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经过探讨确定了认识该著的科学起点，然后从时间域和问题域两方面认识该著，得出它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双重突破”、“双重创新”。具体分析该著出版以来的各种编辑模式和书名，考察恩格斯自然哲学概念运用，认为已有的出版并不符合恩格斯及手稿的本意和创新，是“伪编辑”“伪书名”，必须实现其编名回正，新书名：《自然哲学和辩证法》。最后从历史事实中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形成和该著在其中的地位，该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初步定型的标志，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等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认为该著的成果对检验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双重视角 双重创新 编名回正 《自然哲学和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中年时期（马克思在世时）的一部重要哲学手稿，是认识恩格斯，认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依据。国内外的哲学和理论界对《自然辩证法》本身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入，但总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或真正到位，出现的误解和错误还长久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这里，就此抛砖引玉。
一、《自然辩证法》的突破性发展和主要成果
如何认识《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什么样的哲学视角去认识《自然辩证法》，是我们学习、研究和理解《自然辩证法》（手稿本身）首先面临的问题。从深层次上说，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明确《自然辩证法》手稿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恩格斯的写作状况及对它的认识。这些方面，已有很多人讲述到，有的讲述还比较全面。但由于说明的问题不同，具体讲述的内容点也有所不同。
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①所以这里只谈它诞生的思想文化和理论背景。14和15世纪以来，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产生，带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16到17世纪出现了第一次科学革命，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出现了第二次科学革命。从19世纪开始，科学的发展出现由分门别类、搜集材料阶段向相互联系、整理材料阶段过渡。相应地，在哲学上，17～18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中包含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宗教的斗争,到18世纪的法国哲学,才出现公开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古典哲学发达起来，并且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又在德国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与此同时，自然哲学兴旺，出现了法国机械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出现了独立的自然哲学形态，以德国谢林和黒格尔的自然哲学为代表。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领域和辩证法方面，是当时德国哲学乃至整个欧洲哲学发展的重要门径。当然，随着自然科学的门类齐全、系统化和兴旺，又考验着自然哲学形态的存在，当时的德国还出现了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3年由唯心主义转变到旧唯物主义立场上，1845—1846年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标志着新哲学——唯物史观的创立。稍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学，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视和论及黒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又启导着恩格斯。恩格斯很早就关注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于1870年代脱离商界后，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自然科学和哲学。1873年初，面对当时德国和欧洲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恩格斯开始专门研究自然科学，开始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根据国际上1925年以来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计载，从其写作的全过程上说，整个写作时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873年初至1876年5月，1876年6月至1878年6月即写作《反杜林论》期间，1878年7月至马克思逝世时，马克思逝世后至1886年《费尔巴哈论》写作。在写作《反杜林论》之时，基本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专门写作，但又有同期的相关文稿文章收集于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再次基本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专门写作，但也有同期的个别相关文稿收集于内。其中，在第一阶段——《反杜林论》之前的写作中已经形成了《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基本思想。总的写作文稿中，绝大多数是短篇或片断，成型的文稿不多，并且前后写作的文稿中，内容的重复率较高。最后是恩格斯逝世前几年对整个手稿的初步整理。由此，《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于1873年开始的十三年（或十年）写作的一部重要哲学手稿或未完成的著作，但其涉及的哲学内容是相对全面和成熟的。
《自然辩证法》手稿经过了初步整理，那么恩格斯自己对它的认识是什么样的？恩格斯对其手稿的整理，就是他晚年对其手稿体系结构等的最后认识或“遗言”，其寓意是深刻和广泛的。这里就从恩格斯的与《自然辩证法》手稿有关的文本和论说谈起。
在《自然辩证法》写作过程中间，恩格斯写作了《反杜林论》新著，在新著哲学篇中就第一次公开和正式展示了《自然辩证法》手稿第一阶段写作成果（当然也有所深化），或者说，正因为恩格斯有了《自然辩证法》手稿第一阶段的写作成果，反杜林的任务才落到恩格斯的肩上。而《反杜林论》哲学篇的哲学理论框架大致就是：本体论（包括本篇三至四章）、自然哲学（包括本篇五至八章）、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包括本篇九至十一章，也涉及到恩格斯所指其他篇的相关内容）、辩证法（包括本篇十二至十三章），这几乎构建了一种新哲学体系。由此，就《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与恩格斯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状况，恩格斯在多处实际上都是有所指明。第一，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自然辩证法》——引者注）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在我的头脑中已初具轮廓。” ②第二，在1876至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③ “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④ “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尽管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⑤第三，在1885年为《反杜林论》所写的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一一"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 ⑥（八年指《反杜林论》的前三和后五年） “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 ⑦ “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义务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满足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指《自然辩证法》手稿——引者注）汇集发表，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 ⑧第四，1886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 , 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现在无论在哪一领域 , 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 , 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 ⑨至此，《反杜林论》的哲学建构和这四处的论述告诉我们：恩格斯哲学思想创新基本上就是由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或思维观的结合，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这“两个结合”等构成的，其中辩证唯物自然观的形成是基础和关键；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整理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框架或视域直接相关。
由上可得，只有在恩格斯的整个哲学思想框架或视域（1870年代已经基本形成）中才能真正理解恩格斯晚年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整理。那就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四束分类和标题，大都是双语而不是单词单语，第一束标题：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第二束标题：自然研究和辩证法，它们都是双语，都意指两个方面，都是双重视角，简单地说就是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的双重视角，辩证法的视角是明显的，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自然观、科学观等等，其实都可归属自然哲学研究的范畴。而恩格斯之所以没有用上自然哲学这个词语，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对旧自然哲学的否定，对自然科学发达条件下自然哲学形态的存在持谨慎态度（下一部分将细说）；另一方面是恩格斯各束标题用语还有其他寓意。第三束标题：自然辩证法（也有的译名：辩证法和自然[1]），从恩格斯归其名下的手稿内容上看，它重点指向自然界的自然观和辩证法的具体认识问题，当然涉及到自然哲学和辩证法两个方面。第四束标题：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从恩格斯归其名下的手稿内容上看，它重点指向自然科学及其辩证法问题，并且同样涉及到自然哲学和辩证法两个方面，特别是进一步阐明了辩证法的主要内涵。
综上所述，由《自然辩证法》诞生的哲学与文化背景，由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状况及对它的整理(包括恩格斯写作前的思想状况)等所决定，学习、研究和理解《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出发点就是：“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双重视角”。这里的自然哲学是广义的，自然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及人与自然关系等领域中哲学问题的学问，包括自然观、科技观、生态观及其方法论等多方面内容，其中自然观是基础。
学习、研究和理解《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出发点找到了，但它主要是从外部而言的，那么《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内容究竟如何呢？
《自然辩证法》手稿构成，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记述，它共有193篇文稿，其中，《反杜林论》之前写作99篇，只有2篇论文。总手稿中，绝大多数是短篇和片断，占其2至3个页面的文稿不足20篇；篇幅长点（占其4个页面及以上）文稿只有18篇，其中2篇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反杜林论》写作之前的有5篇。总手稿中，提出或论及重要哲学问题的文稿60多篇，《反杜林论》写作前后的各有30多篇；属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畴等文稿不少于80篇，主要集中在前述第26卷它的数学和自然科学部分。手稿第一束有132篇文稿，绝大多数是短篇或片断，包括前期写作的97篇文稿，第二束是6篇比较成型（篇幅长点）的文稿或论文，第三束是6篇论文，第四束有49篇文稿，都是中后期写作的。
根据《自然辩证法》总手稿内容写作情况，整个写作历程（时间域），以《反杜林论》作界明显地区分为两大阶段：1873——1876年是为前期、1876——1886年是为中后期。前期和中后期都论说到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但前期关于辩证唯物自然观基本点和“两个结合”的论说相对突出，中后期论说的深刻性和对辩证法内涵的论说则比较明显。文稿【98】与【164】（按写作时间排序的）的内容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两大阶段的区别。
前期关于辩证唯物自然观基本点的论说，集中体现在第【48】【57】【81】等文稿中。如“在上世纪未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出现了要把旧的牛顿一林耐学派的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的要求，……现在，当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特点而言已经形成的时候，人们又感到有同样的要求了，并且正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但是，当现在自然界中的发展的普遍联系已经得到证明的时候，外表上的排序已经不够用了，正如黑格尔所巧妙论证的辩证转化也已经不够用了一样。转化必须自行完成，必须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⑩“那时，自然界根本不被看做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己的历史的东西；人们注意的仅仅是自然界在空间的广延性；各种不同的形态不是前后相继地而只是彼此并列地被组合在一起”。⑪“旧的目的论被抛弃了，但这时有一种信念牢固地确立了：物质在其永恒的循环中是按照规律运动的，这些规律在一定的阶段上……必然在有机体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 ⑫“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承认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线，不承认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⑬这些，就揭示了辩证唯物自然观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核心是在对立统一中永恒循环和发展转变的基本点。对此。文稿【98】和【193】也有综合明确的论述。
前期关于“两个结合”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它主要体现在【33】【57】【82】【83】等文稿中。如“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⑭“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 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一一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 ⑮这就说明自然界和人类，自然观、历史观、思维观（或认识论）是相互结合和统一的。“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 ⑯“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主导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民族只能在两难中择其一：‘非此即彼! ’而且问题的提法总是迥然不同于一切时代谈论政治的庸人们所期望的提法。” 这就说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客观与主观，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是相互结合和统一的。⑰“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 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界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 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一一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⑲这里的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所揭示的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这里也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结合点及二者统一与区别的所在。“两个结合”的一些思想如“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再到思维或认识”等，也集中体现在【98】【99】这两篇论文中，更体现在中后期的文稿中。
根据《自然辩证法》总手稿内容写作情况，整个手稿内容论及许多重要哲学问题，如关于辩证唯物自然观和自然与社会辩证关系（包括正常与异常关系）思想的形成及对旧自然观的改造问题，关于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及科学观问题，关于认识、思维、逻辑的辩证发展和相关理论、形式与范畴及理论思维培养问题，关于辩证法的概念界说、涉及领域、规律与范畴、历史发展及其与形而上学关系问题，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史概括及对相关哲学派别和哲学史分析框架界说问题，关于哲学思想具体化或哲学事例层次表现如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问题，关于批判庸俗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目的论、经验主义、神秘主义问题。这七大问题域在《自然辩证法》写作的前期和中后期大都是重点，并且在前几个问题域如自然观、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等科学观、思维或认识观、辩证法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创新，它们大都是属于自然哲学和辩证法（包括认识或思维辩证法）范畴的。关于《自然辩证法》及其七大问题，国内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者都有所分析和概括。如林万和[2]，任远和李洁[3]，陈凡和程海东[4]等人的论述。
就第一大方面即辩证唯物的自然观方面，综合《自然辩证法》中的相关论说，可以发现，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自然观有“六大要点”，那就是：（1）、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包括物质概念，具体表现在文稿【95】【144】【161】中；（2）、自然界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及运动形式多样性，运动的有限与无限，包括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文稿【2】【29】【98】【161】【170】中；（3）、自然界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和空间，时空的有限与无限等特性，包括物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文稿【23】【30】【144】中；（4）、自然界的基本状态和结构（生成分化、图景与系统），具体表现在文稿【98】中；（5）、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界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及其实质等，具体表现在文稿【98】【170】中；（6）、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及有机统一，如文稿【99】，它实际上论述了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及人类社会的既统一又差别的所在。马克思涉及到这其中的少数方面如人化自然等而且论说简单。关于这六点中的各点，已经有很多论者结合恩格斯的相关论说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概括，如唐可[5]、沈江平和金星宇[6]、石丹丹[7]、冯野[8]等人的论述，本文前面也涉及到恩格斯有关后两个主要点论说的部分性的学习和认识。
就第四大方面即辩证法方面，它是《自然辩证法》自始至终论说的一个重点。首先，在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上，文稿【1】【82】（见前）【163】等都有具体的论说。如“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各种范畴在他那里表现为预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表现为这些范畴的单纯的反照。实际上恰恰相反：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 ⑳“要记住，自然科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对黑格尔有大致正确理解的范围内，仅仅针对以下两点：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去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㉑这就说明：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其次。在辩证法涉及的领域上，文稿【82】（见前）【160】【165】等都有具体的论说。如“在本书（指《反杜林林》——引者注》）中，辩证法被看做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一个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中的两个领域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到，只有形而上学的懒汉才不明白他所认识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㉒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㉓ 这就说明：恩格斯的辩证法不仅仅是指向自然界的辩证法，而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等整个世界的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自然界。
再次，在辩证法内涵的概括上，如前所述，在论说辩证唯物自然观时就涉及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等内涵，经过《反杜林论》哲学篇进一步概括，如“辩证法的本性是包含矛盾的过程”，“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到《自然辩证法》的文稿【164】【165】等又有进一步的概括。如“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㉔“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 ㉕可见，恩格斯的辩证法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自然辩证法》文稿关于辩证法主要规律的概括等，标志着它在某种哲学意义上超越了《反杜林论》。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与恩格斯的“两个结合”思想，就是本质相同而又侧重于不同方面的表现。对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有很多论者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如高超[9]，杨耕[10]，唐诗茹[11]，刘顺[12]等人的论述。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本质上是以19世纪中期以来新兴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围绕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而展开的，它体现了恩格斯的一系列新哲学思想。对恩格斯的这些新哲学思想必须有明确的定位。对此，恩格斯的手稿中实际上是有所暗示的。
简单地说，西方自然哲学经历了古代自然哲学如古希腊自然哲学，近代自然哲学如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哲学，现代自然哲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学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自然观的发展也经历了古代朴素或直观的自然观，近代法国唯物主义机械的形而上的自然观和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有机自然观及费尔巴哈直观感性自然观，恩格斯的辩证唯物的自然观或科学的自然观等。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观及自然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坚持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相对立的思辨或唯心的方法等，结果与数学自然科学或先进的数学自然科学相去甚远，也并没有揭示多少自然界的真实联系和发展变化。恩格斯的自然观及自然哲学赶上或以新兴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并与之有机结合，与社会历史实践也紧密相连，并揭示了自然界和哲学与自然科学之关系等最一般地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因而，相比它的前者们就是大大地突破。对此，张国棋和高兴华[13]、吴国盛[14]、舒玲[15]、周可真[16]等人和前面的相关引文中都有相应地论述。同时，辩证法的发展则经历了古希腊朴素或直观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化、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如黑格尔）思辨辩证法或唯心主义辩证法等发展阶段，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阶段，至此，辩证法已经达到了科学的相对完备的发展程度。相比于辩证法的前史，恩格斯的辩证法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次大的突破和创新。恩格斯手稿中的相关论说，前面相关引文中的论述，许景行[17]、龚榆[18]等人论述，都给予了充分的论证。
综上所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实现了 “双重突破”和“双重创新”。一、“领域突破”，即突破旧自然哲学，创立了辩证唯物的自然观、科学观或自然哲学，基本揭示了自然界和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新领域；二、“层级突破”：即突破旧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并改造旧辩证法，创立了一般的普遍意义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等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开辟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新高度。之所以界定为“双重”，就是相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和一体化而言的，它们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体两面、相互结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 “双重突破”和“双重创新”，对马克思而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成立的。理论和实际发展表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主要成果：“双重创新”，即辩证唯物的自然观、科学观或自然哲学——几乎由恩格斯独创；一般的普遍意义的唯物辩证法（涵盖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思维辩证法）——与马克思合作（受马克思启示）而成。在这里，马、恩之间哲学思想的区别是明显的，其核心是恩格斯独有的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包含其自然辩证法，它处在基础地位。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创立、补充和完善者，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本质（如核心的唯物史观）上是相同和高度一致的。马克思的实践或主客体辩证法思想，恩格斯也有，如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时都是从社会客体矛盾运动与社会主体矛盾运动相结合上界定的，这表现在恩格斯文献的多处（而马克思则少有这种结合上的简洁综合概括），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对《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界定。当然，在邪路上，还存在着反对《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创新，制造“马、恩对立或异质”的谬论。关于马、恩之间哲学思想的关系，前面的相关引文和方瑞[19]、竭长光[20]、炎冰[21]等人都有充分的正确论述。
二、《自然辩证法》手稿编辑模式和版本名称的双重回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手稿涉及多个问题域，并大都是围绕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而展开的，它实现了“双重突破”和“双重创新”。这就是我们学习、研究和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科学结晶。但恩格斯只是对其总手稿进行了初步整理，也没有给予其总命名。1925 年苏联学者梁赞诺夫主编最早出版了《自然辩证法》总手稿，后来国际上又出版了多种版本的《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也是1925 年苏联学者梁赞诺夫命名的。其实，《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经过初步整理后既是未完成又是准完成的文本，那些既脱离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初步整理又不能较好的反映《自然辩证法》总手稿内容上的突破和创新的各种《自然辩证法》编辑模式和这个版本名称（书名），就都是某种意义的“伪编辑”和“伪书名”。
关于《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编辑模式，根据王旭东[22]、赵玉兰[23]等人的叙述，在国际上主要形成了四种版本或模式：1925年苏联梁赞诺夫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俄（德）文按照手稿写作时间顺序最早编排出版的《自然辩证法》。1935年苏联MEGA1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新版，其编者首先按照材料形式将全部材料划分为两类: 完成度较高的“论文”和具有片段性质的“札记”，在此基础上按三部分编排文本: (1)《自然辩证法》(论文性质6篇)；(2)《自然辩证法。札记》(札记和残篇性质)；(3)《两篇论文》（指公开发表的两篇）。之后，第一部分论文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第二的札记部分的前一半即写作于《反杜林论》之前的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后一半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编排，主题依次是: 两极性的概念；关于辩证逻辑和哲学；数学；关于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恩格斯的一份计划；潮汐摩擦。1941年苏联又出版一个《自然辩证法》版本，它形成了：(1)“计划草案”；(2)“论文”；(3)“札记和片段”三部分结构。之后，并未按照每部分材料写作时间顺序编排材料，而是按不同的主题进行编排，如为“札记和片段”拟定了9个部分，主题依次是：科学历史摘要；自然科学和哲学；辩证法：(A) 辩证法的一般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B) 辩证逻辑和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界限”；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数学；力学和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并兼顾时间顺序，如10篇论文按时间顺序编排等。它的1962年的德文版中还附录了“《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内容索引”和 “《自然辩证法》文章和札记残篇写作时间顺序索引”。1985年MEGA2出版了《自然辩证法》全新版，编者依据恩格斯的1878年计划等，直接按手稿的内容主题进行编排（而论文与札记结合其中），构建一个思想和逻辑的体系，其主题依次是：1878 年计划；历史导论；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辩证法作为科学；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和社会。同时，它并存了时间顺序编排版本。根据李达顺和陈有进[24]等人的叙述，1984年于光远主编的第五个《自然辩证法》中译本，全书共十篇，其标题依次是：总计划草案；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自然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认识自然的辩证法，认识论和辩证逻辑；物质的运动形式，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各束手稿的名称目录；《自然辩证法》准备材料。这第五个中译本与其1985年MEGA2版本属于同种版本，第五个中译本前后的其他中译本大都是参照国际上的。归结起来，《自然辩证法》总手稿四种编辑版本的演变经历了从时间编排方式向逻辑编排方式的过渡，即1925年的时间编排方式，1935年的逻辑——按手稿形式（论文或札记）分类编排主导兼及内容分类编排方式和时间编排方式的结合，1941年的逻辑——按手稿内容分类编排和形式分类编排相结合兼及时间编排方式，1985年的逻辑——按手稿内容分类编排。但问题是：这几种编排模式的编辑依据、编辑的遵循和结果等是否合理，是否合符恩格斯及其总手稿的真实和本意？
我们先粗略地分析一下四种编辑模式的结果。从上述四种模式的编排情况看，它们都与总手稿的原样原貌——“四束分类和标题”整理不同，1925年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恩格斯手稿写作的部分真实，1935年、1941年、1985年的三个版本体现的都是编者的结构意志——都企图编出一个近乎完型的版本，并且后三种版本的结构目录都不能客观或完全地反映恩格斯总手稿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创新——如前所述《自然辩证法》总手稿涉及的七大问题域，特别是没有显示总手稿最核心的内容——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包括其自然辩证法思想。在它们的目录中没有“自然观”这个概念，没有涉及到如前所述辩证唯物自然观的六大要点的多数，最多的也只是涉及到“物质运动”和“猿到人转变”两大点（第五个中译本仅多了“自然界辩证法”一点）。由此可见，这四种编辑模式都是编者的结构意志的体现，都不符合恩格斯及其手稿原样原貌与内容的本意，是不合理的，是“伪编辑”“伪版本”。即使是其中的1925年版本至多只能视作其“副版”。
其实，这四种编辑模式之所以成为“伪编辑”“伪版本”，主要原因在这些编辑模式在编辑的依据、编辑的遵循等方面出现失误，即其编辑依据（前提）出错，编辑遵循越界。编辑依据的确定与编辑的遵循密切相关，后者直接影响前者。一般说来，编辑有修改作品的权利，但编辑又必须充分尊重作品，尽可能减少编者的意志；编辑不是改写，不得歪曲和篡改作品的基本或主要的思路、思想、意图、构架等。具体到《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编辑上，根据前述王旭东[22]的叙述，它的最早的编辑者苏联学者梁赞诺夫就分别考虑了三种编排依据：第一，依据具有指示性的《1878年的计划》，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主观性’的尝试；第二，依据现存四束手稿中各部分材料存放顺序，在他看来，“不能保证是否没有陌生人改动了手稿顺序，或者每一束手稿没有丢失任何一个部分”；第三，依据手稿写作时间顺序。为了维护编辑的应有遵循，为了稳妥起见，梁赞诺夫选择了第三种依据，这在最初和当时的社会学术环节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客观现实性；但他却明显地忽视了恩格斯的“四束分类和标题”整理的本意。后三种模式的编辑基本上就是：在持续梁赞诺夫编辑依据第一种考虑——“1878年计划等个别文献”作它的编辑依据及其所隐含的错误。关于《自然辩证法》编辑依据的选择及其可能存在的失误问题，早就有学者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如我国学者林万和[25]、杜镇远[26]、孙逸倩和丁心全[27]、张云飞[28]等人。
“1878年计划等个别文献”作它的编辑依据能成立吗？答案是否定的。对此也有学者论述过，如刚才提到的杜镇远、张云飞等人。根据张云飞观点，1878年计划草案中11条内容，其中第5条又包括5款内容，从其思想来看，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几项：（1）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部分包括前3条的内容。（2）科学分类，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发展。包括第 4、5 条。（3）认识自然的辩证法。包括第 6、7、8三条，涉及认识的界限、机械论和原生粒的灵魂等问题。（4）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包括 9、10、11三条，涉及科学和讲授、细胞国家等评论，在最后一条中涉及对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等批判，涉及“人通过劳动而分化出来”和“经济学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内容。1878年计划具有“总计划草案”的性质， 但是，作为《自然辩证法》重要内容而被反复论及的 “物质运动”、“运动形式”、“运动形式转化” 等重要论题没有出现在该计划中。顺着张云飞的观点继续前进可得，“1878年计划”是《自然辩证法》193篇文稿中涵盖内容范围最广泛的文稿，但它仍不足以涵盖这些文稿所涉及的各项重要内容，特别是没有显示这些文稿论及的核心内容——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包括其自然辩证法的议题，它仅涉及到辩证唯物自然观的少数要点（见前面）。所以“1878年计划等个别文献”并不具有前导和广泛的概括性。虽然可以增加这种依据的个别文献的数量，但这种编辑依据的选定法根本不是恩格斯及其整理后手稿的本意，而是编辑者的意图和强加。恩格斯把“1878年计划”放置在总手稿的最尾就能说明问题。由这个作编辑依据而成的2014年中文《自然辩证法》新版（它来源1985年的MEGA2版）里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错误：文稿【83】和【160】等多个文稿中包含恩格斯特别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想（它们涉及到哲学派别划分前提、辩证法、唯物史观基本点等），但这些哲学文稿却被归属于哲学事例层次即数学自然科学的哲学层次。这种错误在恩格斯那里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错误的出现就是对这种编辑依据选定法的某种否定。
其实，恩格斯的“四束分类和标题”整理，这就是编辑《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主要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依据，这就是恩格斯的本意。由这种编辑依据所决定的编辑模式才是《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编辑的正常的正确编辑模式。《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四束分类和标题”整理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结构机理和逻辑。前面所述的“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双重视角”就是其中之一。它之中的更大秘密就是：手稿的四束分编逻辑，是以问题和归属的手稿状况而表现的，如整体的考察，第一束手稿标题：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从其手稿构成上看，是重点反映《反杜林论》之前的写作状况（除2篇论文外此前写作的文稿都在这里），包括其认识的起点、视角、水平等（还包括之后的小部分文稿，兼及全过程）；第二束手稿标题：自然研究和辩证法，从其手稿构成上看，是重点反映在著《反杜林论》期间为另处写作而又纳入其内的与该手稿写作内容同构的一些比较成型比较重要论述全面的哲学认识和哲学观念（包括之前的【99】篇，之后的【193】篇，兼及全过程）；第三束手稿标题：自然辩证法，从其手稿构成上看，是重点反映在《反杜林论》之后对自然界的自然观和辩证法等的具体认识及对某些错误观点的批判上，如对运动形式的系统研究，重要自然现象功、电、潮汐的研究，同时纳入了之前的对自然观、自然科学及自然与社会之关系有系统论述的《导言》（兼及全过程）；第四束手稿标题：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扎记。从其手稿构成上看，是重点在《反杜林论》之后写作的关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及辩证法的主要内涵等认识方面。四束手稿各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有内容上的重复性（这说明：没有实现进一步的整理，真正克服其重复性的只有进一步的改写或重写）；但它的总构成表明：初步的整理既可以大致反映整个写作历程（即使在四束手稿分离时也能如此），又可以反映“从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开始，经过自然观或自然哲学等，最后又回到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的逻辑理路。这里是真正的时间编排方式和逻辑编排方式相结合的表现。这应当是学习和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最大发现。
总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编辑模式必须尽早回正，也能够回正。我们既可以以恩格斯的初步整理形式出版他的总手稿，又可以在恩格斯初步整理的框架内做进一步的时间编排方式和内容分类编排方式相结合的修改而出版。历史需要恩格斯本人式的《自然辩证法》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编辑模式应当回正，这个版本名称（书名）也应当回正。其书名回正又必然涉及到恩格斯自然哲学概念及运用等。
人们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及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哲学问题，都是与自然界直接相关的，都属于广义的自然哲学问题。在古代，科学与哲学没有分开。在近代，随着自然科学发展，科学与哲学分开了，出现了独立的自然哲学形态。在近代到现代，无论自然科学怎样发展和发达，实践证明，人们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及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哲学问题总是存在的，只是随着自然科学和实践的不同发展它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形态也不同。正因为有发展变化的不同，才有恩格斯1886年所说：“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 , 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㉖“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领域，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㉗但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完全否定了自然哲学或哲学。恩格斯的这些话是针对旧自然哲学而言的，它还涉及到哲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发展变化问题。这些话其实是恩格斯所持开放性立场的表现，因为当时的德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对自然哲学的疑虑，于是有恩格斯1885年所言：“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许会使我的劳动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㉘
就自然哲学的概念和运用等，恩格斯有多处正面的肯定。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封信中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指黑格尔——引者注）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人们对最近30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却一无所知。” ㉙他在1876至1878年《反杜林论》中说：“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 ㉚恩格斯《反杜林论》的第五、六、七、八章都直接用“自然哲学”的标题，对此，1885年他在它二版序言中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 ㉛ 1894年他在它三版序言中还说：“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己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而且是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㉜
马克思和列宁等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对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及其相关的哲学写作活动都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如马克思在1877年1月21日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你偶尔见到特劳白博士，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好，并请提醒他一下，他曾答应把他已出版的著作目录寄给我。这对我的朋友恩格斯很重要，他正在写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引者注），并打算比以往任何人更多地指出特劳白的科学功绩。” ㉝列宁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说过：“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可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 ㉞ 总的说来，对自然哲学的存在、对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及其相应写作活动的肯定，已经有很多学人做了深刻的论述，如徐兰[29]、童鹰[30]、张旭平[31]、安维复和匡勇兵[32]等人。
《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这个命名，并不是恩格斯给出的，而是苏联学者梁赞诺夫1925年给出的，后来成为主流的命名。这个命名值得研究但必须改正。根据一些研究情况（如前[1]、[23]等）可以得知，出现《自然辩证法》这个命名，可能的渊源有二：一个是恩格斯的第一束手稿《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前11页被恩格斯编号，并且各页顶端写有总标题“自然辩证法”；另一个是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所言：“无论在电的运动中还是在机械运动中可以测量的表面形式……，这是由我首先表述出来的运动的普遍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 ㉟ 对于后一个渊源，它可能是恩格斯的应时应急所言，如前所述，恩格斯在此著写作中后期的一个思考重点是辩证法方面，而回信内容又涉及电的运动等具体自然现象，于是就应情说出了其辩证唯物自然观中的一个基本点——自然辩证法。前一个渊源与后一个渊源可能是相应的，可能曾想从基本点上去命名所写手稿。但由于“一点不能代面”等多种原因，恩格斯没有对总手稿给予命名。最后总手稿“四束分类和标题”整理，其标题大多是双语，含义多样，它就是对可能有过总命名的否定。1925年最早出版《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苏联学者梁赞诺夫，1927年再版时他更改书名为《辩证法和自然》，就可能是对命名上失误的纠正。由此容易得出，《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这个命名存在着“一点代面”的明显失误，这个命名必须改正。对此，类似的研究已有很多，如查汝强[33]、伍正亮和梅宗奇[34]、周林东[35]等人的研究。
总之，《自然辩证法》总手稿的这个命名存在 “一点代面”等严重失误，与其总手稿的客观实际相差太远，它必须回归正道。如前所述，恩格斯所写旧名《自然辩证法》总手稿涉及多个问题域，并大都是围绕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而展开的，它实现了“双重突破”和“双重创新”。顺着恩格斯的整理，立足于正确地反映和界说其总手稿本身的客观实际，新的命名就是《自然哲学和辩证法》。这个书名的含义是广泛的，它有利于澄清问题，开阔视域。该著的哲学史意义需要重新光大。
三、《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历史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清理
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和辩证法》（旧名《自然辩证法》）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有哪些？解答这个问题，它就必然涉及到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身份和贡献，涉及到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身份和贡献，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之间的关系等。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任何一种社会改造、变革和发展宏图的基本实现，都离不开其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哲学问题的基本解决和解答，所以任何一种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都必然有其明确的哲学立场和观点、经济立场和观点、政治立场和观点。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构成部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曾与其开启了长达 40 余年（直至其逝世）的思想合作，并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及公开问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都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二第三卷是由马克思遗言恩格斯编辑和系统化而问世的。由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合、共同创始人、共同奠基人的身份，是客观的铁定的。对此，吴苑华和吴妍林[36]等人有深入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源于经济问题的研究，物质生产（大工业）第一地位作用思想的萌芽和成长，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构架的萌芽和展开，特别是随着其中包含的“物质生产及其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内涵和地位作用”的新发现，及由此带来的“两个转变”（由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由恩格斯引导马克思完成的。[37]在这个过程中，1842年11月恩格斯写作和发表《国内危机》一文，以此为新开端，经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呈现，其新哲学唯物史观思想逐步形成。1843年10月马克思写作和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此为新开端，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评弗里德里 ∙ 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文本呈现，其新哲学唯物史观逐步形成。直到1845年初秋马克思写作评李斯特文本之时，都是恩格斯起引导和先行作用，之后，在马克思的主导下并同恩格斯一起于1845—1846年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它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形成，1848年他们共同著作《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公开问世。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 ㊱ 对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形成中的贡献还有很多论者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如龚榆[38]、覃正爱和郭江勇[39]、段迎晖[40]等人的论述。
哲学唯物史观诞生以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而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重新认识和发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改造成唯物辩证法，还充分地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但并没有实现他完全改造辩证法的宿愿。如1858年1月16 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㊲ 恩格斯在1859年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说过：“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㊳
马克思没有完成的宿愿，恩格斯完成并发展了。1870年代恩格斯退出商界以后，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自然科学和哲学，由此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写作。在其写作前期取得双重成果——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和“两个结合”思想初步形成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反杜林论》（哲学篇及其引论）的哲学创新。在《自然哲学和辩证法》写作中后期，前期取得的双重成果获得了充分地发展，最后完成了《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双重突破”和“双重创新”（见前第一部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和辩证法》创新及其《反杜林论》（哲学篇及其引论）创新与马克思哲学思想是互补一致的，还是对立或异质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圈外甚至是其内部还存在着疑虑。
其实，恩格斯的哲学视域，是基本重合并超越马克思的哲学视域（尽管马克思后来完善了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等，恩格斯晚年也完善了唯物史观的完整性和辩证发展等）。恩格斯哲学创新、哲学思想才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科学的哲学形态。恩格斯独创的《自然哲学和辩证法》可比肩马克思独创的《资本论》。如前所述，《自然哲学和辩证法》涉及七大问题域，特别是它的主要成果“双重创新”，这些基本上是恩格斯的独创。恩格斯辩证唯物自然观的“六大要点”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了对自然界（包括人化自然）的认识，而马克思的自然观则涉及到其中的少数点，如他论及到自然界的客观性和先在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化自然等方面，并且论述简单，对此可参见李文汇[41]等人的论述。而恩格斯的论述特别是对自在自然究竟如何的论述则相对完整和深刻。从自然界运动中产了人和人类社会, 而有了人类才有了真正的意识或思维，这就是辩证唯物自然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层次的客观依据。恩格斯不仅解开了“历史之谜”，而且解开了“存在之谜”, 后者是由恩格斯自然哲学研究完成的。从另一方面看，没有相对科学完整的辩证唯物自然观，就没有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没有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不可能科学揭示世界总体的存在及规律。残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能战胜非科学的，如没有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及对其客观性的肯定，就无由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客观性的最后根据。推倒了《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哲学创新，就可能推倒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甚至自己内部个别人都追根索源到《自然哲学和辩证法》，并要反对它。这正反两方面情况说明，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包括其自然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最后依靠。总之，辩证唯物自然观的创立使一般的普遍意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得以实现，这“双重创新”从另一个视域上看就表现为完全真实的“两个结合”：即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或思维观的结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这“两个结合”，科学地反映了世界的生成和基本构成等现实，合符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反杜林论》（哲学篇及其引论）第一次公开展示了《自然哲学和辩证法》这个前期写作成果，并在实际上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恩格斯的这些创新，主要完成在恩格斯中年和马克思在世时，马克思对此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如马克思在1880年5月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前言中说到：“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指《反杜林论》——引者注）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㊴ 对于恩格斯的哲学贡献及其与马克思哲学之间互补一致的正确关系的论述及对相关错误观点的批驳已经在广泛深入地展开，如黄枬森[42]、孙乐强[43]、张三萍[44]、孔德臣和姜迎春[45]、侯惠勤[46]、袁银传[47]、任平[48]等人的论述。
综上所述，《自然哲学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构成和原生形态初步定型的标志，《反杜林论》（哲学篇及其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构成和原生形态公开问世的标志。马克思哲学（1845年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但它又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创新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马克思并没有独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和著作，但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和著作（包括与恩格斯合著的）仍然表述着马克思哲学的存在。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构成——唯物史观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基本构成——唯物辩证法，由恩格斯继承和拓展升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和本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参见郭大俊[49]等人的论述。它的“基础”是辩证唯物自然观，它的“核心”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红线”就是“两个结合”，即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或思维观的结合，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并包含其“基础”和“核心”。科学认识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是统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哲学史和相关哲学思想、哲学文本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红线”，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发展的“红线”，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属性和范围的基本标准，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判定标准中，不仅有一个表层标准——对过往唯物史观等承认，而且更在于其内层标准——唯物史观的价值导向，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服务的（具有阶级性），即它有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立场、有对当时国内国际时代发展本质和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人民解放路向等的科学观点及其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是多种多样，但各种形态的本质又是一元和同一的，因为它首先是为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服务的并不得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红线”，否则，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历史在一定的时代、国家和地区，就是客观的一定的，而不是任人打扮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属性和范围的识别标准，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历史发展事实及其实践时代状况，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否有重大发展或重大创新及其整体水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大体上区分为四大阶段：（1）、1818年—1848年时期，即马克思、恩格斯诞生至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和《共产党宣言》发表是其基本形成和公开问世的标志。（2）、1848年—1895年时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构成和形态形成时期，《自然哲学和辩证法》、《反杜林论》（哲学篇及其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初步定型和公开问世的标志。（3）、恩格斯逝世—20世纪前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大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至50年代）哲学教科书是其主要标志。这个阶段伴有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折发展。（4）、20世纪中期—21世纪，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大发展到来时期，其标志是真正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体系的再诞生，其成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毛泽东哲学主要是属于前一阶段的继承性发展。这个阶段还伴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的曲折发展。下面，结合实践时代的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红线”，接着梳理它的过去和未来。
苏联哲学教科书，是第一个内容基本正确、结构基本合理的系统宏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此前《反杜林论》哲学篇也只是是一个体系的雏形，其框架也不同于苏式。苏联哲学教科书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它是由“两大部分四大块”构成：即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和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大块构成。它以1930年代初米丁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8年康斯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代表的，其形成问题可参见薛文华和李树申[50]、吴国光[51]、安启念[52]、赵绥生[53]、鲁克俭和施梦[54]等人论述。其实，С·沃里弗松主编《辩证唯物主义》1922年版作为苏联高校第一本哲学统编教材就是一体化（没有二分但包含四大块）的体系，其具体篇章参见前面安启念的论文。总的说来，苏联哲学教科书，首先，它是一个基本反映马恩列斯哲学思想并适应那个时代主题需要的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属性和时代属性的哲学。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红线”鲜明，它的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斗争的有关内容（价值导向）突出，并与其所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需要相适应。其次，它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或逻辑起点，即从物质出发。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决定一种哲学思维的视角，体现一种哲学思想的性质。而物质包括自然物和人类物两大类。由其教科书内容可知，它的唯物论实际上是自然唯物论，是从自然物质出发（人类时刻身处自然物之中），它的唯物史观是从社会存在即从人及其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这样就确保了整个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为整个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只是它的世界观及其人类观的两个出发点没有统一起来）。同时，它有明确的对象（整个世界观）和与对象相一致的基本正确并且相对完整的原理，即它由自然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基本部分构成，其结构的深层逻辑如：从自然唯物论到唯物史观；从立场（唯物论）、方法（辩证法）和认识（论）世界到改造世界（唯物史观——它就是研究人类共同体及其实践活动的规律和方法）；其自然唯物论、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三块虽各有不同但又由具有普遍意义的辩证法把它们融通起来，这些逻辑机理是正确的，并且各部分内部也系统化，内容也基本正确，因而其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基本反映并符合现实世界的，是基本科学的。总之，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科学性、合理性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其模式至今难以完全突破就是对其正确的一个证明。当然，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结构等还主要是以问题式表现的，还不能完全从逻辑上去理解，其不足和缺失也是明显的。如其哲学名称和大体系的两分式就是一种不合理，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从本质特征上给予的一种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从领域区别上给予的一种界定，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普遍与特殊或总与分的关系，把它们并列起来就不合理。但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在其总名中有所提及，也是可以的（可修改统一的名称）。对于有人指责它的“推广说”，也必须有客观全面的理解，在米丁、斯大林等人之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旧的一般的（自然）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研究历史而来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合逻辑的，斯大林的“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而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米丁等人，而且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也主要是着眼于其立场和方法上的含义。对于有关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错误认识，陶富源[55]等人已给予了有力的批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第四大阶段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大曲解，哲学史范围人物乱扩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属性的各种讨论可参见张一兵[56]、胡大平[57]、王贵明[58]、孙亮[59]、彭志恩[60]等人的论述。归结起来，各种新解释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模式如人本人道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生态学的、甚至是“后马克思主义”等解释模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派”、“哲学人文学派”，中国特色的“实践唯物主义”，各种“马恩对立或异质论”形式等。这些新解释的核心就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自然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各种反对派，辩证唯物派给予了批判，孙亮的论文也从文本依据和价值导向上给予了批判。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解释模式就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某些个别方面（包括马克思早期思想），进行“以偏概全”的错误解释。空洞的“实践哲学”、“人本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等其实就是一种“表子实践哲学”、“表子人本哲学”、“表子唯物主义”，因为它们不明白人及其"实践”的真实所在、基本形式及其界分和性质等等。而实践就是人的一种客观存在方式，包括共同体实践和个人实践，实践的基本形式包括物质生产实践、人口生产实践、公共组织交往实践、文化实践等各种类实践，它们早就是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围人物的乱扩展集中表现在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概念、范围、人物的界定上，并把它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表现。这种情况表现在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中，如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上下卷）[61]。事实上，它们大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红线”，特别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为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服务的价值导向，它们已经变成了为资本服务（至多是对资本的“表批判”）和学院学问派，它们大都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属性。它们的这种属性可从一系列论文对它们本来面面目的阐述中得到证明，如李忠尚[62]、易显飞[63]、于永成和贺来[64]等人的论文。它们这几种形式哲学的一体性也可以从一系列论文的论述中得到证明，如罗骞[65]、何萍[66]的论文。总之，这几种形式的哲学基本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形式”或“外部影响形式”范畴。
在其第四大发展阶段，中国1976年前的无产阶级哲学如毛泽东哲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表现。但在本阶段50年代特别是1976年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出现了历史性的大曲折，因此至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获得充分地发展，它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还没有真正到来。相反，它的“修正主义形式”或“外部影响形式”却获得了广泛的发展。这正反两方面的情况表明，必须尽快总结本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曲折发展的合理因素，贯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红线”，大力开拓创新，促成它的第二个大发展形式的到来。
简单地说，本阶段哲学曲折发展中的可取之点主要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上有进步的因素，如把实践概念纳入到本体论范畴，对阶级概念的理解结合实践中的变化有所补充等；在哲学研究领域上，获得了扩大，如新兴的价值哲学等；在哲学体系建构上，经验教训丰富。例如，根据袁贵仁和杨耕[67]关于国内哲学教学体系改革方面的陈述，经过分析可知，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1980年代出版），从认识出发，以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这一认识活动的基本矛盾为基本线索，由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统一的顺序而结构。它因其起点而唯心主义，并且其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意识思维三界无标题分别（自然界也丢失，因为自然界是无主体的），它是一个非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1991年版），从实践出发，以实践为基点统一自然观、历史观、意识认识论等。它因其实践只是人的一种运动，实践的构成因素复杂（如有主观因素）和形式多样，实践不可能成为一个逻辑起点，实践在世界中而不是世界在实践中，世界统一于物质性， 而不是统一于实践，它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陈晏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2001年及2017年修订版），从哲学思维范式出发，以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为基本线索，由实践伴生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真善美。它因其起点而唯心主义，是一个非唯物主义体系。对于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曹典顺[68]等人把它归结为四种类型：从“物质本体论”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从核心范畴“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从“主客统一”的认识论出发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从“思想主题”的内涵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由此看来，只要不是从物质（自然物和人及其生产实践）出发的哲学体系，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那些从物质出发的哲学体系，其内容结构基本上没有突破苏联50年代以后哲学教科书模式，而且其内容逻辑上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与错误，如黄枬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69]中的把“人学”单列为一大块就不成立，因为唯物史观就是共同体意义上的最大的人学。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70]中，实践范畴仍然不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章节内，它的本体论不健全。尤其是这些所有的哲学体系建构都缺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它的价值导向，即都缺失了科学的当今国内国际的时代本质观和无产阶级解放观。当然，也有人对这些哲学体系建构的经验教训做了一些总结，如蒋昌和[71]等人。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2016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72]，该著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大发展形式的萌芽。该著的哲学名称是：辩证（自然和人道）唯物主义。该著的框架结构：除绪论外，由本末篇（包括天道自然、人道有为、世界的多样性统一和运动），常变篇（包括一般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评价论），境界篇（包括生命的生存条件和境遇、主体自身改造、客体存在改造、生命境界）等“三大块多小块”组成，它贯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红线”，又超越了其“红线”，扩大了哲学的新领域，并在境界篇中科学地阐明了现时国内国际的时代本质观和无产阶级解放观——社会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两种革命时代（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而奋斗）。它建立了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的本体论、唯物史观和世界改造观等，如人的原始性的许多个方面的概括都纳入了本体论范畴且以实践为基础，它的历史观是实践的主客体统一式的全新构架。一句话：该著的逻辑就是：物质及其运动，它的起点是物质（并重视人类物的特性），上篇世界的本质（即物质，自然物到人类物），中篇世界的运动（物质的运动，由一般到个别），下篇世界的改造（人世的改造，由主体到客体）。该著的哲学基础基本理论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其历史观（包括科学社会主义观）方面有继承性的较大发展，如在历史观的两根支柱上，从社会客体与主体相结合的社会总体上继承和拓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提升和概括为“社会二重性（社会类形态和社会质形态）发展过程有机统一”规律等，由此科学地解释历史和现实，重新探讨和指明未来。
总之，《自然哲学和辩证法》（旧名《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初步定型的标志，它的成果“两个结合”（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或思维观的结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红线”，并检验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它的新名同旧名相比，可以弥补传统体系中缺失完整的辩证唯物自然观，推动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避免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定位的尴尬、争议和局限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9—580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2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3—464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2—543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5—556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4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1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1—542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756页。
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756页。
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521页。
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2014 年第503页。
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639页。
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534页。
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457页。
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534页。
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301页。
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页。
㉘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㉙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㉚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㉜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229 页。
㉞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5页。
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15页。
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593页。
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㊳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603页。
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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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1日。
[71] 蒋昌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
[72]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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