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能还汪精卫一个清白吗？

《色·戒》能还汪精卫一个清白吗？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俞力工先生最近作了《狠踩国人鸡眼的〈色·戒〉》一文，毅然举起笔杆加入看了《色·戒》电影为汪精卫平反昭雪的行列。他写道：

　　“至于汪精卫，却是个一直积极主战的党国领袖。然而，1937、38年之交，眼看军事手段失效，精锐部队弃甲曳兵，南京首都惨遭屠城，全国精华所在相继沦陷。于是乎，出于体恤沦陷区人民深处绝境，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才依循文明国家惯例，以谈判手段替代军事手段，以汪精卫政府来替代日本军事统治。中国的主战派尽管大义凛然，但从来不敢面对的问题是：汪精卫若不出面，沦陷区人民的死活谁管？如果南京大屠杀重复百次，二战结束后争取世界五强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又是何来的底气？1940年以降，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与重庆政府总共收复了多少失地？“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如何保障无法跟着战略退却、四下流窜的广大人民？不言而喻，所谓“抗战胜利”不过是把原子弹记在自己功劳簿上的狐假虎威。就客观意义，汪精卫演出的是场背黑锅、跳火坑的悲剧，而延安、重庆政府不过是苏联、美国的反法西斯道具。”

　　李安导演的《色·戒》影片在海峡两岸上映后，其刻意突出的床戏在社会上引起了颇多的议论，但同时也引发了一股小小的“汪精卫热”。国共两党编写的历史书虽然已定论汪精卫为汉奸，但持不同见解者仍然时而有之。旅日华侨林思云综合了日本人有关汪精卫的著述的观点，写了《真实的汪精卫》长文，给出汪精卫颇值得人们同情的一面。他的长文在互联网读者中颇具影响。不过，我们知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向很难做到客观全面。一个学者不管掌握了多少史实细节，如果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客观公正的态度，他／她是无法对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解读的。国共两党编写的历史书都有喜欢为本党脸上贴金的倾向性，因此时而有人对它们的有些结论提出质疑已不足为奇。笔者与俞力工先生相识多年，读过不少他的政论文章，觉得他行文推理一般都能做到有根有据，不妄下雌黄。然而，这次他仅从对李安的电影和张爱玲的小说做了些分析解读，（或许也读了林思云的《汪》文？）却没做过任何历史考证，就得出汪精卫这位近代史知名政治人物被国人所冤的结论。这与他一贯的分析推理方式不太相符，让人觉得他的结论做得未免有点仓促。因此，我想根据史实对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及张爱玲与李安的《色·戒》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汪精卫其人及他投靠日本的动机

　　 在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孙中山生前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不贪、不赌、不嫖，还曾有过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因此颇受人敬重。汪和他后来的跟从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胡兰成等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个个才气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他们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文才虽然盖过蒋介石，却拿在党内搞军事独裁的蒋委员长一点办法也没有。在当时政治文明落后的中国，汪精卫深知他之所以在政治上毫无建树，都是因为他没有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的缘故。他是一个文人政治家，要想在“得军队者得天下”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虽然孙中山、廖仲恺死后他在国民党的资历、声望无人可比，他也多次出任国民党党魁和政府首脑，可是每次上任没多久就扫兴下台，都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之故。他指挥不动蒋介石和其他军阀的军队，又无法制止各路军人拥兵自重，使他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例如，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后，汪精卫从孙科手中接任行政院长。他下令其它部队增援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但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但张学良来个装聋作傻，按兵不动。这个挫折使他满腔抗战的热情迅速冷却，产生了委曲求全地保存一个残缺中国的想法。

　　他其实也曾试图培养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部队，无奈七拼八凑，最终仍是枉费心力，竹篮打水一场空。秀才爱兵，兵却不爱他这个秀才。

　　眼看着只剩几万人的中国共产党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奇迹般地躲过了蒋介石部队的围剿歼灭而在陕北一天天地壮大，蒋介石又被迫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接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亲共到反共到仇共的汪精卫（他的死党陈公博和周佛海等亦如是）此时哪能不感到着急。汪精卫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都有深刻的了解，又有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将来国共联合抗日取得胜利后，国共两党谁将是最大的得益者，他心里是有数的。但哪里还能够找到足够强的另一支武装力量来抗衡中国共产党呢？他知道在中国人中找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在中国有强大现成的皇军侵占着大片的中国国土，日本政府一向以反共为主要目标，并且还与德、意法西斯政权建立了反共产国际联盟，看来只有寄希望于日本皇军了。这可能是汪精卫不敢公诸于世的动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交战时借助敌方德国政府提供的交通护送和财政支持，从瑞士返回俄国发动十月革命，这也是长久以来苏共不敢公诸于世的历史事实。）要说一向穷于应付国民党党内斗争而未曾搞过战争灾民救援活动的汪精卫，突然会对沦陷区的人民生发慈悲之怀而甘愿为此背汉奸的黑锅，实在很难令人相信。

　　俞先生提到了淞沪会战和南京大屠杀，认为张爱玲独有见地，“对中国淞沪一战军事败北后，以‘血肉筑长城’的悲情来取得‘精神胜利’提出质疑”。 他还写道，“张爱玲的抗议，代表着失去话语权70年之久的沦陷区沉默大众，抗议对象则是空有鼓噪之勇，对沦陷区广大群众毫无助益的‘爱国志士’”。俞先生借此要说明的是，汪精卫主张“以谈判手段替代军事手段，以汪精卫政府来替代日本军事统治”的见解是正确的、文明的；张爱玲难能可贵地道出了汪精卫的苦心，点出了热血青年的英勇有余、成事不足，并且还说出了沦陷区大众的心声。我想，读过《色·戒》的人都会对俞先生的论点感到奇怪，张爱玲的小说讲的是一群爱国青年想采用美人计除掉汪伪政权的一个特工头子的故事，并没有任何词句暗示——哪怕极隐讳地，她有代表沦陷区沉默大众的意图啊。张爱玲自知她曾是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的妻子，而胡兰成之类都被人视为日本占领者的利益代理人，她怎会狂到自认为自己可以代表被他们统治的沉默大众呢。俞先生似乎在解读《色·戒》时过多地注入了自己个人的见解。

　　春秋几易，时过境迁，往事如烟，飞鸿踏雪，不读史书，今人难知前人事。因此，我们有必要来个历史回放，了解淞沪会战和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到底《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是否“鼓噪之勇”？蒋介石政府是否只是一味抗战，完全拒绝谈判？

　　蒋介石的抗日与陶德曼的调停

　　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肩负起领导全国联合抗日的大任。他扛此大任不久后，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入北京东南的宛平县城搜查遭拒后，就向卢沟桥开枪开炮。当时的华北冀察当局政府军进行了有克制的抵抗，连番三次接受了与日方达成却又被破坏的和解方案。南京中央政府没有进行干涉。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关于准备抗战的谈话中，反复强调：“我们是弱国”，“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之后，他还会见西方列强驻华大使，要求列强诸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态度强硬，拒绝任何第三国调停。日本在一边与冀察当局谈判的同时，一边不断增兵，完成对攻占北平和天津的军事部署。一切准备就绪后，7月26日发起进攻，至7月30日，北平、天津先后沦陷。

　　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得逞后，他们的下一个主要侵略目标是上海。同样故技重施。同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名中尉驾驶军用汽车冲向上海虹桥机场，被机场的中国卫兵击毙。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周珏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通话，叙说了事件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不使事件扩大。日方也表示同意。同处理卢沟桥事件的情况一样，日方在谈判的同时，不断往淞沪调集军舰。8月13日上午，日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的掩护下，向宝山路国军阵地进发，并向国军阵地开枪射击。中方保安队为自卫起见，用机枪扫射，打退了敌军。当日下午，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于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这场战役历时三个月，一直打到11月12日。中国军队最后战败的原因是：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过分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最后给敌人在杭州湾找到突破的弱点；日军装备优良，取正面强攻，屡遭挫败后，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虽然打败了，但中国人也让日本侵略者晓得，中国人不畏侵略，在自己本国领土内，中国人决不会放弃采取自卫行动的权利的。淞沪守军的浴血奋战，也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打破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不仅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还促使日本从不愿第三国调停转而寻求德国充当第三者调停的角色。有关这个历史所称的“陶德曼调停”容后再述。

　　上海失守后，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首都迁至重庆。国民政府面临必须作出的决定是，守南京还是弃南京。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因为沪宁一带都是平原，无险可守。但蒋介石听了唐生智一番慷慨激昂的爱国守城论调后。他便任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统领15万士兵保卫旧都。

　　日军正式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是12月1日下达的，但11月28日已有一部分狂热的日军部队开始从上海打过来了。到12月5日打到了南京的外围，南京保卫战开始了。面对总共7万多日军的攻势，各城门的守军开始都尽职坚守，到12月12日，还没有一座城门被日军攻破。可是这一天，一件蹊跷的事发生了。唐生智声称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撤军。更蹊跷的是，唐生智决定遵从蒋的命令撤军后，他没有部署撤军的计划，自己就先坐一艘小火轮溜走了。在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事关一百多万军民性命的战役中，一个主帅有可能表现得如此不负责任，贪生怕死吗？而且他还曾公开声明过“誓与南京共存亡”呢。他难道不会想到，即使他能逃生成功，他能躲过军法的严惩吗？怪就怪在这里，事后唐曾向蒋请罪，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所以，至今对１２月１２日发生的蹊跷事，虽然有种种基于推测和不知是否可靠的回忆的解释，但都甚难令人信服，还有待历史学家根据更多可靠的有关史料给以解迷。主帅唐生智带头出走，南京守军一片哗然，军心即刻土崩瓦解。没有将领指挥撤退，官兵只好各自设法逃命，城中局势顿时一片混乱，甚至发生自相残杀的枪斗事件。就这样，12月13日日军轻易攻陷南京，开始了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即史称的南京大屠杀　——　一个令人悲愤和难以原谅的滔天罪行，又不能不令人深思的民族噩梦。

　　对比一下：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进入南京时，也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西方列强的死伤者十余人，被北伐军士兵强奸的外籍妇女上百人。日侨中受重伤的5人，被强奸者35人。事发后，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便向南京城内施行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两千余人。日本军舰却被日本政府下令不得开炮。该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一艘船遇险，船长若决定弃船时，他必先安排好船上的所有人安全离船，剩下最后的他才可以选择是否离船还是与船同归于尽。这是人类文明对所有处于领导岗位上的人的起码要求。

　　所谓的南京保卫战，结果是：守没好好地守，打没好好地打，撤没好好地撤。中国将领却演出了“弃卒保车”的大悲剧。30万个“卒”啊！这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现在回来谈“陶德曼调停”或“陶德曼、狄克逊调停”。陶德曼和狄克逊分别是德国希特勒政府驻华大使和驻日大使。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攻陷北平、天津，气焰十分嚣张。蒋介石曾于7月26日会见陶德曼大使，请德国出面调停。陶德曼对蒋介石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但鉴于德中贸易的经济利益（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等大量原料，中国则从德国购买大量军事装备），7月28日，德国外交部指示狄克逊，要求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

　　八一三淞沪战役战斗打响后，中国军队表现了顽强抵抗的精神，日本觉察到它的侵华战争不可能３个月内逼降中国，而可能发展成一场长期的、物力人力耗费巨大的战争，这是日本经受不起的。因此，1937年9月以后，日本外务省通过德国驻日使馆敦请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开始了陶德曼和狄克逊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为“实现和平”进行的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动。

　　陶狄两人与中日官员约见会谈的活动开始于10月初，进行到11月2日才出现了具体的谈判内容方案。狄克逊从日本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内蒙古自治；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停止抗日政策；共同反对共产主义；降低对日关税；尊重外国权益。

　　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11月8日和13日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南京危在旦夕。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1月22日广田外相再次要求狄克逊向国民政府转达基本同样的和谈条件。在12月2日陶德曼到南京会见蒋介石之前，蒋介石已召集了在南京的军事领导人，征求大家对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伪满，也没有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蒋亦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德国调停，与日本议和。

　　12月7日，狄克逊将德国有关调停问题所做的工作汇总为“调停史记”，提交给日本外务省广田弘毅外相。但是广田突然表示，由于一个月前日本还没有获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目前战场形势已发生转变，南京陷落在即，因此11月22日建议的和谈条件已经过时。

　　12月13日，南京沦陷。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由于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战果，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增加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次日，广田外相约见狄克逊大使，要他把日方新的谈判基本条件告知中方。同日方开出的前一次条件相比，此次的要求极为苛刻，连狄克逊大使也感到太过分了。他在谈话中直率指出这些条件远远超过原先的条件，“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的”。广田则答复：“由于军事局势的改变和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

　　12月26日陶德曼以备忘录的形式将日方的四项基本条件提交中方。27日，蒋介石主持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对日方新谈判条件的对策。尽管日方条件如此苛刻，仍有不少主和者。蒋对此颇为感慨：“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他认为“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28日，蒋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到其寓所会商，讨论应对之策。蒋告知他们：“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与会者对此一致表示同意，汪精卫也没有表示异议。遂决定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至此中方应对方策已定，陶德曼调停已无意义。但出于策略考虑，中方对日方要求之限期回复采取了尽量拖延的做法。

　　至1938年1月15日，中方对和谈基本条件仍不明确表态，日方也就停止了交涉。次日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国民政府则在18日发表回应声明，宣告“中国抗战之目的为求国家之生存，为维持国际条约之尊严。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况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能承受。”至此，陶德曼调停以无结果而告终。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之路

　　蒋介石初期消极抗日，但1936年西安事变后见到全国各党派都表示愿意全民一条心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后，他知道众意难违，便中止了剿共政策，同意肩负起领导全国联合抗日的大任。1937年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在最初几场战役失利以及党内强大主和派的压力下，他完全可以不顾丧权不丧权，辱国不辱国而接受日本的苛刻和谈条件，明哲保身地在日本的保护下当他的儿皇帝。但他没那么做，他顶住了压力，拒绝接受丧权辱国的和谈条件，作出坚持抗战的选择，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后的八年抗战国民军虽然屡战屡败，甚少取胜，但国民军的战斗力量没有尽丢。国民军和八路军的英勇抗战虽付出了很大牺牲，但也沉重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军深陷战争泥淖而欲拔不能，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在亚太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与蒋介石相反，汪精卫初期积极抗日。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役是他大展身手的机会。但他既没军事常识，也不具备号召和团结他人的实力。蒋光鼐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虽然服从他的领导，英勇抗战，但终究孤掌难鸣，不幸战败。一场战役的失败其实并不可悲，可悲的就是败方不会总结经验而永远失去斗志。汪精卫犹如一个拳手在拳赛中输了第一回合便破胆寒心，其他回合就不敢再打下去了，主动认输。他从积极抗日一下子便转过来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1936年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的顺序颠倒过来后，全国呈现出一片高昂的保家卫国的热忱。汪精卫却仍然对日军心有余悸，克服不了他的恐日仇共症。他坚信弱国无法战胜强国，认为抵抗是无谓的牺牲，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忍辱求和，所以求和成为他后来政治生命的目的。

　　求和本身其实不是坏事，与军事手段相比，和谈无疑是更文明、更可取的手段。但和谈不等于屈膝求饶，任人宰割，更不等于投降或卖身投靠；和谈必须是双方都能摆事实、讲道理，各自作出一定的让步才有意义。日本侵略了中国，在没法逼中国政府投降就范的情况下才要与中国和谈，而提出的和谈条件却如此苛刻，即中国政府必须同意他们分享所侵占的中国国土和主权。这种强盗逻辑连他们的德国反共产国际盟友的调停官员狄克逊大使都认为太霸道了，无法接受。但对恐日仇共的汪精卫，和谈已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了。所以不管和谈条件多么苛刻，他认为都可以接受，而且集聚了一帮主和派的要员（周佛海、陈公博、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给蒋介石施加压力。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主和派的人就擅自秘密赴日本商讨和谈的条件了。

　　1938年，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广州战役使日军战线越拉越长，陷入与国军相持不下的局面。日军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无法实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是日本吃不消的。因此，到了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在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的声明明显地是向中国求和，不愿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争。这是一个新的和谈契机。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日最高领袖若要进行和谈结束战争，他就必须为中国争取到有利的和谈条件，不然他是很难向全国交待的。但强盗是不会同意交还所抢来的东西的。汪精卫恐日已恐到一切唯日本是从的地步，完全没有能力从自己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了。他于11月16日劝蒋介石依从日本对国民政府提出更变人事的要求，建议他们两人一起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谈。一个抗战领袖怎能在全国军民全心投入抗日的时刻突然宣布下野呢？那样做军心不是要崩溃吗？蒋介石不是又要成为第二个唐生智了？汪建议的后果可想而知。蒋当然不能同意。

　　汪精卫见劝蒋介石和谈已无望。他就决定离开重庆，另起炉灶。这期间，他的主和派同党梅思平、高宗武等已同日方近卫首相的代表谈妥了和平条件：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方默认满洲国、日方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驻外法权、两年内撤军等。整个计划是：日方将在汪精卫出走重庆后宣布这些“宽厚”的讲和条件，倡议中国政府进行和谈。如果中国政府不做反应，汪精卫则另成立政府，响应和平倡议，然后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重庆，在昆明停留短暂一天后抵达河内。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讲和声明，但声明没提两年内撤军的许诺。1939年1月3日，近卫内阁突然宣布总辞职，换了个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平沼首相上台，日本更不可能从中国撤军了。讲和条件如果没有日本撤军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一切则都是空话。任何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不管右派左派，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讲和条件的。原本有意支持汪精卫另立中央的云南军阀龙云一看到近卫首相的声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汪精卫的求和之路走到了这个关键岔口，如果他的出发点真正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或为了他所谓的和平，这时他可选择的一条道路就是坦然地宣布他为和平已尽心尽力，忍让极致，无奈日方毫无诚意，不守撤军的承诺，他只好功败身退，不再过问朝政；另一条他可选择的道路就是放弃与日本军国主义者谋和的幻想，重返重庆，鞠躬尽瘁，辅佐中央政府完成抗战大业。摆在他面前的这两条现实可行的道路，任选其一，汪精卫应该仍然可以在中国历史留下一个美名。

　　然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决定投靠日本。他早期为他的和谈主张辩解时曾说过：“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这就是自认为比别人在“送国”方面技高一筹的“曲线救国”大师的思维逻辑。（要了解主和派精英“精彩”的思维逻辑，可参阅汪傀儡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编著的《战难，和亦不易》一书。）可是日本不撤军，另立中央又另立不成，汪精卫连要有限度地送国都送不成了。但他仍不死心，他又运用他“曲线救国”的思维逻辑找到了一个变通：既然在非占领区内另立中央立不成，那就在日占领区内立呗。

　　1939年5月3日，日本将汪精卫等人从河内转移到上海的安全地后，汪即刻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的要求。日本已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对汪精卫的支持原本是期望他出面在云南与两广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政府，促进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的分化，进一步落实他们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现在汪氏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日本人想都未曾想过的。所以日方听了汪的要求，本能的反应是：汪精卫这样做，不是自己给自己带上汉奸的帽子吗，那他还能起作用吗。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11人带着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秘密飞往东京与日本政府会谈。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计划并不感兴趣，所以会谈没有太大收获。

　　1939年8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北平临时和南京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和附件等八个文件，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要纲》的主要内容是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个地带，对这五个地带采取各不相同的政策（允许独立、实行自治、驻兵设防或撤军驻舰）。11月1日汪精卫开始与日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关于签订《要纲》的谈判。

　　一直积极追随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高宗武和陶希圣看了这个极度丧权卖国的《要纲》后，轰得一下终于从幻想中醒过来了。他们已知道汪精卫准备同意签署这个卖国协议，但他们不敢表示反对，因为汪在上海已经有他的“76号”特工部了。高、陶犹如上了贼船，想逃也逃不了啦。但高宗武还是成功地把《要纲》的信息通过已迁往香港的杜月笙传到重庆。1940年1月4日，杜月笙透过他在上海的关系，把高、陶和家属弄上美国邮轮，接到香港。高、陶安抵香港后，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披露汪精卫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成为轰动国内外的“高陶事件”。历史学家都希望“高陶事件”的当事人能把当时的经过写成回忆录，给后代留下第一手史料。可惜高陶两位老者直至临终都守口如瓶，不愿透露丝毫底细。 1939年12月30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协议举行签订仪式。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上签字。且听周佛海“曲线救国”的思维逻辑：“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31日，汪精卫才获准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王克敏和梁鸿志撤销地方政府，转到“国民政府”任职。

　　汪精卫傀儡政府在占领区统治期间，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70多人，收编投降士兵50多万。他的“和平救国军”最多时有100多万。1941年3月成立的清乡委员会在统治区负责分期分批清除国民党残军和共产党新四军的势力。可以说，日军有了汪精卫傀儡政权后，后勤补给在傀儡政权的合作下得到一定的保证，对付占领区的抗日力量也有了傀儡政权代劳，日军的后顾之忧减了不少，日军军力几乎全部可以用来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至于沦陷区的百姓，人们只要不抗日就不存在死活的问题，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除了柴米油盐的温饱问题外，怎样才能不成为“慰安妇”，怎样才能不成为生化武器的实验品，怎样才能不被送往集中营，怎样才能使腰板直起来，彻底结束过二等人的生活。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并没有改善沉默大众的处境，相反，沉默大众看到的则是，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属“一等人”的日寇统治者中，平添了许多“准一等人”的汉奸。

　　汪精卫的立场从亲共转变到反共，这种变化属正常变化，无可厚非。人随着阅历、知识、智慧的增长或者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自然会改变对某种事物的看法。这种思想自由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人人享有的。但汪精卫从反共又转变到仇共，就宛若一个宗教信仰者从反对无神论者或其他信仰者转变为对他们的仇视，走极端化了，成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了。原教旨主义者一般都自以为是，行为比较极端。汪精卫自以为只有他的求和主张是正确的，它不但可以“救国”，还可以使国家免于共产党的统治，因此他不畏走极端而投靠同样仇共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俞先生把中国主张抗战的爱国人士比喻成原教旨主义者。这不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俞先生会做出这样错误的比喻，是由于他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爱国牺牲精神之故。我们知道，保家卫国的爱国牺牲精神是无私的、自卫的、崇高的；而支持侵略他国的爱国牺牲精神（如德国人在希特勒时期所表现的爱国牺牲精神）是自私的、侵犯性的、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后者才属于原教旨主义的一类。林思云的《汪》文把中国的主和派和日本的主和派相提并论，也同样是混淆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两者讲和性质的不同。侵略国的和平爱好者根本不应该是主和者，而应该是反侵略者或反战者；因为侵略国的和平爱好者如果支持和谈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承认侵略是应该的，是合理的。就如抢人的东西是不应该的，抢人一方的善意者应该谴责抢的行为，归还一切抢来的东西，而不是劝抢和被抢双方就抢来的东西进行摊分来解决事端。要不然人类社会又退化到野蛮时代了。

　　俞先生似乎认为，没有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使中国保存了“底气”的话，中国便不可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人们不禁要问：当时世界上有“底气”的大国如印度、印尼、巴西等为何没有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呢？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跟1943年11月22-26日在埃及举行的开罗会议有密切关系。这个会议是专门讨论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明显地，如果当时中国不是一个主要抗日力量的话，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本不会邀请蒋介石出席该会议。中国这60多年来能坐在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不能不承认这是抗日将士的血汗换来的。如果没有八年抗战和1943年的《开罗宣言》而按照《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与日本讲和的话，东北、内蒙、华北、台湾、澎湖列岛、海南，甚至西藏、新疆都已各自“自治”或独立了，更妄谈安理会的席位了。另外，俞先生应该知道，美国投放两个原子弹只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不是导致日本投降的原因。也许俞先生之所以提出“底气”论是因为有一个二战投降国即维希政权的法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么一个例子的缘故。俞文中提到那些在战时保护不了自己同胞的法国胜利者在二战后，把许多曾经给德军提供服务的法国妇女剃头羞辱了一番的例子。言外之意似乎要暗示的是，不是法国的一战英雄贝当元帅明智地向希特勒投降，使法国保存了元气的话，那法国根本占不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了。

　　法国胜利者把自己的妇女同胞剃头示众，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过火、欠缺文明的行为，无谓地增加了人间的伤恨。但汪精卫根本不能与贝当元帅相比。贝当元帅在二战前为法国制定了一个落伍的阵地防御战略并作了全面部署，结果法军面对希特勒机动部队的强攻时全军溃败，兵力所剩无几。在既不像英国那样有一个海峡天险作为盾障，亦不像苏联那样有一个辽阔的疆土作为灵活可攻可守的战场的情况下，不仅贝当，当时法国上下大多数人都认为投降是上策。投降后，法国分成了占领区和维希政权统治区。但法国人都知道他们还有一个戴高乐在海外领导的自由法国的存在。所以，对法国人来说，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是他们未来的希望，贝当领导的维希政权是他们临时赖以生存的保护伞。一个是剑，一个是盾。法国人在二战困难时期如果只有盾没有剑的话，二战结束后，法国不可能享有战胜国的美誉，也不可能拥有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更不可能拥有他们战后一直表现出来的民族自豪感。贝当元帅二战后主动向法国政府自首，审判他时他一直保持沉默，不为自己辩护。他显然知道，他的阵地防御策略给自己的祖国带来无比惨重的损失，这是他无法逃脱的责任，所以他甘受审判对他所作出的惩罚。我们看一看汪精卫之流在二战结束后的表现，陈公博、周佛海等一伙人潜逃的潜逃，寻庇的寻庇，没有一个敢主动出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忍辱负重，还是做贼心虚的表现？

　　汪精卫投靠日本的行为是一目了然的，他可以编出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自我辩护。但人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南京的傀儡“皇帝”穿着他自做的“新衣”而已。汪精卫当时自裁的“新衣”裁得并不高明，所以一下被人看穿。李安想当汪精卫的新的“裁缝匠”（他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希腊同行，2008柏林电影节评委主席C.Gavras加夫拉斯则一语道破天机，宣称他相信“其实任何电影都有政治性。”）。他的“裁缝手艺” 确实比汪等人要高明一些。他选用的 “布料” 是从人们对历史的健忘、对名人的崇拜，从社会靡靡之风的旺盛以及物欲生活所造成的思想空虚等这些“原料”编织出来的，所以一时颇能迷惑一些人。

　　张爱玲与李安的《色·戒》小论

　　在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我们中国人所称的“厚黑学”已像在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开始盛行。人们在生存竞争中，如果不懂得“无毒不丈夫”的“真理”，即挣脱道德的约束，不懂得成为“调‘情’高手”，即操纵人性的弱点——对食、色、财、贪、毒等的无力抗拒，来达到目的的话，他/她难免不得不尝“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苦果。许许多多的小说家和电视电影制片者都喜欢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现象为题材来进行创作。张爱玲和李安完全可以从他们时代的社会中寻找他们所要表现的“调‘情’高手”或“无毒不丈夫”的典型，但他们舍今求古，而且在几千年悠久历史所能提供的千万个古例中，却又唯独看中1939年底在上海发生的一起中统人员刺杀汪伪特工头子未遂的事例。由于张李两人的《色·戒》所塑造的汪伪特工头子造型不那么可恶（李安塑造的特工头子甚至有意令观众觉得够“男子汉”的），而具有高尚爱国情操的热血青年则被可笑地刻画成徒有其勇、成事不足、甘愿被人利用而自取其亡的人物，因此许多人指责或怀疑张李两人是在有意间接地为汉奸汪精卫翻案。

　　我们且不管张李两位是否有意为汪精卫翻案，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张爱玲曾是汉奸胡兰成的妻子，但她大部分时间没和他在一起，也不曾在汪伪政府担任过任何职务；李安读过张的《色·戒》，自称很受它震撼，他曾说中国有五千年性压抑的历史，他导演的许多电影也都与性有关。这是我们分析张李两人的动机所能依据的一些事实。

　　在1939年发生的真实暗杀事件中，国民党“中统”情报员郑萍如（王佳芝的原型）接到的一个任务是施用美人计干掉汪精卫的特工头目丁默村（易先生的原型）。有一次行刺计划的安排是：她诱使丁默村陪她到西伯利亚皮草行去买皮大衣，由等候在附近的中统特务截杀他。可是，在执行这个行刺计划时，一个关键环节出了问题。郑丁两人进入皮货店没多久，丁默村不知哪里来的警觉，突然冲出店门，钻入车子逃掉，整个计划流产。丁默村在皮货店里究竟如何产生了警觉，不了解实情的人当然尽可胡猜。张爱玲有她作为小说家特有的灵敏的选材“嗅觉”，“嗅”出可以就皮货店内幕的真相不明大作文章。就如英国戴安娜皇妃在隧道里因车祸而死，隧道里的车祸如何发生及为何会发生没人知道，因此引起了多种猜测的情况一样。（虽然后来经过法英两国警方两次耗财耗力的调查已经查明了死因，但要猜测或编故事的人仍大有人在。）

　　张爱玲在《色·戒》里把在皮货店里发生的事换成发生在一个珠宝店里。送皮衣给情人哪比得上送钻戒，尤其所要送的钻戒比麻将桌富婆们所带的钻戒还大呢。不过，张爱玲知道像王佳芝这样一个意志坚定、不怕牺牲的爱国志士不会仅仅为获赠一个6克拉或8克拉的钻戒所感动，从而会对决心要除掉的敌人突生怜爱之念头的。所以，她事先让读者知道施展美人计的王佳芝与易先生上床后逐渐体验到“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这是她在实施美人计前与她的爱国同志进行练习时从没体验到的。张爱玲想要读者相信，王佳芝由于有了性快感，所以才使她对易先生这个她原已决心要除掉的汉奸潜意识地开始产生了好感，即“人性”使然呗。（张爱玲对像王佳芝这种意志坚强的女性所作的心理分析，读过牛津英语读本Tim Vicary所写的小说Justice《公正》的人必难同意；而且事实上，真实案件的女主角郑萍如在皮货店的刺杀行动失败后，她错误判断以为敌人还没怀疑到她，三天后圣诞除夕她又决定孤身深入丁默村的虎穴，准备伺机杀敌，结果陷入罗网被捕，最后特务官员的太太们设计将她处以极刑。）

　　张爱玲知道她要让国人接受她的“人性使然” 论是极困难的。因此她又搬出中外的一些名言谚语作为铺垫。什么“权势是一种春药”、“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或“只有一支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支茶壶一只茶杯的？”这些引语都是只起陪衬作用的。张爱玲真正所要借助的一句名言就是所谓一位名学者说的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并没有理解错张爱玲的意图。）但对这句话如果予以直接肯定的话，太离经叛道，太“色胆包天”了，须要采取个“欲迎还拒”的手段来处理。因此，张在《色·戒》里写道：“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王佳芝）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是风流寡妇。”张让王佳芝如此口非心是地想，既可以不让读者认为施展美人计的特务怎么是个贱货，亦不会与前面已交待过王佳芝每次与易先生在床上完事后有“洗热水澡的感觉”发生冲突。

　　总之，张爱玲的“人性使然” 论要表达的就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也就是王佳芝为何会对敌人突生恻隐之心的原因。张爱玲由于受汉奸夫婿连累，曾被人扣上女汉奸的帽子。但她与胡兰成相恋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她也未曾在汪伪政府任职。张爱玲认为胡兰成是一个唐璜式（DonJuan）的调情高手，女人难以抵挡他的攻势和诱惑。她在《色·戒》卷首语的那句话“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就是一种表示她抗拒不了胡兰成的间接的委婉表达。她写《色·戒》，目的是想要人理解她不是汉奸，也没支持过汉奸的勾当，而只是受汉奸的情爱所困。郑萍如案子发生的年代地点正是她和胡兰成相恋的背景。张爱玲显然不是想通过郑萍如的案子写一篇间谍小说，她所塑造的王佳芝和易先生多多少少都有她自己和胡兰成的投影。因此，《色·戒》可以说是她的自我辩解。这个以小说方式写出来的自我辩解，虽经过张本人20多年的修修改改，也只不过是一篇普普通通的短篇小说而已，并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

　　至于李安的动机，他的《色·戒》不外一方面是为了阐释张爱玲的小说，另一方面是为了，诚如俞先生所言，介绍他自己的“性爱观”。有关李安所作的阐释方面，因笔者没看过电影，不敢妄加评论。俞先生的《狠踩》文对电影的三场床戏作了概括的介绍分析，不用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此可以借助俞先生的介绍分析提出一些愚见。

　　李安曾在另一部电影《喜宴》里出镜时说过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人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他把人的心理病态归结为性压抑的原因。若结合俞先生对他床戏“三色光谱”的分析，人们不由想起上世纪精神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和儿童性欲力的四阶段论假设。弗洛伊德早期把人的一切心理问题归因于人对性本能的压抑，后来他又用生本能和死本能修正了他的理论。在他早期的“泛性论”时代，他曾提出儿童性欲力的四个阶段论：口腔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和生殖阶段。后期他也不怎么提起这个假设了。但他的性研究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到了1950年前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金赛博士先后发表了《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的报告，在美国和西方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弗洛伊德的理论和金赛博士的报告也就为后来西方60年代和以后掀起的性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时至今日，人们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和金赛博士的报告仍持不同见解，褒贬兼有。

　　有关李安的介绍都称他的电影无不与性有关。作为成功的名导演，他享有几乎无限的自由可以通过现代拍摄电影和处理画面的技巧宣传他的思想。就他的影响或“权力”而论，他的名人身份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市场力量，加上同行的撑腰（如2007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主席张艺谋授予《色·戒》的荣誉），再加上他所有的宣传内容和手段都可以涂上一层“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李安所要推出的任何产品犹如一个实力雄厚的垄断公司所要推出的新产品一样，绝对可以在市场畅销无阻。若没有一个有效的制衡力量加以监督，一般观众消费者食下他喂给的“名牌”精神食品都会以为是肯定有益无害的。可以预测，李安将会继续不断介绍他的性爱观。《色·戒》的三场床戏可以看成是他通过流动的声光影色写出的一个“金赛报告”；床戏展现出来的“三色光谱”或“三步曲”则是对弗洛伊德儿童性欲力四阶段论活学活用的尝试。

　　张爱玲与李安都强调“人性”，但他们的人性观似乎仅包括人的吃、喝、性、拉等这些与动物无异的本能。即使假定他们的“人性观”也包括了人权、人的尊严、人的品质这些更高尚的人性特点，但对他们来说，这些特点在与人本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则都必须自动退却让位。中国人几千年来素有“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价值传统。西方人也有“人的尊严是不容侵犯的” 、“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价值传统。人类精神文明主要就是承袭、维护和发展这些动物所不具备的优秀人性特点而不断发展的。张爱玲为了自我辩护而推出了“人性使然”论，但20多年来，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业绩”并不好。李安利用他的名人优势，把张爱玲的产品重新包装成含有激情床戏的电影，抛入市场后一炮打红。从市场的反应来看，《色·戒》这部电影也可看成是李安推出的一餐“李记窥性特色药膳”。吃过的人有觉得“开胃”的，有觉得有点“呕吐感”的，有没什么感觉但自慰地觉得“名牌货哪有不好”的，也有觉得“好像吃了‘伟哥’或‘伟姐’似”的。“李记药膳”虽然对某些人能起急性作用，但它的主要效力其实是慢性的。人们暂时还不能判断它到底对人的身心是起补益还是耗损的作用，得等过后几年或十年几后才能看得出来。不过，在中国目前“权色交易”、“钱色交易”、“色色交易”这种阳亢风气盛行的情况下，含有“人参”成分过多的“李记药膳”能起积极健体作用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更可能首先显露出来的则将是各种不良的副作用。

　　一个懂得尊重人类高尚品质的民族才会产生和拥有高尚的精神价值。一个拥有高尚精神价值的国家才会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有鉴于此，综上所述，《色·戒》不是狠踩了国人的鸡眼，而是践踏了人类的高尚品质。汪精卫演得不是“一场‘背黑锅’、‘跳火坑’的悲剧”，而是一场“弃晚节”、“跳战槽”的丑剧。

　　胡祖庶（德国）

狠踩国人鸡眼的《色、戒》

俞力工

张爱玲的“色”

　　张爱玲的《色、戒》原著，对“色”的描述仅仅一笔带过。例如，女主角王佳芝听从“组织安排”、为国捐“躯”时，让同学梁润生“折磨了两个星期”。至于与汪精卫政府特务头子易先生的性关系，也不过是“非常紧张情况下的两次接触，一点感觉都没有”（大意）。尽管如此，小说却以“色”为题，用意应当是指，以“放白鸽”为抗敌手段不足为训，其结局不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张爱玲的“戒”

　　张原著的精华在于首饰店里的是四页内心描述。女主角王佳芝设计诱使易先生深入首饰店，以使预先埋伏其中的枪手将其一举毙之。然而为了缓和“火药桶”上忐忑不安的情绪，王女暗自推敲易先生该死的合理性。首先，王佳芝接触易先生，不是为了贪图他的钱财。即便易先生现下慷慨赠送钻戒，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付款、提货，因此钻戒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舞台上的小道具”。其次，她之与易先生接触，也不是为了巴结权势，而是奉命行事；再者，她认为“到女人心理的路通过阴道”的说法下作不堪。自己曾经与两个男人有过性关系，然而对前者梁同学极为厌恶，对后者则是提心吊胆，毫无快感，更谈不上任何感情牵连；此外，她认为权贵人士如易先生者，欢场女人必多，送个礼物不过是老男人博取妙龄女郎嫣然一笑、自我陶醉的俗套。

　　然而，就在这“精神武装”完毕的一霎那，这个从来没有受过爱情滋润的女郎，侧目发现易先生面露“温柔怜惜的神气”，心扉竟为了“被爱”而轰然一动、出现决口。于是，蓦地决定给易先生留条生路。

　　张爱玲显然不是借此情节传达“母马不能上战场”，刻意贬低妇女的能力与爱国情操。而是，揭示年轻人未经世事的善良本性，尤其是强调杀人行为非同小可、非常人所能胜任。易先生脱离险境后，之毫不犹豫地将这批热血青年悉数枪决，正是因为特工首脑的存在需要就是充当国家机器的杀手。

　　热血青年尽管像钻石戒指一样光彩夺目，却难以避免成为时代悲剧中的小道具。这种非常时期的集体竭斯底里，就像绝望中的巴勒斯坦民族一样，肆意驱使孩童献身于殉道活动。张爱玲深沉的笔触，表露了对热血青年的深切同情，也提示这种无谓牺牲必须引以为戒。至于那些草菅人命的幕后主使人，更是应当予以惩戒。

李安的“色”

　　李安的片子，把“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要求演员准确向观众传达“被爱而轰然一动”的心绪，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乎，李安将计就计，硬是把女主角“手下留情”的原因，由“被爱”生“怜悯”，改编为由“色欲”生“爱情”；另一可能性是，李先生原就有介绍自己的“性爱观”的冲动，而拍摄《色、戒》，是个展露身手的大好机会。

　　李安编排了三场床戏。然而对白却吐露两位主角之间应当有过三次以上的亲密接触。李导演透过三次做爱场面，展示了一个概括“野兽”、“常人”与“神仙”的“三色光谱”。

　　头一回，王女见易先生粗鲁猴急，示意他静坐着观赏她优雅的褪衣秀。一贯仗势欺人的易先生却一跃而起，硬是粗暴地奸辱了她。待易先生兽欲发泄完毕，又是一跃而起，把大衣往王女身上一扔，扬长而去。这时，尽管王女饱受惊骇、苦楚和羞辱，但她却为了引君入瓮、美人计凑效而露出一丝微笑。

　　第二回，二主角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各自选择有利的“制高点”，从对方身上尽情榨取最大的性满足。李导演有意无意凸现了男方侧拥女方一条腿交媾的姿势。这种印度素女经（Kamasutra）高度赞扬的“下体接触面最大”的方位，容易在静态中取得身心交融的效果。但是，易先生却沉醉于机械运动，体现出凡夫俗子还夹着条没有完全退化的尾巴。

第三回王、易以抛弃一切技巧考究，以忘我的激情拥吻，来结束一场惊天动地的性爱。这当头，双方已由下体的接触，升华到神仙般的心灵交融。王佳芝似乎出于过度兴奋，也可能为了心防的彻底崩溃而懊恼，禁不住地哭了。

易先生自首饰店侥幸脱离险境后，出于“工作需要”，狠着心将王女处以枪决，但心里明白不过，失去了这神仙的爱，往后日子只会比禽兽不如。

李安似乎有意在三级片泛滥、世风日下当头，借此“三色光谱”来端正社会道德。只是，人、兽之间可以互相揣摩，而跨越神仙门槛，却少有慧根。同时从许多观众把该片定性为“色情片”、甚至把“兽行”当作“香艳刺激”的反应看来，李安的理想主义大概不会有实现的一天。

李安的改编，反映出一个有趣问题，即艺术各有其特殊表现形式，相互间难有通融性。贸然互相转换，结果必定有得有失。为了弥补缺失，李安把张女士凸出“善良人性”的主旨，转化为凸出两性间可能发生的“超越阶级、血统、意识形态、甚至敌我关系的爱情”。尽管，这符合当前学术界对激素作用的研究成果，但却破坏了张女士原著的含蓄与严谨。不论如何，他给电影艺术分析，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范本。

李安的“戒”

　　张爱玲对“钻戒不过是道具”的描述，也很难用电影艺术表现出来。于是，李安独具匠心地安插了王女试戴戒指之后，又想即刻还给易先生的动作。无论是张爱玲或李安，都不想给读者、观众留下“王女被收买”的印象。然而，粗心、刻薄的论者却仍旧一口咬定王女“见戒眼开”。

　　就书生救国方面，李安的编剧作了大量艺术渲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镜头，便是六位青年在香港联手对付易先生的副官老曹的打斗场面。这批青年尽管有牺牲小我、深入虎穴之心，但实际面对一个敌人时，却是有枪不敢使，挥刀反伤己，乱刀杀不死，而显得狼狈不堪（此段大陆版有删节）。这说明，李先生也极力赞同，盲动行为必须引以为戒。

张爱玲的“政治”

　　张爱玲不止是对“拿阴道作为拒敌手段”、拿“青年热血充当炮灰”不敢苟同。同时，也对中国淞沪一战军事败北后，以“血肉筑长城”的悲情来取得“精神胜利”提出质疑。这篇构思了30年之久，于1980年左右在台湾发表的小说，曾引来诸多“汉奸”辱骂。此后又过了将近30年，按此脚本拍制的电影依旧引发一片谴责之声。

　　历史上，汉奸不外是指不求抵抗的投降主义者。此类人士，前有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后有认贼作父，主张将钓鱼岛拱手相送的李登辉。

　　至于汪精卫，却是个一直积极主战的党国领袖。然而，1937、38年之交，眼看军事手段失效，精锐部队弃甲曳兵，南京首都惨遭屠城，全国精华所在相继沦陷。于是乎，出于体恤沦陷区人民深处绝境，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才依循文明国家惯例，以谈判手段替代军事手段，以汪精卫政府来替代日本军事统治。

　　中国的主战派尽管大义凛然，但从来不敢面对的问题是：汪精卫若不出面，沦陷区人民的死活谁管？如果南京大屠杀重复百次，二战结束后争取世界五强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又是何来的底气？1940年以降，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与重庆政府总共收复了多少失地？“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如何保障无法跟着战略退却、四下流窜的广大人民？

不言而喻，所谓“抗战胜利”不过是把原子弹记在自己功劳簿上的狐假虎威。就客观意义，汪精卫演出的是场背黑锅、跳火坑的悲剧，而延安、重庆政府不过是苏联、美国的反法西斯道具。

言及此，张女士笔下刻画的“王”活像是“汪”的化身；六个学生则象征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幕后操纵热血青年赴汤蹈火，自己却保全实力、全身而退的，不外是退守边区的两当局；而王、易之间的关系，更是反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对待列强的如履薄冰暧昧关系，其中，有暗渡陈仓，有灿烂蜜月，有当众屈辱，也有背后插刀；有的利己，有的利人，有的自肥，有的自残。李导演在改编剧本时，可能认为综合实力强大的今天，无有必要纠缠历史老问题，由是撇开了张爱玲的部分寓意，在影片中灌注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内容 — 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部法国电影演出了一批“爱国志士”把德军占领期间与德国士兵交往的法国妇女剃光头发、以示羞辱的一幕。当时，一位受辱的妇女以轻蔑的口吻问道：“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

张爱玲的抗议，代表着失去话语权70年之久的沦陷区沉默大众，抗议对象则是空有鼓噪之勇，对沦陷区广大群众毫无助益的“爱国志士”。她的短短28页小说，掀开的不止是中国的历史疮疤，而是刺激到掩遮国人耳目的疥疮。

　　如果说，《阿Q正传》批判的是中华民族的痼疾，《色、戒》则是替抗日的“精神胜利”添加注脚。因此，它引起震撼。

李安的“政治”

　　李安与张爱玲都不热衷于政治，但凭着艺术家的敏锐，却能以风花雪夜，只言片语揭发皇帝的新衣。他们知道爱国原教旨主义的不好惹，因此举手投足间，小心翼翼地指出，“真、伪政府都有着中国式贪腐和手下不留情的通病”。许多原教旨主义者谴责他们缺少政治敏感。张爱玲熬了30年终于等到台湾开放的时机，李安又何尝不是出于政治敏感而拖到21世纪？！                                                          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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