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财富的不断增长，使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庞大的金融体系扩大了财富概念的外延，改变了传统财富形态。从物质财富到虚拟财富的转换，带来现代社会公平机制的深刻变化。社会公平不仅限于社会生产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也涵盖了金融体系中财富运动是否合理。金融体系健康有活力的财富运动使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机会共享成为可能。因此，金融超越了公平与效率之争，金融共享能够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金融共享并不容易，必须汲取西方金融自由化的教训，加强社会主义金融监管，让金融创新回归服务大众的当代本质。
关键词：金融共享；社会公平；财富运动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条件下，社会公平不再局限于社会生产中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也包含着金融体系中财富运动的合理与否。与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等显性的分配公平与否相比，金融市场上财富运动的合理与否是潜在的、隐蔽的、相对的。财富运动的不公平打破了地域界限、行业差别、人才层次的限制，以合理、合法的形式，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以及日益普及的信息化下，全球资本金融体系强力推进，财富运动主体异质多元、资本运作方式虚拟迷幻，使剥削与控制渗透在自由选择之中。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建立起隐性的不平等关系，贫富悬殊在同一间办公室中发生，大国博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开。因此，金融体系的财富运动超越了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之争，金融共享超越收入分配公平成为能够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公平的共享机制。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挥金融的社会功能，保障人民共享当前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机会、共享未来发展成果。
一、现代财富形态：从物质财富到
虚拟财富
金融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财富概念。财富以剩余为前提，以强制力占有剩余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产生原始财富。财富实质上是在产品出现剩余和私有制确立的基础上，以合法途径占有的剩余，最初以实体形态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威廉·配第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论证了财富的两个源泉——自然物质和人的劳动。随着工业社会来临、市场经济兴起，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日渐发达。货币、资本作为实体财富的表征符号与实体财富分离。货币成为财富之本，资本成为财富之源。资本扩张催生信用制度建立，金融成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财富运动的载体。在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共同作用下，银行、保险等实体的金融机构和支付宝、P2P等互联网金融工具一起构成了庞大的现代金融体系，实体的物质财富被虚拟的财富符号所代替。货币、股票、债券、期货、期权以及信用违约互换、担保债权证等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作为典型的经济符号，不仅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不断向实体经济渗透。它们的创造和流通，形成与实体经济并存的虚拟经济体系，也随之产生与实体物质财富相对应的财富形式——虚拟财富。虚拟财富不等于社会的真实财富，而是实体财富的延伸；也并非只是虚幻的存在，而是真实财富的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它们本身并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它们能够带来收入，从而也被看作是财富。”[1]
从物质财富到虚拟财富的转换，将人们置于金融化生活世界之中。首先，金融扩大了财富的外延。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使财富概念超出了传统范畴，不仅包括实体的、已有的财富，也涵盖了未来的、虚拟的财富。其次，金融改变了价值交换的形态。财富衡量的是财产的多少，“财产是货币、财务及民事权利义务的总和”[2]。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符号和市场交换媒介，是财富的综合代表，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被简化为对货币的追求；而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货币，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也是财富增加的过程。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再到财富的金融过程打破了价值交换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3]（P2）。最后，金融增加了资本运动的载体。金融是资本的配置过程，为需要资金的企业或个人寻找资金。不同时间、空间的资金融通使土地、固有财富、未来收入等更多的要素成为信贷资本，参与资本增殖过程，增加了资本供给，将整个的生活世界金融化了。由此，带来现代社会公平机制的深刻变化。
二、现代社会公平：从收入分配公平到
财富运动公平
财富是对剩余的占有，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有合理的分配机制保障社会公平，维持社会良性运转。然而，经济活动本身不可避免会造成不公平，由此产生公平与效率之争。公平与效率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基础上的对立统一，绝对公平必然会损害效率，造成贫困的普遍化。随着物质生产的发达、财富积累的增加，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公平问题已有极大改善，并非构成人们贫富差距的唯一原因。市场化、资本化改革盘活了人们的财富并使之转化为资本，形成社会财富运动机制。社会公平与否不仅在于生产、生活资料占有的多寡，更倾向于财富拥有的悬殊。因此，符合社会共同利益的、高标准的社会公平并非仅仅依靠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就能达到，还需要有合理的财富运动机制。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金融以其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社会公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金融使资本脱离了物质形态的束缚，通过虚拟的、表征财富的符号流通和交易，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来配置社会资源。因此，金融使财富运动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本身代表了人性的解放和人性自由的诉求，金融工具的不断变革代表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彰显，金融创新通过虚拟经济体系扩大了财富运动的覆盖范围。普通大众也可以通过金融系统、使用金融工具，平等地参与社会财富运动。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行的现代经济体系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尤其需要发挥金融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3]（P7）人们通过经济手段克服当前困难、实现职业抱负、改善家庭生活、甚至满足精神诉求、追求终极理想都需要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即通过与他人跨越时间、空间的利益交换而互相帮助。一方面，金融具有风险管理的功能。金融体系能够有效为企业或家庭筹集资金或分配资源，也相应地提供了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方法，增加了企业或家庭的福利。“为一个行动提供金融服务就是在为取得行动的最终目标构建可行的方案，其中就包括通过充分的管理保护和保存相应的资产，使得这些资产能够为目标的实现和延续提供支持。”[4]（P10）另一方面，金融能够造福社会大众。“金融所要服务的目标都源自民众”[4]（P10）。金融通过财富大众化成为个人防范未来损失的一种谨慎措施，进而成为人们保障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的有效手段。保险、年金、房贷等金融产品，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些金融产品的研发与交易使财富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普通大众，逆转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的趋势。在我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中，消除城乡差别的重要举措就有健全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三、现代共享机制：从成果共享到
机会共享
社会良性运转需要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一发展成果不仅限于当前已有的发展成果，还包括未来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与当前发展成果相比，未来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更能给人带来希望和信心。“金融有三个重要基础：一是价值的跨时期转移；二是就未来结果达成的契约和权利；三是可转让性。”[5]即使普通大众也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满足当前短期资金需要或投资未来事业，从而改善自身生活，增殖既有财富。因此，与收入分配公平相比，金融共享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共享机制。收入分配公平带来的只是已有发展成果共享，金融共享远远超出了分配公平的共享范围。金融将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以及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转换成为资本，缩短了财富转换为资本的距离。这一财富资本化过程改变了人们的财富构成和价值保值、增殖的路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改变自己拥有的财富数量。因此，金融共享不仅是已有发展成果共享，还使未来发展成果及发展机会共享成为可能。金融共享是对公平分配的超越而非否定。分配公平是金融共享的前提。没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就没有可以投入到金融市场的财富，金融共享也就无从谈起。但是，绝对的分配公平是不存在的。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二律背反之下的贫富差距?人们可以通过金融在社会财富运动中共享发展机会，以财产性收入规避贫富悬殊，从而更好地发挥效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即以效率促发展，以金融促共富。
金融有为企业募资、为个人理财的两项职能，扮演着社会资产管理者的角色。通过金融实现人民共享未来发展成果及发展机会，要让金融回归服务大众的当代本质。一是将金融创新的目标聚焦到为大众服务上来。“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目标，即社会的目标”[4]（P10）。金融目标的对错决定金融共享能否实现。在金融化生活世界中，金融是服务大众的工具，金融创新的目标并非为赚钱而赚钱，而是服务大众。二是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最初是为实体经济筹措资金，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共享是参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机会共享，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共享未来发展成果。没有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共享只是空谈。三是要善待利益相关者。“金融理论坚信人们对所有事物都有偏好，人天生就有牺牲部分收入换取高质量生活的倾向，这两种天生的特性总是保持一致的。”[4]（P328）但是，金融危机的强大破坏力提醒我们，金融发展、创新的首要前提是保护利益相关者的资产、财富不受损失，不能利用人们的“倾向”，无限度的掠夺人民财富。四是要遵守金融规矩。金融共享不是按人均分，而是有规则的共享。金融是经济的组成部分，有经济行为必然有金融规矩。金融共享是按照一定规则把不同人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让普通大众在利益“共赢”的基础上，通过财富运动共享实体经济未来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
四、现代金融共享：从金融自由化到
加强社会主义金融监管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实现金融共享并不容易。金融在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产生为赚钱而赚钱的金融逻辑。“以钱生钱”的金融逻辑在自由放任的金融秩序中，促进了虚拟经济体系的繁荣，却无法克服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实现金融共享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金融监管，让金融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导向下服务实体经济，回归当代本质。
（一）西方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历程
在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主体是为数众多的私人小企业，金融的主要职能是为早期资本家扩大生产募集资金。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在造就垄断资本家、促进早期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1929年金融市场的投机，触发资本主义大萧条。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失业问题，主张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扩大需求。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金融成为国家调控的重要手段。美国通过了著名的格拉斯－斯特高尔法，加强对银行、证券市场和货币的改革和管理。凯恩斯主义催生了大批所谓的“中产阶级”，保持了西方国家持续20多年的繁荣。然而，政府投资是有限度的，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滞胀”。
以哈耶克、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重新恢复亚当·斯密和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传统。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金融产品自由化，将“看不见的手”推广到虚拟经济领域即股市、证券等金融领域。西方社会自此开启金融自由化时代。金融自由化利用资本逻辑和人的贪欲，将大批所谓的“中产阶级”纳入到金融资本的扩张体系中，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以虚拟经济繁荣为表征的再次发展。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度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浪潮，依靠强大的金融资本分割全球剩余价值、吮吸全球财富。但是，金融自由化的前提是垄断资本掌控整个金融体系，在资本增殖禀性的驱动下，过度的投资行为增加了宏观经济的动荡。庞大的金融系统成为货币循环增殖的发动机，货币流动未经实体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而单纯通过金融流通实现“增殖”。于是，实体经济日渐萎缩，难以支撑庞大的虚拟经济体系，产生新形式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人们不禁质疑：金融究竟是垄断资本左右经济社会发展、掠夺人们劳动价值的手段，还是普通大众的财富增殖、保值途径?
（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
西方金融发展历程证明，并没有固定不变的金融秩序。金融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调整，随着居民财富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金融自由化的实践教训也同样证明，金融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并非始终具有积极作用，金融共享不能单纯依靠金融系统的自我完善。
首先，在金融化生活世界中人们并没有逃脱资本与精神的对立。人有不劳而获的偏好，寄希望以简单快捷的方式最大限度的获得财富。单纯为赚钱而赚钱的金融逻辑激活了人的无穷欲望，人们或是无法满足财富运动的成果，或是不能接受金融系统内的博弈结果，使金融市场极具投机性，造成金融风险的累积和叠加。
其次，“以钱生钱”的金融逻辑是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放大。金融离不开货币和资本，金融市场首先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然后才是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资本的唯一本性是价值增殖。资本逻辑将人的主观意志指向未来，把眼前消费变成未来欲望，把使用价值变成权力扩张。于是，银行、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遵循资本逻辑，在“杠杆效应”影响下研发、推出各类金融衍生品，使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成倍增加，相应的金融风险系数也成倍提高。
最后，金融市场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现代社会贯穿资本逻辑，而金融又是驱动资本增殖的心脏。资本在增殖自身的过程中，通过自由竞争和规模扩张，越来越集中。金融作为资本的集散地由垄断资本掌控着。对于金融交易、金融产品、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普通大众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于是，出现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业绩变脸、信息披露违规等情形，市场交易做庄、炒新、恶意举牌和并购等现象，并成为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难题。
（三）金融共享的路径选择
如何发挥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良性作用?这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深刻问题，也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在40年的时间里，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规模、体量也实现了惊人的跨越。但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发展，在全世界只有可以汲取的实践教训，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屋建瓴地将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金融风险是阻碍金融发展的主要原因，“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6]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金融风险的底线，保证金融为民服务的职能。这是金融改革的必然逻辑，也是实现金融共享的基本路径。金融共享不是采用技术手段，扩大金融范围，而是发挥金融功能，助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金融体系的社会基础、金融市场的价值导向和金融创新的服务对象三个层面，建立金融共享的“中国方案”。
首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健全政府干预下的金融监管机制。金融市场不稳定，人们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收益。西方金融自由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资本逻辑完全压制了金融服务大众的当代本质。金融自由化中的金融监管只是以稳定的金融市场秩序，将更多的个人财富纳入金融资本的增殖链条。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这种监管机制只能暂时性缓解金融危机，无法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7]社会主义公有制将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置于国有资本的掌控之下，使政府能够有效干预金融市场，通过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健全金融监管机制，以社会主义力量克服金融自由化“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这从根本上解决了金融体系中资本逻辑与人本向度的矛盾关系，使金融资本增殖导向于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皮凯蒂推断，“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8]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规范金融市场。在自由放任的金融自由化中，“以钱生钱”的金融逻辑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物化，天然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的牟利精神和冒险意识，将人的私向化需求和利益视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初动力，造成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危机。金融市场“脱实向虚”的倾向与金融机构高管贪欲过度的风险并存。这使金融共享无异于缘木求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将人的私向化物质需求转向社会关系的需要。“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9]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是驱动社会生产的本体性力量。“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0]劳动价值解决了个人私向化需求与社会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人的价值不在于物质财富的拥有，而是在社会关系中的得到认可。这种价值导向打破了金融化生活世界中单向度的资本逻辑，使金融机构紧扣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和投资者多样化财富管理需要，致力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拓宽人民财富管理渠道；也使金融从业人员更加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公平、公正、公开地撮合金融交易，从而建立财富运动公平的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秩序。
最后，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中，开展符合人民利益的金融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上，金融共享要以合规经营和风险控制为前提，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和金融产品研发，让金融全面“回归本源”，回归为实体经济护航、为人民利益服务。我国金融发展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处于新兴加转轨期，挑战与机遇并存。金融创新既要正视与国外成熟市场在投资结构、投资行为、市场结构、行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又要看到改革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并依然会持续增加，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促使大量资金进入金融市场。所以，传统金融行业金融创新，实现从为有钱人服务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宗旨转变；新型互联网金融工具金融创新，打造普通人也可以平等地参与公平的财富运动平台，从而建立金融服务普惠性机制。
一是银行业金融创新，增加金融共享机会。银行业回归实体产业融资工具的基本职能，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面向大众创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提供融资、投资、资产管理等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发挥自身在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优势，为大众创造更多金融共享的机会。
二是保险业金融创新，提高金融共享质量。保险业回归保障主业，在化解、分担主业风险的同时，发挥资金规模大、期限长、来源稳的优势，做实体经济的稳定器和助推器，提高大众共享未来发展成果的质量。
三是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扩大金融共享范围。资本市场回归财富管理的当代本质，追求风险可控下的稳健回报，既要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直接融资规模和比例，遏制过度投机，决不“脱实向虚”，更不“自娱自乐”；还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精准扶贫”、先进制造业发展等多个领域金融创新；更要强化资本市场主动管理本职、弥补监管漏洞、完善相关制度，为稳健、开放、公平的财富运动机制奠定基础。
四是新兴金融工具金融创新，拓宽金融共享渠道。支付宝、云闪付、P2P等互联网金融工具原本就在人们直接参与财富运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也只有不断为大众提供更优质、更便利的金融服务才能在金融市场上胜出。因此，互联网金融工具更要以便民、为民、利民为宗旨，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开展金融技术创新，助力金融共享。
金融共享不是金融资本共享人们劳动创造的财富，而是人民共享财富运动的机会和成果。这里的人民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发展地区的人们，同样共享公平、公正的财富运动机会，才能真正解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乃至当前在全球蔓延的恐怖主义。因此，金融共享机制的“中国方案”不是封闭的、保守的。我国坚持“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人民币国际化及与之相配套的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中枢任务和使命，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机会、让中国人民共享世界发展成果。
文章来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单位：姚黎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统计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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