织形式的政治是不讲政治的政治。这与很多当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和零元购这类现象背道而驰。毫无疑问，很多当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是痛恨列宁的，齐泽克认为这是由于列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基于此为列宁进行辩护。
然而，齐泽克虽然推崇列宁，但到了斯大林那里，齐泽克似乎又回到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中，在《如何从头开始》中齐泽克阐述了在他看来斯大林主义如何让苏联走向了失败。至于齐泽克对于中国发展史的态度，看他之前如何看待新疆问题就更是明了了。
这大概也是当代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从各种角度精妙批评资本主义体系后，来来回回最终仍然无法跳出窠臼的原因之一。对没有真正经历过革命实践，且百多年来一直发达的西方来说，确实很难真正理解第三世界国家要怎样守住且发展革命成果。所以尽管倡导面向共产主义，提倡重述列宁，但本质上还是在进行文化层面的批判。
从这点上说，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言论与其说是一种对于普遍革命理想的追溯，倒不如说是变向把自己投入一种奇怪的酒神图景里面——如同酒醉后的幻梦一般，可以面向但绝对触及不到。
尾声
最后，回到先前的问题，那么既然零元购不是什么新解放运动，非建制的暴力行动最终也不是建制的否定面，最后还是会被吸纳进建制中，神圣暴力的真正路径仍然要回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中找寻，那么在社会运行中到底该怎样评判和处置这类行为？
显然，既然它不是革命，那么在一个国家和社会范围内还想保持人民生活基本秩序的话，那它就又回到专门的公共管理问题中，要么是管控遏制，要么是回应调整。先不说零元购抢的大部分也还是普通人，既然它不是革命，那也就别上头，还是要在现实语境中去考虑应对。承认零元购之类的现象是“展现对政治秩序的绝望”，但可不要将它和革命史中的打土豪分田地联系到一起。
那么在国家范围之外，怎么才能解决这个让人产生绝望，导致未零元购的“政治秩序”？这可能就是阳老先生们不太好真正回答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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