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生多次批判哲学家对金融一无所知，因此哲学与逻辑学剥离，与伦理学剥离，与心理学剥离，最后被社会现实剥离，全部哲学问题就在于研究“哲学是什么”的空谈。马克思本人出身于犹太人世家。对于期货、期权和证券有着天然的理解。马克思天才地揭示了所谓资本主义的根源、危机和发展方向。但是到了20世纪，马克思的门徒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为一种奥秘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是足以说明其远远脱离政治。当然，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对于他同代或后世的读者们来说，在概念上也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早期的哲学作品和后期的经济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最难懂的两大部分）最初使用的一套名词，都来自过去的各种理论著作--主要是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的作品力图批判这些著作并超越它们，创造了一批更明确和更接近物质现实的新概念；较少“人格化的”（青年马克思用语），较少“神学的”（成熟马克思用语）。而且，马克思虽然从不讳言读者要掌握任何一门科学必然会有困难，但他在1848年以后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思想以尽量简明易懂的方式提出来，尽量使他为之写作的工人阶级能够容易理解。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资本论》法泽本上所花费的心血，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毛的文章，则是连小学生都能看懂的。他在经济学笔记中批评：今天的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而哲学家却只会讲空头道理。
与此相对照，在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的极其艰深的语言，甚至超过了语言复杂性的必要极限，这足以说明它跟任何群众实践都是相脱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短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这些作家中大部分人是能够用明晰而直率的语言从事写作的。其中有些人，如萨特、阿多尔诺、本杰明，本身都是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用平易、直率的语言来写作他们常为人提及的主要理论著作。这种常见的、并为他们所共有的语言晦涩的现象，不能以个人或主观因素来加以解释。这是左派放弃斗争时一种假激进主义——光说不练的口头激进主义。雅克·德里达说他“不太愿意使用诸如‘解放’这样的词语”，他们受制于语言，只能玩文字游戏；它们放弃了政治责任，特别是在残酷的资本主义调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统治阶级反对社会变革的时刻，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葛兰西的情况，作为决定这种理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语言普遍后退的历史规律的象征，是一个例外。他的《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是由一位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所写的，他的社会出身比欧洲（不论西欧或东欧，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以后）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身要贫贱的多。但是，由于当时残暴的检查制度和狱中的困难条件迫使葛兰西采用密码似的隐喻而不用有条理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里包含了无数暧昧不明的语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当代学者们至今无法弄懂的。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受到的挫败而在形体上遁世出俗的这种情况，预示着随后的理论家们所处的孤独形象--他们比葛兰西自由些，但是却更加远离群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受到这样一种范围更广的历史审查：即社会主义思想同群众革命土壤之间几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隔绝。
现在可以来总结一下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自成一体的那些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原先因帝国主义孤立苏联而造成的这两者之间的鸿沟，由于苏联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化而从制度上扩大并固定下来。对于在西方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来说，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他们所能理解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唯一真正体现--不管他们是投身进去也好，与之同盟也好，疏而远之也好。这个时代共产党的本质中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构分离，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那种把政治-思想融合一体的著作不再可能。结果是，大学中的理论家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远远隔离，而且理论从经济学、政治学退回来而投进哲学。语言也随着这种专门化而愈益晦涩难懂，这种技术上的障碍是它脱离群众的结果。反过来，在不同的国家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越来越缺乏国际知识，或者他们本身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由于丧失了同工人阶级实践的任何有力联系，反过来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滑向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体现在正典型地和这些体系处于密切的（即便是矛盾的）共生状态中一起发展着。同时，因为理论家们都从事专业性哲学研究，加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导致了一场普遍的追溯探讨，要在以往的欧洲哲学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并据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重新解释。这种做法有三重结果。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议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该领域以外理论上主要的离经判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因为造成这种传统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它是失败的产物--1920年后西方工人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挫折和死气沉沉的局面，其中，许多年头之可怕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传统从整体来说，也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其主要思想家并不接受改良主义。尽管他们脱离群众，却没有一个人像他们之前的、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那样，虽然和阶级斗争要接近得多，却拜倒在得势的资本主义脚下。而且，尽管有种种禁忌和失言，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所阐明的历史经验，在某些关键方面，还是世界是最先进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最老的工业无产阶级，和最悠久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这整部纪录中一些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内容，同它的苦难和失败一起，不可避免地进入它所产生或许可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之中--尽管总是以一种转弯抹角的、不完全的形式。在它本身所选择的领域中，这种马克思主义较之以往所有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更为深刻细致。它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是以牺牲其范围的广度为代价得来的。但是，如果说它注意的焦点大为缩小的话，它的活力倒并没有丧失殆尽。今天，过去十五年来帝国主义时期的全部经验，仍然是有待工人运动加以集中思考的不可避免的中心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那段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中任何新一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对此简单地置若罔闻或回避不谈。同这种传统进行清算--既向它学习，又同它决裂--便成为今天马克思理论获得局部复兴的先决条件之一。这种必要的既复兴又决裂的双重运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它的目标的性质排除了这一点。因为最终说来，这一传统同一个特定地区相联系，也是它的依赖性和弱点。
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这个词不可避免地暗示一种限制性的判断。缺乏普遍性，说明真理尚有欠缺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因为是西方的，所以必然比不上马克思主义。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其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恢复。
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讨论阶级斗争中心问题的，葛兰西是最后一人。然而，从分析生产方式本身的运动规律这一经典意义来说，他的著作也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在他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对于推翻这种统治的手段，也典型地为同样的一片缄默所笼罩。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科尔什到科莱蒂，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从社会角度说，这种变化意味着新时代中产生的这个理论，其学术地位已日益增强。在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和考茨基都一致蔑视讲坛社会主义者--那些在大学中任教的非党“教授－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结合进中欧或东欧的大学体制中去。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政治统一形式，是同任何学术职位格格不入的。相反，作为战斗生活的活动之一，他们都在党校或工人义务学校任教。希法亭和卢森堡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学校里教过政治经济学，而列宁和梁赞诺夫在龙寿姆党校向布尔什维克工人讲过学，鲍威尔则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总部开过课。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曾在激进的布达佩斯伽利略学会任教；科尔什在二十年代曾在柏林的卡尔·马克思实验学校讲课。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大学--既是外界政治斗争的避难所又是流亡地。在这个时期，卢卡奇、列菲弗尔、戈德曼、科尔什、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科莱蒂和阿尔都塞，全都拥有教授级的大学职位。萨特先进入大学，后来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又离开大学。他们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全是哲学。
促使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之一，是马克思1844年的巴黎手稿的发现。1932年，那些手稿在莫斯科第一次发表。它们的直接影响，却被1933年纳粹主义在德国（当时可能会最热烈地欢迎这些手稿的国家）的胜利以及1934年俄国发动的清洗所压抑了。（梁赞诺夫本已准备把巴黎手稿发表在他的批判性的马恩著作集里，就在发表以前他被莫斯科的研究所开除了。）然而，巴黎手稿对当时的三位思想家分别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卢卡奇流亡莫斯科期间，曾于1931年亲自在梁赞诺夫手下工作，辨认那些手稿，据他自己所述，这段历史永久地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在柏林，马尔库塞于1932年在《社会》杂志上著文欢迎这些手稿的出版，该文一开始就发出响亮的宣告，说这些手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提到了新的地位”；并且特别强调说，这些手稿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各个阶段的著作中都具有关键的重要性。
早期马克思的这些哲学著作的影响，是在五十年代后期达到高峰的，当时，这些著作的主题已经在整个西欧广为传播。即使被人以否定态度对待，这些手稿也提供了初步的探讨范围。而且，在这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进行否定的方式，仍然受这些手稿发现后马克思主义着重点的长期变化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的实证理论，同早先那些根据这些手稿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相比，同样处于手稿发现前从未有过的专业哲学水平之上。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当然，事实上事物并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倒转的。马克思自己的哲学事业，曾经首先是清算黑格尔及其在德国的主要继承者和批评者们，特别是费尔巴哈。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目标，主要是黑格尔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恰成对照，尽管突出地恢复了黑格尔研究，其主要的理论目标却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当然，讨论这一点，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大量存在的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排除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著作的整个范围却被典型地作为资料来源，哲学分析可以从中提炼认识论的原则来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世界--这些原则从来没有被马克思本人明白地或充分地提出来过。没有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曾经声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理论研究的初步任务，是要理出马克思所发现的、然而却淹没在他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之内的社会调查规范，并在必要时使之完整。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马克思在他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没有推崇过这种做法。
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论的主题占了主导地位。科尔什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开始就定下了基本规范。同年，卢卡奇发表的姊妹篇作品中，开宗明义的论文题目就叫《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它很有信心地总结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专门指的是方法”。后来在一些作品的令人困惑的方法论学中忠实地反映了这个看法，那些作品的书名是《理性与革命》（马尔库塞），《理性的毁灭》（卢卡奇），《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德拉·沃尔佩），《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萨特），《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读〈资本论〉》（阿尔都塞）。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出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什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实际上所有的思潮--从萨特到科莱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
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为此目的而在欧洲思想范围内求助于更早期的哲学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在理论上退到了马克思以前。马克思本人宣布同他的学术先辈一刀两段的断然话语--“哲学家们只是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响甚微，这决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仅仅靠一句马克思的格言本身，要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门新哲学，或者甚至想对在此以前更老的旧哲学加以总结和清理，那是决不足够的。何况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文化本身也决不是详尽无遗的，它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熏陶，并不具有熟谙康德或休谟、笛卡儿或莱布尼茨、柏拉图或阿奎纳的特点，更不用说其他较小的人物了。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年代上回复到马克思以前，并不一定是哲学上的老调重弹，这正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直接评价或超越过去的所有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美学，甚至也没有触及古典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换句话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断试图建立起一个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渊源，那是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创造性发展本身，必然要对马克思本人所忽视或绕过的复杂的认识史，作一番重新考虑。马克思著作本身内的现有出发点，则为数太少、范围太窄，因此这种重新考虑就非要不可。与此同时，长期求助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传统所带来的危险，是不需要强调的，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大量唯心主义的或者宗教的主题是人所共知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便这样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美学便是哲学通往具体世界的最便捷的桥梁，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具有一种经久不衰和特殊吸引力。在这方面所写的全部著作，其内容之广博、种类之繁多，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中所有其他著作相比，都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也许最终可以证明，这些作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永恒的集体成果。
然而，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体系也典型地产生了特殊的新理论主题，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些概念的标志是，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遗产来说，完全是标新立异的。可以这样概括：无论是青年马克思或晚年马克思的著作中，或是马克思在第二国际的继承人的著作中，都根本没有提到或想到过这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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