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寻道而真理。实践总是人的实践。人的本质存乎社会。实践的本质存乎“社会实践”。换言之，社会实践不过就是革命的实践“工作在场性”。教员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将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和标准，强调了人对自己的客观现实形成正确认识的根据。真理本身必须视为革命实践活动。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运动链条的终极原理看，真理又是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工坚持实践向历史敞开，实践标准从而必须服从、隶属于历史标准。
（二）
假设无须检验。真理不同于假设，真理接受检验。接受检验的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真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商品两因素作为革命幽灵学的“认识论真理”，同样必须接受检验。检验商品两因素的真理性，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只能是商品社会史。换言之，历史是检验“幽灵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包括社会实践）是“活的历史”，当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并不作为检验“幽灵学真理”的标准。“至于实践本身，它只是检验人的认识真理性的一种途径、手段、方式、方法而已。因为它是将人的认识与认识对象直接连接起来的途径或中介。”（屈炳祥）幽灵容易被幽灵化。幽灵之不在场，难以为现象的肉眼所识别，故显得不可实证。所谓：“它只是在进入生产过程时，通过工人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实际运作突现式地在场，使原料和劳动条件获得‘灵魂’，在生产过程结束时，非对象化劳动销声匿迹于被赋型的劳动产品的对象性劳动之中。”（张一兵）拿生产力标准来说，一旦忽略生产力决定论是“生产方式矛盾中的决定论”，就极容易混淆要素论和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乃至在要素论与生产力中性论之间直接划上等号。但是，资本异化的障眼法并非始终能够将生产幽灵设定为“非对象化的活动”。“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习近平）……实际上否定了中性的生产力，否定了中性的生产建设，否定了中性的市场经济，成为以决大多数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力、生产建设和市场经济，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紫虬）
（三）
《资本论》是以真理的“历史标准”（包括人类历史的社会实践结果）为立论依据，进行谋篇布局的。从而着眼于理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来检验“自己的思想”的正确性。“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就实质而论，《资本论》对真理的命名是“客观规律”（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同时注重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的联系和区别进行科学说明。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说明，即采用“具体的历史真理”的叙述方式，它以对“商品两因素”进行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别检验方式，巧妙化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结构布局。由于这一布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得以有序开展。
（四）
“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马克思）《资本论》“真理知识的原理”乃是知行合一。同样以商品两因素为例：它的真理的知乃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别作为分属不同领域的“商品对象性的客观知识”，它的真理的行则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所发生的矛盾规定系为商品生产方式矛盾的一种“特别在场性”。也因此，作为“幽灵学总论”，《资本论》商品章第一节的分析委实包含了“生产方式的两仪对象矛盾”“生产关系的两仪对象矛盾”以及“交换关系的两仪对象矛盾”等不同层级的规定性。这些矛盾的结晶体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商品生产方式”：它是一个“历史具体”，所以，它的逻辑真理即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
（五）
对于“唯一标准”，我们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而只能对其做“一元论（规定性）”解读。“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此外，“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马克思）教员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探索真理、将社会实践的产物成果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倡导“社会实践哲学”），在于突出“真理的相对性”（真理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这同时是发挥主体人的主观认识能动性所在。真理是社会实践的真理，总是向前发展、内涵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的。同时，对于真理的认识把握又总要向“绝对真理”认识回归。这导致马克思在处理“商品两因素”和“价值形式的发展”的关系上，将后者视为“相对真理”，相较而言，将前者视为“绝对真理”。前者揭示形式规定背后的内容，后者将形式规定从内容中舒展开来。和价值形式理论（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链条）对应的实践链条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六）
理论和实践必然是相互检验。针对生产幽灵，交换则是个“相对的真理”。与现象学掩盖本质不同，幽灵学烛照本质；进而可以说，没有专门的本质学，只有革命的幽灵学，其用以披露真相的规定性即“矛盾学”。“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继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马克思）遵循幽灵学的真理，价值形式——交换价值的各种等式——需要从商品两因素的对象性矛盾规定中再度引申出来。这样才有相对真理的实践形式——拜物教认识，从中驱赶历史现象学，沿着矛盾法则将商品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视为价值形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各个经济肉身阶段。幽灵学真理作为“最高意义的真理”变实践标准为历史标准，是基于终极标准的意蕴解读“唯一标准”。这是唯一标准的“一元论”。历史而不是别的东西，构成实践的意义指向性。从革命的实践看，将实践作为“检验标准”，乃言真理的实践属性。只有革命的实践活动才是真理的靠得住的科学检验。
（七）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它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马克思）教员指出，“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即是说，真理具有实践属性，它绝不是纯认识。这是一个实践的链条，不是理论逻辑的自然延伸。《资本论》商品章的最后一节，马克思没有抽象谈论商品拜物教，如上指出，委实作为商品经济的“历史实践活动”。客观实际作为真理的“另一种表述”，于是强烈地针对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八）
“毛泽东费尽一生心血，都没有改变苏联体系包括机械唯物主义、机械辩证法对中国人的根深蒂固影响。胡福明等人写的纲领性文章就是最好的证明。”（士心）这是针对苏联教科书的弊端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问题所发的一个议论。经验主义向实用主义、折中主义的滑落演变总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求甚解。“没有矛盾论的实践论，其实就是经验主义。”“毛泽东具体化了实践的对象性活动，用新的实践检验前期形成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检验感知经验或有用性，不仅仅是克服教条主义，而是也要克服并不能把实践标准坚持到底的经验主义及其衍生的实用主义。”（紫虬）商品拜物教批评所针对的，除了唯心史观，也包括“庸俗的唯物一元论”。对于历史宏大而复杂的问题，长时段的分析从而时间是“唯一的标准”（最高标准）。为此唯一标准所针对的，只能是实践和认识的“革命一元论”。
（九）
用唯物史观统帅认识论，要求贯彻列宁的“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马克思）也因此，《资本论》的起点规定绝非“逻辑学的商品”，而是“幽灵学的商品两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的唯一标准并不必然导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带着小资意识的“实践”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片面性和主观狭隘性，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比较容易地表现为“经验主义”。历史检验真理作为一元标准（所谓“历史真理标准”），所摒弃者就是“思维的彼岸性”，就是在实践与理论统一这个问题上除去关于“单一标准”的任何幻想，摒弃“实证主义的科学无知”，克服依照常识思维的“经验主义的幻想”和“实用主义的蛮干”，从而，它在幽灵学真理层面坚持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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