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德、英两军中的中国雇佣军们“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华勇营的表现，足以推翻西方人对华人无能的偏见，“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

其实，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

负责在第三营中组建华人连的冯法尔肯海上尉，曾担任过清军顾问，并参与过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组建工作。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德、英两军中的中国雇佣军们都“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

英国人的创举：设立华勇营

设立华勇营建制，是英国人在威海卫的创举。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英国强租威海卫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后，其陆防相当空虚。当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而且，与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争夺殖民地的战斗动用了大量军力，连澳大利亚等殖民地也专门征召军队前往南非。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此举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辩称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从而蒙混过关。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国防与外交的一大难题。

1898年11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中国与八国联军》（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书，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两百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七十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骑兵的规模。

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中的“廉洁”，在当时普遍实行低饷、并且 “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后袁世凯编练新军，亦效仿洋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皆以为这是袁的北洋军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六百多、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三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感叹道：“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职业雇佣军

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1900年3月在——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尽管华勇营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八年内，表现“卓越”，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

华勇营成军后，最早的军事行动便是镇压威海卫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卫引发当地民众激烈反弹，冲突不断。1901年3月26日，华勇营首次出击，武装驱散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领袖，而此次集会的情报，就是由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

随后，英国勘测划界队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华勇营奉命出击，在5月5日、6日报信村和垛顶山的冲突中，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共打死二十九人。

当时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四连被三千多名当地农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它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据巴恩斯回忆，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愿意在这里。老汉无奈，只好放弃带儿子离开的想法。

第四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

第七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

此类证明华勇营“忠诚”与“勇敢”的事例，充斥着巴恩斯的回忆录。对此，巴恩斯的骄傲之感溢于言表：“华勇营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卫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 威海卫英国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华勇营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对华勇营在镇压同胞的巨大压力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评价”。

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军请求救援，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水兵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

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受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敌对的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顶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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