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成长
：王炎
简介：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所。
一、
1993年，姜文推出了颇为另类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片子在当时与主流历史叙事大相径庭。动乱的“文革”时代被叙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显然与清算文革余孽的“新时期”官方话语格格不入，所以曾一度遭禁。当然，该片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历史影片，它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使命。但是，这部影片却创立了一个影像叙事的传统，一种将青春与成长浪漫化的策略。这个传统籍历史话语为依托，巧妙地渲染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那么崇高、浪漫和绚丽，也感伤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幸与“纯真年代”一起，被现代商业社会所埋葬。这一叙事传统显然已脱离了王朔原作的个人伤感话语，代以精致的影像塑造“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从此之后，不断有新的作品为这种怀旧、浪漫的叙事做脚注。特别是2005、2006年的电视剧生产，在所谓“60”、“70”和“80”代际文化的热炒中，推出《幸福像花一样》、《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红色系列连续剧，再次将成长叙事推向高潮。这些冗长的电视剧虽然没有《阳灿》的精巧和细腻，却有该片不具备的滥情和放纵。
在德国18世纪晚期，歌德、席勒曾倡导有机成长的理念，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将一个民族的成长历程，浓缩在一个中产阶级青年市民的心路历程里。迈斯特、阿伽通、绿衣亨利等栩栩如生的人物，遂成为德国民族脱离落后的封建割据，逐步走向现代、统一强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德国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也被当成现代德国文学标志。同时，它还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叙事原型。在中国，梁启超的笔下的“少年中国”，用青春与成长作为象征，寓意着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与发展。从此，在中国文学创作里，青春既是浪漫抒情的载体，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隐寓。在个人成长和历史发展的文学叙事中，一种历史向前进步、并螺旋上升的线性观念逐渐形成，建构起颠覆不破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也许是基于1990年代特殊的时代感受，姜文的电影创作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成长叙事。这种叙事不再憧憬美好的未来，却为逝去的美好时光黯然神伤。青春、成长也不再有深远意义，而只剩下空洞却很愉悦的时时刻刻。“文革”期间动荡无序的成人社会，恰恰给无聊、颓废的少男少女留下无限自由的生活空间。他们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和毫无长进的嬉戏中，“荒废”着、同时也享受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用姜文的话说：“那时的天比现在的蓝，云比现在的白，阳光比现在的暖。我觉得那时好象不下雨，没有雨季。那时不管做了什么事，回忆起来都挺让人留恋，挺美好。我就是随着心里的感觉去拍这个片子。” 影片最有力的部分是它的结尾：进入成人世界的主人公和昔日的小伙伴们，现在都已摇身一变为“成功人士”，坐在加长凯迪拉克豪华轿车里，品着上好的威士忌。这时，影片亮丽的色彩已经转成黑白底色。苍白、单调、阴郁的画面里，没有了无忧无虑的大院子弟，只有脑震荡失忆的刘忆苦和身着霹雳服的“古伦姆”。
二、
对成长的反讽，是当代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研究中最受瞩目的课题。今天的西方小说批评家试图以反讽为视角，解读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他们坚持认为，德国古典主义刚刚开始提倡成长与美育的那一刻，歌德就已经自觉地批判了德国市民的目的论成长观。在歌德的小说中，迈斯特经历了风雨磨练，最后成为一个负责、严紧、审慎的翩翩君子，一个理想化的“德国市民”（German burgher）就这样诞生了。但是，按照今天批评界的解读，歌德实际上是在质疑迈斯特到底学到了什么？除了让自己朝气蓬勃的青春理想幻灭、意气风发的锐气削平外，迈斯特成熟后实现了什么？成长与发展对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又意味着什么？现代化进步对德国民族的意义到底何在？应该注意的是，德国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经历了纳粹法西斯主义之后，这种批评与解读的方式似乎更显得言之有据。
也许姜文根本没有借鉴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研究的思路，但是对于1960年出生的那代人来说，根据自己特殊的成长经验，曾投身民族的历史抉择，不可能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但这种反思在1990年代被都市文化的怀旧时尚所消费。1998年热炒的连续剧《一年又一年》，不仅迎合了人们怀旧的口味，还以通俗连续剧的形式，重塑了大众对开放和全球化的连续、线性时间观的想象。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被叙述为“现代化史”的起点，一路向上发展，而“十年动乱”被当作“遥远的过去”，彻底埋葬于集体记忆的深处。2005年热播的《血色浪漫》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正是在《一年又一年》所构建的连续剧式的大众历史意识的基础上，希望照亮集体记忆深处的黑暗地带。电影《阳灿》为两部剧提供了现成的“文革”时代象征——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也锁定了军队“大院”这个象征性极强的怀旧空间，而这两部连续剧所要做的，只是嫁接大院里“灿烂的日子”到“一年又一年”的历史框架上。有意思的是，两部电视剧都横跨两个彼此割裂的时代——动乱的“文革”年代与改革的“新时期”，却同时都没有采用姜文的影像策略——从彩色胶片转为黑白胶片来象征两个时代的断裂，更没有姜文鲜明的价值的取向。它们只是滥情于自恋与怀旧的矫饰，把军装征用作为成熟与时代转型的象征标志。
《血色浪漫》极力烘托大院里一帮身着父母军装的孩子们的激情岁月。传统青春叙事往往升华于爱情的硕果，而该剧却选择反叛的大院子弟佩戴红色帽徽和领章的庄严一瞬。主人公钟跃民是个愤世嫉俗、倜傥风流的男孩，对一切看不惯、不在乎。从不知道什么是责任，只一味挑战既成的秩序。从参军那刻起，他成熟了，负责了，一下子认真起来，完全变了个人。一个经典的成长故事以一群“坏孩子”庄严地穿上人民解放军1971式军装嘎然而止。他们成熟得非常突兀，没有过程，也没有预兆。他们就那么成了行为和道德的楷模，故事与抒情一下子推向了最高潮。此后，叙事又突然跌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院里的这帮玩闹已娶妻生子，事业有成。有的大腹便便，腰缠万贯。有的名利双收，志得意满。生活好了，人心却散了，昔日的兄弟情意一去不返，连重温旧情时的味道也变酸了。女主人公晓白倒给人一丝渺茫的希望，她仍一身戎装，当然是新款的1985式军装，昔日军人的崇高感已是曾经沧海。她仍保持着上个时代的纯情、真诚、坦荡，但在这个嘈杂、纷乱、功利的世界中，除了显得更不合时宜外，让人徒生今不如昔的感慨。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在冗长、混乱的故事里，大院子弟们几乎是絮絮叨叨地忏悔着自己虚度了光阴，一事无成，同时又近乎偏执地声明青春无悔。1971和1985式两款军装，在这个剧中也同样承担着时代转换、从崇高到日常的象征功能。当兵当然是大院子弟的浪漫梦想，而市场时代的不期而至，使他们不知所措。他们只好屈服于消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承认自己的失败与无能；但同时又徒劳地为自己的似水年华正名，蔑视和嘲笑营营苟苟的都市白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青春，更不晓得如何浪漫。这就是一个急速转型社会集体焦虑的真实写照。一百多年前，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Asthetik）里曾生动描绘了现代社会成长叙事的困境：在现代小说里，英雄们都变成了普通的个体，带着他们对爱情、荣誉、野心和改造世界的理想，同现实的秩序和平庸作对。主人公与面前的障碍搏斗，这种搏斗在现代社会中不过就是学徒，即以面临的现实教育自己。在学徒期中，个体的愿望和理想都被吸纳到社会关系的工具理性中。主人公的成长结果就是进入世界的因果链中，并在社会分工网络里获得一个适当的位置。无论他怎样与世界冲撞、反叛，其结果是一样的，他会得到了应属于他的姑娘和任何一个职位，结了婚，变成了一个同别人一样的庸人。他的女友曾经是个天使，现在不过是家庭主妇了，没有任何浪漫可言，与任何人的妻子毫无区别。
三、
都市消费社会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让逝去的激情岁月更具有无限的想象潜力，成为现代都市生活抚慰心灵的乌托邦。同时，那个时代又不遥远，因为五十和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正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和倡导者，他们经历了动荡与剧变，同时享受着市场经济的硕果，他们还怀念有超越精神和整体意识的那个“纯真年代”。当然，这种怀念不会产生任何回到从前的行为冲动，而只是志得意满的一代人摆出的文化姿态，其实是一种怀旧与伤感的惺惺自恋。他们摆足唐吉诃德式的悲壮架势，奋勇地冲向消费社会这个巨大的风车，但绝没有唐吉诃德的真诚和末路骑士的绝望。如果说《血色浪漫》继续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青春叙事，那么前者比后者只多了一些血色，却少了浪漫。如果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延续了姜文的怀旧风格，那么前者只多了些日子，却少了些青春。
（原载《艺术评论》200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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