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它不仅帮助“判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而且“型塑”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还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许正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国现代性”之上的“中国经验”，极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这种新现代性既是“现代性一般”与“现代性特殊”的统一，又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中国理论建构”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统一。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中国化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它不仅帮助“判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而且“型塑”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还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在“中国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张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建构“中国现代性”，这可能孕育着“一种现代文明的新类型”。
一、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
之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
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独特道路？所谓“中国现代性”，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质的规定性，它体现在中国现代化实践、道路、模式和理论之中”。（侯才）由于“中国现代性”“积极地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它能够在占有这一文明之成果的同时，使自身从由资本逻辑而来的‘进步强制’——生产强制和消费强制——中解放出来”。（吴晓明）在中国，现代性建构必须正视中国社会现状。“当下中国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尤其难以理解的社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组合，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的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最大限度地胡乱包容着许多时代和各种生活，这种情况产生了荒诞而真实的中国经验。”（赵汀阳主编，第2页）因此，“中国现代性”建构必须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个性等诸多“时空压缩”复杂境遇下开展。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在一些普遍的“物质内容”层面上应该是相同、相似或相通的，但在特殊的“社会形式”上可以有所不同。虽然现代性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主体性、理性和个体自由等等，但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其实，在现代性视域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与理论，更主要的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由此，“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定位，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正是在这一主题的指引下，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也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丰子义）马克思既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就，又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缺失，由此，他希望能用一种更完整的现代性来治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开辟“中国现代性”发展新道路，就成为当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任务。
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
“中国道路”之探索：社会主义
的“中国特色”
全球化境遇下中国“自主性”的新形式何在？在一个“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中，“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以及在这一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设计与框架，他构成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践批判”；“中国理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成果，他构成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批判”；“中国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和关键因素，他构成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批判”。当然，“中国现代性”建构之路并不平坦，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杨春时）基于这一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性”建构主要应围绕历史方位判定、时空压缩阐释、中层理论建构和现代性反思四个问题展开。
1.从“跨越卡夫丁峡谷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准确判定“历史方位”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前提。“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五形态理论’的坚持、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跨越卡夫丁峡谷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郗戈）前者从学理上对“可以跨越”的论证，有力地回击了“资本主义补课论”“社会主义早产论”等思潮，后者从政治上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性质，为吸纳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现代性”开辟了广阔空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方法”。历史唯主义的核心思想，从静态来讲，主要是“社会结构”理论，从动态来讲，主要是“历史过程”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历史过程理论是马克思解释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框架”。（韩庆祥、张健）合理运用这一框架有助于深刻理解“现代性一般”与“现代性特殊”。
2.从“历时态发展”到“时空压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时空压缩”的形式加速进行三大转型，即历史转型、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浓缩了世界上发达国家近三百年时间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任务。因此之故，当代中国社会更为复杂、更为矛盾交织，既有传统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有传统资本主义的矛盾，既有新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既有现代矛盾，也有后现代矛盾，同时还不断催生出新的矛盾。这种“历时态”问题“共时态”压缩的复杂性（时空压缩），既决定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将处在一个多种价值博弈和整合过程之中，此时尤其要倡导“包容”理念。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1992年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向“包容性体制”的转型；2004年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标志着中国社会向“包容性社会”的转型；2013年“中国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向“包容性国家”的转型。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领域分离”，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混合结构”，这种结构更具弹性。“混合型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包容性发展”。这启示我们不能人为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严格区分开来，而要保持“必要的张力”。
3.从“宏大叙事”到“中层理论”
利奥塔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经典著作，从论述的主题看似宏大叙事，但其中有大量的实证性材料与具体性分析，内容极其丰富，不乏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而这正是我们当前的研究所缺乏的。”（李海青）在当前的研究中，“作为一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由于缺乏中级理论将其转化为可操作化的概念，仍然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面，既无法对应用研究实施具体指导，也不能将经验研究提高到理论水平”。“要使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一般理论取向能够指导系统经验研究，就必须发展中层专门理论”。(默顿，第97页）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取向与经验概括之间的鸿沟能被填平，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中层理论”。“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一直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是，由于缺乏中层理论和实证工作的支持，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有的人甚至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认识。”（郭德宏）既然历史活动是人（群众）的活动，那么“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可能没有作用”。（普列汉诺夫，第17页）问题的关键是在每个人（个人）与一切人（人类）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创造的机会和空间。
4.从“追寻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一部现代性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现代性的生成史与理解史，更是一部现代性的反思史与批判史。现代性似乎是人类的宿命，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皆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洗礼。虽然现代性最早体现于欧洲，且如今已弊端丛生，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就已经引起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反动，力图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解构，然而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与梦想，在中国与其他亚、非、拉等后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个“将来式”或“正在途中”。从理论上看，现代性如今已经是一个多元、混乱且复杂的概念，需要对其进行有原则髙度和理论深度的清理、总结和再认识。从实践上看，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化传统，因为各自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和现实遭遇，可以有不同的路径进入并发展不同样态的现代性。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确实部分地从属于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主要表现就是中国近代以来主要是追求现代化的实现。自1840年以来，现代化成为贯穿中国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宏大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其实“现代化”与“现代性”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因果关系看，“现代化”是原因，而“现代性”则是结果；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看，现代化属“实证的”范畴，现代性属“规范的”范畴；从哲学视角看，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量的规定”，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质的规定”。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西方的现代性是扎根于前现代的神启宗教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的，它是与启蒙理性对‘神启’的克服结伴而来的，因此它表现为‘祛魅’的世俗化（基督教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与之不同，中国的现代性并不表现为对‘神启’的颠覆，而是对压制和奴役人性的‘朕即国家’的克服以及人的普遍权利的回归。因此，可以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并非只是‘自古华山一条路’”。（陈嘉明，第36-37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在于中国要探索一条既遵循“现代性一般”的规律，但又不完全同于“西方现代性”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性”之路。
余论：“中国现代性”与“一种新文明类型”
的开启
现代性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既是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后发展国家”特别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任何追寻现代性的努力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历史方位”“现实境遇”和“发展方向”，否则要么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会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要么会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吞噬。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保持张力，尊重各国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提倡“共赢共生”与“包容性发展”，应该是使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的现实道路。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均是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国人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许正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国现代性”之上的“中国经验”，极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这种新现代性既是“现代性一般”与“现代性特殊”的统一，又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中国理论建构”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统一。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
单位：张艳涛，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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