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革命•在路上
——观《摩托车日记》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切•格瓦拉
这是一个伟大传奇的开始。当23岁的埃内斯托•格瓦拉踏上了横越南美的征程。时间是1951年12月29日，外号叫做火暴小子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学生格瓦拉此时不仅面临一年多后的毕业考试，还在一个过敏实验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有了一个漂亮并且家境富裕的女朋友。但是，格瓦拉注定是一个永不停步的游子，不断追求理想和自由。
他叫骂着“去他妈的无聊的日子！”，毅然决然地和大他6岁的朋友阿尔贝托一起跨上了一辆“诺顿”牌摩托车。 在随后的八个月间，他们由南向北，穿越了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太平洋沿岸主要南美国家，行程将近一万公里。
50年代对于青年来说是一个在路上的年代。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及战后的繁荣之后，欧美的青年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之中。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和现实的种种制度都感到不满，却又没有一个改变的方法，于是他们四处游荡，不断上路——肉体和灵魂双重的，寻求一种解脱。他们被称做“垮掉的一代”。杰克.凯鲁亚克在1957年发表的被“垮掉的一代”视为《圣经》的小说《在路上》中所说的：“我还年轻，我就要上路”，便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写照。青春的心灵不甘被世俗束缚，自由的骑士总是渴望上路。不是为了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也不是为了探险猎奇的标新立异，只是为了寻找生活的真谛，而听从那远方传来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召唤。正如为格瓦拉所推崇的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所说的：“真正的旅行者是那些为出门而出门的人，他们轻松愉快如同飘游的气球，然而他们绝不会偏离自己的目的地。也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说：上路吧。”
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在《blowing in the wind》中唱道：“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一个男人要走多远，才会被称为一条好汉？一万公里够不够？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格瓦拉接触到了真正的南美洲。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我的皮鞋沾染上了真正的泥土。” 这是一个贫富分化悬殊，社会极度不公的大陆。他见到了智利铜矿工人遭受的重重剥削；他见到了秘鲁原住民的悲惨生活；他见到了委内瑞拉因营养不良而患病的穷人。格瓦拉的朴素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这一阶段开始形成。他在日记中记述道：“在这些没有明天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深受的苦难悲剧”。他泛美主义和革命暴力主义也开始形成，他大声疾呼：整个拉丁美洲应该联合起来。同时他反问他的朋友：不开一枪怎么搞革命？这些理论雏形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断发展，在60年代形成了“格瓦拉”主义，并和“毛主义”一样，共同成为了60年代左翼青年的“造反《圣经》”
60年代对于青年来说是一个造反的年代。在经历了战后十几年的稳定繁荣阶段之后，各种社会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在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显现出来，一时间，各种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方兴未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学生运动。
1964年，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学生在“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口号下，反对校方家长式的管理及陈旧的校规，发起“言论自由运动”，拉开了西方学生运动的序幕；
1965年，美国密根歇大学发起反对越战的运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等名校学生积极响应，形成遍及全国的学生反战运动；
1966年，在西德、法国、英国等国也出现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运动兴起；
1967年，西德学生运动广泛开展，出现高潮；
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的几座大楼，抗议学校为越战服务的研究项目和种族主义政策，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1968年，墨西哥大学生运动；
1968年5月，法国爆发波澜壮阔的“五月事件”，一千万学生、专业人士还有工人走上街头，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巴黎街头出现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巴黎公社那样的街垒和巷战，整个社会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
1968年3-10月，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学生罢课、上街，抗议越战；
1968-1969年，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掀起高潮，出现“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
1968-1969年，北爱尔兰学生要求民主，导致内战；
1970年5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为导火索，美国学生反战运动达到高潮，全国罢课学校900余所，一半以上的高校教师和学生参加这一运动，学生运动达到顶峰……
这些青年学生运动，或激进，或浪漫，或昙花一现，或延续了很长时间，都或多或少地涤荡着肮脏的社会和冲击着腐朽的制度。
青年天生就有一种造反的冲动，无法容忍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尤其是当异化的社会企图将青年按照统治阶层的意志塑造成单向度的人，并扼杀青年的活力和创造力时，青年便会奋起反抗这种扭曲的制度。因此，在60年代的西方社会，无数的青年们唱着THE BEATLES的《REVOLUTION》，走上街头，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奋斗。当纯洁的理想在黑暗的现实面前碰壁时，青年们将学会思考并将更热情地追求真理的指导。他们找到了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还有格瓦拉。
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理念则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当格瓦拉于1952年6月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他整理了整个旅途的日记（后来被命名为《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并总结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这次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的确，这次旅行使格瓦拉从之前的一个中产阶级富家子弟转变成为一个倾向于无产阶级立场的有着朴素革命理念的思想青年。世俗的欲望再也无法束缚住他了。1953年，格瓦拉通过了14门考试，最终获得了医生资格。但他却拒绝了一家麻风病医院每月800美元的高薪聘请，而选择再一次踏上征程。这一次，他的目的更加明确：考察拉美各国的社会状况。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在即将开动的火车上，向着前来送行的母亲呼喊：“一个美洲战士出发了！”在随后的日子里，格瓦拉先后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他在危地马拉参加了保卫阿本斯总统政府的斗争，在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流亡墨西哥。格瓦拉的阅历不断增加，革命思想也不断地“在路上”明确和坚定。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遇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加入了古巴的革命队伍，与此同时，他的名字中间也被他的古巴战友加上了一个“切”字。他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当他的名字从“火暴小子”变成了“切.格瓦拉”。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了。切.格瓦拉征战古巴、刚果、玻利维亚；访问苏联，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他不断的在路上，他的革命也不断的前进。直到1967年１０月９日的一声枪响，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39岁……切死后被称为“浪漫冒险家”、“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柯德”、 “尘世的那稣”……萨特称他为“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而他自己却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到：“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是的，切.格瓦拉永远青春，永远革命，永远在路上！
“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一千零一次地回答,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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