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张爱玲“故居”有什么“文化”意义

开发张爱玲“故居”有什么“文化”意义

陈福康

我在2006年《文学自由谈》第2期上读到何满子先生的《这不是反了么？》一文时，就禁不住想：在当今中国，幸亏还有这样一本杂志！要不然，连何先生那样的有名气的老作家、老学者，在被迫不得不谈谈那样重要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问题时，而且还是另外某刊物主动约了稿的，居然还不让发(或不敢发)。连何先生那样的老前辈居然还这样，那像我这样的小辈还能说话吗？

何先生文中说，他先是写了一篇《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那本是某一家杂志编辑的邀稿。来索稿时，何先生向编辑说明了他要写的内容，编辑欣然同意，而且还作了助兴的鼓励，说这些日子捧张爱玲连同其夫[陈按，有朋友说，称姘夫更合适一点]胡兰成的起哄实在太不像话，是该谈谈这问题，以正视听。何先生原以为那篇文章的发表不会有问题，不料稿子拿去半个月后，编辑却满纸尴尬地退了回来，说上面不让发。现在，议论某些事和人常有关碍，这个何先生懂；但何先生没想到的是，大汉奸胡兰成和他的老婆[陈按，有朋友说，称姘妇更合适一点]张爱玲也碰不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之际，“对附逆的丑类可以大肆吹捧，而相反的意见却不容问世，这不是反了么? ”这就是何先生在《文学自由谈》发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的来由。我记得，郑振铎先生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写的《锄奸续论》中，揭露国民党当局包庇汉奸时说：“我们觉得‘天理、国法、人情’，在今日似乎都有些颠倒！”没想到，何先生今天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

何先生说，他本来也并不特别关注张爱玲和胡兰成被追捧这档子事，前些年“捧张风”春云初展时，他发表过一篇《不以人废言和知人论世》[陈按，记得好像也是在《文学自由谈》上发的]，里面提到了这对宝贝儿。“这些年来，文化市场大面积滑落，垃圾文化充斥，各种肉麻当有趣的奇闻怪事已见惯不惊”，令他连发发议论的兴致也已鼓不起来。这回之所以又对这对宝贝儿议论起来，是感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辽先生的盛意督促。何先生说，是陈辽先生“触动了我的良知之故”。何先生与陈先生只在多年前的几次学术讨论会上碰过面，素无交往，也从不通音讯。2005年8月间，陈先生忽然来了个电话，告诉何先生：据台湾某报消息，上海某大学将于10月间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陈辽先生说，际此抗战胜利60周年，为这样一个附逆文人开会纪念，不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嘲弄，民族气节的挑衅么? 何先生激于义愤，于是就写了那篇后来被退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

好在后来《文学自由谈》发表的《这不是反了么？》中，全文照录了那篇被退稿。这不仅让我们读到了一篇妙文，让何先生、陈先生和很多像我一样的读者出了一口憋着的恶气，更是为文坛伸张了正义。否则，我简直怀疑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再讲“民族大义”这样的事了。

《这不是反了么？》说：“据悉，由于几位正义人士的仗义执言，明理的有关当局已经制止了陈辽先生所告知的那个‘张爱玲国际讨论会’。但怪事却仍层出不穷。正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这个汉奸老婆原来和胡兰成的‘香巢’，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常德公寓(旧称爱丁顿公寓)赫然挂出了‘张爱玲故居’的招牌，俨然将这汉奸老婆当作伟人来供奉了。至于南北报刊对张爱玲、胡兰成连带对夏志清《小说史》的吹捧叫卖，更是如火如荼。什么叫丧心病狂? 这就是。中国人民遭敌寇的屠杀，遭汉奸的蹂躏刚过去60年，人们竟会如此健忘，这，这，这，该说什么好呢? ”

我后来在路过常德路时，也看到了那块招牌，感到丑极了。我甚至也不禁想起了何先生说的“丧心病狂”一语。

何先生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记得张爱玲“在敌伪时期，她一面在南京陪随着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汉奸头子之间，一面又在上海走俏于敌伪统治下的文坛。在敌伪圈子里，她和胡兰成自然是一对才子才女，但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 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胡兰成逃窜到温州时，张爱玲还痴情地赶去和胡逆共命运。只是因为这逆贼已经另姘上一个伪军官的小老婆，张爱玲才哀怨地和他告别。如此痴恋一个丧失了民族大义的逆贼的女人，其品格、其灵魂难道还须费词解说么? ”因为何先生激愤之下用了一个民间俗词“狗男女”，就有人痛心疾首，在报纸上发文，义正辞严地说何先生是什么“话语暴力”，“反文明”，说研究“文学现象”是不能骂人的。我当时看了真有点发噱。何先生那写的是“研究论文”吗？那是杂文啊！何先生文章是在研究“文学现象”吗？那是在痛斥附逆的“宝贝儿”啊！骂了一句“狗男女”又怎样呢？记得当年郑振铎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写的《锄奸续论》，就说过“关于‘奸’‘伪’一类的东西”连狗都不如，其实称狗都不配，“他们是为虎作前驱的‘伥’；他们是蝗虫；他们是‘野狼’。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人群的渣滓……”！还有批评家说，何先生是“政治压倒文学”。难道一谈张爱玲甚至胡兰成，就都算是“文学”了？难道什么东西一沾上“文学”的边，就都变成反不得的“文明”了？（这使人联想到某“诗人”杀妻，竟也为有些人津津乐道，变得似乎成了一件有诗意的事了。）难道那种对张爱玲甚至胡兰成的无耻的追捧，不就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行为？何先生激愤地反驳对他对非难说：“胡扯!……这里面有百年中国的灾难史和屈辱史，有亿万人民的血泪，有抗争和背叛的斗争，有民族气节……内容沉重得不胜载负！”

当时，我也想写篇文章“声援”何先生，但考虑到我如写这样的文章那家报纸不会发，也就没有写。反正何先生的驳斥文章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不料在2007年8月上海某家文学类报纸的头版上，又读到了《上海拟开发张爱玲故居》的报道：

“位于上海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曾是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住所，因此成为众多‘张迷’心中的‘圣地’，近年来，经常有海内外‘张迷’前来拜访，但由于故居内有居民居住，并不对外开放，很多人只能悻悻而归。据悉，上海静安区目前正筹划把常德公寓建设为一个文化名人书店……

“据了解，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重新定位张爱玲故居，为此特别邀请了沪上专家学者，对常德公寓改造方案听取多方建议。一些专家认为，常德公寓尽管几易其主，内部格局调整过，但仍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作为普通民居实属资源浪费。不管故居改建设计方案如何，605室都应当被辟出，恢复成张爱玲当年居住时的模样。据悉，目前初步设计方案为将公寓部分楼面设为名人书店，同時开放故居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

上海及外地还有一些别的报纸也发表了这一消息，造成重大的影响。

看了这则头版报道，如果内容属实，我对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某区人民政府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在党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今，居然有这样的觉悟和魄力，“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要“开发张爱玲故居”，“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于是我就上网，寻找该区人民政府的网站，想找“区长信箱”，向区长谈谈一介草民的想法，岂料“区长信箱”几个字在网站上倒是有的，但根本就不接受市民的信。没办法，我只好写一篇文章想争取在报上发表了。

我想，既然报纸上可以公开报道这样的消息，那么，作为一个上海市民谈谈自己的一点不赞成的想法，总也是可以的吧?岂料投了市内几家报纸，都不愿登；又投了国内南北几家报纸，还是都不愿登。都好像非常有忌讳似的。我最初还打算用笔名，后来一想怕什么，就用真名实姓，堂堂正正，文责自负；却不料那些报纸的主政人竟这样胆小！原先以头版报道《上海拟开发张爱玲故居》的那家报纸，我认识其副总编，就半开玩笑地问她：“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言论自由？”在我的“激将法”之下，她终于答应发表我的文章，删去了一些她以为太“刺激”不妥的语句，而且还将见报前已拼版的定稿发给我看了。我想，删掉一点能发，总比发不出好。我还把拙文将要发表的消息告诉了几位朋友。然而最后还是没有见报！据了解，是被总编在最后时刻枪毙了。我打电话去问，总编的理由是：这条“开发张爱玲故居”的消息是不确切的，已引起有关的“督察部门”的查询。他查明消息来源是此前上海某早报的报道。然而我感到不解的是，“不确切”的消息可以醒目地登在头版，在已经造成了重大影响后，读者的反对意见却坚决不登，这算是负责任的态度吗？如果说先前是传谣，那么你也有责任辟谣啊！

其实我知道那个“消息”还是确实的。在“圈子”里的人早就传开了。我还特地再去找所说的那份早报，只见在“上海要闻”版果然有题为《张爱玲故居开发想象中》的报道。不过这件事决不仅仅是什么“想象”，报道中也明明写着：“据可靠消息，常德公寓所在的静安区人民政府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该报道还画龙点睛般地提到：“常德公寓在张爱玲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还是她与胡兰成相恋的地方。”还特地引了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对这个“故居”的生动描写。写该报道的记者看来与那些“众多‘张迷’”一样，把一件无论从新道德还是旧道德来看都应该是丑恶不堪的事情，津津乐道地提出来。真是肉麻当有趣！报道还说，该区文史馆馆长还特别表示这个建设方案“要能接受‘张迷’的检验”。

那么，不是“张迷”的人们，就没有发言权了吗？想想真是憋气。我的朋友们就鼓励我把文章发到《》。我就把原先写的文章的部分内容抄在下面。

首先，上海某文学报的头版报道把如今那样红得发紫、已经登峰造极的张爱玲，只用这样简单的一个“上海女作家”来称呼，就可了得？“能接受‘张迷’的检验”吗？而对另外一些读者、研究者来说，张爱玲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上海女作家”。记得有当代名人把张爱玲狎称为“会说是非的女狐子”。有学者给她的定位是“现代都市世俗作家”，又有人称她是当今“小资”文学的老祖宗，那当然是从正经的“文学研究”的角度说的；但我的一位朋友说，既然是“都市世俗作家”，那么我们从一般“市民”的角度，用一句市井“世俗”大白话来概括当年的张爱玲，那其实她就只是一个大汉奸、大流氓的小姘妇而已！朋友的这句话听上去确实难听，但张爱玲可以做得出那种难看的事，别人就连说也不能说？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吧！

张爱玲是怎样“红”起来的？有一些铁板钉钉的事实和常识，捧张的某些学者是从来不说的，“众多‘张迷’”大概根本就不知道。有人“模仿一次龙应台”说：“请用道理说服我。”很好，我就再次（因为大多已经由何先生等人说过了）从张爱玲如何“出名”的过程，举出一些事实和道理来：

一、张爱玲在文坛上的最初的“出名”，是在日寇占领下的地狱般的上海。多数作品不知羞耻地发表在敌伪的报刊上。她也发表过极端荒谬的言论，例如她甚至站在日伪的立场上，造谣污蔑蒋介石因为抗日，中国人死得太多，下了命令号召中国官员大讨小老婆！我读到过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泼一点儿冷水》，孙先生即强调张爱玲“最初的小说大多发迹在汉奸的‘兴亚建国系’报刊上，并为他们所捧红”。试想，在绝大多数上海人毫无人权，生命完全没有保障，正派作家不可能正常发表作品的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她的作品却在一片肃杀中异常突出地“一枝独秀”，这本身不就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吗？据说有人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她）难道不知道，“张爱玲的上海”是当时的人间地狱？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再“美丽”，似也谈不上是“我们”文坛的什么“收获”。至少在客观上，只能是为“它们”（日伪）装点“文坛”门面；或者只是为当时那些醉生梦死或浑浑噩噩的“读者”填补精神空虚。我觉得，现在的张爱玲研究者对张的作品的研究，大多好像是把一朵“花”从土里拔出来，甚至尽可能甩尽它根上沾带的泥，然后放在桌上眯起眼来仔细欣赏和“研究”。其实，在泥地里看一朵“花”，和在桌面上看，感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你看看当年发表张爱玲作品的那些报刊，看看上面的其它文章、报道、照片、插图等等，我想一定会有更深切的特殊的感受。

还应该指出，张爱玲尽管很有“才气”，但当时发表小说的时间，一共也就是短短的两年（1943年至1945年，最黑暗的两年），数量一共也就是寥寥二十来个短篇。那些发表她的作品的报刊印数也不会多，发行地域当然主要也局限于上海。但当时在上海真的有闲情逸致读它的读者也少得可怜。在后方的作家、读者，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她的名字。可见其当年的影响绝不像今天那些“张迷”学者胡说的那样“伟大”。我最近看了当年一直在上海行医，1949年后一直生活在香港和美国的陈存仁写的《抗战时代生活史》，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陈先生当时尚且属于“高等华人”，但他回忆的沦陷的上海简直“不知人间是何世”。“张迷”们如要了解张爱玲作品的写作背景，真应该看看这样的书。陈先生书中两次写到附逆女作家苏青，也写到胡兰成，却一句也没有提到张爱玲。

二、张爱玲在文学史书本上的“出名”，是在“冷战”时期，在世界上两大阵营剑拔弩张之际。有一个领受美国官方情报经费从事特殊研究任务的美国教师（当年大概还不是教授吧），在一本为美国有关特殊人士提供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特地为她立了远远超过写鲁迅等人的字数的专章，第一次作了大肆的吹嘘。依我看，有这种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的书，怎么也算不上是一本真正的“学术书”吧；当然，做学问的人也可以参考利用。该书充满了赤裸裸的反共、反左翼文学的陈词滥调，当然这是的“自由”；但我们不反共的人，就不必把它捧上天了吧？事实上，该书一问世，就遭到过国外严肃的学者普实克等人的商榷和批评。再说，当时这本书的印数也不会很多，中国人看到的当然更少。某些将它奉为经典的中国学者就把它当成秘宝。近年中国国内已有此书的版本，但要注意的是已经经过了很多删节，并不全是原貌了。据说对这种删节还挺不满意的。

三、张爱玲真正大大地“出名”，只是在最近约二十年间。先是在我国的台湾省，然后风靡大陆。台湾有些人竟把几乎没有在台湾生活过的张爱玲判为台湾作家，将其作品列入“台湾文学经典”。这真是大大出乎其本人的意料，也大大出乎那位美国教授的预想的事。那些吹捧的调门，一个比一个高，好像有点儿我们听过的一个讲吹牛皮的相声。什么“说不尽的张爱玲”，“永远的张爱玲”，什么“鲁迅之后最伟大的寻求者”，什么“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读张爱玲”，甚至有说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五四最伟大的作家的。其实五四时她连生也还没有生出来呢！有人感到只要沾上“张爱玲”三字的东西就好得不得了，于是还创造出“男版张爱玲”这样可笑可鄙的词，甚至还伪造了“南玲北梅”的“历史佳话”！有人说“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她写的就是“圣经”，读她的东西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然而张爱玲本人对这种吹捧似乎倒是嗤之以鼻的，这也许还颇伤了“张迷”的心。而一些“张迷”却越来越不理性，有的简直到了颠狂的程度，例如，有人赶到美国竟专门去翻垃圾箱寻找张爱玲的废弃物和秽物，害得张爱玲逃之不及。你说恶心不恶心！

张爱玲固然是有几分“才气”的，文字功夫不错，也会讲故事。但在我看来，最多也不过像何先生说的，是“西风派”和“鸳蝴派”相结合的“佼佼者”而已。她的大多主要描写女人如何堕落、男人如何调情、人格分裂、心理空虚、变态畸恋、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等等的东西，就真的那样当得宝贝吗？有什么思想意义、社会意义甚至“永恒意义”可言呢？据2007年年底网上调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张爱玲的书有455种之多。其中张爱玲写的（包括编、译的）229种，那么，此外的226种就应该都是别人写的（包括编的）有关她的书了，包括学位论文50种（其中博士论文17种）。实际上，国内出版的有关张爱玲的书的数目应该远远更多，因为我们知道限于经费和库房容量，大量重复出版的作品选集国图是不会采购的。另外，那些没有主动寄给国图的学位论文当然他们也就没有收藏。由此可见，这股“人来疯”是多么地不可思议，看来已经不是孙教授说的“泼一点儿冷水”便能清醒的了。（作为比照，民国时期真正全国闻名，写作时间、数量多得多的女作家丁玲、萧红，国图收藏前者的书有335种，包括学位论文20种，其中博士论文7种；后者的书248种，包括学位论文24种，其中博士论文8种。）

由上可知，张爱玲之异乎寻常的极不自然的成名，是有着明显的人为炒作的因素的。这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文学泡沫”。当然，只要是“泡沫”，我想总有一天是要破裂的。最近，我还读到了陈辽先生的论文《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山东社科院著名学者丁尔纲先生的论文《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历史学者林治波先生的论文《张爱玲—— 一个不值得赞许的人物》等等，感到都是深刻说理的好文章。这里，我很想引用林治波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张爱玲大节有亏，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爱。海内外舆论之所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赞颂有加、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个人才气和写作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一个不甘屈辱、为国奋斗、好帮乐助的人，即使衣衫褴褛、污垢满身、目不识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张爱玲之流只顾一己之私，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的所谓‘文学才女’，尽管出身名门、衣着考究、才华了得，却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发着腐臭的气息。‘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海涅的诗句。‘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这是别林斯基的名言。从道德角度看，爱国是对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对于那些在国难当头之秋，对民族安危视若无睹、对祖国命运不肯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如张爱玲之流，我们是应当弃之如敝屣，还是敬之若神明呢？”

可惜，这样的议论，似乎并不属于当今“文学评论界”的“主流”。

我觉得目下这种胡捧张爱玲的状况，简直可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一。是在什么大小环境下，由于什么主要原因而这样大出风头？这当然是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多说，但其实此中奥妙很多人心里都是清楚的。孙绍振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严肃指出，张爱玲“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节有亏，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也是不可忘却的历史”。他又指出，每个人都可能有偏嗜，“但是极端到歪曲历史的程度就变成偏执了”。所谓“众多‘张迷’”难道不正是有点“偏嗜”，甚至有的“变成偏执了”吗？我认为，一些“张迷”的“偏嗜”甚至“偏执”，问题还不大；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掌握公权力的部门是不是应该如此迎合那些“众多‘张迷’”呢？报道中说的政府部门“特别邀请”的那些“沪上专家学者”是哪些人，他们的意见是不是真的那样一致，我不清楚；我想问的是：那几位“专家学者”是不是就代表了沪上乃至全国的专家学者？沪上乃至全国的专家学者中就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吗？我上面写到的何满子先生、陈辽先生、丁尔纲先生、孙绍振先生、林治波先生等人，难道就算不上“专家学者”？

据我所知，抗战胜利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发布过《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议》（胡风起草），对“附逆文化人”的定义的最后一项有“其他不洁人物”。张爱玲还算不上“不洁人物”？谁也无法否认胡兰成是一个大奸逆吧，那么，那样死心塌地地附在他身上的张爱玲还不是一个“附逆文人”？抗战时期，郑振铎先生一直坚守在上海，据说他最初曾托人转告张爱玲，劝她爱惜羽毛，不要在敌伪的刊物上发表东西，甚至提出可以由开明书店预付稿费，等河清海晏后再印行。我认为这件事是可信的。可惜张爱玲一点听不进郑先生这样的忠告。还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处境尴尬，郑先生同情她，特请某女作家为张爱玲写正面张扬的文章。这件事我认为绝不可信。

正是郑先生，在抗战胜利后立即发表了著名的《锄奸论》，认为即使“因生活的压迫不得已而……在敌伪刊物写作无宣传性质之文字者”，也是“第三等罪犯”，“所谓‘文人’，在敌伪主办之刊物上尝发表文稿者（除宣传所谓‘大东亚’主义之流，应加以叛国罪外），应按其情节之轻重分别治罪，并不准许其以任何姿态在将来刊物上出现。”他的态度是何等鲜明！你可以认为郑先生的说法是不是太严厉了；但郑先生是从敌寇占领下的魍魉世界经历过来的人，他最明白“‘奸’‘伪’一类的东西”的可恨可恶，他也最有发言权！他当时在《锄奸论》中大声疾呼：“如果不彻底的来一次肃清、清算运动，我民族的前途依然是十分的暗淡无光的；我们这一次的胜利，依然是不能算是彻底的。”在《锄奸续论》中他又说：“被捉的汉奸异常的少！”“教育、文化的汉奸至今被逮捕的最少。”“法国捉了十多万的‘汉奸’，比利时也捉了八万多，而且都还在继续的捉。我们的土地人民比他们多多少，广大多少，汉奸比他们又多多少；而且沦陷的时间也比他们长久得许多，如何各地所捉的人数反倒如此之少呢？”郑先生提出的问题至今令人深思！

事实正如郑先生说的，当年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我们国家的锄奸运动，是很不彻底的。正因此，带来的恶果直到现在还不时体现出来。对照我们的邻邦韩国，人家直到最近还第三次在剥夺没收当年“韩奸”的财产呢！而现在我们这里呢，稀奇古怪的不以为耻的事却层出不穷：前些年在北京，有人企图借鲁迅居住过的名义，发起保卫、重修八道湾“周作人故居”；在发生过30万人被日寇大屠杀的南京，有单位为周作人挂起了有纪念意义的什么“堂”的匾，有人好意指出其不妥，竟遭他们嫉恨；就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几乎人人都在感叹“出书难”的时候，中国最大的两家社科院的出版社，居然同时隆重推出既称不上学者又称不上作家的胡兰成的三本“著作”，那简直是对那些出书难的学者的莫大的嘲讽和刺激……

我们不是经常批评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不深刻吗？如果照上述有些中国人甚至有些中国单位部门的认识水平来看，我们还有没有资格说人家日本呢？我们不是曾经批评日本有的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吗？你可知道甚至在战争期间周作人就主动去参拜过靖国神社吗？然而直到今天却仍然还有人无耻地企图淡化甚至美化周作人的汉奸行径呢！由于当年国家对汉奸的处理草草过场，多年来对有关历史问题的教育也不够，造成甚至有些文学界老一代人物也会出现糊涂的言论和做法。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

前些年，一位郑振铎先生的学生孙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说他与几位1940年代的上海老作家主编了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已出版，希望我写一篇书评。他还特意把出版社送他的这八本新书送给了我。我一看书前《卷头语》中说，“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而作家阵容泾渭分明”，该丛书“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积极意义和写作水平很高的优秀作品”。我马上说，这样的书我当然应该拜读并写书评。我回家看了以后，感到大部分都选得很好，只是有一位主编者写的序文中，把当年张爱玲经常投稿的《杂志》说成仿佛是本正常的“文学刊物”，还称赞它“办得有声有色”，我是不能同意的。（1940年代虽然我还没有出生，但我看过这份刊物，是一份汉奸杂志。我知道它的编辑中有共产党打入的秘密工，但这不改变它是一份汉奸杂志的性质。）而且，编选者还选了张爱玲的一篇写“父女恋”的小说，描写女儿怎样处心积虑地排挤亲生母亲，一点一滴地霸占了她父亲的感情。简直恶心得我要呕吐！这也算是“有积极意义的优秀作品”？于是，我只好如实地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告诉孙先生，说不愿写书评了。孙先生并不知道选了张爱玲这样的作品。他也同意我不要写了。

再回到“故居”一事上来。尤其令我想不通的还有，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革命烈士郑振铎在上海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正在静安区（郑振铎为国牺牲后，上海市文化局的有关领导曾经打算将它作为郑振铎故居保护下来，后因“文革”而耽搁未果），前几年却被无知地拆除得无影无踪！郑先生的另一处在静安区住过的地方，鲁迅、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都去过的（我还专门在报上写过文章，还特地直接告诉过静安区文化局的有关同志），却一直连一块牌子也没见挂过，最近听说也已被拆除了！两相对照，反差岂不太强烈了！又据我所知，民国时期真正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萧红，在上海都有故居，都没有被“开放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却不料有人独独对张爱玲和胡兰成的“香巢”这么顾惜，报上竟然还称之为“圣地”，而且还是“政府行为”（还要动迁居民？），真是难以理解，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了！其实，胡兰成的“故居”也离那里不远，“众多‘张迷’”也一定很感兴趣的，为了不使他们“只能悻悻而归”，是不是也会一起“开放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呢？

此事我最反对的是两点：一是所谓“文化资源”。请问张爱玲代表的究竟是什么“进步文化”？二是“政府行为”。人民政府应该代表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仅仅“接受‘张迷’的检验”。这个所谓的“故居”如果真的建成，只能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耻辱，因为这于“天理、国法、人情”均不合！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如果压抑不同声音，必将引起更大的反弹。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箭绷在弦，不得不发。我认为堂堂中国十多亿人，应该有强烈地提出这样的“异议”的声音了。我这篇文章就比原先不让发表的那篇写得更为“激烈”。

近日，我激动地看到在《文艺报》上陈辽先生又发表了论文《不能用“人性”掩盖一切》，文章最后他说：“纵观中外文艺史，还不曾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国人民，对一个不讲民族大义、不讲民族气节，又对母国如此绝情的作家[陈按，指张爱玲]这样赞誉交加，想要为她建立‘纪念馆’，为她开国际性研讨会，为她恢复‘故居’，为她宣扬倾向性很坏的《色，戒》。这些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岂不是黑白完全颠倒，是非完全混淆了么？”

我敢在这里断言，这个令某些人生发出无限“想象”的所谓“故居”，是最终建立不起来的。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异想天开罢了。不过，现在那些无知、颟顸、又还很想博得“解放”“开明”的声誉的“领导”也许也并不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对，此事竟然办成也并非绝无可能。（事实上，那块牌子不是已经早就挂起来了吗？上面不是堂而皇之地署着“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的大名吗？）因此，我这样的文章如果发表，也就必然败了某些人的兴头，也必然会遭某些人的嫉恨咒骂，甚至可能遭遇完全丧失理性的行为。已经有朋友关心地提醒过我了。我虽然言辞激越，脑子是十分清醒的。当然，我也有点担心，脑海中也就产生种种“想象”。但其中有一种“想象”是：如果谁真的竟然敢于用“政府”的名义为涉奸不洁文人建立、开放“故居”的话，那么，也会有人用“人民”的名义砸了它的！类似的事，近年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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