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和反革命尖锐地对立和斗争着的中国社会中，一方面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封建、买办的反动统治势力，一方面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力量;在这两个方面中，资产阶级社会学站在哪一方面，态度一向是很明确的。它是站在反动统治势力方面，而反对中国人民的自求解放的斗争的。
曾经有不少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书，特别提到他们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里可以举几个比较有趣的例。
在1925年出版的社会学杂志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有人“把社会学混作社会主义”而表示愤慨。他说：“某国立大学的社会教员，自命社会学大家，人家也很敬仰他。他(这里大概遗漏了“讲授”一类的字眼。——引者)一年级社会学入问，科内所讲的尽是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的学说，简直的当作社会主义。幸喜我国长官很不管事，不然把所有的社会学家当作社会革命家，我们要进监狱去了。”[ 《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25年4月出版，页1。]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看来，讲社会主义，讲马克思主义的人被关进监去，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学家——要受到“长官”保护而在大学里开课;社会主义者——要由“长官”下令选进监狱，这种区别实在明显极了。
在中国反动统治时期，有些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在学校里，或在所着书中，用社会学的名义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这种情形深为愤慨的不只是那个许仕廉教授。1931年出版的陈翊林作的《社会学概论》中也破口大骂道：“……以冒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偏见，盲谈社会学，贻害青年，使一般军阀误认社会科学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即社会主义，冤枉杀死多少有志青年，既可痛，又可惜!”[ 陈翊林：《社会学概论》，中华书局1931年版，页20。]这个社会学家显然认为，把真是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人杀死，是并不“冤枉”的。但是，在那反动统治势力杀人如麻的年代里，青年因为学了许仕廉、陈翊林之流的“社会科学”而被“冤枉”杀掉的事，其实是绝无仅有的。
另一本在1933年出版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书中也谈到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的问题。这本书的卜愈之说：“不留心科学的人，多半不知道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这是因为抱社会主义的人，认为他们的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原故。其实这种主义不过是他们具体的规划罢了。他们的宗旨是使‘生产’的方法中废止私有的财产;换言之，就是要把现在的社会推翻。抱这种主义的人，称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其实他们的学说，或许是根据科学而生，但绝不能称之为科学。社会学乃是一种科学，他是要研究社会的组织和变化上根本的状况，以明白社会的现状去推求真理，并不是固执成见的要把现在的社会推翻。所以社会学和社会主义是绝无关系。”[ 卜愈之：《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世界书局1933年版，页21。]这个社会学家说什么社会主义“或许是根据科学而生，但绝不能称之为科学”，这种语无伦次的说法，且不去管它;应当承认，他是把社会主义学说和他们的社会学的根本区别说出来了：社会主义“是要把现在的社会推翻”，而他们的社会学则不是要推翻，而是要尽力维持“现在的社会”，即以私有制度和阶级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两者间“绝无关系”实在是很清楚的。
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来是生长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中，而处于在根本上互相对立的地位的。一个是在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面临危机的时候，竭力要挽救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剥削制度;一个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要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阶级剥削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并不是“绝无关系”，而是有着尖锐对立的关系的。
正因此，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很希望他们的社会学能得到中国的反动统治者赏识。前面提到过的燕京大学教授许仕廉的那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正当社会改革时代，社会服务组织将日多一日，有训练之社会服务家身价将日高，年来许多慈善堂、模范监狱出厚薪向余校求专门人才，余时有应付不周之苦。故依今日中国之趋势，社会学教育家不可不注意社会服务专门科。”[ 《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4期，页3—4。]许仕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25年)，正是中国人民革命高涨的时候，这个在北洋军阀政权下的社会学教授在他这篇文章中一方面很担心他们的社会学被误会为社会主义，以至社会学家被捉进监狱里去，一方面，就老实承认，他们的社会学所要培养的人，原来就是管理“模范监狱”的人!
但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看来还没有这样高的程度来领会这些社会学家的好意，所以它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还不能给予什么有力的支持。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和老的军阀统治比起来，新的反动政权比较能够赏识资产阶级社会学了。1927年秋季，南京的“中央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1928年，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了社会学组。从1928年以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翻译和著作的出版物显著地比以前增多了。在美国得了“学位”的“社会学家”在这时陆续回国。1929年，他们在南京成立了“东南社会学学会”，以后又在1930年和北方的一些社会学教授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社”。
可以拿许仕廉在192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是如何地拥戴国民党反动统治。这篇文章表示，美国的社会学是符合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的宗旨的。“要详细明白中山所提出的心理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乃不可不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社会学(一个二十世纪进步最快的科学)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就在此”。[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3卷，页175。]前面已经说过，在1925年，就是这个许仕廉竭力声明社会学和“社会革命”毫无牵连，那时，孙中山的国民党正和共产党合作，而发动了人民大革命。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当蒋介石国民党打着孙中山的招牌，打着“革命”的招牌而建立了卖国的、反人民的政权的时候，许仕廉就很愿意把他们的社会学同“革命”，同孙中山联系起来了。在这篇文章里，许仕廉又说：“提倡社会学是谁的责任呢?愚意下列机关应负这个责任”，他所列举出来的机关中包括：“各市政府之社会局”，“中央各部如卫生部、工商部、内政部、农矿部等”，“监狱”，“国民党关于劳工、农民、妇女之工作各部”，“法庭”。[ 同上，页176。]
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认为，能够把他们的“科学”同国民党的监狱和法庭相联系起来是一种很光荣的事。
当然，正同国民党反动政权一样，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所说的“革命”不过是反革命的代名词。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证明革命是不合理的。一个社会学家叫做吴泽霖的人说，“社会变迁”有常态的和变态的两种，“我们在此所谓变态的变迁是指革命而言”。[ 吴泽霖：《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页120。]另一个社会学家叫做孙本文的，把革命叫做“非常的社会变迁”，他说：“此种社会的爆发是社会不幸的现象，因其结果足使社会极端紊乱，常须经过长时期的整顿，方可恢复秩序。”[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1946年修订本，下册，页169。]照他们看来，这种变态的、不幸的革命现象是可以避免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的主人想出一些办法来“控制”社会，使革命不至于发生。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1933年介绍该系情况的文章中，说明该系在“应用社会学”方面的方针说：“关于应用范围，目的乃在控制社会。中国社会是世界一部分，世界在大转变，中国尤其在大转变，因为中国除了自身问题以外，还有与世界潮流相激荡的问题。所以中国问题既大且多，尤其复杂到了万分，而与世界成为整个问题。……能在大转变的时期，寻觅途径，确定生活的法则，控制社会的变迁，方有行得通的社会平衡，以避免不期而来的大崩溃——避免没有理智作指导的不经济的大崩溃。”[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7卷，页340。]什么叫做“不期而来的大崩溃”?这所指的，当然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所时时刻刻担心着的人民革命大风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话来说，就叫做“没有理智作指导的不经济的大崩溃”。资产阶级社会学自命为有办法能“避免”人民大革命，在现在来看，更令人感到可笑了。
这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究竟怎样来说明他们的学问能起“控制社会”的作用呢?这里也可以举一个例。吴景超在1929年写的一本书中说：“政府有一种最重要的职务，便是维持国内的和平及秩序。但中国近数年来，和平与秩序，常为土匪所破坏。……政府虽然枪毙了许多土匪，而土匪之猖獗如故。而且根据各地的报告，土匪不但没有减少，反有增加之势，这是什么道理?我们的答案是：土匪问题，所以解决不了，乃因政府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去对付这个问题。”于是这个吴景超建议说，应当在把捉到的“土匪”拿去枪毙以前，先让学者们拿来进行一番“科学研究”，好像“心理学者对待老鼠”一样。他说：“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些土匪，解决社会科学上许多问题。我们应当聚集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医生等等专门家，来研究这个捉到的土匪。我们要努力发现一个人去做土匪之原因。把这些原因找到了，我们才可规定计划去消灭这些原因，使土匪在社会中无产生的可能。”[ 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版，页93—94。]
吴景超这一类的社会学家，当时非常急切地盼望受到国民党统治者的重视。他说：“开明的政府不应该把科学看作奢侈品，看作一种装门面的东西。政府应当把科学看作必需品，看作一切行政的前驱。……科学和政治像这样打成一片之后，政府才有昌明的可能，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 同上，页45。]你看，“政府”把捉来的“土匪”交给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学家同心理学家、医生一起在“利用”这些“土匪”做了“科学研究”之后，又把他们交给“政府”去杀掉，这就是吴景超之流所理想的“科学和政治打成一片”的美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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