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国化与工本原理考：答钟建民 -

社会主义批判家决非“学术老好人”。社会主义探索是柳青《创业史》意义的思想和实践的前仆后继。《保卫资本论》修订版有言：“学海事难嗟多艰，芒鞋竹杖惧岫烟。平生未若一声笑，付与轻飏托郑笺。”社会主义之师在于寻道，在于“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术原则坚守。凡社会主义理论的可贵探索者，皆为学术师。而斗胆设为“批判对象”，在于发掘“社会主义主观批判”的学术规律性，从中成长，从中领悟。故“圣人无常师”。

《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中国化？答复钟建民之学术质疑

　　【引子】此《资本论》中国化与工本原理考，作为对钟建民老师之答复。鸿蒙开天不为情，世事似似磨人心；忽感孑孓仙境冷，藻耀高翔下凡尘。唯有主体逻辑能够执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商品章乃“斗争绝句”，应创造性理解作为商品两仪之“两个黄鹂鸣翠柳”、劳动阴阳之“一行白鹭上青天”、价值形式之“窗含西岭千秋雪”、走出拜物教之“门泊东吴万里船”。社会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学术批判）是立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主体批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倾向：一个是离开历史生产方式讲经济分配问题，其实质是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想在分配方式上修修补补，化解社会矛盾；另一个是离开生产关系的现实基础讲社会主义，否定经济基础中所有制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必须能够透彻社会历史和现实。就劳动谈劳动，就资本谈资本，这种研究也就不了解要从“幽灵范畴”引出它的肉身范畴，再运用于“物象范畴批判”，——而这就是历史身体学。马克思主义幽灵学立足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以主体逻辑为思维学工具，统一人的自然本质、社会本质、文化本质和阶级本质，在学科领域上必然横跨东西方，尤以中国历史为文明根始。一门科学既然是历史科学，《资本论》就既超越国界，又守护国界。民族历史、民族思维、民族语言是对唯物史观的生动传承。以上议论集中于一点，即是：《资本论》中国化作为对“《资本论》幽灵学”进行学术思考而做出的审慎结论，恰恰是执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内在需要。

（一）

　　正是经济学将主体逻辑带向物象逻辑，换言之，经济逻辑始终具有两面性：主体逻辑和物象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于从经济物象性中识别“主体逻辑”。主体逻辑“唯道”“唯象”，亦即有了客观斗争路径的阶级语言学。说到底，研究政治经济学要在把握经济的社会形态处于更续状态的路标意义的理论范畴谱系，把握其演进规律，指导实践，彰明历史发展方向。迄今为止的人类劳动过程发展可以总结归纳为四种有意义的文明规划的历史类型：“以共同体为中心”“以商品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从中分别取出具有幽灵学工作对照意义的共同体本位、商品本位、资本本位以及和资本本位直接对立的“工本”（工人本位或劳动者本位）。这是累进的一种历史路向考察，各种文明规划之间共有一致的“劳动器官学”。共同劳动→商品劳动→资本劳动→工本劳动的线路（工本原理之简考），或可彰显人类简明的劳动发展史，从中看到共产主义劳动（自由人联合体的联合劳动）的历史曙光。为此，有学者鼓吹“劳动社会主义”！在实践方案的选择上，工本论实则鼓吹“商品生产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论”（公有资产下的市场有偿个人劳动或社会劳动）。相较以劳动逻辑主导、引领和驾驭资本的所谓“对资本逻辑的超越说”，工本论无疑是更加务实的路线，不失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探索，甚至是有价值的实践探索。而如何将兆亿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组织起来——以自觉行动的力量而非自发的市场秩序，对这个理论问题回答的缺失，也应当是工本论的一个缺陷所在。与此同时，工本论既然尝试摆脱“物质条件决定论”，那么依照理论逻辑，就必须同样从《资本论》幽灵学原理上获得支持。

（二）

　　“工本”委实是来自钟建民老师的用语（“工本位”作为宪法语言，与知本位、官本位、资本位三者相对而言），以前学界也有用“公本”和“劳本”的，无一例外地鼓吹无产阶级专政。钟建民老师以自己的学识，独立地从《资本论》和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区划出三种理论经济学类型，即商品经济学、资本经济学、工本经济学。据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确实包含着相同的一般性原理，但这个相同的一般性原理，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范畴体系，而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也正是在这个一般基础上，钟建民老师发展了以下看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即消费价值的生产方式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同样也存在着以工本为基础的范畴体系：劳动所有者与资产所有者相对应；劳动所有权与资产所有权相对应；劳权制度与产权制度相对应；工本与资本相对应；劳动实体与资产实体相对应；公共需要劳动和个体需要劳动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对应；工分制与股份制相对应；消费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相对应；按劳分配机制与按资分配机制相对应，等等。”

（三）

　　钟建民老师的理论创新，就如他本人所言，来自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然也同样来自《资本论》原理。须知所谓“商品经济学”，其瓦解者共同体的依赖型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而并未瓦解共同体本身。所谓共同体本身，指共同体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实际上在《资本论》中，商品背后所屹立的工作规定正是“共同体”。马克思用人的生产器官——劳动过程，予以表征（参看拙文“《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同时正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告诉我们：身体与器官一同生长，在斗争中成长，而器官的成长归根结底取决于历史身体本身。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劳动过程文明规划，致力于发展劳动过程的“物质器官”。这样有了“简单劳动的生产力幽灵”问世。钟建民老师强调：“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力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要求，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一无所有，非劳动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家的资本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实际可以叫做资本的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已经被消灭，而且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也被消除，因而劳动者必然地成为唯一的生产主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是作为劳动者工本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可以叫做工本的生产力。”依照这个观点，工本生产力是对“共同体经济学”的重现，是在资本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发展劳动过程自身的“劳动器官”，克服“简单劳动——雇佣劳动”肉身主义的规划路线，扬弃劳动的抽象性，变私有制主导的生产关系类型为公有制主导的生产关系类型。

（四）

　　《资本论》对于“工本”的直接称呼是合作劳动和合作工厂。“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别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

（五）

　　《资本论》“中国化”，当然不是指术语的搬用，特别是对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统治工具术语的直接搬运。“中国化”指示原理的应用和发展，指示结合中华共同体对象史实的“幽灵学语言再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显然在于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阅读和运用《资本论》经典，以提升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门科学的现实批判力，增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力，以“宅兹中国”回答“何以中国”。钟建民老师正确地指出：“社会生产力的第一个性质区别就是资本生产力与工本生产力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因此，人格化的资产者消灭了，因而劳动者成为了唯一的生产主体。同时也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劳动者是唯一的生产主体，而且其利益要求也表现为劳动所有权。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形成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的，即通过劳动者按照报酬劳动的方式与公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形成的生产力。由于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劳动者只能在保值的前提下使用公有资产，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力是作为劳动者工本的生产力存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就是工本的生产力。”为此他呼吁：党为什么不可以着力把公有制经济搞好？《资本论》原理在现实中遭遇“尴尬”，“现实中最常见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例如普通工人或农民，自身本是劳动者，但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理论知识缺乏了解，或者是从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中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有个大概的了解，因而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谋求劳动者解放事业的理论，就是体现劳动者权利要求的理论。一种是理论工，他们虽然是专业工，但他们很难从劳动者的角度、用劳动者的基本观点来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会形成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他们很难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中解放出来。”

（六）

　　“马克思以工人劳动为起点，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是从自然方面开始的，主体和本体都不是物质。”（士心）明确生产力的“姓资”“姓社”之分，也就明确劳动的概念类集是：作为目的设定论的劳动、作为实践模式的劳动、作为社会中介的劳动、作为阶级实体的劳动、作为文明基因的劳动。这是和“资本恶”作各种形式斗争的学科基础。钟建民老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同的。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本，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工本为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由资本主导，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以工本为主导。”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二者的如何不同，由此举出“社会主义合作劳动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理论与实践议题。钟建民老师正确认识到，“资本与工本”不独是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亦具有生产力性质的不同，生产力不独只有个体劳动、分工协作、手工工具、机械化、自动化等技术要素和组织类型的区分，同样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类型的历史不同。正是出于对“生产力幽灵”的关切，钟建民老师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鲜明提出“姓资姓社的道路”问题。他尝试区分商品起点、资本起点及社会主义起点的共通与殊异，从而事实上提出了“价值幽灵学”及其历史走出的研究思路。重建共同体的主体论正是社会主义幽灵性所系。为了和价值形式的经济算法统治进行争夺，为了彻底走出宗法统治，社会主义本位只能是劳动者阶级的劳动本位。“随着‘人人为主体、按业绩付酬’的经济形式的兴起，工本和工本经营，这种与资本和资本经营对立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工作本位上必然采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形式”，以捍卫人民利益，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理性最终置身有计划的大生产之上。一句话，社会主义必须使劳动成为理解唯物史观的批判路径的“新的思维器官”。就当前而论，商品价值是经济实现，已经不是出发点，出发点是国家生产。基础建设、高铁、高速公路、水、电、天然气、物流运输、扶贫专项资金、义务教育、助学贷款、医疗保障、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方兴未艾！国家生产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由民营经济助力的国家生产，本位是公有，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国家形式必然同样是对象思维学意义的时代思考。从共同体重建活动中引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作为幽灵学工具，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基础巩固。

　　【附录：恩格斯对杜林“假社会主义”的批判（张文茂）】为了反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杜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基础上的，由许多“经济公社”组成的联邦，即他认为的理想的“共同社会”。这些经济公社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按“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用货币在公社之间和公社与成员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允许个人积累和继承财富。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这些经济公社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运行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价值规律的调节下，从事着商品生产、流通和货币交换。所以，公社之间、公社与它的社员之间以及每成员之间也都是市场竞争关系。恩格斯说：“杜林的社会主义是依照资本主人的模式想象出来的，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如果杜林的社会主义真能实现，那么它将在金触寡头的控制下，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作。”由于杜林先生认为他的经济公社在生产领域中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以恩格斯指出：“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价值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而且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恩格斯继续揭露杜林的这种经济公社是怎样来进行经营的。“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做六小时工，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比如说12马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他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耗损、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100个工作社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1200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个工作日计算，生产36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与同样的数目付给社员，每个社员每日就获得12马克，或每年获得3600马克，他们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一年之末，甚至在100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如果公社不愿动用他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么在这个时期内，他就根本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这样，杜林先生的经济公社就陷入了一种自身矛盾之中。要么，公社自身没有公共积累，所以它永不能发展壮大。要么，是公社社员进行私人积累，结果是公社必然要崩溃。所以，恩格斯继续指出：“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社员劳动六小时，公社付给每个人以少于六小时的劳动(比如说四个工作小时)的产品，就是说，每天不是付12马克，而只付8马克，但是商品的价格照旧。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他在前一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他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就造成每年总计12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恩格斯总结说：“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分析了杜林先生的经济公社的交换内容以后，恩格斯又对它的交换形式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杜林先生的劳动券也可以有货币的职能，最终又会导致公社之间的分化。所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们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痕。独身者用它每天8马克或12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8个未成年小孩儿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免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儿。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能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像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产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他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在分析了经济公社在微观上面临的内在矛盾之后，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经济公社在宏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演变趋势：“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观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当时还是一切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和贵金属的这种特性一起，在个别的经济公社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而独立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变卖个人所积累的财富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他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如果他真的成立起来并支持下去，那么他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且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他的唯一的出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从公社溜之大吉。”关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为什么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恩格斯指出：“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公社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的村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恩格斯最后总结说：“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既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努力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