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四十余载，教材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却也暗藏意识形态的无声交锋。语文教材作为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每一次篇目调整、每一轮管理模式变革，都牵动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神经。从《包身工》四十年间的“三进两出”，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悄然离场与高调回归，这些看似寻常的教材变动，实则是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拉锯博弈的生动写照，更是国家坚守育人初心、校准教育航向的必然抉择。
2024年秋季学期新修订义务教育统编教材的启用，再次将教材的“统分”之变与红色课文的“进出”之争推向舆论焦点。梳理人教版教材中革命传统作品的演变轨迹，一条从“多元博弈”到“价值锚定”的清晰脉络跃然纸上——这既是中国教育理念的迭代史，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阵地争夺战。
一、红色课文的沉浮：微观战场上的意识形态交锋
革命传统作品被称为“红色课文”，其在教材中的每一次进退，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投射。
《包身工》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高中教材后，便成为交锋焦点：2010年左右，部分地方教材以“年代久远”“脱离时代”为由将其删除，声称其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血汗工厂”场景“妨碍社会和谐”;2018年教材修订中，它再度从必修教材中退出，直至2024年才重返课堂。
红色课文的“集体隐退”并非偶然，四十多年来，多元思潮涌入，教育领域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去革命化”的错误倾向。一些人片面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人文性”，将其与“价值引领”功能对立起来，指责红色课文“说教意味过重”“与当下生活脱节”。在此背景下，《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经典篇目相继从部分教材中消失——这看似是篇目选择的差异，实则是意识形态阵地的阶段性失守，是错误思潮对教育领域的渗透与侵蚀。
而红色课文的“强势回归”，同样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结果。历经舆论风潮的洗礼，2017年曾被质疑“过时”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返统编教材;2024年新教材中，《包身工》与《记念刘和珍君》等篇目共同入选“苦难与新生”主题单元，标志着红色基因在教材中的系统性归位。这一过程，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有力回击，更是意识形态阵地争夺战中吹响的“反攻号角”。
二、统分模式的转型：守土有责的战略抉择
教材的“统”与“分”，从来不是简单的管理方式调整，而是关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抉择。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代推行的“一纲多本”模式，打破了教材编写的垄断格局，激发了地方与出版社的编写活力，但也为意识形态渗透留下了缝隙。
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趁机争夺地方教材话语权，将编教材变为逐利生意，甚至出现独立编纂的“问题教材”。部分地方教材为追求“创新”“多元”，刻意淡化革命传统、消解主流价值，更有甚者歪曲历史、抹黑英雄，将麦克阿瑟演讲词等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内容纳入教材，严重伤害了民族情感，造成了青少年价值观的混乱。
物极必反，民意所向推动着教材管理模式的转型。2017年，党中央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率先实现“一纲一本”的统编统用，标志着教材管理进入“强化国家意志、筑牢思想防线”的新阶段。这一转型的核心，是将教材建设牢牢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从源头上杜绝错误思潮的侵蚀。
“三科统编”并非否定“多元探索”，而是在意识形态核心领域划定“红线”，通过统一编写标准，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在“三科统编”的基础上，教材政策保留了“其余审选”的灵活性，数学、物理等学科仍允许各省选用审定版本，形成“统分结合”的科学模式。这一模式既守住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又兼顾了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彰显了应对复杂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智慧。即便期间出现过数学教材“毒插图”等问题，也更让我们清醒认识到，意识形态防线的构筑必须常抓不懈、防微杜渐。
三、调整逻辑的博弈：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与巩固
相对稳定是教材的必备品格，红色课文的“进”与“出”、教材管理的“统”与“分”，背后始终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这场较量，既体现在教育理念的碰撞中，更贯穿于国家意志与错误思潮的对抗全过程。
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定盘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强调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这一顶层设计直接推动了红色课文的系统性回归，让教材重新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战场”，为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指明了方向。
语文教育理念的演变，始终围绕“政治性、工具性、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展开。一段时间内，部分人将三者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文性”而否定“政治性”，实则是打着“教育创新”的旗号削弱教材的意识形态功能。新时代的教材修订则实现了三者的深度融合——红色课文不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素材，而是兼具语言训练、思维培养、审美提升与价值引领的综合载体。这种融合让意识形态教育润物无声，也让红色基因的传承更具生命力。
社会时代变迁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新的语境。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交锋日趋激烈，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冲击青少年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教材中红色课文的回归与强化，正是为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的关键举措，是抵御错误思潮侵蚀、筑牢意识形态“防火墙”的战略部署。
四、时代坚守的启示：筑牢防线培育时代新人
教材作为全民必读书籍，承载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使命，其每一处改动都将成为公民成长过程中难以磨灭的印记。过去，我们曾对教材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忽视了编写队伍中的风险隐患，这也让意识形态斗争在教育领域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现行统编教材对革命传统作品的系统性梳理与呈现，彰显了党和国家筑牢意识形态防线的坚定决心。
从篇目编排来看，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革命文化选文达91篇，高中教材设立“苦难与新生”等主题单元，构建起从小学到高中循序渐进的红色教育体系。这些篇目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程，成为滋养青少年精神世界的“营养剂”。
从教学方式来看，红色课文教学告别了“满堂灌”的生硬说教，转向跨学科融合、实景体验等创新模式，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四十载教材变迁史清晰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教材作为重要阵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意识形态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教材的“统分”战略调整、红色课文的“进出”历史抉择，正是这场持久战中的关键战役。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牢牢掌握教材建设主导权，将红色基因融入教育全过程，才能培养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坚守教材这块阵地，就是坚守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载来源：文教融合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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