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崔卫平
看不出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
由于韩国人的加入,《集结号》有着与国际接轨的一流战争场面。将来如果没有韩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就更好了。这部影片值得称道的还有非常恰当地运用演员,没有用那些大明星,这是它不同寻常的闪光之处。
故事当然是中国人的和中国特色的,而且设想是为今天的中国人提供的。这是一部故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影片,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编剧刘恒在《南方周末》上说:“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
这样一来,主人公谷子地与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再是为理想而战。他们不再是为了“解放新中国”,不再是为穷苦人不再受苦及当家作主,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牺牲和献身。他们变得没有行为动机。影片中唯一有人提到地主讹了他们家“二亩半地”,但是看不出来这与他当兵打仗有什么联系。称之为“理想”的东西,统统被看作“意识形态”,从这些人身上拿走了。
他们因此也多出来一些东西:近距离枪杀俘虏、将俘虏的大衣靴子穿到自己身上、翻检死人手臂上的手表、指望早点回家、乃至胆小怯懦,粗鲁暴躁,声嘶力竭没有一次是从容镇定的。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有这样一些人性弱点,而是在拿掉了理想这个维度之后,再加上这些东西,让人看不出来那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谷子地给自己找的指导员是一个在战场上尿裤子的人。战场上尿裤子的人有的是,但是他未必能够当上共产党连队的指导员。这恐怕是实情。
有观众认为“看不出来谁跟谁打”,应该被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批评。将“九连”看作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似乎也说得过去。当然今天来看国民党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再不同也要尊重历史。起码,与影片相关的1948年的共产党及其军队,肯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是代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后来理想的败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取消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这些所谓“反英雄的英雄”,其实是“反理想的英雄”。那些既没有理想也不注重自身品德的人,他们仍然从事着凡人不可能完成的艰苦沉重的工作。但是经过二战之后人们苦苦思索而得知,仅仅是“勇气”与“服从”是十分危险的。笔者极为不情愿用这个词,但是一个没有行为动机又在从事惊天动地事业的人,只能用“神经错乱”来形容;一群缺乏理想和品德而持续扫射的人,是一群举止古怪的战争机器。
人们根据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关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印象,顺便就将这部影片指认为“主旋律”影片,但是从影片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说这不一定是共产党的部队,那么与主旋律何干?回到开头提到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上去。这肯定是一个策略。但是作为策略它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炮灰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剧
问题出自这里——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称之为“国共内战”,是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一个新的结论性意见。这个结论以及过去的结论是否恰当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至少,就当时参战的成千上万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是怀抱着对于新中国热切向往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而故意不问战争的正义如何,不问这些人的行动是否与正义有关,甚至不将这些看作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谷子地与他的战友就只能是一群炮灰了。这样的人可以为共产党打仗,也可以为国民党打仗。
他们的上级正是这样对待九连的。临走时团长下的是死命令,不吹响集结号不准离开,但是他仿佛根本不想吹响集结号,永远也不吹响。这从他一反往常地给了谷子地几包大黄龙香烟中可以看出,另外谷子地向他要增兵他回答“没有”,只是同意将“缴获”的国民党服装给他们,这多少有点拿他们当兵痞子的意味。而影片根据淡化意识形态的策略,也没有强调九连死守的意义何在,比如通常说的“服从大局”,“以较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这样一来,当谷子地得知真相时,揪着已成残废的司号员小梁的手,便有理由怒不可遏:“你们怕被敌人咬死?九连呢?我的九连呢?”并一头扑向已经成为烈士的原团长的墓碑。本来未必不是一场即使是有失误的战略部署,结果完全变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事。
实际上即使是掩护大部队撤退,也有一个完成任务之后自己撤退的余地。这个团长显然没有给九连留下这个空间。这就不是一般所说的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要不要对个人生命负责的问题。不能说团长要这些人去死,但仅仅将一条死路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彻底不负责任和完全忽视生命的不能说他要他们去死,但仅仅将一条死路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彻底不负责任的。团长这样一种态度,使得这部影片在令英雄走下神坛之后,并没有落实到一个人的位置上,拍摄一部有关战争中人的或人性的影片,而是从人的立场再往下降——它是一部关于炮灰的影片。受憋屈的不是英雄,而是炮灰。这是这部影片最不能令人接受的。
而影片本来是存在着走向“人”的转折点的:那就是当那位牺牲的战友称自己听见了集结号,于是谷子地们则选择全体离开。这不是没有可能。前一场战斗已经表明这位连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他试图阻止那位鲁莽指导员的冒失举动。他入伍多年,战斗打成那样,他不会不起疑心,他自己也急切盼望号声响起,觉得那是合乎清理的。而如果是因为临阵逃脱要军法从处,难道这样打下去就有一个活头吗?
那就是一个人所想的而不是炮灰所想的。反过来说,这样去想就成为了一个人而不是战争机器。当年陈胜、吴广改变自己的行动路线,也是因为:“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这个一点都不复杂,经这二人一说,他们手下九百个目不识丁的农夫个个能够理解,于是这些人就将自己放到一个人的位置上,他们决心与那些不顾人死活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平起平坐。谷子地不会想到这些,他是当炮灰的命。当然,炮灰的悲剧也是悲剧。但是这样说对不起那些当年那些战死沙场者,他们多是一些目光炯炯的人们。
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与那位因电台坏了听不见撤退消息的死去的团长不同在于:谷子地与他的九连是根本没有人想要替他们吹集结号,没有人想要在死亡线上拉他们一把!不错,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但是在死亡线上也不总是没有人拉!不拉的人就要因为不想去拉而受谴责。
影片没有抓住这一点停留,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唯一活着的谷子地为替他人堵枪眼的战友们要求平反。部队改了番号,档案也找不到了,这些人于是被当作失踪处理,而不是按照烈士待遇。谷子地所做的疯狂努力就在于要证明他们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做了逃兵。而如果说这是一个有关炮灰的悲剧,那么所谓恢复名誉,是恢复他们作为一个“炮灰”的名誉。
影片本身也没有做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影片中那位被枪杀的国军俘虏,不也是同样的烈士需要加以表现令人不能忘怀?而谷子地率九连“歼敌无数”,同时也是将无数人变成了烈士,对于这些死去的憋屈的冤魂,影片是否已经想到或做到要站在他们立场上说话呢?“意识形态”这个东西不是好玩的,稍不小心就变成引火烧身。伴随着“否定”之后,会出现“否定之否定”,但那应该是更上一层楼的东西。
表面上这部影片将那个关于战争的正义与否的问题放下了,不去讨论牺牲的有没有价值,但是这种转移目标的处理方式仍然表明一种态度:对于炮灰来说,如何去生去活、不顾一切获得生命是不重要的,关键是如何去死,是死后的说法和名分。只要他们去死,并能够证明他们的确是死了,他们作为炮灰的意义,就全都实现了。
而为什么不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部影片了。目前的这部,只能说它也往前走了半部,那就是“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2007年12月21日
我是做小空间的 ——回答何东先生
:崔卫平 2007-12-24
非常感谢何东先生认真看了拙作,也非常感谢他写了如此好的批评文章,传达出很多富有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认可,许多认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下面就何东先生提出的问题,稍作回答。有所疏漏,万望包涵。
一、关于“甩手评论”的说法
其实我是认同“甩手”这种说法的。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有自己工作的起点,不能说别人的起点正好是自己的起点,将别人的工作视作自己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工作与那些制们只有微弱的联系,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我的出发点。两手空空,不甩作甚?
许多年前我的所在单位有一场“如果我当院长,我要做什么”的讨论,我就发言说“我又不是院长,为什么要替他着想?为什么将我自己的头脑替换成他的头脑?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要做的事情。”
又,前几天有一个关于“青年电影高峰论坛”的会议,通知我参加的人同时动员我,说“王中军也来了。”他这样说的效果适得其反,我正好有理由不去了。我问自己:
“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是我的事业吗?”
回答“不是。”
“那么我要求助于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才能够发展我的事业吗?”
回答:“也不是”。我并且与朋友用手机短信一起商量:这个会上“有人要赚钱,有人要卖片子,而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事业”。我要是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那就认错门了。
今天,我甚至可以更加大把甩手地说——“我又不是冯小刚先生,为什么要替冯小刚先生着想?”这样说完全不等于我不尊重冯小刚先生,而仅仅是说我不是他,不等于他。对于冯小刚先生的工作成就,我会另文撰述,可以透露一点的是关于“银幕与观众的镜像关系”,只有在冯小刚先生这里才是真正建立起来的,而且无人能出其右。
我同时深知,一部影片市场的成功,不是我自己的成功。一部影片打动别人的心,不等于打动我自己的心。跟着别人欢呼和抹眼泪,都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生活在这里,工作在别处。
我希望所有导演、制作人这样看待我的工作:打个比方说吧,过去有一种打分的比赛,一共十个评委。最后统计分数时,需要“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那么我的评论就是需要去掉的那个“最低分”。他们可以完全不去考虑我在说什么。
以前有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不管你说什么,陈凯歌还是要拍他自己的!”这就说对了!他拍他的,我说我的,他有他的观众,我有我的读者。我所要负责任的,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这个目标与我一贯的工作立场相一致,而不是与任何他人相一致。
还要说一句的是,电影这种东西,永远有它的两面性:它既是娱乐商品,又是文化产品,缺一不可。有人愿意拿它当娱乐商品对待,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否认它同时也是文化产品,需要将它当作文化产品来对待。我的工作范围属于将电影当作文化产品。在娱乐之后或之中也会有人想到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就与我的工作十分接近了。但是我不反对那些将电影当娱乐商品的立场,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看电影的。
二、我是做小空间的
“做小空间”意味着,我不是做意识形态的。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就是号称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东西。比如说这样的提法“任何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适用范围实在太广了。
做一个“小空间”的实验给大家看看。就拿这部电影为例吧。我同意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并且认为任何牺牲是出于战略部署。那么《集结号》里的战略部署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并不等于一定要牺牲这47个人,因为牺牲47个人不属于战略目标。战略上所要完成的是大部队转移,而不是牺牲这47个人。
因此,在大部队转移与47个人牺牲之间,就存在一些微小的空间或者说缝隙。我就选择呆在这个缝隙当中,一定要坚持表达,要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在死亡线上的这47个人,否则就是影片的漏洞。哪怕最终挽救失败,这47个人还是牺牲了,但是去做努力与没有努力(根本没有吹号)是不同的。这部影片里的团长因为电台坏了没有接到撤退信号,与他自己生前从来没有给这些人发出任何信号,没有给他们留出任何生路是不能混淆的。
小空间的工作还包括将一些看似孤立的小空间结合起来,做成一个较大的整体空间。比如,我也深知军人以服从作为自己的天职,一个人穿上军装就需要做好随时献身的准备。但是献身的军人不是亡命之徒。他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是因为同时存在另外一些条件:那就是军队里上下级之间及战友之间的一种深深信任:信任更高一级长官不会无缘无故将他们牺牲掉;信任他们自己与任何人一样,在任何战斗及危险中都拥有战略转移的权利,而不是战争中的贱民;信任如果处在死亡线上,不是决不可能没有人拉他们一把。所谓“服从”是与这样的深信联系在一起的。
而如果有人从来没有打算给谷子地们发送任何信号,就等于率先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深信和承诺,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破坏了的新格局中作出自己新的选择。我看到《南方周末》上面的小说原说“部队不跟你讲代价,也不跟你讲承诺”,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十分不适。
在大半个世纪的有关历程中,我所说的“1948年”也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已。本人迄今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也建议大家都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前人全都错了,我们又如何可能全都对了?我们来自何方?是不是我们曾经接受的东西中,实际上有些部分今天仍然是有意义和有用的?如果我们不去尊重1948年,那么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自重,今后的人们也不会尊重我们。
起码,就电影目前这个样子,怎么可以包装成“主旋律”呢?一个影片怎么可能通吃——既是“主旋律”,又是“老百姓喜闻乐见”,还是“普世的价值”?说是商业片,本人完全同意,商业片可以歪说历史、戏说历史,但是拜托不要说成“主旋律”好不好?我就不理解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为什么有电影管理部门的最高领导在场,这个人在场释放了什么信息?它看上去多像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为了票房,有高高在上的人们愿意放弃价值观,放弃自身的历史传统。在这种放弃中,他们真是跑步前进啊。那些迄今以为有头有脑的人们仍然拥有和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真理”,真是幼稚;以为自己还在与这种东西进行作战(当然是不付任何代价的),更加幼稚。
再说下去,我就要离谷子地哥哥的47位兄弟不远了——说得像个烈士似的!
三、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正如何东先生所说,我本人曾经花大力气传递这样一个理念——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艺术有许多广阔的天地,不一定都与政治直接相碰撞。能够引起碰撞的是自由的心灵,而这个恰恰是艺术最不能缺少的。在自由心灵的问题上,“打折扣”是有成本的,是要付代价的。不能要求艺术家都像政治家一样懂得妥协,就像不能要求进电影院里的观众,与政治家一样精通这门复杂的艺术一样。放在艺术中的东西,最不能虚假和华而不实了,观众一眼就能够见出,因为在电影院里这个黑暗的场所,他们的知觉恰恰是最敏锐的。
苏联艺术家塔尔可夫斯基在考虑创作时,他能认为自己同时是一个政治家么?同样,我在从事电影批评时,更加不是从事政治的工作,而与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
没有比政治家将自己视为艺术家更危险的了,也没有比艺术家将自己视为政治家更加没有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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