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旧律师制度，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诉讼商人的敲诈习气加上中国封建社会的讼棍作风的混合体，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人民的伪法统和伪司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旧律师实际上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帮凶。黑律师大多数是过去的旧律师、讼棍、旧司法人员和流氓。他们和人民法院留用的旧司法人员多是旧同学、同事或亲友，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律师通过法院中的坏分子，可以替诉讼当事人打赢官司或减免罪刑，从中索取报酬；法院中的坏分子也依靠黑律师给介绍“生意”，从中贪赃受贿。有的地方，黑律师的违法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有些地方，黑律师和他们的同谋者为了便于进行非法活动，还千方百计地钻入人民法院,假借人民法院负责干部的名义，招摇撞骗。许多违法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在黑律师的罪恶策划之下逃脱了人民法律的制裁。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是国家建设的障碍之一。

《炎黄春秋》在今年第一期以封面头条的显著地位介绍，并以“新年献词”后第一篇的位置发表了该刊“核心”高放教授的《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一文。但是读了该文，感到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有所误解，对列宁的理论贡献有所贬损，而称斯大林的实践是“破坏党内民主”则更属诋毁攻击，因此很有提出来进行质疑和批驳的必要。 用了很大的篇幅，围绕四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建党理论的基点；列宁对于建党理论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斯大林破坏党内民主”论；“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的原因分析 对高文进行逐条批驳。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并不是说斯大林没有缺点，但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缺点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高文说“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乃是对斯大林的诬陷和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事实上，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斯大林的人正在增加，对他的肯定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最后能说明一切，一切谎言最终会被打得粉碎！

2009年12月，媒体爆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赵本山花费两亿元人民币，从加拿大定购的属于行政级别专用的设有17个座位的小型豪华私人飞机①，不日将运抵沈阳。赵本山，——这个在当代中国社会，以“弄怪相”、“说俏皮嗑”和“搞滑稽动作”而跻身于亿万富豪榜的农民艺人，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心目中所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难道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凭劳动致富”政策激励下的中国人民，已经接近达到了可以花费上亿元去购买私人飞机的程度了吗？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赵本山最初从低级粗俗的民间文化起家，靠了文艺界某些人的牵线、搭桥，与中央电视台勾搭成奸，以填补、满足和迎合由“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中国民众的畸形猎奇心理、扭曲的人性需要以及暴力色情的低级趣味，形成了以金庸武侠小说、张艺谋造星运动、赵本山小品浪潮、网络色情暴力游戏、体育商业化表演和追逐金牌、冠军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特色文化”现象。这种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人性取向，是滋养、孕育、产生和形成一切类似于“赵本山购卖飞机现象”的社会行为的总根源。后30年来的社会发展，已经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体育和上层建筑等等一切领域，由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步步地滑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深渊。

《蜗居》成为了当下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电视剧之一，同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蜗居》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第一种购买，显示了资本的冷漠无情与自私自利；第二种购买，表达了资本的千变万化与机智温柔。一方面，资本可以毫不留情地与地方威权相结合，形成雄伟坚实难以对抗的品格；另一方面，资本总是潜伏到各种充满热情、温情和激情的话语之中，造就这个世界的温暖和安全感。 更加有趣的是，《蜗居》的故事却在制造一种“道德批判”的意识。通过一个女孩与一个贪官的“真情相爱”，把观众从对资本双重性格的反思困境中解脱出来。海藻的命运被讲述成了一个贪恋大城市生活，并缺乏把握自己生活的能力的故事。换句话说，《蜗居》用一种对城市生存方式的抽象批判，代替了对资本的专制与虚伪品格的现实反思。 《蜗居》时时刻刻提醒观众，大城市的生活，四处漂浮着不合理的欲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质朴、单纯的生活，才是人生真谛。

毛泽东本身人就是大知识分子，他的事业从来就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是知识分子革命不革命的唯一标准，也是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年代所谓“学者”“大师”所表现出来的，无一不是对毛泽东这一“标准”“改造”的对立与仇恨。专与工农大众作对、专为私有化改制、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服务的知识分子三十多年的疯狂倒算，证明了毛泽东知识分子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而不是相反。

新的党史资料的发现，总是会让我产生极大的兴趣，“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这样的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就庐山会议当时的情况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当时党内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威，始终是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和争夺的焦点。当毛泽东同志试图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时，党内各“山头”、对“大跃进”立场不同的各派之间的矛盾便爆发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毛泽东，努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彭德怀同志的信是这样，李锐同志的信也是这样。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同志往往也是各类信息的交汇点，他采取的一些行动之所以会让后人感到难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些我们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我们在研究党史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在认真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准确地还原历史原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历史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负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最近30年来，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自命不凡自诩一贯正确的政治小丑们掀起的反对已故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浊浪一浪高过一浪，且不断地“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疯狂反对已故建党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政治小丑群体中，跳得最高的表演最卖力的当属打着“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招牌的李锐老夫子！李锐到处招摇撞骗，靠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捞取政治资本。近年来捞取的最高最大的政治资本，是挤进了十七大列席代表的行列。已成为当今中国投机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楷模、典型！

周惠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接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访谈录中，暴露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丑恶表演的一声枪响，反毛泽东的旗手应声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致李锐于死地的这一枪其所以在十几年以后才由张杰同志通过人民网击发扳机而打响，是由于当时访谈的前提条件是保守秘密，即以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作为保证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说出了庐山会议上的部分事实真相的。　

对照周惠先生的说法，评鉴这30年来李锐老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似乎有一条合乎逻辑的人格成长轨迹——
开始是对权威力量五体投地般地认同和狂热；
而后是首鼠两端狡黠地对权威力量有意识地借助，志在50岁之前问鼎总理；
其三是对权威的反叛和再次臣服，中间伴随着对叛逆者同盟（均为心理意义上）的叛逆；
其四，当洗心革面的忏悔没有换来期待的权威原谅时，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一段是最为难熬的心理焦虑、心理颓唐、理想幻灭阶段；
最后，随着权威力量现实威胁的消失，叛逆之心在众人的欢呼下遂呈极大值。
这就好比一个小男孩长成大人后，对着已经打不动自己的老父亲咆哮不已一样，他要让老父亲承认自己才是权威——而这种行为越是强烈，越是证明在他心里老父亲的权威感依然存在，老父亲居高临下凛凛威势依然不可侵犯，咆哮的反叛者在心理上仍旧是可怜的弱者。

有人说，《建国大业》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我是坚决反对这种观点的。即使是商业片也有政治立场，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是典型的商业片，但是无一不体现“美国至上”的“普世价值”。像《亚历山大》中的希腊和波斯显然是影射今天的美国和伊朗，《星球大战》更是把中国、苏联都设成了外国入侵者，《勇敢的心》死前华莱士大呼“自由”，《佐罗传奇》竟喊出了“为加利福尼亚（原属墨西哥）加入美国而欢呼吧”，这难道是“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纯粹的商业片”吗？事实上，“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纯粹的商业片”是根本不存在的。《建国大业》拍摄的解放战争的内容，解放战争这个主题是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其政治立场只会更加鲜明，虽然是故事片，实际上更是宣传片，绝不可能是“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纯粹的商业片”。　　

那么，《建国大业》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呢？我认为，《建国大业》的政治立场就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角度，是反共反人民的一部反共宣传片。

《问苍茫》是一部拷问深圳的历史和现实的长篇小说。曹征路将取景器瞄准地面那些蚁群一样的底层人的生活，以他自己特殊的方式狙击戏说文化。当我接触到有些“打工文学”的时候，那些“打工文学”经常和“老板文学”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柳叶叶是理想的人物，在小说中，柳叶叶把“在深圳，人人都可以当太阳”这种庸俗不堪的陈词滥调当做了“圣经”，然而，现实本身却是残酷的。残酷的是，太阳只有一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太阳。“人人都可以当太阳”在今天不过是一种抚慰而已。同样，在这个时代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以一种温情照看着、培育着柳叶叶，可是深圳不相信眼泪，深圳更不相信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