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中说：“今天中国BAT（百度、阿里、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不仅马老板这么说，刘强东自称要8116+8，并要“找到一帮愿意为理想而一起拼的兄弟们！”拼多多员工猝死后，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认证账号说：“你们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看来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马老板所代表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意识形态。
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并非仅停留在马老板们的观念之中，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这么做了，有些还说是“自愿”；如传说中拼多多的“开启硬核奋斗模式”。马老板们的言论给这些企业撑了腰。
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我看马老板们也是教员，他们的言论给历史唯物主义教学提供了绝佳的例证。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产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那么，产生“996是福报”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社会存在是什么呢？
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看，“996”是事实描述，“是福报”是价值判断；从事实描述到价值判断要有一个主体来判断其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因此有价值。马老板作为主体，当时对这个判断做了冠冕堂皇的论证，但不为网友们接受；在这话引起强烈争议后，又改口做了一些解释，但很多网友认为是狡辩。
我来替马老板论证一下。马老板是私营企业主，“996”能让他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更能满足他的贪欲，更符合他的利益；因此，作为判断的主体，在马老板心里“996”确实“是（他的）福报”，他的价值判断没有错，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价值观。在这类价值观驱动下，又造就了某企业认为底层人民拿命换钱也正常的道德观。
但马老板错就错在搞了个偷梁换柱，有意把普通雇佣劳动者混淆成为和他一样的主体，进而把他的价值判断强加给普通劳动者；这就让网友感觉智商受到污辱，必然引起强烈反对。
如果以我们普通雇佣劳动者作为判断的主体，我们不但无法从996中得到惊人的剩余价值，反而可能得到“ICU”；所以我们普通劳动者认为“996”不是福报，而是苦难，没有价值，也太不人道。
分歧如此之大，与各自代表的生产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在阶级社会中，价值观、道德观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其阶级利益也各不相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这种不同的阶级利益，使得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道德观）也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人生来就有的良知良能，“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但是，某些代表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大老板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似乎丢掉了做人应有的良心；在强烈的贪欲下，把严重损害职工健康、严重违反《劳动法》的“996”说成福报。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典型例证。
幸亏“996是福报”尚未完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否则我们普通劳动者就等于下地狱了。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996是福报”显然是严重违反《劳动法》的。一般人干了违法的事，都要藏着掖着，提心吊胆怕人知道，马老板们却敢于公开大肆宣扬。不但马老板，近年已有多位私营企业家公开表示对《劳动法》的不满。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什么呢？
法律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毛泽东说：“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上层建筑必然是对应于公有制的，所以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劳动法》对工人阶级的保护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聊胜于无。“996是福报”说明现在的《劳动法》与私营经济这种所有制形式已经不相匹配，因此马老板们现在要公开挑战《劳动法》了。
法律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有着强烈的阶级性，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在当前的中国，挑战《劳动法》，实际上就是在挑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挑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国家政权、挑战社会主义制度。马老板们的言论也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不但挑战《劳动法》，马云还在2020年10月24日在外滩金融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系统，认为创新一定要付出代价，强调“为未来担当，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马云还直接批评“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并指中国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的”。这是赤裸裸地挑战中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
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比《劳动法》更重要；须知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控制银行。看来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无法与马老板代表的私有制生产关系相适应了。
不仅是马老板一家对现有的上层建筑不满，腾讯也有疑似现象。腾讯旗下的微信和QQ可以随意删文章、禁言、封群，而且封、删、禁什么是腾讯公司自己说了算的。去年1月QQ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违法信息”。去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官方公众号发布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文章，对疫情防控中的违法行为做出批评，随即被微信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封禁。这两件事都引发网友强烈震惊。虽然腾讯事后对封禁全国人大常委会公众号做出了辩解，但仍有网友认为这是火力试探。
有些网友说：如果用户的言论涉嫌违法，腾讯可以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法院来判。一个私营的媒体平台有什么权力判定谁的言论是否违法？有什么权力限制《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
我看腾讯的种种作法实际上是在隐性地把国家机关的部分权力篡夺到自己手里，并借此影响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尤其是社会舆论），进而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腾讯的作法同样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表现。
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有反作用力，对社会稳定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早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才有舆论战这一战术，因此颜色革命才在一些国家屡屡得逞，苏联亡党亡国亦与此有重要关系。因此，国家政权必须掌控社会意识（尤其是社会舆论），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
腾讯是外资控股，最后的大股东有人认为是华尔街或世界顶尖的几个大财团。这些资本控股的腾讯会选择、过滤什么样的社会舆论呢？难怪有群众怀疑新冠病毒、强打疫苗、强制核酸检测、过度防疫与境外资本、境外势力有关呢！
私营企业主阶层问鼎国家政权的现象不是近年才有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已有苗头。李振城主编的《无硝烟的战争——“和平演变”及对策》一书中提到，改革开发以来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利益集团，“这些人在经济上比他们雇用的人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特殊权利，而且他们的剥削范围和剥削程度还受到种种限制。为了突破这种限制，争取到与其经济相一致的特殊政治权利，他们自然要采取行贿等手段寻求‘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彼此之间相互利用，结成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联盟。”
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会不会变？值得一切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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