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即变革既存的不合理社会。马克思通过从宗教、政治、经济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深入的剖析与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并剖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交往实践。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之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客观性。客观性是交往实践的第一要义,是指交往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交往活动与过程是客观的。第二,普遍性。任何个体、组织、国家,只要是处于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之中,就无一例外地要进行交往实践,既包括主体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往。脱离交往的绝对孤立的主体是不存在的。第三,交互性。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与自然界进行交往实践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也在不断进行交往实践,从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获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类社会是交往实践的必然结果,交往能动地促进人类的发展进步。马克思关于交往实践的基本内涵和功用的界定及其方法论的阐述与应用,构成了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是“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社会,这一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是“马克思对全部历史本质和人类主体进行科学分析、深刻洞见和整体把握的基本理论尺度,也因此构成贯穿马克思毕生思想发展的一个中心视界”。马克思在宗教、政治与经济三个层面发起的批判,是马克思交往实践观出场的内在逻辑。
一、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最初通过费希特哲学的影响,走进黑格尔哲学的殿堂,但很快他就看到了康德和费希特主义的缺陷,“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认为“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这是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最初萌芽,初步看到了交往实践的重要性。之后,马克思抛弃费希特主义这架梯子,转到黑格尔哲学。对黑格尔绝对观念主导的政治国家观念、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等哲学思想的扬弃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进行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超越旧哲学和经济学在实践观上的种种偏颇与二元对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对“交往”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发展为交往实践观。
(一)宗教批判的维度
宗教问题不是马克思主要关心的哲学问题,宗教批判也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但是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通过对晚期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肯定来推进当时德国的宗教批判的。他把宗教看成是与哲学根本对立的东西:哲学是绝对自由的,而宗教则是上帝的奴仆,因此哲学“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个时期,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思想层面,认为“宗教是无理性的产物”,认为宗教是荒谬的,但又不否认其客观作用,而且主张实现理性是消灭宗教的有效途径。此时的马克思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在宗教与现实的关系上已经明显超越了黑格尔。这是因为:第一,黑格尔用哲学来论证宗教,认为哲学和宗教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上有差别。把哲学和宗教合二为一,实际上就使哲学本身成为神灵礼拜。而马克思则根本否定神和上帝的存在,从理性出发去批判宗教,认为“无理性就是神的存在”。第二,黑格尔把哲学看成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时代的产物,认为绝对观念通过哲学认识自己,但又否定哲学在预见未来、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理解现有的东西。而马克思则认为哲学从认识世界到变成实践力量改变现象世界具有必然性,强调哲学同外部现象世界的关系及其在预见未来、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在此阶段,马克思主要是诉诸“自我意识”,还未提出“交往实践”的思想,但已经注重哲学、宗教与现实的联系。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更关注社会现实,认为宗教是被颠倒了的现实的产物,指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认为宗教是先验的国家的产物,“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此时,马克思把宗教看成是普鲁士反动统治的工具,揭露普鲁士政权所谓“宗教应当支持世俗的政权,但是世俗的政权可不受宗教支配”的目的在于利用宗教来巩固不合理的现实制度。马克思强调,不是宗教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决定宗教,“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古代宗教的毁灭”。马克思反对脱离政治现实去批判宗教,要求“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已经扬弃了费尔巴哈的“类”和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我”,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并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指出,对于宗教这个云霄中的独立王国,“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马克思还进一步认识到,上帝的观念“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宗教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宗教的消灭途径只能“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可以说,沿着宗教批判的道路,马克思超越了以追求高高在上的本体论为目的的传统理论(“实体”、“类”、“人”等抽象观念),逐渐走向了一个深刻的现实领域——交往实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秘密与商品拜物教联系在一起,他说:“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到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在马克思看来,表面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仅仅是世俗的,而实际上它早已异化为“商品拜物教”,即将资本主义的各种创造演变为新的迷信:“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创造基督教神话,仅仅由于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因此,只有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彻底批判,才会使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新的宗教不再产生。
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绝非仅仅是对宗教的批判,而是对以往哲学认识路线的根本否定,解决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对宗教批判所遵循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悖谬,是对一切传统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的解构,找到了与“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把“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的现实路径——交往实践。
(二)政治批判的维度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际斗争之后,接触到了与他所信仰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相对立和矛盾的事实,开始更加注重现实情况的研究,“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谈,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这个时期,马克思主要从理性出发去说明国家与法,认为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是建立在自由理性基础之上的一个大的机构,这个机构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的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宗教国家是最坏的国家。马克思还用理性去解释出版物,认为出版物本身是思想的体现,自由出版物集中体现人民的理性。此外,马克思还把家庭、婚姻的本质归结为“伦理理性”,认为婚姻应服从其伦理性的内在规律,不能迁就个人的主观任性。总之,在此阶段,马克思主张“理性是世界的本质”,国家和法是理性的体现,必须以哲学为基础且建立在出版自由的基础上。国家和法的使命就在于使世界理性化。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一个关键。第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这个社会基础,政治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在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关系上的混淆。黑格尔把国家看做“普遍利益”的代表,对此,马克思指出其“把国家神化与理想化”的错误。黑格尔认为长子继承制是国家所决定的,而马克思则认为长子继承制不是政治所决定的,而是受土地占有制度决定的,是独立的私有财产的抽象,进而提出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的展开。第三,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本质及其实现途径的错误。黑格尔认为:普遍性包含特殊性,特殊是普遍的一环,特殊以普遍为目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对立的,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代表普遍利益,以普遍利益为代表;国家作为普遍利益包含特殊利益,特殊利益只有上升到普遍利益、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其实现的途径就是等级代表制和官僚制度。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指出等级代表制不能消灭等级的特殊性存在而变为普遍性存在,也不能消除国家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政治国家只是在合法的形式外衣下的“虚幻的共同体”,实质上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第四,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旧国家制度变革途径的错误观点。黑格尔提出国家制度逐步变化的观点,坚持“一种状态不断发展,从外表看来是一种瓶颈的觉察不到的运动,久而久之国家制度变得面目全非了”。马克思批判地指出:“逐渐推移这种范畴从历史上来看是不真实的”“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步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马克思认为,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只有人民成了国家的原则,进步本身成了国家的原则,这样的国家才是不断进步的,而无需被迫改变,不会被暴力粉碎。
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对国家、法和政治开展深入的批判。随着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不断深入发展,他对资本主义国家与政治的剖析与批判也不断深入。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层面,仍然难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露,也难以实现对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与实现途径的阐释。为此,必须深入进行经济批判。
二、经济批判: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必然深入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于是马克思从以往的宗教批判开始转向政治批判,但是很难深入下去,这使马克思认识到有必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德法年鉴》时期,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通过对国家和法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的反人道性质,这就直接导致马克思去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发展集中表现在异化劳动学说上,这是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武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由于青年黑格尔派日益反动,把自我意识绝对化,使之与现实对立,一切从自我意识出发,理论脱离实际,找不到从理论过渡到实际斗争的途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清算它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历史,把历史看成是群众交往实践的历史,提出被历史所承认的群众的利益是不可战胜的,强调人是由其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所决定的,历史的发源地是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开始超出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为建立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斯特的经济学思想。之后,1845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及一切旧唯物主义,阐释了交往实践观的基本主张。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不足之处,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开始揭露以往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指出自己观点与以往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不懂得交往实践,它们认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并企图通过改变环境和教育来改造人,这不能说明人是怎样改变环境和改变自己的,是由于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致,结果必然把人和环境的关系归结于英雄或天才所主宰的唯心主义宿命论。马克思从交往实践角度出发去认识人和环境的关系,指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交往实践关系,人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成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以及经济批判的分水岭。如果前述经济批判还是停留在德国或一般层面泛泛而谈的话,那么在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以交往实践观为核心、以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形成生产方式、市民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为理论表征的新历史观”,以交往实践观的方法论,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全面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规律。马克思指出,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现实路径是全球性交往实践的必然结果。
三、全球化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可知,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性的交往实践。“交往是使世界普遍联系,科技及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保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实现历史形态更迭的动力机制。交往打出打破封闭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造就世界市场、世界民族和先进的工业文明。”于是,全球化成为交往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的逻辑必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最早论述到全球化这个主题,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而是使用“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世界生产”、“全球的生产”等提法。马克思阐述作为交往实践载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与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关系,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之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这有助于实现普遍交往和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以世界市场为标志的全球化造成一种异己的盲目的使无产阶级陷入绝境的力量,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当然也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深化了对全球化的认识。他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从整体上来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所指认的全球化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及早期世界市场(以殖民制度为特征)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将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而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演绎其进程。在初始阶段,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但又不局限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提出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伦理道德全球化的思想及其相互依存、融合和统一的关系,并且使用“世界的文学”“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及统一的民族”“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一类的提法。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交往实践成为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核心、基础和动力,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宏观拓展的结果。”“交往的总体结构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整合体的主要机制,也是生产力得以保存、积累和发展的前提。”
第二,全球化具有双重使命。全球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全球范围内劳动的异化。资本雇佣剥削工人从而自行无限增值以及外在扩张的资本本性的外在表现,“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就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这是“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造成双重后果和趋势:一种是进步趋势,即在客观上为未来新社会构筑物质基础,从而使世界市场总体成为新社会的历史前提、历史条件和过渡点;另一种是从属或消极趋势,即构筑起建立在雇佣劳动从属于资本、东方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落后的农村从属于先进的城市这一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千年王国”。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马克思以英国这个当时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和促进者为案例,实证研究了全球化在印度所实现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一方面具有对“世界市场的破坏性作用”,另一方面是“为新世纪创造物质基础”的建设性作用,即“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马克思指出:“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这是落后国家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和发展最理性的选择。
四、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对当前全球化的基本判定与启示
现在离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160多年,科技的进步推动交往实践不断演进,全球化得到更大的发展,有学者提出新、旧全球化的划分。然而,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看,与旧全球化相比,新全球化其实依然是全球性的交往实践,是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化。
由于新全球化依然是受资本主义的主导,所以依然呈现出异化特征:第一,新全球化是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就是马克思所预测的“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一方面加快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亦即西化或者“美国化”,另一方面无疑也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二,新全球化是危机的全球化,它已进入普遍化资本主义阶段。它面临三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些危机也成为世界性的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一方面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派生出新的矛盾和新的危机。另一个典型例证就是,1998-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这是经济全球化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型危机。它既不同于1929-1933年的过剩型危机,也不同于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型危机。这种新危机的特征在于:它具有复合性、综合性,往往是一种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于一体的更为深刻的危机,从而证明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第三,新全球化是全球的贫富两极分化。新全球化在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又在世界另一极大量复制着贫困,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愈加贫困。据估计,亚非拉穷国的外债总额已达到2.3万亿美元,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7千多亿美元。西方国家对穷国每援助1美元就要从穷国再拿走9美元。国际分工已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的垂直型分工,也不是20世纪50—60年代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分工。区域经济一体化或集团化以及实现国家的经济联合,已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是一个国与国之间博弈的大舞台。全球化也“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倒不如说,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在旧的全球化浪潮中,外强中干的旧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拒绝加入全球化,企图独立于世界之外,结果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不堪一击,可耻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后,受种种因素影响,也曾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结果错失历史发展的最好机遇,使国内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前苏联在“二战”之后长期奉行“两个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对外交往路线,是马克思笔下“地域性共产主义”的翻版,其实就是拒绝加入全球化,从而堵塞了通过世界市场这个联系渠道来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道路,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我国近三十年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实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会有生存和发展的机遇。“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这句话也许有失偏颇,但也确实给当下正处于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一些警醒:
第一,必须走科教兴国的道路。全球化其实是一个“与狼共舞”的游戏,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发达国家由于其先发优势,掌握着制定游戏规则和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权力,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是它们从中牟取暴利的重要途径。比如美国,通过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等“智慧手段”,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攫取“剩余价值”。而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依然比较大,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法律素质依然不够高,在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方面比较贫弱,民主法制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社会道德滑坡,贪污腐败在各行各业中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些情况决定了我国在全球化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必须重视教育,大力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大力构建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唯有走科教兴国的道路,才有可能改善国民素质,才有可能大力提升综合国力,从而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摆脱被动挨打的尴尬地位。以日本为例,“二战”结束时的日本经济与中国相当,但是由于日本着手狠抓教育与科技发展,结果短短几十年下来就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坐享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好处。
第二,必须健全政治与法律制度。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政策对产业兴衰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个有名的案例是:一般人都将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其实意大利人早于英国170年前就发明了蒸汽机,而且工厂制度早在14世纪就在意大利出现。当时的威尼斯兵工厂有2000多工人,用流水线装配一艘大船只需1小时。但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意大利?因为意大利还没有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威尼斯兵工厂只是一家典型的由政府直接经营的“国营企业”,这种企业注定培养不出企业家。而英国则不同。英国是世界上首先建立了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也是率先限制王权、实行君主立宪及普选制、责任内阁制和人身保护法、定居法等法律制度的国家。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的儿子小瓦特在法律的保护下,大批量生产蒸汽机并推向市场,将蒸汽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英国工业革命实际上是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发动的。借鉴他山之玉,我国如果要在全球化过程中有所收获,就必须健全我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制定优越的产业发展战略,加大“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步伐。“引进来”方面,我国近些年已取得不少成就,但是在对外企的规制方面,依然存在很多制度性漏洞。“走出去”方面,中国企业必须借鉴西方国家克服产品过剩危机的经验,勇于开拓国外市场尤其是第三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国内相对过剩但有一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其中包括技术、劳动力、产品和设备,由此推动我国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组建一批以著名品牌为标志的中国跨国公司,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国内国外两类资源,力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第三,必须时时警惕“和平演变”。“和平演变”这个词出现在“二战”后,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十条诫命》里提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武力侵略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技术交流、文化交往等非暴力方式来使社会主义国家自行崩溃瓦解的阴谋,即尼克松所说的“寻找一种办法越过、潜入和绕过铁幕”,在两种制度之间进行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以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和平演变大致有以下几条途径:第一个途径,进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渗透。主要是通过大型广播电台、电影、书报、互联网等媒介,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宣传其政治价值观和人权观。第二个途径,分化瓦解,诱压兼施,煽动民族情绪,以“经济制裁”相威胁。鉴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结语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马克思不断深入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其解剖的手术刀即是交往实践观。从“交往”到“交往实践”再到“世界性普遍交往”(即全球化),正是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出场路径。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晚年在探索东方社会革命道路的文本中,运用世界普遍交往的原理,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借助于世界性交往所获得的资金、生产力、文化和经验,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革命而跨入社会主义。”这个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指引价值。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如今,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共产党人能否以及如何继续引领全国人民在全球性普遍交往中赢取一席之地,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伟大而又艰深的历史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