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整个社会形构缓慢而剧烈地转换，“阶级”概念从在左派话语中逐渐边缘化。对于这种“阶级”弱化的现象，文化研究对之做出的反应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从霍加特对劳工物质生活变化引发的“阶级心态”变化的思考，到威廉斯对劳工群体的文化归属与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再到霍尔从资本与社会运作模式中的主动/被动、主导/从属的角度探查阶级意识变迁，连续三代文化研究者对“无阶级”概念与现象的研究，不断深化对“无阶级”的认识，将之置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的脉络中做了颇富深度与广度的论述。但在另一方面，针对“无阶级”概念，汤普森等人也指出，如果说左翼政治被推入了某种危机状态，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劳工阶级自我意识的退化与消弭，而是社会主义的精英们未为人民指出一条可行之路。以此推理，霍尔对“无阶级意识”的一系列论述就成了一种对时代的误判。这些主要的理论发言人在一时期中的各种充满紧张感的论说，代表了左翼知识人在思索与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基本心理路向。这些论述不仅对之后的后现代主体和鲍德里亚的消费论有启发，对思考战后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认识和社会关系的重组与阶级意识的偏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选自黄卓越：《重建“文化”的维度：文化研究三大话题》，“话题二 阶级话语：跨世纪的持续博弈”第二部分。书籍详情请查看“每日一书”。感谢黄卓越老师的大力支持！
“无阶级”：神话还是真相
文 | 黄卓越
阶级概念或观念的弱化，需要考虑到“情势”（conjuncture）与“话语”（discourse）等几方面的情况。就情势来看，战后的变化是多层面的，如果暂时不计机制内部的各种蜕变，并仍然从大的方面来看，最为值得一提的，一是“阶级和解”进一步成为各党派与社会集团的一种共识，“民主”与“平等”的意识为全社会所广泛接受；二是相较于过去而言，一个“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幻象开始以平阔的样态浮出地表，加之两党共同赞成的“福利国家”政策取得的初步成功，物质财富也在向底层社会转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工阶级的经济与生活状况。这些情势的出现，也促成了政治话语的转变，出现了如“公民”论、“消费”论、“无阶级”论，以及所谓的“劳工阶级资产阶级化”等的说法，这些话语受到许多无形力量的推动，改变了原来的舆论风向，不仅使以批判性与挑战性为主要特征的左翼思想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2]也将长期以来占据中心位置的有关阶级差异的议题逐渐挤向边缘。如果从作为阶级分析的社会行动链模式ACA（结构→意识→行动）来加以观察，既不考虑结构的复杂性，也不考虑与“中介”的变量（对“意识”变量的分析可参考斯图亚特·霍尔与安东尼·吉登斯等的论述），那么便很容易得出阶级结构的弱化必然导致阶级意识的弱化，进而是阶级行动的弱化——这样一种总体性的结论。当然，这些也需要通过各种论证步骤才能够推导出来了。
Matthew Arnold 《School and University》
“公民”（citizen，citizenship）的概念，从一开始出现，便是建立在国家（城邦）概念的框架基础上的，两者具有连带的责任关系（相互保护与促进）。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则是与民主国家观念的确立相伴而生的。就我们所见，并从英国文化批评系脉上看，阿诺德较早即有“好公民”的建议，如在一份《中学与大学》（School and University）的报告中，他写到：“学校教导的目的与职责，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去使其成为一个好公民（good citizen）。”[3]这当然还属局限于伦理品质范畴内的一种表述。至20世纪第二个十年始，在阶级和解愿望不断升腾的大背景下，这一概念在一些自由派思想家、人文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的表述中常可见到，甚至于还会通过他们主持的一些政府教育报告反映出来，如《纽伯特报告》就曾将教育的职责定位于此，如曰：“这种教育会给一个国家所有的公民带来最大的好处，……将会形成一个民族统一体的新要素，将所有阶级的心灵生活都连接在一起，……。”[4]另如1918年的《费歇尔法案》（Fisher Act）、1919年的《史密斯报告》（Smith Report）、1926年的哈多报告（The Hadow Report）等，[5]也都将对“公民”教育的意义视为一种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注与扶持的政策性取向，从而使得在民众教育的言说领域中出现了一从“社会解放”（平权）向“社会责任”（共责）含义的悄然转换。费歇尔本人也是《纽伯特报告》的直接推动者，而《哈多报告》的指导思想则来自于理查德·托尼，两人尽管分属于不同的党派，但都希望用具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概念来调和社会的分裂，重建一种为所有阶级、所有人都能认同的国家秩序。[6]至二战之后，随着民主思想的高涨，和解进程的加速与1944年教育法案的颁布，公民论以及与之相关的以“people”、“common people”、“everyman”为名义的各种提法受到媒介的积极鼓动，[7]藉此，“围绕着‘公民’身份，一种可在国家性（nationhood）概念下共享的新的无阶级（classless）观念也随之出现了。” [8]从早些一些时候的表述看，公民论还主要属于一种建言性的陈述，并多通过共同权益与共享教育的设想反映出来，然而至40-50年代之后，因在其上附加了对情势的乐观主义感知，在概念的跳转中竟然转化成了一种对现世状况的“无阶级”断论。[9]
“劳工阶级资产阶级化”（working class rendered bourgeois），或“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化”（working class becoming middle class），也是当时出屏率比较高的一种提法，原因各有其说，有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印证之，比如，一是劳工阶级的收入开始与中产阶级趋同及他们的消费品占有在不断增长；二是工厂或企业于技术与管理手段上的进步，在较大的程度上使传统的负重式劳动得以减轻，使劳动者的身心获得了某种解放；三是都市的居住环境与布局的变化，打破了原先界限清晰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格局，加之地理学上的人口流动性，到了今天，已不再能见到按界限分明的阶级区隔来辨别的居住区。[10]此外，还有如“去无产阶级化”（deproletarianization）、“半区分的无产阶级”（semi-detached proletariat）等时髦的提法，在威廉斯等人的著述中也均可见到。“去无产阶级化”，大致上是指那些收入尚可的劳工家庭，因基本上都购置了住房、家具、电视机、洗衣机甚至汽车等，因而原来从经济上给以定义的无产阶级似已很难觅得，这一19世纪发明的概念业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遗迹。[11]“半区分的无产阶级”的提法，是由于新城镇、新郊区与新住宅区的出现，劳工阶级大量地迁入到了这些新区中，从而造成了他们与中产阶级生活空间的混合。[12]凡此，都使得原来可清晰辨认的阶级界限愈趋模糊。尽管上述这些现象都是如实存在的，但也取决于怎样看待这些变化以及往哪个论述方向上加以引导，如付诸于一个简化的全称判断而不计其余、不做分析，那么也就很容易被误引入到“无阶级”的话域中（从而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已获终极性的胜利）。
Anthony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
文化研究的出场一开始面临的便是这样一种舆论处境，在几乎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进步主义”的声浪中，如何在顺应时代变化的同时，重新考量社会的结构化特征，并通过辨析上述各种话语的真确性，扫清为多种语言与伪说制造出的迷障，进而有效地制定出一套新的应对方案与策略，将未竟的社会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由此而成为新一代左翼知识人的一项重要的议程。对之做出的及时反应，既存在于以政治集团面貌出现的工党内部，比如1956年持“修正主义”立场的工党政治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其所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一书中，即传递出了对社会转型的敏锐意识，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应对性、建设性意见，[13]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项反思性的任务还是由以独立左翼为标榜的文化研究/新左派集团的成员来担荷的，[14]他们为自己确立的位置也决定了其思考问题的路线会与工党修正主义有很大的区别。[15] 1957年霍加特出版《识字的用途》，已对当时流行的“公共人”（common man，普通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以为这一看似携有平等主义理念的所谓“依靠人民”，“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所有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好”，“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声音”等的表述，内含的很有可能是一种廉价与伪善的心理学策略，在另一方面，它们也为更为有效地行销资产阶级们的文化商品提供了掩护。[16]次年，威廉斯出版《文化与社会》，也对这种以平权名义出现的公民论，特别是所谓的“把一个人塑形为有用的公民”（making a man a useful citizen）的观念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在他看来，这其实还是为中产阶级推出的“服务”论的一种变相说辞，从表面上看，每个公民似乎都具有了平等享有教育，进而是平等就业与竞争的权力，并且可以沿着一个对人人都开放的等级“阶梯”（ladder）向上攀登（这好像也是“美国梦”的精髓），但其真正的意图还是为了去培养与训练为资本服务的、遵纪守法的“奴仆”（servants），“公民”只是比“奴仆”好听一点的词语而已，实质还是一样的。当然，一般人很难发现这个“美德等级制”（the hierarchy of merit）中所隐含的套路，这是因为它已经被一套美好的修辞所遮掩了，被理想化为了文明的一种必然形式，被合理化为一种与价值、努力与智力相一致的自然而然的配置，也只有这样，不平等的实质才能够在平等的幌子下周行于世。[17]
虽然“无阶级”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在离开特定语境或不做解说的情况下，甚至无法确认其是在何种层次或程度上言述的，但毕竟涉及对一个时代特征的整体性判断，不做细思的话，很容易将人们导入对整个英国社会状态的误判，也正因如此，不仅需要对这一说法保持高度的警觉，也有必要做出事实与理论上的澄清。
Richard Hoggart 《The Use of Literacy》
最初触及这一问题的还是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开篇的第一段文字中，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以为现在英国已经不存在劳工阶级了，曾经发生的‘不流血革命’缩小了社会的差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差不多生活在一个从下中产阶级到中产阶级的几近坦荡的平原上。”[18]这样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似乎给人的印象是，该书的写作原意便是想要解答这一“通行的说法”是否真的能够成立的问题。虽然霍加特也承认当前劳工阶级的生活相比过去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也是可以通过他一些实例证实的，但并不等于就是这一时代的真况了，如果换一只眼睛来观察之，那么：“尽管有了这些变化，但是心态（attitudes）的改变却是要比我们所见到的缓慢许多” ，[19]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化与意识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同步的，顺此而加以思考的话，或从某种意义上看，重要的并不是滞留在对结构表象的迷思中，而是应当再往前探进一步，深入到劳工阶级“心态”之中，来看看“无阶级”这种提法是否还能在当代社会得以如实确证。当然，从全书提供的“一手材料”来看，结构的变化也并非如上所述，已经完全压平了凹凸的曲线，但是霍加特仍希望将他所聚焦的重心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在我们的时代，是否真的出现了一个“文化上的‘无阶级’社会”（culturally ‘classless’society）？[20]在此，霍加特所谓的“文化”有几个方面的意思，既指文化的制品，也指的是他一再强调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及掩藏在这种生活肌理中的“心态”或“意识”。关于“文化”的概念，后来被威廉斯进行分层处理之后分为了三个主要层次，变得更加清晰易解了，然在霍加特此时的论述中，大致还是处在一较为混沌的理解状态中的。
在这本被誉为文化研究的辟荒之作中，霍加特会不时提及“无阶级”这一概念，然而从全书两个大章的布局看，其叙述的主旨仍集中在对一条历史的垂降线的刻绘上，并以之作为对无阶级论进行侧面性回应的一种方略，因此格外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从总的趋势上来看，霍加特首先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不同于那些乐观主义左翼政治家一直耽溺的幻象，劳工阶级的群体意识（阶级意识）其实是处在一不断降衰的运行过程中的，而几乎所有的问题答案都可以从中寻找。该书第一大章追溯了20世纪20-30年代劳工阶级的意识与心态，借此可以看到，相比较19世纪的情况，随着劳工运动的快速退潮，底层民众开始内卷到了自己凡庸无声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在自己的居住区域中构成了一个与外部甚少联系的社群，当然，他们也“仍然保留着一种属于自身群体的感受”，将自己看作是与劳工阶级之外的“他们”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这种自属感也存在于他们的各种日常生活细节中，比如几乎不动地保持着这一阶级老旧的说话方式、地方习俗等，自得其乐地生活于一鄙陋、狭小的交际圈子里，甚至于反对新的变革对原来生活方式的侵扰。但是至第二大章，即在50年代以后的这一群劳工后代那里，景观已经发生大变，原有的心态与质素等几乎踪影难觅，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之下，第二代劳工阶级成员要不是被大众文化所裹挟，塑形为了精神上极度空虚的“空心人”，就是分化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失败者：如为欲望左右的娱乐青年、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精神上的放逐者（奖学金孩子）等等，[21]根本无法将他们用一种统一的意识（阶级意识）重新组合在一起。对于霍加特这一作品的构成特点，我们在下一编中还会做更详细的分析，但仅从以上按时间进程排列出的经历看，反映出的恰好是作为一个尚存某种凝聚力与身份感的阶级步步跌入自我消解深渊的进程。当然，这并不说英国社会已不存在阶级的层次与“结构”了，而是指一个曾被表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也是唯一能使“阶级”能够成为时代重大议题的阶级——劳工阶级，时至今日，已步入一无自我阶级意识的世代之中。如果对照开篇写下的宣言来看，为我们呈现的显然是一个十分吊诡的的结局。虽然在“结论”部分又突然宕出一笔，宣称可以将希望寄托在仍然未亡的劳工阶级的自我肌体“恢复力”（resilience）上：“有必要强调这种力量，有了它，‘旧一代’心态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就会保留下来，有了它，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似乎在匆遽一瞥时是有害的，但却可以被归化与改造。”[22]然而，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推论吗？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据之，霍加特看似对无阶级论是持认同态度的，但却采用了一种与进步主义恰好相反的论述路径。在其看来，我们所能见到的“无阶级意识”其实是被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或者说是被大众传媒建构起来的所谓“统一感”，除了劳工阶级之外，被统一到这个无所不在的传播机制中的还有其他的阶级（如中产阶级等），试看霍加特下面这段论述：
……如果新的产品吸引的不仅仅是数量更大的劳工阶级，那么不可置疑的是，某种相似的东西也能在其他阶级的文化中得以印证。这进一步阐明了我在本书开篇提出的那个正在呈现的无阶级的问题。我们现在已能见到，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正在进入无阶级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正在融汇到同一个阶级之中。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文化上的无阶级社会。……当劳工阶级不再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压力，并感到作为他们公认的群体的忠实成员的巨大重要性，就很容易将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在文化上无个性而言的阶级（culturally characterless class）之中。……旧的文化形式正处在被一个可怜的无阶级文化替代的危险之中，……[23]
就此而言，霍加特也就赋予了“无阶级意识”另一层含义，即它指向的不是人们正在热议的经济与政治上的阶级是否正在消失的问题，而是，甚至于更为沉重的一个问题，即劳工阶级在心理上的堕落，无根感，被缚感，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的取消，从而在“文化”上被推入到一种可怕的无阶级、非阶级的状态之中。
理查德·霍加特
那么威廉斯又是如何来接应这样一个话题的呢？从最初于《劳工阶级的文化》（Working Class Culture，1957）以及《文化与社会》（1958）中呈示的论述看，他的思路也与霍加特有相同之处，即从劳工群体的阶级“意识”入手来分析面遇的问题，这个意识或“心态”也被称为“劳工阶级的文化”，它们也是劳工阶级“生活方式”（“整体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站在这样一种立论的基础上，威廉斯首先对两种有可能引起混淆的推断做了区分，其一便是只从物质生活的外表，比如汽车、洗衣机、电视机等的占有上来推断阶级的归属（从而导出“劳工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说法）。在威廉斯看来，这些都还只是一些次一级的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千篇一律的物品是很容易被所有人获取的，因此还不能以单纯的物质性作为阶级判定的标准。另一是从文化产品种类上来推断阶级的归属，比如将通俗文化看作民众阶级的所属物，将高雅文化视为中产阶级的特权，进而制造出一个替换性的解释模式（用“大众”言说模式替换“阶级”言说模式），以此而遮蔽阶级这一命题的实际意义。类似的观点似也包含在霍加特的讽喻式结论中，以为既然出现了一种各阶级都可分享的传播手段，就自然会形成一个“通过电视而凝聚在一起的大众”，由此而无视在其他层面上事实存在的阶级区隔。[24]在威廉斯看来，这些论断方式不仅“粗糙”(crudities)，而且也是“绝对化的”（absolute）。[25]与之相反，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将目光投掷于更为深层的，也就是他们各自的意识状态，那么所能看到的便会是，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对待社会关系本质的观念”（idea of the nature pf social relationship）上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巨大的分歧。[26]比如资产阶级持有的是一种个体主义的社会关系概念（现而今又在公民论的名义下转换为了一种“服务”与“阶梯”的概念），劳工阶级所持有的则是一种“集体性的”（collective）、“民主集中制”（collective democratic）的社会关系概念（同时也是未来共同体构建的最重要元素），它们不仅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一直传续到了今日，而且也带有某种难以调和的性质，不仅资产阶级不可能放弃自己看待他人的观念，劳工阶级在内心中也不会信任资产阶级那套主张。如此推论下来，就不仅破解了“劳工阶级资产阶级化”、“去无产阶级化”的幻象，同时也破解了“无阶级”的命题，并顺带也解答了“‘资产阶级’这个词语还有任何意义吗”、“继续用‘阶级’这个术语来思考问题还有任何价值吗”——这样一系列的问题。[27]尽管威廉斯与霍加特均是从阶级意识与阶级观念的角度出发来回应“无阶级”这一论题的，但得出的结论仍是有所差异的，这不仅体现在对反讽与正述、悲观论与乐观论这样一些不同姿态的选择上，也与他们各自对待社会主义信念的态度相关。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虽然二人发声稍先一步，但可能由于均未在某一文本中集中讨论这一问题，或为其他的话题所遮掩，他们针对无阶级论发表的意见并未在当时引起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于后来的学者在回顾这一话题史时也易遗漏之。在这方面，将无阶级论当成一独立的专题来加以论述，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并将之清晰有力地镌刻于新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年轮中的，当推斯图亚特·霍尔所做的工作。1957年春，也就是霍加特出版《识字的用途》的那年，尚在牛津大学就读的霍尔发起组织“大学与左派评论俱乐部”，并创刊了后来为英国政治文化走向带来重大影响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LR）。据发刊词所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这一团体的目的首先便是超越两个看似没有直接关联但却长期以来占据主导位置的旧的左翼思想传统，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统左翼政治（political orthodoxies）传统，二是将“福利国家”视为治世良药的，以费边社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传统，通过消除上述旧的，机械与刻板的对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重新解读已经转型了的时代，建立起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批判性论辩的新传统”，从而将富有新意、充满活力的思想再次引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中。[28]逾年，即威廉斯出版《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同年，霍尔便在这份期刊的第5期上发表了《无阶级意识》（A Sense of Classlessness）一文，或许经过编辑部的有心组织，在刊物下年第6期上又推出了接应霍尔相关话题的，由E.P.汤普森撰写的《政治的承诺》（Commitment in politics）与拉夫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撰写的《阶级与无阶级》（Class and Classlessness）二文，作为回应，霍尔又在第7期上发表了《重创》（The Big Swipe）一文，由此而构成了一话题论辩的系列，并将无阶级论推向了思想论争与交锋的前沿。借助这场讨论，我们不仅能够窥知霍尔思想成形期思考英国社会与阶级问题的一些特征性路向，以及他又是如何践行在《大学与左派评论》编辑理念中提出的那些理论宗趣的，进而，也可在他与汤普森等的思想比照中去发现早期新左派/文化研究内部存在的多重错杂性。这里先对霍尔的思路做些梳理。
《无阶级意识》一文开宗明义就指出自己对这个现象化问题的看法：
显而易见，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模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尽管这样，依然很难说清楚这种转变达到的深度，以及是否改变了旧的“阶级”观念。由于这种变化是在一个非常不均匀的步骤上呈现的——即旧的事物簇拥在新的事物之上，模糊了转换的节点，使得我们更难描绘出这种区分。[29]
霍尔对当代社会模式，进而是阶级意识的转变是持一种认同的态度的，但是以为不能就此便可对我们的时代下一个全称性的判断，很明显，这涉及到多项认证指数，特别是当存在着新旧事物之间的叠加性以及地区发展上的不均匀等，必然会使得我们对之的分析显得重重困难。如果一定要做一简括的话，那么似可采用一种“变与不变的辨证法”（这是我的解读）来描述之。关于这点，霍尔也从三个方面给出了例证，比如业已提到的居住区的问题，即便是在伦敦，也是新旧并存，并非就是那么整齐划一的；又如消费习惯的问题，尽管在劳工阶级中的确因物质生活的改善出现了追逐时尚的趋势，但仍然有一些旧的家庭存在，对鹜华逐新没有多大兴趣；再就是从工作场所来看，显示在我们眼前的也是一幅极度不平衡的画面，既出现了技术与管理上的变革，劳动似乎变得更轻松了，但也存在直接依赖于生产手段的旧式的体能劳动。[30]这些都说明了即便是我们已经登上高速奔驰的时代号快列，但还是要充分估计到旧模式的延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真实景貌。
那么又怎样理解阶级意识所发生的变化呢？从理论上讲，对之的论述势必会涉及经济与“文化”，或说物质性与“意识性”的问题，这既是现代社会学（如马克思、韦伯）与左翼政治学论争中的一个原题，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创建初期甚至于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试图想要去突破的一个理论门槛，从而也直接关系到文化研究是否能借助对之的阐述而树立起一超越性的坐标。总起来看，霍尔以为像过去那样，凡是将在产业工人阶级生产活动中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归在“经济基础”的名义下，本来就是一个含混的提法，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虽然将物质性与经济关系视为阶级意识产生的首要前提，从一种基本的的立足点上看也是能够成立的，比如劳工阶级文化或其团结意识的形成，正是“因于对一系列基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侵犯所做的防御而成长起来的。” [31]进而使产业阶级作为一种活跃而自觉的政治运动力量成为可能，不可能离开这种模式与劳工阶级的经济生活去讨论他们的阶级意识。但是，如果我们聚焦的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从物质性出发来直接推断意识性构成的平行化逻辑就显得过于刻板、简单化了。也正因此，霍尔大体同意威廉斯的说法，即“劳工阶级不会因拥有了新的产品就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会因为他所占有的物品种类变化了就不再是资产阶级。”[32]以致于将结构的变化与阶级意识的变化完全等同起来，进而去认为以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抹去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他也同意威廉斯从意识的角度出发对两大阶级所做的区分，即由于各自对“社会关系性质”的认识一直存在的根本差异，比如资产阶级将社会看作是个人竞技的场所，而劳工阶级则将社会看作一种“合作体”，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直到今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从而可以将之视为分辨二者差别的重要尺度。但是霍尔也不认为这种尺度是僵硬的，可以一贯到底的，有时也需看到在不同阶级意识之间也会出现有限度的越界，比如“在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由于出于某种责任与服务的开明与仁慈的意愿，调和了个人主义的冲动；而在20世纪，工会中固有的‘集体服务’的观念则因领导层的官僚主义架构而遭到削弱。” [33]这自然也会造成一些边界含混的情况。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然而，随着时代发生的那些变迁，尤其是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改变，比如混合化股份制、法人公司、新的管理方式和“企业责任制”模式等的出现与发展，使得资本的积累与利润的最大化开始在一个全新的路径上运行。而资本集团为了揽住员工为其卖力，也纷纷引入“福利化”与“人性化”的制度，在劳工管理上相比较于19世纪的做法出现了“从物理的硬度到人性的柔度”的转化，“由此，随着在工业领域中的这种有关‘人际关系’与‘人事管理’的意识形态的扩散——一个新的员工管理关系的概念已经渗透到英国工业的更为发达的据点中。”[34]这些当然都会成为促发“新的阶级意识”诞生的重要动能。而在机制的整个转换的过程中，资本一方始终是处在主导性位置的，劳工一方则往往属于迎受者（这与后来霍尔在论述“霸权”时分出主导与从属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后者的意识也是被动性地“内嵌”（has been build-in）在资本运行的新模式中的（不再有早期劳工阶级运动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主体性与主动性）。[35]此外，亟需关注的还有消费的环节，这也是霍尔特别着力于去发掘的一个理论界域，并在后来成为其思想“结体”中的一个重要模块。在霍尔看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劳动”与“生产”的概念地基上的，这与早期资本的运行特征以及劳工阶级与资本联系的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一时期的劳工阶级们的开销能力也很低，很少去购买那些与自己生产脱钩的商品。然而在今天，随着购买力的增加，他们已经可以从商店里作为一个消费者将自己生产的产品买回家来了，由此也使工人们会更多地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存在的，商品或消费由此不仅成为确定身份价值的一个标准，也成了他们与资本主义产生关联的最为重要的场合。为了能够将产品推销给消费者，借助于现代传媒而大量涌现的广告遂成了当今视觉世界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这同样是以主动/被动、主导/依附的方式贯彻的，并起到了重塑“新的阶级意识”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尽管我们不能将结构的变迁与意识的变迁直接对应起来，但是劳工阶级群体意识仍在结构的强力移行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冲击，并随之出现了多方面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从其造成的结果看，不仅使得原来固有的阶级意识大为削弱，与之同时，一种“无阶级”的意识，也始处在濛混不清的浮现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社会变迁造成的结构性错觉有关，使得劳工阶级很难像过去那样找到明确的抵抗对象，另一方面，也因受到来自资产阶级话语的各种“劝导”与“说服”，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的劳工阶级几乎无法判断这些话语的真相，而现代传媒的发达又使得这种劝导与说法的能力相比过去不知大了多少倍！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再存在着富人与穷人、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差异，更不意味着资本已经丢失了其奴役与异化的本性，不过是换成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并将之伪装得更为隐蔽罢了，[36]从有些方面看，也因于各种弹性因素（既在职业岗位上，也在生活风格上）的增加等，[37]更将一些区别性界限搞得模糊难辨了。
William Whyte《The Organization Man》
从上述意义，尤其是从消费与商品成为辨识身份价值的一个主要标准这点来看，再来审视威廉斯所述的不能将人工产品，而应当将劳工阶级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作为该阶级意识的核心要素——这样的提法，就不一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尽管威廉斯的论断大体也与之前发生的情况相契，并可通过历史的追讨得以确证，但是在新的情境中，则未必符合实际。在新的历史阶段，不单是物质消费品，“甚至于像文化、教育与学习等，也均变得与‘商品’一样，将自己依附在一个身份符号等级化的社会价值上”，[38]因此，过去那种在生产场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阶级意识（比如团结、合作、集体主义等），很难说还能成为当今劳工阶级意识的判定标识。也正因此:
我们越是明确地把握住那种特殊的方式，即在旧的劳工阶级社区中为维持生活而形成的团结与共同体的含义，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陪伴着新的“无阶级性”出现的焦虑与困惑程度。[39]
从某种角度看，“无阶级”论似乎也非一个毫无由头的说辞。同时，如果我们所指称的是旧劳工阶级社区中成长起来的团结、共同体等意识，并且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讨论问题的话，那么至少，在旧的阶级意识已趋退化，而新的阶级意识始显露于世，甚至于出现了“无阶级意识”的情况下，仍然还用旧的目光来打量这一群体，或不由分说地将其原有的属性生硬地塞给一个已经改变了的阶级，则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嫌。如果真的能够进入他们自己的经历中，看到的或许是另一幅情景：现在的劳工阶级们所相信的已经不再是“团结”这一类的群体身份认同，而是各自在“攀登阶梯”（creeping up the ladder）这条狭路上的孤行独斗，“阶级”（class）的观念也已经为“等差”（status）的观念暗中替换了：[40]而“一旦劳工阶级开始在身份阶梯上迈出试探性的脚步，一旦阶梯的概念作为生活中必需的部分进入到自身的意识之中，那么也就只剩下永久的奋斗方式了” [41]与之相随，通过“阶梯”（ladder）这一意象，资产阶级生活的其他意象——如个人主义、隐私权、“健康竞争的精神”、“培育自己的花园”（比如工党领袖克罗斯兰对幸福的隐喻）、“拥有民主的财产权”等，最终也都进入到了劳工们的意识中，成为该阶级成员“新的阶级意识”的一部分。在这一画幅中，我们所能窥见的不过是一个意识上四分五裂的群体而已，虽然他们都还仍然披着劳工阶级的符码化外套，如果说从中还能找到一种统合性归属的话，除了个人奋斗这一资产阶级为我们设立的方向之外，还剩下什么呢？当然，也有剩下的，然而，呈现出的仍然是一个十分吊诡的故事。霍尔在此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说明之，比如作为劳工阶级意识内核的所谓集体主义精神，经过意义上的置换之后变成了“共谋共商”（joint consultation）、“人际关系”（personal relation）等，反倒成了资产阶级在另一个侧面上用以训导其雇佣者的美好修辞。[42]这也可看作意识越界的又一例证，虽然它是以一种伪装的形式来完成的。又比如劳工阶级在19世纪提倡的合作社消费，在当前也被吸纳为了消费资本主义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许多社区中都建立了为人们消费服务的设施，你当然看不出这有什么明显的阶级意识包含在内，但它们仍然是有身份上的“精细”区别的，包含有一种“身份差异与竞技的微妙模式”（这也说明了“消费”也是包含有“阶级性”的），那些早期为热心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念，在今天却转变成了资产阶级推行其利润目标的实践方式，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自然也会使劳工阶级很自然地产生某种去阶级化的幻觉。[43]
斯图尔特·霍尔文集
在此种情形之下，霍尔认为，我们必须对“共同体”（community）的概念保持必要的慎谨，他也指出，这是针对威廉斯而说的，因为后者在《文化与社会》中明确地提出了一套有关于此的新想法，以为可将劳工阶级中原有的群体意识转化为朝向于未来，并涵容全社会成员的共同体。然而，诚如上述，它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在今日的劳工阶级中是否还有人真的相信这样一种理念？而事实给出的结论难道不是相反的吗？特别需要去思考的还有，当这样一种“共同体”（或社区）的理念一旦从劳工阶级之手转手到资产阶级那里时，它还能被看成是劳工阶级自属的、纯粹的遗产吗？关于这点，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也有述及，并将之视为是一种 “文化退化的进程”（process of cultural degeneration）。而不管怎样，霍尔也还是需要给出一个自己的暂时性结论，他这样写到：
当然，虽然我一直在描绘的那种阶级混淆（class confusion）的感受，并不就意味着就没有阶级存在了。但是因为决定“阶级意识”的主观要素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劳工阶级成员也可以发展出一虚假的“无阶级意识”。[44]
这段话中有两个用语是可用以分说的，一个是“阶级混淆”，它的确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状态。另一个概念是“无阶级意识”，则是由阶级混淆引发而来的，当然也与主观上的引导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将之置于一个与真实结构相比照的状态中看的话，那么意识与结构之间显然是存在一定脱节的，因此，霍尔认为，“无阶级意识”其实也就是一种虚假的意识。然而，如果再参照意识形态的理论来看，即便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它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有其现实来源的，尤其会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直接参与到社会的运行中去。[45]
假如我们将霍尔的这些持论安放在文化研究先贤谱中加以参比的话，很明显的一点是，与之思想更为接近的是霍加特而不是威廉斯（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1964年霍尔能与霍加特走到一起，共同筹建CCCS），相对于威廉斯所取的“宽容”与“平衡”的基调，[46]霍尔更偏向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持一种激进批判的姿态，同时又比霍加特备有更为开阔与综合的视野，更多一些“理论”的偏好，更少一些对“文学气”（也包括利维斯的渊源）的耽溺，等等。就其引入的带有关键意义的理论要素看，霍尔此文由于不是粗放式地（比如在威廉斯那里），而是更为细致地辩说了经济与文化、物质性与意识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为霍加特与威廉斯初步提出的，并在后来得以光大的，以“文化”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研究范式用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该文中，“文化”与“生活方式”也已是频繁使用的概念）。关于这点，也可在其对“无阶级意识”这一话域中的论述中得到确证，一方面，他并不认为在意识与结构之间就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对应关系，比如意识有可能被某种力量所操控以致于也会以虚假方式的关系来表呈结构，在劳工阶级中出现的“无阶级意识”便是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因此，最好还是采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自由的运动”的观点来看待之。但在另一方面，劳工阶级的这种新的时代意识也不是无端而来或可任意“制造”出来的，依然与变动中的经济、物质、技术等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因此，不能因为我们强调了文化、意识、生活方式的维度，就可将之断然视为一种超乎经济于结构之上的漂浮物，可以妄自尊大地去藐视物质结构及其移动对意识的施动性。从某种意义上看，霍尔的上述意见也为后来的文化研究继续思考与探索这一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的基础。[47]
此外，便是霍尔对“消费”的论述，进而将消费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代划分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这篇文章非常突显的一个亮点，随后塞缪尔与汤普森在评述霍尔的追加性文章中也专门提到这点。以霍尔的判断看来，战后的发展之所以可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运行的重心已经从生产的环节转移到了消费的环节，这不仅促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及阶级意识的偏移，也是催生“无阶级意识”的一个主因，既然如此，我们的理论分析便有必要将视线从对生产关系的考察转向对大众消费的关注。尽管该文对这一问题的论证还不是十分慎密，但在当时的理论语境中（甚至于整个西方的理论语境中），仍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使后来的文化研究与更往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获得一个能够与变化的时代紧密地扣连在一起的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论题范畴，同时也与上述霍尔对结构/意识的论述一起，为马克思主义能从刻板的、一成不变的公式化理解中解放出来，为之大力松绑，从而导入一种流畅发展的当代性轨道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当然，如同所有的理论发明都有无尽的前奏，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多少受到过来自于霍加特、威廉斯、戴维·利斯曼（David Riesman）等的影响，[48]但至少在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只有到霍尔之处，才将之置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的脉络中做了颇富深度与广度的论述，因此，也可将之视为霍尔带有标杆性的理论创见之一，而后来随着这一话题的不断展开，倒灌入英国文化研究领地中的鲍德里亚等的消费论则要至60年代末才正式起步。
斯图尔特·霍尔
介入对霍尔上文评论的塞缪尔与汤普森也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核心成员，属于霍尔交际圈中的友人，塞缪尔还是《大学与左派评论》的主要编辑之一，但与霍尔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均有英共的背景，并且都对带有“无政府社会主义”倾向的19世纪劳工思想领袖莫里斯的那套想法怀有强烈的兴趣。汤普森此期刚完成莫里斯长篇传记的撰写（1955年出版），塞缪尔原是英共领导之一、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学生，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19世纪后期码头工人史的研究，《新权威主义》一文中他在重申 “兄弟般的人类共同体”（a community of human brotherhood）的同时，也将马克思的思想与莫里斯的“乌托邦理想”置于一起作为新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并与汤普森一样格外注重劳工阶级于历史进程中的“the active agency”。[49]因此，他们也都更偏向于从肯定过去的轨迹上来思考阶级的连贯性使命，在新一代知识群体中属于更为偏左与保守的一翼。在《阶级与无阶级》这篇论辩性的文章里，塞缪尔似乎主要给自己定位在“唱反调”的角色上，为此，其论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为霍尔描述的当代转型诸现象，例如企业所注重的“稳定性增长”（而非资本积累时期的盲目掠夺）、资本家向“慈善化”的转变、劳工阶级社区的解体、人员在地区间与职位上的流动性，社会达到的某种“丰裕”程度、资产阶级以及媒介采用的“宣传”、“劝诱”手段、劳工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等等，其实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成为常见之事，而且比当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其他由霍尔提出的诸如劳工阶级的“无阶级意识”、大众传媒对民众阶级的影响、生活风格的更趋“精致化”、当今劳工阶级被“消费主义”捆绑在自己的车轮上等的现象，也有明显被夸大其词之处。在塞缪尔看来，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形态，不仅在维多利亚时期就已经转型成功，而且也比我们身处的时代更为开放、更具活力，在另一方面，这种机制并没有使劳工阶级更趋分化，而是相反，使劳工阶级获得了更为紧密的团结意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庸俗化诱导始终保持着一种无可渗透的免疫力。[50]这样一路论证下来，他得出的结论便是：如果我们一定要给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做出一个判断的话，那么就是 “英国的阶级体系被加强了”，在看似“开放的社会”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显然不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征兆。[51]如果说左翼政治被推入了某种危机状态，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劳工阶级自我意识的退化与消弭，而是社会主义的精英们未为人民指出一条可行之路。以此推理，霍尔对“无阶级意识”的一系列论述就成了一种对时代的误判。
E.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E.P.汤普森在同期发表的《政治的承诺》也是一篇定制式的“擂台”之文，虽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肯定了以霍尔为代表的“大学与左派评论”青年群体是当前社会中“作为抵抗力量出现的第一代人”，且可视为“这个国家中革命社会主义的最健康、最具建设性的生长点之一”，[52]但又以为，坦率地说，他们最近推出的一些想法却是令人失望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待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不同态度上，似乎他们的袖中装着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温情”（tender sensibility），从而导致他们对劳工阶级中出现的物质主义要比对金融家的贪婪显得更为愤怒，热衷于讨论的“是异化而不是剥削”，“如果他们提到马克思，那也是1844年的马克思，而不是《资本论》或《雾月十八》中的马克思；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成为诊断专家，而不是对人类疾病做革命性的手术。”[53]另一方面，劳工阶级则被他们看成是在这场社会巨变中处于被动者位置上的人群，不仅忽视了他们所具有的积极向上的动能，也严重地低估了左翼政治少数派（political minority）的思想及其在组织劳工运动中的影响，这等于说是“不仅剥夺了我们光荣的传统，而且也剥夺了我们在目前仍然可以怀有希望的理由”。[54]从汤普森的叙述看，他似乎也将霍加特归入到了霍尔这一群人当中，并专门点了他的名，而且也明里或暗里将批评的锋芒指向于他，比如以嘲讽的语调谈论之：“他们用阿诺德和利维斯的权威取代了边沁和穆勒的权威，既然他们不信任功利主义传统中善于使用操控性手段的社会工程，那么他们只能用教育和文化的疗法来替换之。” [55]（这似言中了霍加特，然与霍尔或ULR有关系吗？可能是在他看来霍加特与霍尔都属于“无阶级”论的赞同者吧）。虽然这篇荡气回肠的檄文并未像霍尔与塞缪尔那样拉开材料的架势去直接论辩“无阶级意识”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但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即尽管不否认霍尔与霍加特等描绘的那些触目事象，比如大众媒介对劳工阶级造成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也出现了一个“文化”上的转向），但不宜从截取的一个片段上评估劳工阶级意识状态，而是还应当看到这一阶级的另外一些（也是更为重要的）侧面，[56]即不是单从历史与当代的断裂性，也应从二者的连贯性上去评估劳工阶级的群体意识及其对社会的推进作用（这一思想也成为其后来出版的《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一种指导性写作原则），进而从正面（而非悲观的面上）去回应劳工阶级的各种需求，做出我们的 “政治承诺”。
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从塞缪尔与汤普森二文看，两人对霍尔“无阶级论”的反应，多含有“用意图带动逻辑”的取向，即试图用自己原来已有的一套想法或设定的论述目标来解释霍尔提出的时代转型的新问题，这在塞缪尔处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只能说是部分地切入了霍尔的思路，未真正形成与霍尔的对证与对话。霍尔不久即在《重创》一文中对汤普森与塞缪尔的批评做了一个简短的应答，其中也指出了这场论辩中存在的意义脱节问题，即两位评论家“都不想严肃地对待我在标题中呈示的那个问题意识”，他猜想，这可能是因为两位同仁不太愿去碰触“劳工阶级的心理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57]因此看起来似乎有点儿王顾左右而言他。但不管如何，毕竟也呈示出了来自于左翼内部不同的思想走向，及由这一问题带来的其他方面的焦虑与不安。
上文我已提到威廉斯对无阶级问题所持的观点，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其他敏感的学者一样，威廉斯也意识到战后转型有可能造成的阶级结构与意识的变化，并对之进行过一些思考，然而在撰写《文化与社会》结论时（应当是在全书的主体完成之后补写的）还只有一些较为初步的想法。几年过后，由于霍尔等人的积极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这一话题的热度，尤其是霍尔还在《无阶级意识》中以批判性的姿态直接挑战了他的那些想法，因而在1961年完成《长久革命》一书之后，他感到似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因此在为该书补写的“结论”部分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小节，作为对其参与的相关话题的一个再行表态。另在1960年，他与霍加特也有一场由《新左派评论》编辑部安排的对谈，主要的议题也是围绕如何看待目前的阶级状况，尤其是当前劳工阶级意识与心态而展开的，威廉斯在该对谈中呈示的一些观点与《长久革命》中的论述也具互文性的效果，故此而可并置于一起看待。
E·P·汤普森
与50年代中期的解释有所不同的是，在《长久革命》的“结论”部分，威廉斯公开承认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对延续至今的劳工阶级运动的估计偏于乐观了，因此需要重新审定，他似乎接受了霍尔对他所谓的“共同体”理论所做的批评（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也表示了对之的怀疑），转而认为“劳工运动的确出现了在道德上的明显滑坡”。[58]当然，他并没有直接去探讨这与劳工阶级的“日常生活”是否有关，而是将败落的原因归之于各级劳工组织如工会、合作社与工党等“机构”在性质发生的蜕变，从而“走向了他们表面上反对的思维方式的那一边”[59]，并“掏空了英国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60]在肯定这些机构以及由他们领导的劳工运动在历史上曾今取得的“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威廉斯已不再将他前几年还积极维护的“热心的少数人”（earnest minority）视为当代社会主义新工程的同盟，[61]这当然会与这几年来以霍尔等为代表的，以“独立左翼”为标榜的ULR群体的迅速崛起，以及这些人对新工党修正主义所做的激烈批评所造成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向这个富有生命力的新左派青年群体靠拢，他需要适当地调整自己过去那种更具调和性、并多少带有某些国家社会主义印迹的思维定势。这种不间断的自我反思与修订，也存在于威廉斯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上。
当然，更需要关注的还是威廉斯在此对阶级与无阶级问题上所做的新思考，从出发点上看，与其说他是想要去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还不如说是更倾向于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解答方案，因此一开始便将自己的论述焦点集中在对“阶级”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希望以之为线索再来讨论与之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在他看来，虽然我们对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模式的任何一种描述都无法回避对“阶级”的思考，但是遗憾的是直至目前为止，它一直是一个被模糊使用与处理的术语，比如究竟是何种因素规定着我们的阶级身份，是我们的出身呢还是后来在工作中取得的位置，这在各种讨论中其实都不是很清楚的，由此也很容易造成了对话上的错出。[62]以我们常使用的“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来看，劳工阶级这一概念原来是以是否从事雇佣性的“劳动”或“工作”密切相关，并与不从事这些劳动的贵族与有资产的阶级相对，由于大量的有产阶级如独立的小雇主、店主、小农场主与专业人员在社会地位上又有别于贵族，即处在上下两个阶级之间，属于一“居中”（middling classes）的阶级，因此又在后来出现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的概念。又因这个居中的阶级包括诸多的层次，又在其中划分出“上层的”（upper）与“下层的”（lower）两个部分。尽管这样，仍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劳工阶级与下中产阶级之间因流动性出现的变位，尤其是随着一些技术工种的增添，他们既是雇佣劳动者（从传统的意义上讲），同时又比体力劳动者能够挣到较高一些的工资（这在目前也很普遍），由此而使得如果仍然用旧的术语来对称之的话，必然会遭遇定位上的困难，当然以上这些都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所做的分判，尚未涉及其他层次上的问题。[63]
如此而言，那么“阶级”这一概念或视角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呢？关于这点，威廉斯以为：“事实上，我们仍然还处在一个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向一个以金钱与地位转换的历史阶段上。”[64]前者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后者则带有相对的灵活性，两方面力量都十分地强大。以出身为标志的阶级区分，尽管从历史地看也式有所变化的，但是自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占据社会权力支配的中心之后，不仅将一个界限分明的阶级体系当作社会理想接受下来，而且还制造出了一套新的等级化观念与制度（比如“阶梯”说、 “个人奋斗”说），继续在广泛的层面上将所有人都纳入到它的运转系统中，使得等级制度成为一种几乎牢不可摧的事实。[65]关于金钱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对金钱的占有方式看似能够在声望上克服由身份所标识的阶级分配方式，即像有些人认为的使固定的阶级界限变得模糊了，但这也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因为这种说法只能解释某一些现象，却不能取之与体制引起的效果混为一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挣钱生存的，无论你是拿薪水（salary）的还是挣工钱（wage）的，都身处于一个行业性内部的等级化体系之中，从而将自己内嵌于一种复杂的差异性体制中，[66]虽然也能看到变化，那也只是发生在某些人而不是体制的身上。在这些事实情形之下再来谈论所谓的“新的无阶级的状况”（new phenomenon of classlessness），是于实际不相切合的。[67]
Raphael Samuel 《The La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
尽管威廉斯的论述重心几乎都放在对无阶级迷思的破除上，与其早期的思想保持着某种一致，但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毕竟还得落实到转型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之上，对之的解释，既与从何种意义与层次上才能更贴切地去理解无阶级的现象，也与他一开始提出的想要在一团乱麻的概念状态下去重新定义“阶级”这一术语的想法均有关系。当然，威廉斯并未对之做全面的展开，其论述主要还是集中在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几个点上。首先的一点，还是关于“劳工阶级资产阶级化”的提法，这无疑也是无阶级论中的一个题中之意，在其看来，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从现代企业中职业分布愈趋细化的角度入手（这在霍尔处也有详述），在60年代的几种文本中，威廉斯的论述也有涉于此。比如大量新的技术类工种的出现，不但发展出了大量新的工作职位，也因之带来了新的生活标准，如对舒适与时尚生活的追求等，进而影响到劳工阶级看待社会的观念，这些人甚至于会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了中产阶级，而舆论界（包括他自己）也偏向于以“去无产阶级化”的说辞来表呈这一现象，但由于这类人并不像19世纪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那样多少会拥有一些财产，而是仍然还属于雇佣劳动者，因此，如从另一角度来看的话，又会给人造成另外一种印象，即所谓的“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化”，正是因为这一类人如过江之鲫般地大量涌现，使得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68]此外，还有一种需要注意的情况是，从团体的归属上看，我们一般会将保守党看作是有产阶级或统治阶级的代表，而将工党看作是劳工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年来大选投票的结果，可以发现英国的劳工阶级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都非工党的铁杆选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将选票投给保守党，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尽管是比较复杂的，并与保守党的选举策略也有很大关系，但借助于此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即以阶级作为政治认同的界限其实并不那么可靠，这一例证的存在，也会对固有的“阶级”概念构成有力的挑战。[69]再一个，所谓新的居住区或社群形成的问题——这也被看成是“新英国”的特征，霍尔等人虽然对之也有过关注，但并没有投入太多的分析，而威廉斯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则相对要复杂得多，其主要的一个看法便是，那些不同阶级与职业人士混居的新区也的确正在打破过去以社区为标识来组织民众的政治分类（比如贫困的老的社区会成为工党的主要票仓），以致于很难据此去判断居住在新住宅区里的人们究竟是劳工阶级呢还是中产阶级。[70]许多新的情况的出现，特别是资产阶级所灌输给人们的平等竞争观念，使当前的劳工阶级陷入到一种十分矛盾的焦虑状态中，一方面感到“劳工阶级”这样一种身份已不同于过去那样是受人尊敬的，而是演变成了与“下等阶级”等同的概念（即“working”=“lower”），另一方面，当他们遇到困难与不幸的时候，又会想起自己所归属的那个“阶级”。不管怎么说，在很多人眼里，“阶级”事实上已成为一个过时的与无关紧要的概念，已被“阶梯”或“等差”（differential）的观念所替代。[71]
雷蒙德·威廉斯
按照这样一种思路考察下来，那么，下一个问题也就脱臼而处了，即，既然阶级的观念或意识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否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可以放弃“阶级”的概念而将问题都归在“等差”的名义下呢？对之，威廉斯认为应当从不同的层次上来加以分析。随着战后的转型，人们的确越来越相信自己已行走在“等差”的轨道上，但承认这样的现实，并不等于就此而可认为带有剥夺性的“阶级”结构也同时消失了，如果将二者混为一事，势必会造成对界限的混淆：“如果开放的等差仍然是具有现实性的，那么在讨论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分时就会一直是混乱的，这样的社会也难以被理解。”[72]然而，如果我们能从对身份表征的识别进入到对深层社会形构的把握，那么就能发现前者依然是在后者的支配下起作用的，即：“等差不过是某种特定社会的一种运作功能而已”[73]，不管在表层出现了多少变化，一种隐秘性的结构（阶级结构）依然最终规定着不同类型人群之间的关系。由此来看，或从一最为主要的方向上来看，威廉斯这些想法与该期其他的新左派理论家如霍尔、密里本德等在思想的进路上还是保持着某种一致性的（进而与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在英国左翼知识界所流行的“意识形态”理论恰好衔接上），虽然他仍然没有彻底放弃对“共同体”愿景的期许。当然，这里也还是留下了一个难以缝合的尾巴，仍然从“结构”—“意识”—“行动”的解释图式来看，假如说居间的“意识”已经发生断裂，那么后续的“行动”（对共同体的实践）又如何可能？——这其实也是霍尔与霍加特提出的一个带有质疑的推断。
迈克尔·肯尼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等中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至此而止，自50年代中期而迄于60年代初的这场关于无阶级意识的论争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后在评述这场论辩时曾认为，尽管这段历史被后来的新左派史学家有意识地低估了，但它却是“战后英国左派所经历的危机的核心构成部分”， [74]如将之再次放回到当时社会变迁与政治较量的语境中看（也包括工党与保守派面对同一局势所做出的各种反应），肯尼的判论无疑是精准的，也是符合事理逻辑的。如上所述，阶级问题其实也是19世纪以来各派政治与文化势力共同聚焦的一个中心议题，甚至于如看似比较超然的一些文化批评家如利维斯、艾略特等也都无法摆脱这一背景来自说自话，或发明出一套遁世论的学说，既然如此，对之的重释，不仅以变奏的方式接续着这一荡气回肠的历史主旋律，也起到了某种朝向于未来的“指示器”与“风向标”的作用。它所标识出的，是一场业已到来的新的话语革命，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文化研究，均将在这一论述基点上起步，并且由此而行之更远。
仍然在新左派/文化研究的范围内看，虽然在这一讨论中麇杂着不同的噪音，并几乎一致地反对阶级消亡的观点，但作为主流的表述，还是倾向于认为无阶级意识仍是可以在事实的层面上得以确证的，并已驻扎在劳工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尽管其由来有自，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主导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因此而可归在“幻觉”的区域内。有基于此，作为对这一现象的直接反应，新左派/文化研究学者也试图通过一系列论述策略，如“意义置换”或“重心偏移”等来确证这一转型的机制，以此表明前后两段历史或两大阶段的劳工阶级群体之间在一个统一的名目下是存在某种意识上的脱位（dislocation）的。在他们看来，这些转换机制主要指的是对原有重心的更替，即从“经济”转向“文化”（“意识”与“生活方式”）、从“阶级”（二分法或三分法）转向“等差”（更为精细的分类），从“生产”转向“消费”，从 “剥削”转向“服务”等。[75]通过这些意义上的置换，不仅更新了问题的指定框架，也使得原来嵌入到“阶级”这一概念中的指意发生了轴系上的移位，或说是变得不再那么有分量了。
注释：
[1] 本文选自黄卓越：《重建“文化”的维度：文化研究三大话题》，“话题二 阶级话语：跨世纪的持续博弈”第二部分。
[2] 对在50年代左翼知识界遭遇的巨大危机的一项精确概括，可参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的论述，包括劳工运动的退潮，选民对政治的冷漠，大量知识分子退出政治舞台，保守主义重获生机等。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64。
[3] Matthew Arnold, School and University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Macmillan, 1868, p 258.
[4] f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England, p15.
[5] 关于1919年《报告》强调的“公民”意识及带来的影响，也可参张新生《英国成人教育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页23,242。
[6] 对托尼的“公民”观的一项分析，见M.K. Smith, “Richard Henry Tawney, Fellowship and Adult Education”, The Encyclopaedia Of Informal Education (2001, 2007). http://www.infed.org/thinkers/tawney.htm (accessed
April 15, 2010).
[7] CCCS, Unpopular Education: Schooling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England since 1944, London: Routledge, 1981, p69.
[8] CCCS, Unpopular Education, p46.
[9] David Lee与Bryan Turner在《无阶级的神话和阶级分析的“死亡”》一文中分析了四种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无阶级的神话，其中第一种便是“公民”论，并指出：“就‘公民权’（和福利）降低了阶级划分的显著性而言，它为一种无阶级神话经常提供潜在的支持。”载于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姜辉中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页7。
[10] John Clarke, Chas Critch and Richard Johnson(eds.), Working Class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CCCS,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79, p15.
[11] Raymond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p326.
[12] Raymond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p331. “Working Class Cultur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 2, 1957, p30-31.
[13]，详参Anthony 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对之的评述与研究，可参David Lipsey, Dick Leonard(eds.), The Socialist Agenda: Crosland’ s Legacy, London:Cape,1981.克罗斯兰该书也对新左派成员中有较大影响，霍尔在其著述中即多次引述之，虽对之持批评态度，然在对当代社会转型的一些描绘也多少汲取了该书的分析。
[14] 虽然还不能将新左派与文化研究两概念完全混为一谈，这既表现在思想构成也表现在成员组合方面，但因后来被列入“文化研究”系列中的核心成员，如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恰好也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创始人与最为核心的发言人，威廉斯则在其中担当了引领某一方面风气的作用，加之其他成员交叉的情况也不少，因此至少在对前一时期的考察中采用这种并置法来表示二者的关系，似还是比较妥当的。
[15] 在早期英国新左派的表述语境中，“修正主义”这一词语的使用主要针对的是工党内部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妥协与调和政策，以及他提出的放弃“阶级斗争”，向美国式自由主义看齐的主张，不同于后来密里本德、麦克盖根等指称的“新修正主义”。对前者的具体的分析也可参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页81。
[16]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p134-143. “common man”一词在霍加特那里基本上同于“citizen” 的含义，并多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的，在全书中出现频率甚高，见于各章节。
[17]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312-313.
[18]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1.
[19]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1.
[20]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1.
[21] 其中，对于这个“放逐者”的讨论，是霍加特与威廉斯一直十分关心，并累加论述的一个话题，这与他们两人（以及同类人）对自己身份的焦虑或审思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例证甚多，不再赘引。
[22]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250.
[23]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p265-266.
[24] 在《文化与社会》之中，威廉斯只是提到了霍加特（进而也是是利维斯）的一些观点，并没有直接点名，对霍加特这些主张的指名道姓的批评主要还是出现在《劳工阶级的文化》一文中，Raymond Williams, “Working Class Cultur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1957, no 2, p30关于对“通过电视而凝聚在一起的大众” （”telly-glued masses”）的驳斥，已见于《文化与社会》，然这条引文则来自于Raymond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p334.
[25] 对之的整体分析，可见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p306-314.
[26]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311.
[27]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311.
[28] 上述概括参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editorial”, no. 1, 1957.当然发刊词所述及的思想背景也不限于此，比如还提到在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变，如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冷战”，苏联出现的政治危机、匈牙利的叛逆性喧嚣，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失败等，以为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的策略选择提出了挑战。当然，关注重心还是集中在英国社会的变化。
[29]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6.
[30]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p26-27.
[31]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7.
[32]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6.
[33]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p26-27.
[34]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8.
[35]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8.
[36] 关于这点，霍尔于前一年《大学与左派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中也有阐述，其中提到中产阶级“福利国家”在制造新的阶级等级模式中的意义，企业中新的“管理模式”的出现，等等，这些论述都在后来被吸取到了《无阶级意识》一文中。Stuart Hall, “The New Conservatism and the Old”,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1, 1957, pp21-22.
[37] 霍尔在论文开篇即引用了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的一段话:”the more that distinctions are broken down, the more exquisite they become”，大意为：越是消除区分，它们会变得越是精细。用以看待“无阶级”现象，指的是一方面阶级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另一方面则又使可区分的层次变得越来越多。这当然也是一种新与旧的辩证法。
[38]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9.
[39]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9.
[40]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转换，也可见霍尔随后的回应性文章《重创》。参Stuart Hall，“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50.
[41]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9.
[42]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8.
[43]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30.
[44]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30.
[45] 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霍尔后来在多篇文章中均有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其“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B. Matthews(ed.), Marx: 100 Years 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3.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2, no.2, June, 1985.
[46] 这个看法见之于早期新左派成员格雷汉姆·马丁评述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一文，在文中其引用了他人所使用的词语“generous”、“broadmindedness”，Graham Martin, “ A Culture in Common”,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no.5, 1958, p72.
[47] 霍尔在下年回应塞缪尔与汤普森对其文章的批评时所撰的《重创》一文中，再次对这一来自于经典马克思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而此后在该话题上展开的讨论就更多了。参Stuart Hall, “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p50-52.
[48] 关于利斯曼的思想，霍尔在《无阶级意识》中也有几次述及，可知是读过他的著作的。
[49] Raphael Samuel,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69.
[50] 以上的观点均是从全文概括而来，参Raphael Samuel, “Class and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p 44–51.
[51] Raphael Samuel, “Class and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1959, p45. 塞缪尔对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其《新权威主义》一文，其中的有些提法与《阶级与无阶级》并不完全一致，文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管理模式上发生的变化——这一论点，似与霍尔的论述相近。Raphael Samuel,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p67-69. 霍尔后在回应塞缪尔时也述及塞缪尔的“开放与威权”并存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矛盾的观点，并对之做了修正：如曰; “Samuel himself in his article in ULR 4,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where he pointed out the contradictory coexistence in modern capitalist states between the empty rhetoric of liberalism and the untampered violence of the State machine.” Stuart Hall，“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50. 塞缪尔的这个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既与霍尔所述的“人民资本主义”相关，也对后来80年代后霍尔等因批判撒切尔主义而提出的“威权民众主义”的思想有连带影响关系。
[52] E.P. Thompson,”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p50, 51. 应当将汤普森的表述视为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对于“大学与左派评论”群体的高度评价也见其1959年在《新理性》上发表的一篇专文，同样将这一新的知识群体看作是英国未来思想发展的真正希望之所在，其中也包括有他自己。E. P. Thompson, “The New Left”, The New Reasoner Summer, no.9, 1959, pp1-17.
[53] E.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50.
[54] E.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53.
[55] E.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51.在该文中，汤普森还专门设立了一节，标题为“霍加特的滥用”，对霍加特对旧劳工阶级（以及劳工新一代）的消极描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以为虽然其提供的材料对历史学家也有一些价值，但却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文献”。p53.
[56] E. 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pp53-54.
[57] Stuart Hall, “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50.
[58]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01.
[59]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01.
[60]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04.
[61] “earnest minority”这一概念原是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提出的，意指从事劳工运动的组织者，在5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威廉斯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少数人”，将劳工运动组织者与利维斯所说的“少数人”做了区分，并对前者做了辩护。Raymond Williams, “Working Class Cultur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 2, 1957, p31.
[62]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16.
[63]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p316-317.
[64]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18. 威廉斯这一部分的论述在逻辑上有不少分叉，也带有某些矛盾，我们通过梳理之后将之概括如上。整个《长久革命》的“结论”部分因为写的比较匆忙，因此而多显粗糙，各小节均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像《文化与社会》后附的“结论”写的更有条理。
[65]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p318-322.
[66]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2.
[67]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5.
[68] Richard Hoggart and Raymond Williams, “Working Class Attitudes(Discussion)”, Quoted from Border Country, pp116-117.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5.
[69]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5-329.对选票问题的分析也见之于他的“Working Class Attitudes(Discussion)”, Border Country,p116.
[70]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34.
[71]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结论）中主要使用的是“ladder”这一术语，而在《长久革命》（结论）中又增添了“differential”这一术语，以之替代ladder的含义，使用频率也较高。
[72]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35.
[73]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35.
[74] 迈克尔·肯尼《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李永新等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80。
[75] 这也包括来自于保守党与工党在话语策略上的一些调整，比如保守党一方推出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口号，工党一方所鼓动的是“福利国家”的理念，并试图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淡化阶级性的概念，等。对工党这一政策的评述可见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Labou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1, pp34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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