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现实冲突为起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以“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为理论主题，经历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个发展时期，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也经历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伦敦前期和伦敦后期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奠定了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思考和把握“社会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社会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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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哲学界除了展开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种争论外，最为突出的就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各种领域哲学(部门哲学、问题哲学)的开展，如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这些领域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进展、突破和发展图景。然而，在众多领域哲学中，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政治哲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显学”。那么，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从根本上是一个
社会政治哲学家
首先必须说明，本文的论题既不是笼统的“社会哲学”，也不是单纯的“政治哲学”，而是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哲学”。吴晓明教授认为，社会政治哲学的真正要义并不像罗伯特·西蒙所说是由于人们很难在社会和政治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而是源于政治哲学在本质的相关性上深入社会现实的必要性。由于黑格尔自觉地、并且史无前例地使政治哲学或法哲学同实在的社会内容本质地勾连起来，因而可以说是社会政治哲学的现代开创者。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开辟了一条把政治上层建筑的本质性导回社会现实，并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社会政治哲学道路。[1]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及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曾经指出：“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马克思的这段思想自述告诉我们，正是《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内在矛盾，推动他走上了法哲学批判并最终走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对于马克思来说，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以至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与证成，都是他从法哲学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后的事情。
那么，马克思在实现了从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后，是否意味着他就放弃了对“法的关系”与“国家的形式”这两个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社会现实内在相关的社会政治哲学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无论是在早期通过法哲学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在中后期步入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又以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再创新和再创造，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从社会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角度思考并把握社会与国家、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基本主张与一贯立场。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4]“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在马克思看来，传统政治哲学之所以带有形而上学的神秘性质和思辨色彩，在根本上就是因为它们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范围思考国家问题，而没有深入社会现实中去把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内在相关性，因而无法把握表层的政治革命与深层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本质区别，无法洞悉政治国家背后的市民社会根源与现代国家背后的世俗社会基础。相反，只有从社会与国家、社会与政治甚至经济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入手认识政治国家的本质和职能，才能搞清政治国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与基础，揭示现代国家是与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本质。
事实上，从社会政治哲学角度考察，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中遭遇了双重的“苦恼的疑问”，即隐含在理性的法的背后的“物质利益难题”，以及包含了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注于自身之内的“共产主义难题”[6]。正是以这双重的“苦恼的疑问”为起点，以对社会与政治、社会与国家问题的关注为核心，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不仅澄明了其理论主题，而且还经历了“三个阶段”(准确地说是“两个半阶段”)的内在发展逻辑。
首先，就理论主题而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即“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以他和恩格斯正在创设中的“新历史观”为指导，打算深入探讨两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哲学问题：一个是“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个是“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7]。笔者认为，这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中内在相关、前后相继的两个理论主题：前者主要是国家“从何而来”的问题，可称之为国家的“外在问题”即国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后者主要是国家“因何而在”的问题，可称之为国家的“内在问题”即国家的本质和内容问题。从原则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也就是他在社会政治哲学的立场上，从国家的“外在问题”转向国家的 “内在问题”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中，才能通过对现代国家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国家之世俗基础(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而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作出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从而为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国家建构，奠定更为广泛、更加深入的新的社会政治哲学基础。
以这种视角回溯性地审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可以发现，这部手稿其实在根本上构成了马克思探寻社会政治哲学两大理论主题的突破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国内法”导论部分，马克思一开始就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从他正在转向的唯物主义立场角度，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然而，由于马克思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了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念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上，所以他对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的具体观点和丰富内容并没有很在意。随着批判的进一步展开，马克思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了，他越发觉得有必要对市民社会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看法也就一点一点改变了。这种改变表现为层层深入的三个理论质点：一在“王权”批判部分，马克思从国家的“形式的原则”与“物质的原则”的统一出发，认为现代国家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政治国家与物质国家的相互适应。现代国家尽管在政治国家上表现出对物质国家的排斥假象，在本质上它却总是表现出对于物质国家的依赖与屈从。二在“行政权”批判部分，马克思从“国家的市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国家”的统一出发，认为官僚政治看似把自己即“国家的市民社会”，与同业公会即“市民社会的国家”对立起来了，但在根本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其实是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对立，两者存在着“同生共死”的依存关系。三在“立法权”批判部分，马克思从政治等级到市民等级，再到社会等级转变的历史进程出发，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以长子继承权作保证的国家制度其实就是以私有财产作保证的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9]
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观这三个层层深入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最后得到了两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思想收获：第一，马克思认识到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开始就绕过“市民社会”一章，而直接解读和批判“国家”一章的路径缺陷，认为如果不深入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也就无法彻底领会政治国家的社会本质。正因此，马克思一再表示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要“留待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时再来阐述”，“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10]。第二，马克思已经触摸到了政治国家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本质。这一点当然与他摘录《克罗茨纳赫笔记》后形成的新的认知分不开。
显然，马克思的上述两个思想收获，正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个理论问题的初始地平：马克思不仅为解决“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现实难题，找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参照，而且把私有财产放置到了“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当中考察，从而为他此后深入私有财产探讨“国家的形式”与“法的关系”，并进而探讨“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与“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两个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致思路向。如此，我们也就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在《巴黎笔记》中，一开始就把问题集中到了对于“私有财产”问题的关注上：“私有财产”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驻足的地方，自然也是《巴黎笔记》开始的地方。也正因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编者，才按照各个部分的内容，分别给它们加上了带有“私有财产”字样的标题。后来的事实说明，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是政治国家存在的基础，维护私有财产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内容和目的，破除附着在政治国家身上的所有权崇拜，就是破除政治国家身上的社会附咒，就是破除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附咒，因而是“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11]，这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伟大目标。
其次，就发展逻辑来说。马克思在1843年至1883年的四十年时间里，围绕着解决《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难题”和“共产主义难题”，其社会政治哲学经历了三个(两个半)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从1843年《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是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进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这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成果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它的基本思想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世界观基础，形成“两个瓦解”(“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和“两个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论述了“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从社会政治革命角度，公开宣布了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观点和意图，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3]。也正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就标志着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诞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开始。
第二个发展阶段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运用和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会。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为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则是马克思对他此前的社会革命理论与社会政治哲学进行的一次理论校正。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4]这一思想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发挥就是：既要坚信“社会革命的时代必然要到来”的历史趋势，也必须正视“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的客观现实。[15]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在这个发展阶段，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创新和再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标志性成果就是1867年9月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
第三个(半个)发展阶段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直到马克思逝世。巴黎公社起义虽然也以失败告终，但马克思在为总结公社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中，却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价值性和有效性。也正是为了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突破口，马克思在晚年才转向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把革命的目光从现代社会和西方国家转向了古代社会和东方国家，力图为探索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提供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和政治经济学理由。遗憾的是，由于马克思过早去世，他仅仅为我们留下了“两封书信和一篇序言”，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这就使马克思的第三个思想阶段呈现出不完整发展的“半周期”情况，即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圆满地回答问题，甚至为我们留下了马克思晚年为什么放下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而去研究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历史谜团。总之，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在一般意义上说是社会与国家的内在关系问题，在特殊意义上说则是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前途问题。但无论如何，以解决《莱茵报》时期“苦恼的疑问”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思想在经历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个(两个半)发展阶段后，已经为我们揭示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16]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和政治经济学理由，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之经济本性与政治本性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正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政治哲学家。
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及其
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为解答“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难题而研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从而发现“私有财产”的过程，也是马克思触摸社会政治哲学理论主题的最早尝试。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探讨，“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17]。这种联系副本而不是联系原本的研究路径，对于已经自觉意识到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8]的马克思来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在当时“要切实地研究……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19]。于是，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历程。
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当然要联系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于是，如何划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发展阶段，就成了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曾经指出过这样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20]；二是“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这一工作”[21]。考虑到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间是1859年1月，他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暗示我们：截止1859年1月，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和伦敦时期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就巴黎－布鲁塞尔时期来说，马克思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布鲁塞尔则只是被驱逐移居后的“继续进行”。在这里，“继续进行”本身就说明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改变，仅只是空间结构上的改变，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没有因此被改变。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22]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第5段，笔者把它解读为马克思在叙述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所创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后，对他在布鲁塞尔时期的研究和活动(包括他和恩格斯的合作)所作的“工作补记”：前半段主要讲他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动机，因为“我所得到的……总的结果”已经在第4段的经典表述中叙述过了；后半段主要讲“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是对“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的著作；《雇佣劳动》则汇集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23]。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提及的四本重要著作，都是围绕着《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展开的，它们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哲学话语”的“断裂”。从总体上来看，第4段和第5段实际上是马克思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为我们完整地呈现了他是如何带着《莱茵报》时期的“苦恼的疑问”，经历了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宣告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诞生。
就伦敦时期来说，真实的情况看似简单明了，但其实却极其复杂。按照马克思的自述，他的“经济研究工作”在1848年和1849年被“打断了”，只是到1850年以后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在这里，“重新进行”显然有别于“继续进行”：它不仅表明了空间结构的转变，而且本身已经是研究取向的重大转变。正如马克思紧接着这句话所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24]在这里，“再从头开始”作为对“重新进行”这一研究定性的呼应和回应，表明了马克思决意“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再次解剖“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说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开始研究”和“继续进行”，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研究中走向哲学理论变型的重要阶段；那么伦敦时期的“重新进行”和“再从头开始”，就是马克思在经历了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后，“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而重新总结经验、锤炼思想的过程。这种理论反思的最重要成果，最先是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然后是1867年的《资本论》第1卷。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前者“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25]，而后者“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2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本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27]，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破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社会基础的商品基因和资本密码。
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的伦敦时期是否仅仅就是为了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回答是否定的！这种否定的根据，既不在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可能对他1859年以后的研究作出说明，也不在于马克思在后来对他在伦敦时期的研究经历再没有进行过说明；而在于马克思在伦敦时期的后期，在总结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而写了《法兰西内战》，特别是在1875年为了批判拉萨尔主义而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之后，他在原来的“经济学语境”的“内在连续性”上，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非连续性”的“话语断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放下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工作，走上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道路。在晚年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中，马克思尽管也掺入了他此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很多经验，而表现出“经济学语境”上的“内在连续性”，但他的思想也确实因为把关注的焦点，从现代社会和西方国家转移到了古代社会和东方国家，而表现出“话语结构”上的某种“非连续性”。
正是由于这种非连续性的话语断裂，笔者把马克思的伦敦时期区分成了伦敦前期(1848-1871)①和伦敦后期(1871-1883)，也就是笔者在前面分析的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以及第三个(半个)发展阶段。无论人们对晚年马克思研究转向存在着什么样的疑问和困惑，尝试着作出什么样的解答与设想，笔者认为恩格斯有关记传，即“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28]，都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的总结说明：马克思确实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但这两个规律背后折射出来的，恰恰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现代国家向何处去”这几个本质相关的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说明了我们从社会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角度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这样，当我们把这里讨论的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与前面分析的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两个半)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每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他此前碰到的社会政治现实问题，而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社会基础进行的新一轮的密码破解与生理解剖；正是在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的牵引和推动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才呈现出与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三个发展阶段：(1)与社会政治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一个阶段，从1843年10月底到达巴黎开始，直到1847年《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在这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从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2)与社会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二个阶段，从1850年在伦敦“重新进行”“再从头开始”经济研究工作，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在这个发展阶段，马克思通过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再创新和再创造。(3)与社会政治哲学的第三个(半个)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三个阶段，从1875年特别是1877年开始到1882年底。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与他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相补充而进行的。这个发展阶段是马克思运用新的材料，重新研究和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探索东方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实道路的新的研究转向。它极可能是马克思超出现代欧美社会和国家范式，完善并提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又一次新的理论尝试中，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解答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又一次新的理论建构。
总之，牵引并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三个发展阶段的，正是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内在转变。可以说，在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还是对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始终都是围绕着社会与政治、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等社会政治哲学问题展开的。显然，对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进行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不仅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之“哲学话语”的理论主题与重要任务，而且引致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之‘经济学语境’中思考和把握社会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马克思哲学)”这个根本不可能绕开、也没有想绕开的“哲学话语”的有效路径。
三、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相统一的例证性考察
为了说明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笔者结合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三个发展阶段，各举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证是，马克思在1844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曾于1844年11月草拟了一个可以媲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样包括了十一条内容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其最后一条就是“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29]。此后，马克思曾打算写作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从1845年2月1日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两卷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可以推知，马克思打算出版的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包括了“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两个部分。[30]只不过《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后来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准备出版而“搁下来了”，那是由于马克思认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重要的哲学世界观的奠基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很必要的。”[31]我们看到，尽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问题聚焦到了通过此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对与这些问题本质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个基础理论问题。这说明，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证考察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是融为一体的。
第二个例证是，马克思在1857-1867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并整理出版《资本论》的时候，曾设想过多个写作和出版计划。最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于1857年8月底)中的“五篇计划”[32]，后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的“六册计划”[33]。在这里，“五篇计划”与“六册计划”的内在逻辑说明，马克思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资本－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宏伟计划，其目的是从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出发，思考以世界市场为载体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导向共产主义”[34]的过程。只是在后来的“资本论”整理出版过程中，马克思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即《资本一般》的理论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角度，重新提出了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三卷四册计划”[35]。写作与出版计划虽然改变了，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意义上，考察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发展的社会政治哲学主题并没有改变。正如阿维纳瑞所说：尽管《资本论》最终成为了马克思“最初打算仅仅在第一部分(即资本)加以阐述的内容”的“不相称的扩充”，而“并未进展到第四部分(即国家)”，但马克思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总是希望返回到这个主题(即探讨现代国家)”[36]。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1卷，虽然构成了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的“精髓”，但是从中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推导出“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37]。
第三个例证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877年至1882年底所作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读书笔记。这是马克思身后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篇幅巨大的文本群。王东教授认为，马克思晚年文本群，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读书笔记”或“四组准备材料”，包括《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笔记》《俄国与东方国家：村社制度与社会发展道路笔记》和《西方历史发展与社会主义道路笔记》。这些笔记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从《资本论》的“四卷结构”向“六册结构”的“复归”[38]。笔者认为，“复归”的定位有利于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角度，科学认识《资本论》的“三卷四册计划”，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计划”或“六册计划”之间的逻辑差异，但却遮蔽了我们从社会政治哲学角度，认识马克思哲学内在统一性与思想整体性的正当性。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个社会政治哲学问题，拆解成“国家的起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和法的关系”“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四个内在联系的问题。如果说“国家和法的关系”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遭遇的主要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之后，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基本解决了的问题，“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论述，并在《资本论》手稿与《资本论》第1卷中着力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过去只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了简单说明的“国家的起源”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则变得日益紧要起来。这种紧要性的根源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革命形势正在经历一些新变化：马克思原来寄予厚望的西方革命日渐消退，而东方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形势却日渐成熟。在这种形势下，俄国的革命者就俄国革命的前途和革命后俄国发展的道路展开了争论，他们不仅直接写信给马克思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人在使用《资本论》解释俄国革命的时候，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39]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错误理解，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40]。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了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高度，更加深入地续写《资本论》，另一方面也为了通过对比东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而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口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景，马克思对19世纪中叶以后出版的与人类学、考古学的重大发展有关的大量著作，以及当时能够阅读到的一些历史著作作了全面细致的阅读、摘录和评注。对于研究历史的目的一向都是为了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的马克思来说，只有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才可能对世界革命作出科学的理论总结。正如马克思在去世前不久所说的：“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准备。”[41]可以印证马克思这一说法的是约翰·斯温顿在《太阳报》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斯温顿指出：“在他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提出的‘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这一问题是无知者提的问题，是一个他不能直接回答的问题。”[42]可能正因为“还在做准备”而“不能直接回答”的原因，马克思才在晚年的“两封书信和一篇序言”中，对当时的俄国革命作出了简要的因而也是审慎的预言性分析。遗憾的是，由于过早地去世，马克思根本没有来得及对他晚年的读书笔记和摘录进行具有原则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升华。这一工作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实现遗愿”的形式部分地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43]
结合马克思晚年的“两封书信和一篇序言”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来看，马克思晚年的笔记摘录，很可能就是他想从“国家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中，探索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由何而来”“因何而在”“向何而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自然也是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两大理论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马克思来说，东方国家能否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根本上就决定于他自19世纪50年代就一直致力探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社会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社会分叉，因而它们在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发展，所以马克思决定对其进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研究，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已经“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只有把“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同“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联系起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才能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即一把既理解“资本的现代史”，也理解“资本的形成史”的钥匙[44]。如果说这把钥匙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是无法寻觅的，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学与考古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产生了有关古代社会、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大量描述性材料和专著，无疑为马克思提供了这样一把钥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经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5]经济方面如此，被经济决定和制约着的政治、国家与法的方面也是如此。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对人类学和历史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摘录的马克思来说，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经济方面，无疑有助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与出版；但是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政治、国家和法的方面及其与经济方面的关系，则很可能帮助他理解“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46]。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支援性背景，无疑正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意义上，对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社会政治哲学探索。如果说古代东方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的“国家职能不但是政治性的，而且是经济性的”[47]，那么这种情况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48]“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49]对于马克思来说，以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不仅产生了古代东方社会特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以及自足性与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东方社会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可能采取的根本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政治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对第三个例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证，主要是因为人们以往只是从人类学或历史学笔记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即使从政治经济学研究意义上理解，也完全把它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与出版联系起来；而很少从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联系看待其中的内在联系；至于从社会政治哲学的整体性角度，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则更是少得可怜。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为了解决《莱茵报》时的“苦恼的疑问”，而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即与所有制相关的私有财产问题，才是解开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键枢纽，因而按下了他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而解剖市民社会的启动键，马克思就再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了——但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既可以被当作社会政治哲学著作，也可以被当作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某种互文性的解读和研究。马克思后来的几乎所有著作，既充盈着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概括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个理论主题，也表现出他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论述社会政治哲学问题的睿智与深邃。而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贯通起来的，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创制，在伦敦前期的再创造和在伦敦后期的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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