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砸烂
一
晚上九点多，他和乔丽在灯下做各自的事情。她在专心地从借来的一些医学杂志上摘抄资料，做卡片，她得多多益善温习和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居住条件虽简陋，跟一九五九年住的小洋房不好比，但久违了的生活的温馨之感，却悄然来到心头，而且一下子浓郁得甜腻腻的，弥漫在小屋里，萦绕于呼吸之间。他心存感激地悄悄看了一眼乔丽。一切都在于她，一切都来于她。女性是伟大的。
他拿着《西行漫记》，已经读完了，但有点爱不释手。韩愈再世，来写此文，也不过如此吧。我们总自以为古老文章大国，比外国人强，其实也只能说各有千秋，西方文学史上那么多作品，是可以跟中国文学比一比的，现代以来，明摆着是我们心悦诚服取法于人家。我们没有无穷细致分化发展的哲学，而哲学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科学，我们的哲学说来说去还是大而化之的儒、释、道，怎么够用来催化现代的文学呢？仅从这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想了解一个美国记者是以怎样的头脑和勇气观察分析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及其国际环境，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中国红军及其被“国民政府”重金悬赏的毛泽东等人的情况，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国民党与蒋介石以及在一个外国人笔下的“西安事变”，想了解一九三六年那时中国西北民情风貌，总之，想认识那段政治历史、自然社会的真实可感的方方面面，就得阅读这本书。
此书直陈见闻，挖苦幽默，无所顾忌，却对事物的两面尽量抱着客观分析的态度。一九三六年的一个美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当时思想与策略的熟知，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认识，中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未必能望其项背。对长征刚到西北不久的红军进行数月采访，写出了这本书。达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不朽的程度。不朽虽然与它的选题有关，与它的文笔有关，主要在于它客观、真实、公正，修辞立其诚，否则，也就失去了价值。范公望舍不得借给他，应该说是版本原因，出版于一九三七年的这本书，亭州可能就没有第二本，而此书解放后没有再版。但他这个读者并没有读出什么“有碍”的东西。不再版如果出于某种掌控，这掌控不过是鲁迅所说的“扯淡”而已。
窗户上忽然有轻扣的声音，他和乔丽不由得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问，哪一位？外面有人回答，是我！他听出来了，是范公望，不知何事此时来到，有点异常。
他开了门，范公望站在门口，跟乔丽礼貌地一点头，对他说，我们到外面说话，那本书你看好了吧？
他从桌上取了《西行漫记》，送在范公望手中，说，读过了，很好。
他关照了乔丽一声，就跟范公望走，像两个做地下工作的人一样。到了一处隐蔽而黑暗的地方，范公望停下来，看着他，压低声对他说，你要作好准备，军管会可能要抓你！
他一听，头皮麻麻的。但他本来不就似乎是有思想准备的吗？他仍不可自止地感到一种恐惧和悲哀，说不出话来。
范公望说，不止你一个，他们要在造反派里逮捕一些人！这是史宏透露给我的。军管会找他去，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他为你说了话，说你实际上不存在历史问题，但军管会并不是找他商量的，而只是出于某种考虑，告诉他而已，并且给他提了要求。史宏也很悲观。虽然他通过分裂已经跟造反拉开了距离，但这样逮捕人，在他心理上还是会有反映的。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说我最近跟郁老师倒有点谈得来，我能去给郁老师说一声吗？他说，文革以来郁老师已经被抓过两回了，他能挺得住。我说我有一本书在他那里，我要冒险去他那里一下，把书要回来。史宏说，既然这样，那你给他说一声也无妨。文革发展到这一步，真是想不到，我们太幼稚了。史宏竟然说了这句话，有点黯然神伤，也无能为力。
他一阵感动，说，多谢你，还有史宏！他伸出手去，范公望跟他握了一下。他惨然一笑，说，如果我还能出来，跟你再高谈阔论一回！黑暗中的范公望也惨然一笑，说，好吧，一言为定！把手向他伸来，他用力握了一下，就各自掉头离去。
他发觉，在他和范公望之间，有某种东西超乎彼此的观点、见解之上，而这种东西，在文革这样的紧张情况下，越来越显得珍贵重要了。
他回到屋里，把门关了，坐下来，面对乔丽，而乔丽也一直看着他，就等着他告知刚才出去的情况，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看着乔丽对他睁大着的黑眼睛，忽然觉得一切是多么荒谬！然而却无法摆脱，因而有着双重的痛苦！他几乎是平静地说，我竟然，确实，又要被捕了！这回是军管会来抓我。他惨痛地看着乔丽，乔丽也惨痛地看着他，好像顿时坠进了恶梦。循着文革以来的一种逻辑，他陡然清醒，果敢地说，不要怕，这只不过是又一场闹剧！
乔丽没有说话，但乔丽的神情说明她立即相信了他，并且做好了某种精神准备。这令他欣慰，虽然也令他痛心。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你照上你的班，做你的厂医，不要跟别人谈我、谈文革，一问三不知、一百个不开口。
要不要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读的书，还有可曾写过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要整理的，日记、文稿，一概没有，只有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哈哈哈。他竟然笑了起来。
不一会，他和乔丽已经随意漫行于小城的街巷，直到疲倦让他们不得不回到屋里，睡了下去。他们很快就睡着了，真是一切置之度外。他们一觉到天亮。乔丽买了较为丰盛的早餐，一起默默地吃了。这分别的情景跟七年多以前真有点类似。生活好像总是会这样那样地重复一些情景。乔丽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要上班了。他把乔丽送到路口，平静地说，你上班去吧，我不要紧！乔丽看他一眼，平静地点个头，骑车而去，在街口转弯不见了。他回屋收拾了一下，也去上班。
他坐在他的办公室，即学校教导处旁边的刻印室里，阅读《毛泽东选集》。心情跟看到军人们举着语录本上街那时，是多么不同，好不令人感慨。九点多，那个似乎等待着的时刻如约一般来到了，一个穿军装的人出现在门口，是军训小组的张科长，后面跟进一个穿着很朴素的蓝布制服的人，虽没有打过交道，却认得是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大约姓牛。亭州小城，彼此有时能一天遇见三回，时间长了就能这样大体上知道人，心照不宣，却不必相识。本能地出于一种礼貌，他站了起来。
张科长站在门口就不动了，也不说话，用一种似愁似怜又似厌恶的眼神看着他，而那个牛副局长走上前来，并不说话，从包里取出一纸一笔，放在他面前，他一看，也无话说，拿起笔来在上面指定的位置签了“郁平”二字，心不惊、气不喘，轻轻放下笔。那一纸，就是逮捕证。
牛副局长把逮捕证和钢笔收进包，从包里取出铐子。他也就伸出双腕，铐子发出轻轻的而又毫不含糊的“咔嚓”一声，双腕被紧紧铐在一起，标志着从那一刻起你失去了自由，去经受特殊的人生旅程，前途莫测。他虽然多么有精神准备，头还是晕了那么一下。
牛副局长往旁边一让，不用吩咐，他走出了刻印室，在前头走，牛副局长在后面跟着他。至于军人张科长，大约在刻印室门口还伫立了那么一会，注视着他被押走，心中说，一切是无情的、必然的、不值得同情的。他缩肩收臂，让袖口能遮住手腕，装得很自然，也就一直走出了校门，他不想让人看出他的被捕，倒不是因为怕丢人，而是觉得悄悄的离开比较好。他感到一阵羞愧，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个世界。他熟门熟路，走进了看守所。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捕是在校长室，那是十分突然的，还开了全校大会，有意隆重地宣布了他（以及学生刘镇琛）的被捕；第二次被捕是晚上来了一位民警把他从家里叫进派出所，而后从派出所带进看守所，是有意缩小影响；这第三次被捕，既光天化日，又平平静静，最接近正常的形态。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七个月之中，他被拘捕三回，要说这就是文革，真有点匪夷所思、对不上号，但这至少确实就是他郁平的文革，一切都在事理之中，不在逻辑之外。他越来越有把握，不管他的被捕是多么正式，还是不会算数的。但会不会硬是成为不可改变的结果？一切会到那样的程度吗？想来想去总还不至于。不过，事情的某种严峻性，又一次让他有了亲身的体会。
一进二道门，透过一个号子的栅栏，他一眼看到了关在里面的宗进庭，老宗冷峻精明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神色，但迅速也就因为明白了什么而平静了。他向宗进庭把头一点，宗进庭也向他把头一点。他向里面走了过去。
看守所是把宗进庭安排到靠近门口来了，这里座南朝北，倒是适合往夏天过的。跟宗进庭关在一间屋里的好像是公安局的汤局长，该是跟宗进庭一批进来的。他不由得体会到，他们的进来，在他们的感受上，该是有某种荒谬性的，因为简直是颠倒了世界。那是“一月风暴”当中群众的要求，在那种激情范围内才可以理解。而他不同，他的每次进来，都是出于组织的行为，再怎么样也称不上荒谬，最多只是弄错而已，这之间的意思总之有着很大的不同。文革群众运动的气势，好像是要改变这种不同的，这里面有一种绝望的东西，而写在《十六条》上的一些话，比如“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却似乎正是把这种绝望变成了一声呐喊……
他被押往对面的号子，一间大屋，里面已经有十多个人，旁边也是一间大屋，也已经关了有十多人。他被解了手铐，关了进去。那些人都在通铺边上坐着，垂头丧气的，一见他进来，都盯着他，失神的眼在判断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被抓进来？那些人显然都是些青年工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们。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些就是军管会从造反派里抓来的人，只是不见刘克成这些头面人物。
突然，其中一人从墙角那边跳下地，一步到他面前，喊他：郁老师！你怎么……也进来了？话到最后成了悲声，那悲声更多的是为了这共同的不幸的命运。
他一看，是包吉，他记得是华兴机械厂的。大眼含泪的包吉把双手举起，晃动着，仍然戴着手铐，对他说，郁老师，这是镇压我们！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说得对啊，他们真是“何其毒也”！接着就朝着栅门外面怒吼：打倒走资派！打倒一切走资派！声音嘶哑，可怕地打破着监狱院子里的寂静。但不曾有人来管。他们不理睬这个狂怒的造反派。
他抬头看到，对面有一个高出房顶的四角形岗亭，他以前没有看到过，不知于何时新砌的，分明有一挺架得好好的机枪朝着这一边，机枪旁边有一个持步枪站立的战士，面朝着他们。而宗进庭他们那边，相对说来，是岗亭上的射击死角，也是监控的盲点。这高高的岗亭、正对着他们的机枪、时刻警觉着的战士，在实质性的意义上决不只是形式，虽然也许永远都没有表现其内容的机会。这个岗亭就把他们这些人目前的身份和处境明白而现实地告诉了他们，不容含糊，不管他们是否买账。
他不知道该怎样让包吉安静下来，别的一些人走上前，拉住包吉，拉到铺边上坐下，劝说着。这些人都同样是在逮捕证上签了名，用铐子铐进来的。他们被捕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只除一个例外，那是本来关在这里的一个死刑犯，是郊区的一个农民，一个月前因吵架失手打死了生产队的保管员。死刑犯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精神是完全萎靡了，但身体宽棒，很结实，失神的眼茫然地朝外望着。
就连这个死刑犯也没有戴手铐，为什么包吉还戴着手铐？原来包吉一直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而且身强力大，所以唯独是从厂里反铐手臂，用汽车送来的，嘴还被扎了起来，进来之后才把双手放到前面来，但仍然上了铐。包吉进了看守所还是反抗，就挨了打。他们把包吉的衣服掀起来让他看，他看到包吉身上有多处被踢打出来的青斑。他没有说话，然而人们注意着他的神色，从他脸上看出了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上了铐子就不算好人，进了这个门就更不用说了，你不服降就可以打！这里面一向就打犯人的。”这些可怜的人好像为了要让他想得开些，向他做着这样的解释。他听了也无话可说。
郁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你？戴着铐子的包吉倒来关心他。
我？他自己一时倒回答不出。
因为你支持我们！你为我们“工红”办了报纸！包吉十分干脆地做出这个判断。别的人听了，一齐很敬重地看着他，他们本来晦气色的脸上都有了一种亮光，腰杆也挺了起来，好像因为他这个会办报纸的、因而不言而喻很有知识的人，竟然也来和他们一起坐牢，这坐牢的含义就完全不同、被提升了。顿时，有一种温暖气息从这些人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在他四周升起，充斥洋溢在牢房里，来温暖着他的心，也温暖着这些人自己，所有的人都暂且忘记别的一切而相濡以沫地团聚在一起。他觉得唯有他心中还保留着一块自己的很冷静的地方，但他无法、并且其实也不必让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他几乎完全认同了跟这些人的完全融和。他点头，说，是的，主要大概就是因为办《红色造反报》，其实才办了第一期，而且我只是做技术性的工作，但是……。他忽然觉得话已多余，再说下去就要让这些人对他感到失望了。
正好急性的包吉打断了他的话，说，郁老师，你不要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毛主席这句话当然是被压迫者的真理，但在此时此地听来，多么无力，甚至都感到没有意义了。而这次造反，很容易被看成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文革以来，对于造反的人们，这一直是个巨大的阴影和可怕的指责，而现在，无情打击又一次真真实实地降临了。
只听得包吉继续说着：他们抓我，我有什么罪？我六五年才从部队退伍，本来也是从厂里出去的，当兵三年，立了一个三等功，后来不该得理不让跟排长吵了一架，结果没有能入党，也没有当上班长，到时就退伍了，但部队给我的评语还是好的。在厂里我是生产班长、被评为机械系统先进工。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积极参加运动，写领导的大字报，批评他们没有贯彻毛主席命名的《鞍钢宪法》。凭这些，都不好抓我。他们抓我，是因为我跟梅有韬合写了一张特殊的大字报，直接揭穿了他们的秘密，他们说我跟梅有韬是“反革命”，说“赤峰大队”是反动组织。其实，“赤峰大队”是写大字报的时候随手写上去的。我们写大字报有什么罪？我们写错了吗？他们不是果真抓了造反派吗？而且是全市大逮捕、可能还是全国大逮捕！怎么没有抓一个保守派？怎么抓的都是我们“工红”的人？我们的大字报说，革命造反派要提高警惕，防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人民军队达到他们的目的，就这么一句话，犯法了吗？是“反革命”吗？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
这时一个人说，这个大字报有点冒失、不策略！
包吉说，你以为策略了就有用？就凭我们这点不策略就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他们的策略早就定好了！我们算是冒失，他们比我们还要冒失一百倍，竟敢这样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即使我们不写这个大字报，我们就保险了吗？他们还说梅有韬和我偷了厂里的国旗做“工红”的旗子，你们看，这又该是多大的罪？其实，情况当时在市委杨书记面前就澄清了，公安局的人到现场去核实的，我们拿的是普通的红旗，不是国旗，可是他们要整我们时，还是要这样来作为我们的罪行，永远要这样说，永远要作为我们的罪行。他们根本是不跟你讲理的。这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是卑鄙无耻、残酷无情的！
包吉的话，他听了都理解，但他除了麻木似的听着，无法说什么。
这时一个工人也控诉似的说，我是布厂的，我叫郭德明，我在部队也立过“三等功”，我是预备党员回来的。我回来以后要求工资级别跟没有去当兵的师兄弟一样，我不应当比他们低一级，这不合理！但当权派就是不给我办。我父亲叫我到当权派家里送礼，我不送！文化大革命来了，厂里的造反头头跟我一起去找劳动部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自然而然就参加了造反派。其实我没有做什么造反的事。但公安局的人就去把我铐起来了。我问了一句为什么？公安局的人态度还好，说，我不好回答你，既然你问了，马上让你看看街上的《通告》。后来他押我走时，确实让我停了一下，看了外面墙上军管会的《通告》，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罪行”是“隐瞒资本家兼富农出身成份，趁文革之机，实行阶级报复。”全是瞎说！我的父亲从前在厂里有一件纱的股份，太渺小了，根本算不上是资本家，他其实一直是为资本家保养机器的工人，他技术好，资本家要用他，就让他参加了一件纱的股份，后来公私合营的时候，退了股，跟资本家划清了界限，到现在还是厂里最老最好的保全工，还没有退休呢，选老工人代表时，总是选到他。我们老家怎么也算不上富农。土改时老家的村支书后来被查出是个坏分子，当时他让我们家送十担稻的钱给他，就可以定中农，我们家没有理他，他就把我家定为富农！我父亲根本就没有理这事，早就把我母亲和我都弄来了，我母亲也当了布厂的工人。我十三岁进厂学徒，跟在我父亲后面管机器，填表一直就填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明明白白是个老工人嘛。我入伍的时候政审也不曾有疑问。现在不晓得是什么人竟然把这些老账翻出来，给我改了成份，说我“阶级报复”，我报复过哪一个？真是无中生有！我不怕！
就这样，他知道了同牢间的人的基本情况。除了包吉等少数人，逮捕他们最核心的理由几乎一致，那就是他们都在家庭出身上被抓住了把柄，像郭德明这样情况有很大出入的，竟然就有好几个，草率得不可思议，可见很仓促。估计隔壁牢间里这方面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谓“阶级分析、阶级路线”，是被极端庸俗化，而且工具化了，失去了本来含义，成了一种很容易的借口，成了一种大帽子，却又似乎所向无敌，让人只有束手就擒。
隔壁牢房里忽然有人领唱起来，这边的工人一听，也就和了上去，越唱越齐整，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唱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声音不约而同提高，表达出对这句唱词的共同的理解，唱到最后一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简直推向了一种高潮。真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啊！
只有那个死刑犯没有唱，在墙角那里蜷缩一团，有点发抖，好像希望地上有个洞能让他钻进去，以便躲开这可怕的场面。
几个人冲进院子，最前面是两个战士，一边一个分开站好，用冲锋枪对着他们，于是一个瘦精精、能把最朴素的军装穿出拿破仑一般英俊气概来的军官就站在了当中，大声说，看守所里不准唱歌！你们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你们没有资格唱革命歌曲！借唱革命歌曲表达反动思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加反动！如果再唱，就要严加惩处！
军官说得一口纯正好听的普通话，口词十分清楚，一字一字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说罢，手一挥，向后转，全部撤走了，留下了空荡荡的院子。
想不到一进看守所，就来了这么一出，一扫牢间里低落晦气的思想情绪，有了一种团结的、不屈服的空气，改变了单个人沉浸在自己痛苦中的情况。本来，似乎只有包吉这样个别的好汉才敢于肯定自己参加文革不错、根本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现在是所有被抓来的人都清醒了过来，都不把被捕当成是自己的错，好像忽然之间想起了他们原是可以抗争的。他感到了这一点，想起了《十六条》上著名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句话。他受到了鼓舞，虽仍不免担心。不过，如果他们都像他这样畏首畏尾，也就不会这样竟然唱了一首革命歌曲，让精神的存在得到了根本扭转。他是只有跟他们一起“团结战斗”的了，虽然他觉得自己的“心”似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总保留着一块，那也许就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要真正地跟群众“打成一片”是很难的。
热烈的情绪过去之后，包吉往下一躺，说，现成的铺，躺下来歇歇，准备继续斗争！人们都往后一仰，一排儿躺了下去。他也躺下，放松了身体，长吁出一口气来。从被捕到此刻，加上刚才激烈的一出，确实是很累的了。包吉对蜷缩在一角的死刑犯说，你给我们望风，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那死刑犯竟好似意外获得了一种荣幸，应了一声，接受了这个任务，很高兴自己也能发挥作用。
包吉就躺在他旁边，说，郁老师，我有时想，文革的任务，能完成吗？你想，跟走资派斗，就是跟当权派作对，到最后还要扶他们上马，服从他们。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吗？我们这个蜡烛做大了！我不是怕报复，报复了又怎么样？《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说的是工厂的民主，要当权派执行，才能实现，如果他们不执行、假执行，你工人有什么办法？工会能坚持这个要求吗？工会主席不是他们任命的吗？干部给你民主，你才有民主，不给你，就没有。毛主席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辖着他们！说得不好听，一定情况下，工人就像马戏团的老虎，心再雄，还能怎么样呢？反过来还有那种败类争着给干部舔热屁眼！国家的主人首先是干部，哪里是工人农民！厂里是书记、厂长、经理，然后是科长、车间主任，农村里是大队支书、公社干部！如果经过文革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情况一定还要坏，因为干部经过这么个大风大浪，看看也没什么要紧，临了他们还是仙家，群众还是凡人，那他们各方面就更特权、更不怕、更厉害了，倒霉的只有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简直就成了新的阶级敌人。越是有几条道路的斗争，干部就越是选择让他们有钱有势的那一条道路，这是必然的。他们的选择就是真理，然后就拿他们的真理来压你的真理！文革总要过去，我们也不能天天起来造反，造了反又怎么样？不是被弄到这里来了吗？你看那岗亭上面，人民军队的机枪二十四小时对着我们，一开火，就把我们所有的人打得稀巴烂！我也想象我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像我这样一个工人当然也谈不上有说话的权利，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打手才有说话的权利！但有一条，在那里，从道理上说，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去做资本家，做不成资本家就做那个社会的三教九流！大家都有冒险的权利！你偷，我也偷，你骗，我也骗，你抢，我也抢，你坏，我更坏，不信我就坏不过、狠不过你。我成功了，我就不让你成功，你成功了，我成功就不容易。但这也总算是“平等”，是“进步”。而现在，如果领导看不中我，我连个小组长也当不到，永远都当不到，我要去坏、去狠，社会又不允许！我们为什么“造反”？实际上就是要求平等！我想来想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可怕，问题只有一个：从现在的情况，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呢？书记、厂长、经理这些人总是要比我们条件好得多，工厂、公司一直就在他们手上！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是利用我们在这个地位上的革命性，来保卫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代表了我们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这个任务对于我们确实是太现实、太重要了，但也太艰巨了！而且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水平，要一崭齐都像你郁老师这样的水平就好了！眼看文革八字还没有完成一撇，我们就被抓进了监牢！狠啊，毒啊。但是，跟下棋一样，一着过来，一着就要过去，也是不奇怪的啊！不是毛主席一说，就什么都解决了。郁老师，这文革，能胜利吗？
通铺上躺着的人，都静静地听包吉说这番话。这番话有许多意思是打动了他的，当然也一定打动了所有的这些人。可是他能说什么呢？首先想到的倒是不能说什么、很难说什么。想了一下，他叹一口气，说，你刚才都说到了，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经济基础，还有一个是选择。我要社会主义经济，我就要社会主义民主，反过来，我不要社会主义经济，我也就不要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判断民主的性质？就看它主张什么经济。怎样判断经济的性质？就看它是什么所有制。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与经济，一切在于现实的情况，在于力量的对比，这就叫做人民的选择。表面上是政治家在选择，但最后的认可还是在于人民。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说，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有些失败，并不是真理不对，而是因为实现真理的力量还不够。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就是这样。所以胜利还是不胜利，都不能只看一时。不同的事物要用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
大家听得似懂非懂。但他也无法说得更多。他发觉自己的“知识”是很不够的，自己的研究更谈不上，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包吉说，上学时，《语文》书上有鲁迅的一篇文章，现在还记得，说的是有一间铁屋子，一点儿缝隙也没有，里面有许多人，都睡得好好的，其实渐渐就要闷死了，但他们不知道，不会感到死的痛苦。这时有一个先醒的人嚷了起来，又惊醒了少数几个人，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打破这铁屋子，最终还是死，倒不如不醒过来的好，那第一个清醒并且嚷起来的人反而就受到了大家的责怪。文革好像也是这样，我们本来都睡得好好的，这下子成了那被惊醒的少数！
人们听着都不吱声，好像已经身受着铁屋子“万难破毁”的痛苦。他说，鲁迅的文章下面还说，既然有少数人已经醒了，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打破世界的资本主义统治而且苏联正在变修这样的一间铁屋子。
包吉说，对！我们已经成了醒过来的少数，是不敢再昏睡过去的了。我们正在参加打破这样的一间铁屋子，抓起来一万回，也不屈服！我们选择毛主席的路线，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包吉说着冲动地就要坐起来，但双手被铐着，一时坐不起来，他帮了一把，另一侧的人也从后背推了一把。包吉坐了起来，大家都坐了起来。正在这时，一直蹲在口边的死刑犯掉头报告说，隔壁有话要跟你们说！包吉就下了铺，站到栅栏边上，一面叫死刑犯望着风，一边跟隔壁通起话来。但死刑犯忽然惊慌说有人来了！包吉就停止了与隔壁的通话，而站在栅栏边上望着来了什么人。
只见进来一个班的武装，等距离散开站好，端着枪朝着他们，好像是要把他们集体枪毙的架势，但那太不可思议了，然而他也立即作好了这种思想准备，到这种时候，死亡已经不可怕了，只是等待着发生的那一瞬间而已，好像只是参加一出戏的表演。接着，看守所人员进来了，一个一个叫着他们的名字，出去一个就铐起一个，把双手反铐在后面。只有包吉费点事，先将其手上铐子解开，再把双手反铐到后面去。“立正！报数！”一共是三十六个。
一个中年微胖、脸色严峻的军官威武地走来，嗓门宏亮有力，是北方口音，张开嘴说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取得了最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你们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打倒了！
他的脑筋飞快转动，心中把军人的这些话翻译了出来，就是说，中央有一个很高位置的人，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他不再是亿万人民仰望的党中央显赫领导人之一，而是归入了那个军人所说的可怕而又可耻的类别，因为他的地位毕竟很高，所以他被现成地说成是天下“牛鬼蛇神总后台”和“国际帝修反代理人”。他当然猜到这个“最大的”是指哪一个。其实，在“工红”头头部那次会上，谭向东所读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文件上，已经提到过两个具体的人名了，而且文件要求是传达到每个战士的。但他此时此刻在看守所、在这种状况下听来，仍感到十分新鲜、惊心动魄。不过，一切却又忽然都变得可以理解，似乎平淡无奇了。但这种平淡无奇，似乎又浅了，因为双方在纲领上的重大分歧，是否不可调和、孰是孰非，才是最实质的。而这方面的事情，作为一个普通人，目前还所知甚少。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感到一种痛惜，不愿意心中的一些已经固定下来的美好的东西消解、坍塌掉。他的渺小而细微的思想触角悄悄在黑暗中探索，而他的耳中继续震响着军人宏亮的声音：根据中央命令，亭州市军管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夺取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宣读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通告》！
《通告》宣布取缔八个反动组织、三个反革命组织，逮捕三十六名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也就是这时站着听取宣读的他们这些人。这一宣读，大约也就是晓谕他们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而这些人虽然是不承认给他们所定的这种身份的，但没有一个人当场说一个“不”字，都默默地听着，逆来顺受，因为这时候不该他们说话、他们无权说话、说了也没有用。
他听着，被取缔的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前面都冠有“工红”二字，比如，某厂“工红”某支队。而“工红”里面有这么多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工红”是个什么组织，虽然没说，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他每听到一项宣读，就有一种大祸临头、万劫不复之感。
军人手中的《通告》是铅印的，四开大，想必已经满城张贴。
一声“向左转！”就往看守所外面押解。看守所门外就是市委中山塔面前的小广场，文革以来最热闹的地方，现在看不到一个“闹革命”的人，而是停着三辆军用卡车，上面站着一些背枪的战士和一些便衣人员。一辆吉普车停在南边的街口，车上有一挺机枪朝着正前方，好像是负责开路的。还有一辆同样的武装的吉普车停在北边的巷口，是负责殿后的了。看来是要押解他们上哪儿去，总不至于是集体枪毙他们。果然，把他们分别地推上了卡车，一上卡车立即就有两名便衣人员负责看住一人，一手抓住你的臂膀，一手抓住你的肩头，这样就有四只手对付了你，把你的身子微微压低，压在车箱板上，动弹不得的了，也休想呼喊出什么口号。只听得前面开路的吉普车上扩音器响了起来，一个响亮的喉咙威严地说道，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游街示众开始！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个很古老的形式。车子开动起来，不一会，他们看到路边站满群众，都恐惧地、面无表情地仰观着他们。前面吉普车上不时有一男一女呼喊“镇压反革命”一类的口号，令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句。他想，是的，“最后胜利”大约就应当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这样“夺取”的，可怕之处正在此，而他们这样的被捕、示众，已经算不上可怕，他们只是牺牲品而已。
游街示众的路线，也就是平日群众大游行的路线，反正是在亭州有限的几条主要大街上走一遭。街道两边全是观看的群众。这样的事情，必然是万人空巷前来观看的。鲁迅不是讥讽过“看众”吗，而这时恰恰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当“看众”。他不知道乔丽是否就在人群之中，想来也真是很难过、很无奈。人群之中必然有许多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心中的压抑可想而知。这游街示众所镇慑的主要对象，不就是这些人么？从范公望所透露的可知，即使是分裂成另一派的史宏他们，心中的感受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兔死狐伤嘛。中间的群众，原先参加保守派的群众，总之一切的各方面的群众，包括本来就不敢“乱说乱动”的“牛鬼蛇神”，心中都会感到这个游街示众的恐怖。这当然就是预期的效果，于是乎天下大定。但是，经过这样的手段，来“收”起运动，岂能算是“文革”？如果不是被两个人紧紧摁住，随时能采取必要的无情的措施，包吉这小伙一定早已在车上对着群众大喊大叫表示反抗了。他心中推论并且肯定，这一斗争在全国某些地方，在中央，将比在小小的亭州更为激烈。这样一想，正在被游街示众的他，对这个游街示众，可以说，也有点无所谓了。
游街示众也就结束了，车队开回市委门口，把他们一个一个又弄下车，押进看守所，关进牢间。众人情绪十分低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个别人还嘤嘤哭了起来，包吉大声说，不要哭！我们不是反革命！这时包吉手上不再有铐子了，他吼叫时能用一只手有力地挥舞了一下。郭德明说，小时候看到过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想不到现在我也变成镇压反革命的对象了，可是难道我真的就算是反革命了？我一件坏事也没有做！那么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些人，有的也就像我们这样，并不真的是坏人？包吉说，游街把你游昏了，那是不一样的！
二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的一个眼皮几乎完全耷拉下来的干部，后面跟着一个持冲锋枪的面宠幼稚的战士，走来，枭薄的脸上表情冰冷，以一种跟犯人绝不平等的口吻，拉长尖细的好像是职业性的声音问，谁是郁平？出来！说着就来开了牢门锁链。他正要走出去，包吉拉住他，说，郁老师，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他们！他点个头，走了出去。
进了预审室。提审他的人，他是认识的，就是法院的汪院长，几年以前，曾经倾听过伤心的他诉说乔丽的案子。旁边的一个人他也认得，就是负责审理乔丽一案的赵庭长，说过“乔丽还不至于被判死刑”这句虽是好意、却把他吓得不轻的话。他想起军管会的布告，公检法是实行军管的单位，那么，汪院长他们现在都归军管会领导了，在干部遭到文革冲击、都“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们算是最早被起用的，因为急需要使用他们。军队、法庭，是国家机器上面最重要的部件嘛。
小小的自得的眼、天然凹陷的眼窝、肥嘟嘟的好像随时口吐妙语的嘴、有种事后诸葛亮神情的汪院长，浮现着浅浅的笑容，闪耀着狡黠的目光，以幽默讽刺的口吻、有所嘲弄的态度，主动叫他：郁老师！
这抑扬流转的一声，要让他领会的“潜词”是说：你郁平这样的人，本该有些政治经验，窝了尾巴靠靠墙，怎么也跳出来造反？如果你的历史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那么运动中的问题是不可商量的啦，这下子你掉进万劫不复、不能自拔的泥坑了，等着真正地弄个帽子戴起来吧。什么人也救不了你，我只好公事公办来审你了，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我作为院长亲自审你，你还有点受宠若惊吧？我这也是特殊情况，先是“靠边站”，被你们这些造反派“打倒”了嘛，乐得呆在家里，工资又不少我一个子儿，现在又军管，得听人家军人的了，能让我出来工作就算不错啦，其实，管我的军人哪里就比我懂这一行？这是暂时现象，政权终归要交给地方，我只好这样将就着、配合着，竟然跟你老人家在这里打起交道来了。要在平时，预审嘛，该是一个普通科员的工作。这回就算是我们之间的缘份吧。我当然记得你为你老婆的事情来找过我，那时我对你是有所同情的。想不到现在你老婆被放回来监外执行，情况总算好转，你反而进来了，不值得啊！也许你生来就是造反派脾气吧？听说运动中你进来不止一回了，但这回怕是出不去了。军管意味着什么？军队意味着什么？我来审你又意味着什么？收网啦！逮住了鱼啊，虾啊，乌龟啊，王八啊！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你想不上钩也不可能，你想溜掉更不可能，一步一步的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可能会说毛主席没这个意思，但对这方面的解释权永远在我们这些人，而不在你们这些什么“革命群众”。群众就是群众，前面冠以“革命”就革命了？凭着群众想成什么气候，岂不是做梦！一九五七年难道不曾有过教训？想跟共产党碰，有好果子吃吗？这么大的运动，你自己身上并不干净，还不谨慎，真是利令智昏，回头已晚！
他相信皮笑肉不笑的汪院长肚子里说着的就是这些逻辑混乱的话。他从汪院长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习惯势力的强大、政治思想观念的糊涂，根本就不能真正弄懂毛主席开展这次文革运动的思想，固执地坚持一九五七年以后形成的“秋后算账论”的观点，殊不知那根本不能算是、更不能用来概括毛主席的思想。略加回顾便知，且不说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就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说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学领域的问题，批判右派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直到文革前在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科技各个思想领域开展的讨论和批判，都说明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一思想的持续发展、不断深入、执着坚持，最后在政治上凝聚为“反修防修”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真是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你可以不赞成，但你得承认，那跟“秋后算账论”这种阴险冷酷并无一点相同，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多么想对汪院长发表他的这一认识，他甚至要如同一个思想的斗士、演说的大师一样慷慨陈词，像包吉那样，爽直地释放出自己，但他释放不出来，有种种考虑让他暂时还不必如此、无须如此。
在汪院长示意下，赵庭长出示《红色造反报》，并且问他，这份小报，是你办的吧？
当赵庭长拿出那份报纸时，他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情况就跟犯有命案而心存侥幸的凶手看到不容抵赖的凶器证据被摆到面前一样。虽然在他把办报的任务应承下来时，多少是想到后果的，但没想到后果这样严重地出现，好像凭这张报纸，就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他让自己把心定了一下，努力去抓住问题的实质，就是说，在文革运动中，为“工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报纸做了这么一点事情，算不上错误，更算不上有罪。
他沉着回答说：我只负责技术性工作，我对内容不负责，但报纸的内容在事前我当然看了，以我现在的认识，仍然认为没有问题。
汪院长说，报纸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暂且不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你办这份报纸的过程，由赵庭长来帮你理清这事。
于是，赵庭长向他层层深入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讯问：你怎么去编起这个报纸来的？“工红”的什么人向你交代的任务？是谁把稿件送给你的？你有没有校对小样？是谁在清样上签的字？报纸在哪里印刷的？你看到还有哪些人去过那里？刘克成这些人既然到过印刷所，你跟他们有些什么交谈？你对这份报纸的编排构思是什么？《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是谁写的？你有没有做修改？你校改了哪些内容、那几个字？张大同跟你讨论过这篇稿子没有？报纸开印以后你在哪里？是什么人送你回家的？用的什么车子？除了编这份报纸，你是怎样跟刘克成这些人认识的？学生江进海跟你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领你到“工红”去？江进海是领你在哪里见到刘克成的？在场的还有一些什么人？后来呢？这么说你是参加了“工红”头头部的这次会议？当然当然，事出偶然，但为什么没有找我和汪院长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呢？会上你有没有讲话？刘克成说了些什么话？别的这些人说了些什么？你一个一个地回忆。就说了这些吗？他们说了这么多，你一句话也没有说吗？乔丽是怎么从农场回来的？是怎么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的？总得有个介绍人嘛，是谁？为什么？
这种盘问，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是他时时面临着自己是否在“出卖灵魂”这个问题。因为几乎在回答每一个提问时都会涉及到别的人，都实际上会“揭发”别的一个人，而那些人不过都是些普通的工人、学生，据他所知，都是怀着比较单纯的热诚，积极投身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的，他怎么能“出卖”他们呢？怎么能在这种受审的语境下，去描述他们珍爱地视为自己投身革命运动的言行呢？而且还有严检察长这样的有恩于他的人，又怎么能在这种被审讯的方式下，把人家对自己的好心帮助招供一样说出来呢？只要一说出口，似乎就变了味，变成了一件很有问题的事情了。但如果把汪院长赵庭长看作“组织”，那么他对组织说实话，就很正常，就算不上可耻。归根到底，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看守所，却不能看作是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他与汪院长赵庭长的关系，也不能视为歌剧《江姐》里革命者与沈养斋的关系，谈不上需要他“坚贞不屈”。他还是应当看作是面对“组织”。可问题又不这样简单，汪院长他们对待他和看待他，却似乎并不是出于“组织”的身份，干干脆脆，跟他是审讯和被审讯的关系，军管会的布告上明明白白写着逮捕你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写在上面的，我们审你也不是做做样子的，你所招供的，都将是口供，最后是要判你的罪、量你的刑的，你的交待，也就是你的坦白，一方面要作为你的“态度”来衡量，另一方面还要从中发现别的有问题的人和有问题的事。总之，不是“组织”在找你谈话，而是专政司法机关在审讯你，是敌我关系，不是组织内部、人民内部的关系。如果是“组织”找你谈话，就应当是在学校里、在市委机关大院的某一间办公室里，而不应当是在看守所里，门外还站着把你押解来的持枪的战士！这你还不明白吗？你就不要自作多情、至死不悟、把自己当作什么内部儿的、正面儿的了！所以，他必须在自己的意识中克服那种很不自信的意识，从中跳出来，而把汪院长他们看作是“组织”，用这种态度去针对汪院长他们的态度，从而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能坦然如实、不失尊严、不至于丑化自己，也不会觉得灵魂有什么绕不过去的地方。
就这样，他把什么都如实地说了，也就觉得一切没有什么不可说的，一边说着一边心里给自己安慰：难道这些就算是反革命罪、或是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吗？不可能的！正如包吉所言，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就在这种特别的煎熬之中，他经过大约两个钟头的反复盘问，让他们把笔录写满了十几张纸，最后还按照要求在他们的笔录上签了字，让他们很圆满地完成了军管会让他们来完成的、而他们自己也很乐意来出口恶气的任务。事实就是这样地荒谬而严峻，从预审室出来时，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灵魂从未有过地受了重创，有如《庄子》里形容的那种嗒然若失。
他让自己镇定了一下，但要回到被提审前的人样儿，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他还是做出了努力，摆脱那种灵魂若失之感。回到牢房，大家都看着他，这是一种关心。包吉上前来问他，郁老师，没有给你动手？他说，没有。包吉又问，你都回答了？他说，都回答了。包吉说，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什么反动的地下活动，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我看他们把我们估计过高了，也把我们估计过低了！郁老师，现在要告诉你一个情况，刚才隔壁跟我们商量，我们被抓进来的这些人，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革命无罪控告团”。我们进来之前，《人民日报》上就有社论，说到“出现新的反复”，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在亭州也发生了，成为我们的亲身经历。《人民日报》代表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他们不但不听，还要继续这样做，他们是在听谁的话？我们要控告，要向全国、向中央报告。大家推选我当“控告团”的团长，推选郭德明，还有你，担任副团长。
他本来已经越听越怕，一听要他当什么副团长，更是吓得不轻，忙说，我不行，我不能担任，我不适合。包吉看着他，立即对他理解而同情了，说，那好吧，你就不挂这个名，但你是我们的成员。他无法推辞，把头点了一下，心中叫苦不迭。包吉就到栅栏边上跟隔壁说了一会儿话，走回来，对大家说，跟隔壁商量过了，决定副团长是郭德明、梅有韬两个人，郁老师情况特殊，不担任。大家同意吗？都说同意。包吉又说，从现在开始，“革命无罪控告团”就算正式成立了！
包吉眼神一转，又到栅栏边跟那边商量了几句，然后把那个犯了死刑的农民拉到大家面前来，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想救你一条命，你要听我们的。那个农民茫然地点点头。包吉说，放风的时候，你去“报告”有话要说，让他们提审你，你就把我们秘密成立“控告团”的事情揭发给他们，你就立大功了，他们会考虑给你减刑。农民一听，连忙摇手，说不行不行，我宁可死，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包吉把眼瞪起来，说，我们叫你去揭发的，我们不会怪你，我们就是要他们晓得这事情，看你可怜，就把这个机会给你。你不要说是我们让你去揭发的，你才算是有立功表现，懂吗？那农民点点头，抹了一下眼泪，又蜷缩到门口很负责地去望风。
他对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不由得又敬佩又自愧弗如，想起了一九五九年以来自己的情况，简直是活得有点窝囊了，如果换了敢作敢为的包吉，那就会不一样，也不至于让乔丽吃这么大的苦。是谁把这样软弱无能的灵魂安放在他的躯壳里？他为什么没有获得包吉这样顶天立地的灵魂？他勉强被拉上了“控告团”这辆战车，却充满忧虑，要在古代，他决不合格做一名披甲之士，而包吉是合格的。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他又想起了鲁迅这两句话。在这一方面，他对自己不觉进一步失去了很大的信心，而重铸一个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当天傍晚放风之后，他们发现，犯了死刑的那个农民不见了，没有再回到这个牢房里来，包吉兴奋地说，成功了！说，大家歇一下，我跟隔壁去商量我们的行动。他指定一人负责望风，就拉了郭德明一起蹲到前面隔墙下与那边通话。他们商量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说是要宣布绝食，对亭州军管会提出最严重抗议，要求对这次无辜被捕的三十六人立即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包吉见大家心怀犹豫，说，不要怕，要树立信心，军管会肯定是错了，我们肯定是无罪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可以不参加绝食，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包吉说，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无罪，并且在文革中也没有犯罪，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的，请举手！结果所有人都把手举了起来，他也把手举了起来，包吉自己也举了手。包吉说，这就行了！大家都可以互相放心了！说实话，你们对我也不了解，我对你们也不了解，现在都了解了，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清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当专到我们头上来，这是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们要抗议！宁可饿死在这里，也绝不承认我们参加文革有罪！
估计下面就要一个一个提审我们，我们讲话要实事求是，不能顺着竿子爬、瞎说自己，要把我们怎么克服“怕字当头”，勇敢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运动的，理直气壮说出来！我们是普通群众，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我们没有罪。我们要反问审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在文革中有罪，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就是罪？他们如果连这个大是大非也没有弄清楚，那就请他们回去再把《十六条》好好学学！《十六条》就是衡量各人文革表现的一个标准。除了党中央颁布的这个标准，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比如中国赫鲁晓夫给他们的标准！请他们自己回去弄清楚了再来审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郭德明说，对照《十六条》，有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把我们无辜地逮来，还武装游街示众，架着机枪，这算什么？我想通了，确实是有人在搞“阶级报复”，是代表走资派对文革进行阶级报复，是中央在报纸上指出过的“反革命逆流”。军管会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大家都因为郭德明的说法而眼睛发亮，郭德明也惊讶于自己竟能把问题说得这样深。包吉说，农民兄弟大约已经照我们的布置“告密”了。提审我们时，如果问到，就犹豫一下，然后承认成立了“控告团”，团长包吉，副团长梅有韬、郭德明。众人默然同意了这一布置。一种紧张庄严的空气顿时笼罩了牢间。包吉又到墙边与隔壁通了些话，走回来对大家说，那边也弄好了，也没有问题，三十六人，全体参加！从现在开始，我们“控告团”的斗争开始了！牢间里一片寂静。
他心中震惊着，感动着，又担心着。最感到担忧的是，他成了“控告团”的成员，他又一次地、而且更为预见到严重后果地，感到身不由己的痛苦，他简直算是正式加入造反派了，这是前所未有、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这个力求成为世外之人的人，文革以来，这样地一步比一步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有如坠进怪梦一般。《十六条》开篇头一句话就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现在他是更加不能不信服这句话的了，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毛主席喜欢说自己只是一个教员，那么，他老人家对待全党全民，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教员，在不断地用各种方法，来考验、调教自己的学生的么？从现实来看，许多人至少一时还很难跟得上他老人家的思想，某种埋怨的情绪，当权派、保守派的方面早就如此，就连造反派，老是这样挨整、受苦，动不动就被“秋后算账”，甚至被算到这种程度，不也要有埋怨情绪么？但毛主席好像并不在乎这一点，而且对这一点还早有说法，对干部、对当权派，他老人家相信他们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终都能转变，对青年、对群众，他老人家要大家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也许，还有好多事情是大家现在想不到的，也许，世界对于人们来说，将会越来越不可思议，却尽在毛主席的料算之中。这样一想，倒也顿然轻松，好像从身上卸去了本来就担负不起的重任。
审讯又开始了。从隔壁，从这一间，连续被提审了好几个。于是知道，“控告团”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这就可以断定那个农民是“告密”了，而被提审的人也都按照包吉的布置，承认有成立“控告团”这么回事。包吉对大家说，底下如果提审我和梅有韬、郭德明，我们就要代表我们全体向军方提出严重抗议，宣布绝食！我们不是刑事犯，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要看报纸，看守所应当给我们看《人民日报》，我们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我们要了解全国的情况！郭德明同意，大家也认同，包吉又去跟隔壁的梅有韬通了话，两边取得一致。
但接下来被提审的却不是他们三个，而又是他。包吉对他说，郁老师，不要怕他们，他们问到什么你都告诉他们，我们的抗议，我们的要求，我们要进行绝食斗争，都告诉他们。你可以代表我们如实跟他们谈一谈，你如果不好谈，也不要紧，我们会跟他们谈的。
他领会了包吉的意思，而包吉对他是信任和理解的。他就去接受审讯了。这回审他的，不是汪院长，而正是那个中年微胖的军官。旁边桌子后面做记录的，看上去是起用了过去的公检法人员。
他进了屋子，在受审者坐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着令他肃然起敬的那身四个口袋的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
你就是郁平？军官居高临下地问他。
是的。他回答。
被捕了，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逮捕我，还有其它三十五人，都是不对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对文革的要求和规定。
是吗？所以你们成立了“控告团”，要控告我们？
不是控告你们，是控告这件事情，要求纠正、平反。我认为这是不难理解的。
你是主谋、策划吗？
我没有主谋、策划，但我是“控告团”的当然成员。
什么叫当然成员？
如果我没有被捕，我就不是成员。
那么你倒要我们为你负责了？你为什么不肯当“控告团”副团长？
我不适合当头儿，我也没有这种能力。
“控告团”有什么行动计划？能给我说说吗？
有。要进行绝食抗议。我们的要求是，一，每天有《人民日报》看。二，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砰！”一声响，军人的拳头重击在桌上。狂妄！军人目光炯炯，轻蔑地冷冷地掷出这两个字。
我不认为这是狂妄。我认为这很正常。
你继续狂妄！你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为什么还上窜下跳？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到底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你以为是什么时候到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你当真不怕吗？
感谢你问我这些问题……
感谢？为什么要感谢？
因为你提的问题关心到了我的命运、我的内心世界。不过，这些问题，我是不难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为什么还上窜下跳？首先，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因为那是一个冤案。制造这个冤案的人，此时此刻也在这个看守所的一个牢间里，他就是亭州市委常委、代市长宗进庭，他已经主动亲口向我道歉，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他，让他有了一定认识，他是决不会向我道歉的，如果亭州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他的主持下，我就会一直坐在牢房里，也就根本用不着军管会再来逮捕我了。
你在讽刺我们。
不敢。我说的是实情。至于我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怎样的冤案，一切都在我的档案里，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提倡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不出三天，就能弄清楚，但长期以来，就没有人想这样做，而且在宗进庭主持下就有意这样模模糊糊，让我的冤案拖延成了翻不动的铁案。宗进庭向我道歉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市委杨书记对他说过，运动后期要来重新调查我的历史问题。这对于我，就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好消息。其实，我的问题的症结所在，红卫兵小将已经弄清楚了，但他们不具备给我甄别平反的资格，他们如果给我平反也没有用，可能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一切还是要等待这个运动结束，等待组织上来处理。第二个问题：我怎样看待这个运动？我想在这个运动中达到什么目的？我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回答是，我对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没有个人的不同看法。我本来就是信仰马列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也是信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我至今其实并没有积极参加运动，而且想尽量躲得远远的，因为我毕竟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我也是有了一定岁数的人，我没有资格没有勇气冲在前面当闯将，就连能不能在里面做一个普通战士、做一个可以被团结利用的人，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运动初期有个最主要的口号就是“横扫牛鬼蛇神”，像我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不管到底真假，就可以被“横扫”，所以不管是怎样“横扫”、谁来“横扫”，我都应当小心谨慎为妙。可是我躲也躲不掉，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被抓到这里来了。我拥护文化大革命，但我使不上劲。至于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对待不同，并且涉及到了我，具体说，宗进庭就是这样，所以他两次逮捕我，让我这个不想参加文革的人，也好像参加了进来，也在文革中出了名。让我想不到的是，宗进庭本人后来也被关了进来，碰巧还跟我关在一室。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有这样复杂，如不亲身经历，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关于你问我的第三个问题：问我怕不怕？我当然是怕的，我比任何别人都要怕得早，但怕了也不曾有用，第一次被捕是从图书室里被叫出来的，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学校里发动，我正想埋头于古代历史研究，想不到书还没有借成，突然就被捕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不是红卫兵小将出来反对资反路线，而是让宗进庭在亭州贯彻到底，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二次被捕……
好了，不必介绍了，你的意思很清楚，你是洁白的猫儿，你是身不由己的，我们军管会逮捕你，就跟走资派宗进庭一样，是弄错了，是资反路线的继续。你装得像，你装得太像了！你恶毒，你恶毒得倒像是善良无辜！你有知识，可是你的知识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至于你在文革中的表演，到底事实如何，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
他说，我不能同意你刚才说的一些话！他多么想跟这军人辩论下去。但军人把手一挥，审讯结束了，他也明白了抗争无益，就服从着起身往外走，被押解回牢间。军人所表示的对他的鄙视和深深的成见，令他心伤，他觉得自己有多少话要说啊，但他很快就让自己无所谓了，进而体会到人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而军人对他的评判，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头脑里冒出《金刚经》上这些话，确实一时破除烦恼，当即放下，了无掛碍。他也就“顿悟”，既有世界，又没有世界，既有我，又没有我，无所来，无所去。老子曰，能如婴儿乎？亚里士多德说，存在不比非存在更存在。当他回到牢间里，他平静得如同在家时散步归来回到自己的书桌面前。
怎么样？包吉问他，大家关心地看着显得过于平静的他。
我说了，关于绝食抗议，还有无罪释放、彻底平反的要求，还有我们应当每天看到《人民日报》。
太好了！太好了！包吉和众人都兴奋起来，包吉说，郁老师，想不到你这样勇敢！我本来以为你不敢说的！
他想说“勇敢，就是非勇敢，非勇敢，就是勇敢，坐牢，就是非坐牢，非坐牢，就是坐牢，庄严，就是非庄严，非庄严，就是庄严，我就是非我，非我是名为我，你就是非你，非你是名为你，凡所执著，皆是虚妄，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他还未开口，已觉无法开口，他开口所说的话却是：
包吉，我认为，一切都是不必的，也不要绝食，也不要提要求，坐牢就是坐牢，心里不是坐牢就行，最后自有结果。你们商量一下，马上必然要提审你们，你们可以见机而作，实行让步。虽然他们把我们当成阶级敌人，我们却不能把他们当成反动派。他们错了，我们不能错。只要上面指示一下，他们就会释放我们，平反也应当是能做到的。如果上面不来纠正他们，我们怎样绝食，怎样斗争，都没有用。这事情一定有个大形势、大背景、大来头，不但我们决定不了，也是他们决定不了的。我们可怜，他们也可怜。
包吉沉默不言，大家也都不说话。郭德明说，郁老师说得对，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看这样，要求照提，但不绝食。不到一定时候不绝食。不是我怕绝食，是情况特殊。抓我们好抓，一抓就来，放我们就难了，不是三天五天就能改变，总要拖一向时。即使上面来了指示叫他们放人，他们也要拖十天半月，说有个做工作的过程。如果我们绝食，我们就被动了。我们不绝食，他们不敢不供应我们吃饭，自古有打罪骂罪，没有饿罪。但问题是，郁老师话已经说出去了……
说出去可以改口，现在不绝食，但保留绝食斗争的权利。
包吉这样一说，大家都说好，他也赞成。包吉就叫了郭德明，到前面墙边跟隔壁交换意见，过了一会儿回头，告诉大家，那边也同意。他一颗心放了下来，总算能相对清净一些，从精神到身体少受些无谓的煎熬。
大家坐着，等着来把谁叫去提审，但不曾再来提人，中饭却不期然而然送来了，竟然有红烧五花肉，有肥有瘦，一两一块的样子，每人两块，加在一勺青菜上，油亮诱人。
吃！包吉说，几年前自然灾难的时候，居民一人一个月才供应一两肉。
吃着饭，有人说，这顿肉饭，要感谢郁老师！还有人说，假如我们天天说绝食，就天天有肉吃！但又有人说，你倒想得好！他们上一次当，还能再上当吗？你今天再说明天绝食，他们明天就送馊饭馊粥来，叫你吃又吃不下去，不吃又挨饿！吃着，说笑着，一时全不像正在坐牢的样子。忽然，有几个军人和看守所的人进了院子，远远地望着他们吃得有滋有味，看了一会，掉头离开了。两间牢房里笑了起来。
接连几天，所有未被提审过的人都被提审了一遍，各人文革以来的真实情况，各人都坚持事实，不承认军管会布告上所定的罪名；郭德明等人为了澄清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据理陈述；对于成立“控告团”，包吉、梅有韬、郭德明三人被反复提审数次，他们如实承认，而且就以“控告团”名义一再提出他说过的那些要求。在这些提审中，看守所人员打人的行为也受到包吉他们的责问，提审这些造反派变成了这些造反派的抗争，提审也就停止了，以至于听之任之，不再来找他们的麻烦，后来，空气不知为何有些松动。
坐牢的人们一再提出要看报纸，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后来有一天，看守所耷眼皮的人忽然放下了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子，以私下说话的样子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要看报纸吗，我去找些来给你们看，看过后还给我，报纸上确实有对你们有利的话，但你们不要闹，你们一闹，上面就要怪我了。于是弄来了一些《人民日报》。
他们看到了戚本禹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其中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甚至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从报纸上还看到“清华大学师生揭发控诉《论修养》一书的毒害”，还有毛主席的话“《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主席的话都用的是黑体字，一目了然。
文化大革命在中央的结果，原来就是这样宣告天下的。这之前，军人已经对他们作过那样的宣布。现在亲眼看到报纸，是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心中的一种恐惧深入骨髓，真是比自己一切表面上的存在都更存在。
报纸上确实有对于他们直接有利的文章。其实就在他们被捕后第四天，四月二日就有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说，“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这样的人，算不上是“革命小将”，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似乎也算不上，只有学生红卫兵才算，但他们是处在社论所说的情况之中的。
四月八日的报纸公布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在他读到的同时就永远刻印在心上，再也抹不去了。
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四月十日《解放军报》社论，好像就是针对着亭州来说的，“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拼命转移斗争目标，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们每个干部战士，一定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旗帜，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紧地和左派广大群众在一起，坚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还有“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等等，这样的话写得很多。令他注意和欣慰的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这些词的使用方向，不是指向造反的这一边，而是拨转过去，指向了保守的一边。运动开展以来，保守派最喜欢拿这些词来指向造反派，这下子应当是被封了嘴、没有话说了。
到四月十五日，《解放军报》又有社论谈这个问题，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革命左派队伍，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并指使一些保守派组织，抓住革命左派的某些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给革命左派妄加种种罪名，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妄图使我们认错门、站错队……”，还有，“我们衡量和识别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左派，就要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坚决揭露，坚决斗争，看他们的斗争矛头是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看到这样的社论，特别是毛主席那段让人一读就会永远难忘的语录，个个激动、振奋，都说“天要亮了！”而且说，“毛主席真是下了大决心了！”郭德明失声而哭，说，“毛主席为我们说话了，句句说到我们心里！”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他们于是明白，为什么看守所这向时对他们松了下来，也看不到军人来要把他们怎么样，因为军管会在他们之前就看到了这些社论，还有那一段应当说是最为重要的毛主席语录。
报纸上还有一些能让他们激动的内容，比如，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说，“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说“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这样的语句，就连这些坐了牢的造反派看了好像也觉得是否说得过份了些，但总的来说，他们当然要看作是好消息，也许在革命年头，就必须说得那样激烈才行。让他们激动的还有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虽然是两边和稀泥、给军队留面子，但从时间上说，侧重点毕竟是军委十条命令了。什么是十条命令，他们不知道，但《解放军报》社论上的那些内容大约就是一种体现。这就进一步明白了中央的态度，明白了总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们从中受到鼓舞。令他们遗憾的是，一场重要的好电影，他们被坐牢错过了时间，4月19日报纸上说，“亿万革命人民渴望已久的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开始上映”，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怎样向海洋一般的广场人群挥手，并且高呼“人民万岁”。
四月底的一天，江进海、林集和七、八个学生，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耷眼皮的看守所人员来把牢门打开，大家都涌了出来，学生们和大家握手，都是热泪盈眶。有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于是一齐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集抱着他哭了起来。
忽然看到几个学生拖拖扯扯要把两个看守所人员拖进院子，但学生体力小，那两个人身强力壮，虽然表面上任凭学生拖扯，并不反抗，但学生就是拖扯不动他们，好不容易才拖扯到院子当中。江进海走过去，喝令说，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学生们捺着，终于让那两个人跪了下来，学生们呼喊口号，其中竟然有“砸烂公检法”！这“砸烂”二字跟“公检法”联系起来，让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安。他们看到，就有学生把这条标语刷在牢房院里的墙上了，并且说这也是毛主席说的话！
学生让那两个人站起来，狠狠教训着，那两个人低头听着，后来就让他们自己走了。整个过程他们站在牢间门口看着，谨慎地没有走近。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学生对二人的这番“武斗”是很轻微的，而他们作为“犯人”，也保持了距离。当然，对于那二人来说，却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将来有机会，要把这事情说成“反革命事件”是很容易的。
江进海气愤地说，我们调查过了，他们两个人是打你们的。包吉说，确实，他们就打过我，一拳头下来让你疼几天，到现在还阴疼！别的也有几个人证明说，这两个人确实最会打人，文革前就打人。
江进海就简略告诉人们，亭州的“三月镇反”不是孤立的，在四川，在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全国最严重的是“青海2·23事件”，篡夺了青海省军权的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学生和工人，中央已经作出处理，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纠正军队支左中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你们被捕、被游街示众之后，全市一片白色恐怖，但第二天，我们的大字报《摸虎头》就上墙了，是他（指林集）执笔写的，观看的人日夜不断，看着流着眼泪，夜晚就打着手电筒一行一行观看，上面加满了赞成的批语。接着是中央四月二日社论发表，证明我们的大字报写得不错，证明“三月镇反”是错了！到四月十日、四月十五日，中央接连又是两篇社论下来，更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到军管会去谈，军管会说话的口吻才有了一些转变，但到现在也不说什么时候可以释放你们。我们到这里来之前，到公检法军管会里去过，但他们躲起来不见我们了！我们就在那里造反，写大标语，又到看守所来看望你们！公检法作为专政工具这一次是保皇派面目大暴露，迫不急待推波助澜，逮捕造反派都是他们走在前头，把你们武装游街时，他们提着手枪，站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开路，显示威风，精神抖抖的！当然，问题不光是我们写了几条大标语就什么都会自动解决，斗争是艰巨、复杂的，就我来说，我越来越感到斗大的馒头没处下口，而且也不知道这馒头到底有多大、有多硬、里面包着些什么，我们学生对社会了解得太少了，一定要工人阶级、全体人民起来斗争才行！
人们凝神屏息听着江进海说话，不时地揩着泪水。他心里多么为这样的学生自豪！这些学生都才只有二十岁，或者还要小一点。毛主席要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的确得到了锻炼。
只见林集把公安人员的一副帽徽领章交给一直站在一旁的耷眼皮，并且做着说明，耷眼皮不肯收下，江进海大声说，这事情好办，你打个电话告诉那边，是谁的叫他来跟你拿。耷眼皮只好收了下来。原来，这是他们在冲击公检法时，与那里的人发生辩论，林集把一个老民警的帽徽领章揪了下来，说你不配当人民警察！林集本想把帽微领章留在身边玩玩，但想到那个老民警也挺可怜，就决定还给他。
江进海他们离开后，他们自动回到牢间里去。耷眼皮这时就来把牢门重新锁上，很谦卑地打着招呼说，做个形式，做个形式。造反派们说，这是你的工作。一时竟出现彼此的理解、宽容，很有意思。
四月二十九日这天上午，耷眼皮和另一个看守所人员走来，开了他们这一间的栅门，按名单叫人，叫了三个出去，又把栅门上了锁。过了二十分钟，还是这两个人，从隔壁牢间里叫了三个人出去。包吉问，喂，把人叫去做什么？玩什么鬼？怎么三个、三个的，还一边、一边的？耷眼皮说，放你们哪。包吉问，怎么放？什么说法？耷眼皮小声说，这个我不清楚，马上你就知道了。说罢赶快押了人就走。
这时，郭德明发现，对面半空中那岗亭上的机枪撤掉了，只剩下一个背枪站着的战士。
下午，隔壁的梅有韬、这边的包吉被叫出去。包吉跟还没有走的人郑重握了手。跟他说，郁老师，出去再见！
晏下午，耷眼皮走来，开了栅门，说，郁老师，出来吧！他跟牢间里的郭德明等人握手道别，就跟耷眼皮走。出院子时在宗进庭那一间牢房前停下来，而宗进庭也看到了他。他说，我先走了，你保重！宗进庭坐在铺上向他做了会意的手势。出了二道门，耷眼皮对他说，你跟宗市长熟？他说，很熟，不是一般的熟。耷眼皮“噢”了一声，好像方知事物的某种复杂性。他不明白，对宗进庭这些人，军管会为何还不释放呢？既然镇压造反派了，这几个在“一月风暴”中被群众逼着市委关进来的干部，就大可以放回家了，然而军管会却没有这样做。是的，事物并不截然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中间性的存在，他跟耷眼皮一样顿然一悟。
耷眼皮把他交给一个脸上还很稚气的军人，军装四个口袋，是个军官。军人以较为客气的态度说，“请，到公安局去。”他就在前面走，军人在后面跟着，出了看守所。在公安局旁边墙上，他看到并排张贴着两份《中央军委命令》，一份是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一份是四月六日的十条，都是新贴上去的。军管会大约想这样来说明他们自己。但他认为，前面的那个八条并不能用来为他们做辩护。至于后面的十条，他来不及细读，那当然是明确纠正支左以来发生的这种“镇反”错误的。
进了公安局，果然看到学生写下的“砸烂公检法”的大标语还留在墙上。军人又说了几回“这边请”，曲折而行，最后把他“请”到最里边，上了一个二层小楼，说，“姜主任在等你。”
一间红地板的办公室，里面一个中等身材、很健硕的军人迎着他走来，伸手跟他一握，淮海口音，说，你就是郁老师？让你受惊了，全是误会！我是公检法军管会姜顺堂，现在你是我的客人，请坐。年青军人泡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而后退了出去。
他在办公桌对面椅子上坐下，神经绷紧着，意识到这是姜主任要跟他“交朋友”，认为他具有某种价值。这与造反派请他办报纸相比，好像是转到了强大而有利的一面，但他心中不觉已经产生一种警觉和抗拒。他喝了一口茶，他有一个月不知茶叶的味道了。
姜主任拉了坐椅，隔着办公桌的一角对面坐下，这样与他在位置上就是平等相待的了。姜主任说，我们经过查看档案和调查了解，认为给你定的历史问题，确实是一个冤案，你没有历史问题，你是一个正常的同志，跟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样：一九四四年。你上学受培训，我直接入伍。
他一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是听清楚了，他站起来，朝姜主任一个鞠躬。姜主任忙站起来拉他坐下，说，都是革命同志，不作兴这样的。他说，这是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表态，并且，我认为你的话是代表组织的，不仅代表你个人。姜主任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是军管会，是临时的。将来，我们要把调查结果转给恢复工作的地方党委有关部门，由他们来做最后的结论，并且还应当给你恢复待遇。当然，就我们来说，从现在开始，看待你就不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了。所以，对于逮捕你，让你坐了一个月牢房，我代表公检法军管会向你表示赔礼道歉！姜主任站起来，郑重地朝他鞠了一躬。他连忙站起来说不敢不敢。
姜主任就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纸，说，这是给你的《平反决定》。他接过一看，是“亭军（平）第36号”，上面打印着几行字：“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下面是“亭州军管会”并盖有公章、签有日期。他反复看了几遍，抬头对姜主任说，这可以说是目前所能写下的最好的结论了，对这个结论，我已经盼望了七年多，我，我的一家，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他的泪水涌了出来，站起身朝姜主任一个鞠躬，姜主任双手来扶，说，你受苦了，你受苦了，我能理解，能理解。
姜主任给他的茶杯续了水，说，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犯错误是真诚的，我们改正错误也是真诚的。你无须对我们，对我，有什么戒备心理了。他心中一愧，说，是的，本来是有一点，虽然那是不应该的，但现在情况确实有些不同。姜主任又说，这份平反书，军管会留档一份，给你们学校一份，给你本人一份，你要收藏好。
具体就谈了这么多，没有涉及运动，也没有对他提什么希望或要求。姜主任让他再喝点茶，他好好地喝了几口。姜主任说，今天我们是初步认识，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交谈，你也可以来，我也可以拜访你，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嘛。时候不早了，你就回家团聚吧，请代我们向你的家人表示道歉！
毫无疑问，姜主任是一个很有水平和政治风度的人。
那个青年军官陪他走到公安局门口，互道再见。跟刚才进公安局不同，这时他作为一个恢复了人身自由的、而且比这还要好得多的人，走出了公安局。他怀揣着那份第36号《平反决定》，独自走回家去。这个《平反决定》，不是搨在他鼻子上的够不着、舔不到的糖，而是有真实份量的东西，决不是可以随便这样写、这样盖上军管会公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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