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种民间小吃“臭豆腐”在大街小巷流行起来了。臭豆腐，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经特殊方法弄臭了吃的豆腐。别看这臭豆腐的名声不大好听，可它的“价值”或许全在这个“臭“字上。

这就好比政治方面的过去的五类分子，人人见了唯恐避之不急。可是某一天世道一变，某些人便变得意气风发，一扫过去的倒霉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特别是某些人头上原来如孙悟空的紧箍咒一般欲摘不能的“右派”帽子，一时竟成了一种身份和荣耀的象征，可吃香了，以至于有人公开地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根本用不着平反”，真邪了门了。不过见识多了谁都能猜透个中原因——原来“右派”“吃香”还是离不开那个“臭”字。

“臭豆腐”说到底是一种有损健康的垃圾食品，不可多吃。 我奉劝那些“流行食客”们，早点戒除“臭瘾”，还是多吃些绿色食品为好。

杜导正先生在他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的文章，主张“新民主主义回归论”。他在文章中说，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杜导正说这样的话，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无知，也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无知。

对杜的观点做了重点批驳，如其所谓“成也新民主主义，敗也新民主主义”、“有大功的毛泽东”和“有大错的毛泽东”、杜把新旧三民主义混为一谈、“毛泽东有浓厚的乌托邦情怀”、邓小平的功过是非问题，总结认为杜文旨在造谣惑众，而事实必须予以澄清。

本文简单分析一下共和国60年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分析了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条件因素：1.区分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普及带来的生活便利 2.工资因素和社会因素并重 3.考虑物价因素 之后论述了共和国前30年的人民生活水平 1.名义收入增长不多，但很实在；2.人民生活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3.社会福利巨大发展；4.生活质量的隐性因素的改善 拿1978年到2008年的人民生活水平与之做比较：1.名义收入增长很多，但通货膨胀严重 2.人民生活现代化程度继续提高，但隐患严重 3.社会福利体系崩溃，新“三座大山”把人民压弯了腰 4.生活质量的隐性因素的恶化。 认为如果党中央能够采取政策措施，继承共和国前30年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养老等制度等成功经验，纠正30年以来的失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共和国的人民生活必将再次迎来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时期。

在前些年的挫败中，主旋律电影开始了进一步的摸索和发展，也渐渐掌握了观众心理，与时俱进地，由高高在上转而走向了迎合观众争取票房的道路。他们假惺惺地开始走到民众的立场上去为民众创作，走感动路线刮怀旧风。《高考1977》无疑是在这条与时俱进的改革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功，它的叫好又叫座，在影评界和票房上取得了双丰收。 而这双丰收背后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群众认可了它，意味着主谋者成功地达到了颠覆历史愚弄民众的目的。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这一次成功真的是花了心思的，他不直截了当地去给你填鸭式地灌输也不直抒胸臆地去与你感慨，而是用看似最朴实最平凡的情节不经意地加上他的意识形态对你进行一种“润物细无声”地思想渗透。因此本文取了几个情节来分析一下这部电影中的各种潜台词。

在当代作家中，张承志似乎是不入流的，但是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品位的作家，一个有坚持的学者，一个有胸怀的男人。他说：“满足于狭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 他勇于坚持，毫不妥协；他做人纯粹，从不伪饰；他勤于思考，并独立战斗。每年他都有一半时间四方游学，扩大自己的观察范围，用心灵感受着异乡生动的历史和文明。他开始比较主动和有意地，想在自己的心中树立更多的文化参照。他说，到了现在这样的年龄，自己逐渐有了一个固定的观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文化参照系越多，知识就会越丰富。”事实证明，只有参照系比较多，才越会有一种独立思考的本能。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回国之前，特意向中方要求带一套《毛泽东选集》回国作纪念。根据1972年尼克松来时，毛泽东和他们的谈话，毛泽东在西方政要眼里，早就是一个充满神秘，令人畏惧的中国领袖，毛泽东早就用他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在这个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的互联网上，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视觉疲劳，任何东西看多了，就没有意思。实际上，在网上早就进行着一场悄无声息的魅力大比拼，看谁的魅力大，谁就能坚持到最后，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最后的，最有魅力者！

非毛化阵营远非统一体，可以初步分为左中右三派。这三派的共同点是反对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和群众运动实践，肯定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利益不容侵犯，含糊地承认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理念。在时间序列上，非毛化左翼主要活跃在文革的中晚期，非毛化正统派从1978年开始获得主导权并于1986年丧失，非毛化右翼也是从1978年开始活动的，1983年从正统派中间分离出来，后来认胡耀邦为共主，大体上《炎黄春秋》杂志算是非毛化右翼的喉舌。

《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一般鉴赏者都认为是写景色的，连文学巨匠郭沫若也这样认为。可是，毛泽东于1962年曾把郭沫若对本词的解析内容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语气诙谐地写道，“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实际上，这首词隐藏着老人家生前难以言说的情感，也是老人家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道谜了。这道谜就是：这首词吐露了老人家当时悲凉凄绝的心情，抒发了老人家当时勇担大义的无私、无怨、无悔的大爱之心。这种心悲凉心情和大爱之心，深藏在老人家心底，他是很不愿意说出来的。

索德伯格并不想把观众关注的视野引入政治讨论中，他说拍摄这部影片，不是古巴这个国家，真正吸引自己的是切-格瓦纳二次放弃属于自己的舒适生活和家庭，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他人幸福的解放战斗中。同样是这段表述，在中国媒体的转述中成了：索德伯格声称拍摄这部影片，不是为了探讨政治，他感兴趣的是人的故事。中国媒体故意把“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解放战斗”这样的关键词屏蔽掉了，好像索德伯格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人物的精神实质不关心的导演，好像他只是在猎奇地拍这部影片。事实正好相反！

引进有汉奸电影嫌疑的《色戒》，引进有台独意识的《海角七号》，甚至在斯皮尔伯格号召抵制奥运会的情况下，广电总局依然引进斯皮尔伯格的公司制作的《功夫熊猫》，但是，广电总局不会引进英雄主义的《切格瓦拉》。

《Salt of the Earth》的故事取材自美国新墨西哥州格兰特县（Grant County）锌矿工人1951年罢工事件。这是第一部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思想的电影，冲击着仍然受到父权制、男性至上思想控制的美国社会，包括了工人阶级。剧中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怪不得当年美国政府要那么紧张，联邦调查局还要去调查电影的资金来源，极端右翼的退伍军人组织号召抵制这部影片。全国的12个院线都不愿上映这部电影。美国政府将这部电影列入反共的“黑名单”，很多幕后制作人都已经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电影的制作过程可谓是困难重重。没有片商要资助这部电影，没有任何片场愿意让Biberman摄制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