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抢枪
一
七月底那天晚上，告别姜顺堂，下了那座小巧的办公楼，从公安局大门出去，外面很黑，几无行人。临街而居的一些百姓，在门口搁起的竹床竹榻上面睡下了，床边还点起了蚊香。这是他们度过炎夏之夜的老习惯，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睡在外面。路灯暗暗的，且被树荫遮住了一些。到处显得很安静，夏虫夜吟之声也清晰可闻。白天因文革运动而有的喧闹此时销声匿迹、全无踪影。
明德街的职工夜校里面却满是人，朝南大屋里有个人在主讲什么，屋里住不下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不顾汗腥味而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站在后面的一个工人告诉他，那是南通的头头，从南京过来，路过亭州，给大家讲“武汉事件”。
他无心听这个，就在里面找人，后来看到刘克成、刘济武等头头在开会，还有江进海。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他虽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由衷地希望他们能做得正确而不犯错误，却不想像上次那样竟然参加了他们这样的会议。
坐在靠近门口的张大同走出来，对他说，郁老师，进来吧。他更后退一步，连说不不，这时江进海也走了出来。他说，我听说电机厂那里出了什么事情……。张大同说，噢，那是一场虚惊。不知哪里传来的谣言说，电机厂里面正在制造大刀长矛，还给每个工人发了柳条帽，为武斗做准备。当时梅有韬说，我去看看，就骑自行车去了。后来有人报告说，梅有韬被电机厂扣押起来了。于是就有很多人涌到电机厂门口，要电机厂放人，事情就闹了起来。我们用电话向军管会报告，军管会派王科长去处理。现在人已经放回来了。
他问，电机厂里真的有大刀长矛吗？张大同说，我们问了梅有韬，他说没有看见，但里面是不是在制造，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被控制起来，他没有能深入到车间里面去。
他问，梅有韬怎么被扣留在电机厂的呢？张大同说，他没有进去，他在门口张望，结果被电机厂里的一个熟人喊了进去，这人是电机厂运动初期的一个活跃分子。喊他进去玩玩也很自然，并无恶意，但梅有韬说话随便，说，我是听说你们造大刀长矛，特地来看看的。这么一说，旁边就有人说，他是来侦察的。情况就起了变化。梅有韬一再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扣留我，第一，我是被你们的人叫进厂里来玩玩的，第二，我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们把我扣留的时间越长，越不利，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军管会王科长去了之后，电机厂还不肯放人，一直到宋政委打电话叫他们放人，才放了出来。
那么王科长呢？他问。张大同说，王科长是同梅有韬一起回来的，把梅有韬交给了我们，在这里喝了一杯水，谈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刚刚才走。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外面出现大标语，矛头指向军管会和王科长，跟我们无关，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我们没有这样布置，我们也无法阻止。
他说，我是不放心，来看看的。虽然是一场虚惊，但也反映着客观形势，你们要谨慎啊！
张大同说，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你正好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就拉他进屋，江进海也推着、劝着他。他把心一横，也就进去了。他觉得这一步跨出去，立即使他发生了一种重大的改变，有点头晕，有点前途未卜，但这只发生在他的内心里。他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似乎惋惜自己，却又无可奈何，这正如他一步跨进来了，怎好立即又一步退出去呢？
新的矛盾立即就来到心头。他想到姜顺堂反正是知道他到“串联会”来的，不至于认为他是刘克成他们一伙的。他感到因为姜顺堂的这次邀见，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秘密的身份，虽然不是姜顺堂任命的，却是姜顺堂所知道和鼓励的，所以他在“串联会”的出现，以至于能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他们这样的会议上，姜顺堂是无由见怪的，更不应以后像“三月镇反”那样作为他的问题来看待。那么，他倒真的成了特务式的人物、正如他的“历史问题”所指控的了？他终于成了一个“特务”而这就是他的命？他立即否定了这一胡思乱想，问题确实不应当这样看。因为文化大革命有它的特殊性。他跟每一个普通群众一样，本来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范围，或者说也同样拥有文革所特许的一份民主权利。你可以参加这一派，也可以参加那一派，还可以哪一派都不参加；你可以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也可以不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你可以被群众拥戴为或大或小的头头，也可以拒绝当头头；你可以写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也可以不写任何大字报；你今天可以热情地上街发表看法，跟别人辩论，明天也可以做世外之人，拿上鱼竿到野外去逍遥；对姜顺堂这样的人，你也不必怕他，你对他可近、亦可远，你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的，甚至还可以写他的大字报；这一切全由你自己决定。你如果愿意充当特务式的人物，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姜顺堂虽然没有这样布置，但未必不欢迎有你这样的眼睛和耳朵，也未必不欢迎你能从中化解矛盾，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愿意。但他一向凭着赤子之心，凭着对运动的理解和关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并无任何的投机意识。他过多考虑的倒是自己的政治安全，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冒险家。但他也不是一个庸人，他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无论他跟哪一方面发生多少接触，只要他是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立场的，他就不是投机分子，他就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做两面派，但他可以为两面做些沟通和劝说的工作。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人，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情况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反正自文革以来，他要想一点也不说什么、一点也不沾不惹，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起小时候他玩乌龟，用一只脚踩在乌龟身上，另一只脚悬空，使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乌龟身上，让乌龟不得不把缩着的头伸了出来。文革以来，他就是一只总想缩头却总是被外力压迫着伸出头来的乌龟。
但他是不会给刘克成他们打气鼓劲的，他想给他们泼一点冷水。
他们正在热烈谈论的是“武汉事件”，说武汉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支持下，竟敢揪斗中央文革的代表谢富治、王力，武汉三镇到处写出大标语要谢富治、王力“到工农群众中来”，要谢富治、王力“下连当兵”。周总理化装进入武汉，要武汉军区承认支左工作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肯定“工总”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陈再道不但不听周总理的指示，还对周总理不敬。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武装大游行，冲击东湖宾馆，揪走王力，他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把造反派“扫光”，打死打伤许多的人。其时毛主席就在东湖宾馆，不能排斥有少数人有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逼毛主席，这个性质严重到了极点！毛主席虽然安全转移，但情况真是很危险。这就是武汉“七·二0事件”。现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已经上北京做检查去了，中央一表态，“百万雄师”立即垮台。北京，全国，都在声援武汉的造反派。
他们谈论着，兴奋、恐惧、向往、忧虑，这一切反映在每个人的脸上，表现在他们的言谈中。兴奋中有着吃惊，恐惧中有着愤恨，向往中有着急躁，忧虑中有着绝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看到了希望，但某种压力对于他们总是挥之不去。
武汉的造反派最幸福！
但人家吃的苦也大！那里的斗争比我们激烈！
中央对各地要能像武汉这样具体表态就好了！
中央能表态到我们亭州这一级来吗？
所以我们这里总是硬不烂，半生不熟，全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军管会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为“三月镇反”彻底平反！要他们承认我们“文革串联会”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军管会应当明确表态“活畜会”是保守派！
嘿嘿，军管会要能做到这样，那我这会儿就回去忙结婚、准备抱孩子，文革没我的事了，你们去当“核心”吧！
说最后这句话的，是赵家琪。而赵家琪说出的这话，没有人能回答。
刘克成以某种亲切的、邀请的、以至小学生一般的口气说，郁老师也来了，请郁老师谈谈！
十几个人眼睛都看住了他。他好像这才觉得这个“核心组”的人未免太多了些，但立即也就理解了，他们作为“文革串联会”，要尽量团结不同“山头”的人。
他来是想劝劝他们的，这时该他说了，但还未开口，就有一阵不忍之心，这倒也好，让他没有开门见山直指他们的弱点和可能会犯的错误，而是设身处地从他们造反的悲壮经历和艰难处境说起。他说，文革从去年开展到现在，我们亭州，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国造反派所经历的，我们也都有所经历，从当权派执行“资反路线”，到冲破这条路线，我们都经历了，跟人家比，只是规模不同、程度不等。“一月风暴”，除了上海，真正实现“夺权”的，全国也都很少，我们这里更谈不上。青海省有个赵永夫下令军队向造反的工人学生开枪，打死不少人，惊动中央，我们这里就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是三十多个造反派被捕坐牢、游街示众。在青海、四川那里叫做“二月逆流”，流到我们这里是“三月镇反”，相差一个月。刚才有人发言说到“硬不烂”，我看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特点，我们这里比较“文”，跟青海那种边远地带不同，跟四川那种地方也不同。再从城市说，我们跟南京不好比，跟武汉不好比，我们是“县级市”，连一所大学也没有，亭州全市人口号称十三万。
说到此，人们因意识到的自愧弗如而笑了起来。他继续说，我认为我们要防止的，反而是一种急躁情绪。就以今天电机厂的事情来说，为什么要去看人家是不是制造大刀长矛了？就是说，如果他们造了，那我们也造，我们骨里巴不得看到他们制造了，那我们就有了制造的理由。其实是我们心里想制造这些东西，以为这些东西能解决问题，能显示我们的意志和力量，能让对方害怕。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思想，那就会是我们走向错误的起点，因为这样的思想超出了文革的含义。我们可能希望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激化到武汉那样的程度。如果是客观发展到那一步，那也没法阻止，但如果由我们人为地去改变“硬不烂”，那激化的责任就变成我们的了，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不应当犯的错误，叫做“左派幼稚病”。据说在中国革命初期就有这样的事，那时叫起义部队去把多少里之内老百姓的房子烧光，人为地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把人民都变成赤贫，赤贫了就最革命了。作这种决定的人就没想到，你让人民变成赤贫，人民最痛恨的就是你。就是说，我们应当有正确的策略。“屁派”没有在街上撕我们的旗子，没有到华兴机械厂或者重型设备厂来侦察我们，这就说明他们比较冷静、谨慎。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总是出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在“三月镇反”刺激下，一些人可能变得比较骄傲，由极度的灰心而发生极度的急躁，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认为军管会应当无条件支持我们，认为“屁派”应当向我们靠拢，亭州应当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就代表亭州文革的正确方向、正确路线。我认为这种思想情绪对我们是十分有害的。这就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危险。
他注意到，这些话说出来很有份量、很起作用，头头们都听得很入神，面色严峻起来，屋子里异常寂静，在他说话间歇的时候，只有日光灯呜呜地响。他说，总之，根据亭州这种“硬不烂”的特点，我们要多用柔劲，有耐心，讲策略，上上下下克服急躁情绪。我们不能要求军管会、要求全市人民承认我们是左派、是核心，这一切都只应当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硬要人为地去争，那就会适得其反。从文革初期，到“三月镇反”，可以说，我们没有错，错的不是我们，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去争左派、争核心，可以说，我们就真的要犯错误了。报纸社论里说，最近，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社论里还说，要夺头脑里“私”字的权。我理解就是指的这方面。当然，我们听了也许有点不服气，因为我们不是硬要当什么左派、核心，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要当，我们只是为了运动后期不被“秋后算账”，因为当了左派、做了核心，自然就不会被算账了。
说到此，头头们被点破了幼稚的心理，灿然而笑。人们，包括这些头头们，程度不等都确有这种很幼稚的想法，而且还难以克服，因为这好像也是一种现实，它总是很严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且，几千年来，好像都是这样的，永远都是这样的：不是你算我的账，就是我算你的账，最后就看谁得天下。这些人的可怜之处在于，他们想的主要还是不被别人算账，而不是如何给别人算账，他们几乎不敢想象这种优越的地位。“一月风暴”前夕，保守派一夜之间的垮台、消失，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还不知道如何享有这一胜利，紧接着就是内部分裂和“逆流、镇反”的到来。可以说，造反派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们刚才那灿然一笑的脸上，竟有着惨苦的凄凉的成份，是尤其令他心动而且心酸的。
他又想起了《荀子》说，“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进而说，“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荀子这种说法看上去很欠分析，前一句话甚至颠倒了是非。但荀子对“斗”的现象的发现和议论，却很有意思：“凡斗者，……则是己为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
也就是说，只要斗起来，就没完没了。他想到这一悲剧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他的话也就嘎然而止，觉得说不下去了，乃至觉得此晚此行以及所说的话，完全多余。以后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他是怎样从那里“散会”而去的，他都没印象、记不得了。
那天晚上之后的一天，他还曾和江进海谈过一回，是在学校解剖室那边的小花园里。下午，江进海让林集把他领到那里去，开口告诉他，他们准备组织学生静坐军管会。他立即说，我要泼你的冷水、打你的拦头板，我不赞成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不管江进海脸上挂不住，接着说，你们替毛主席想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依靠就是军队，你们用对旧市委的方法来对军管会，怎么行？毛主席会让你们这样“一反到底”，四处出击，一点也不讲革命的策略性吗？我看到传单上周总理的话说，“政策是路线的保证”。这就是教育你们的。有一句毛主席语录你们不是背熟了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你现在不仅是一个普通学生，在文革这个特定情况下，你也是一个“各级领导同志”了，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呀！你们以为毛主席依靠你们就行了？你们算什么？一个“三月镇反”，就足以让你们偃旗歇鼓、销声匿迹！从运动初期到现在，每次你们被压下去，都是毛主席解救了你们，要不是上面有毛主席，你们被打下去就打下去了，说你是反革命你一辈子就完蛋，谁也别想翻身！你们如果这样闹，是不会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毛主席还要来敲敲你们的头，让你们清醒清醒！报纸上已经有这方面的话了，但你们不听！
江进海摆出一番道理来，辩解说，中央越来越把军队的问题提出来了。先是五月份向全国公布去年党内的《五·一六通知》，上面的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一段，六月份《红旗》社论对这一段又加以引用，《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提出“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如果大联合不是以左派为核心，那就会把革命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七月二十日的报纸出现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个提法充满七月下旬的报纸，七月三十一日《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明确提出了“军内一小撮”是斗争大方向，并且说“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到八月五日，报纸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社论点出了“抓枪杆子的”人的问题，号召我们“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创建新的功勋而奋斗”，如此等等，说明“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新的斗争大方同。联系亭州实际，“三月镇反”就是执行了资反路线，至于有没有“军内一小撮”，我们现在不能肯定，但我们针对“三月镇反”要求军管会向全市人民做检讨是可以的，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毛主席让军队“介入、支左”，既是形势需要，也是对军队的考验，现在把“军内一小撮”、把“拿枪的刘邓路线”考验出来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听了真是满肚子的气。他说，哪怕报纸上天天说“揪军内一小撮”，我也不相信毛主席会要你们这样干。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认识，那我建议你不要忙着搞静坐，你们可以写大字报，提出问题，可以跟军管会有所接触、见面、交谈，何必一下子剑拔弩张、激化矛盾？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你们读过没有？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什么？容许这样对待吗？军队如有问题当然也不行，但决不会是采用你们这种方法，决不会要你们来帮这个忙。文革闹了一年，天下大乱还可以说是表面的，如果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那就将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毛主席一定会来制止你们！
江进海一时无语，脸上红红的，厚嘴唇微张着，眼神迷惘，似乎就要被他说服了。
林集插上来辩解说，归根到底，天下稳定在于人民。他立即说，你这话归根到底是对的，但拿到这个问题上来是不对的，你们就是人民？军队不是人民？前不久报纸上重新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两派的矛盾，你们跟军管会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人民，别人也是人民！你们就不会犯错误？你们就天生正确、永远正确？你们说报纸上号召“新高涨、新风暴”，据我的研究，从“一月风暴”以来，中央对运动就在“收”，由于矛盾斗争，一直“收”不起来，也就因势利导，发展到了现在，但总的还是要“收”。《伟大的战略措施》那篇社论说，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后来还有社论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同出来接见了军训会议代表。军训谁？就是学生。就是把你们集中起来“立正、稍息”，加强纪律性，“收”你们。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转向“以学为主”。这一切，说明什么？是要“收”，还是要准备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风暴”？
林集说，郁老师你说的“收”是对的，但是，“武汉事件”把“军内一小撮”问题提了出来，联系前一阶段的“二月逆流、三月镇反”，打破了中央“收”的部署，中央要这样“收”，他们要那样“收”，所以现在要来解决，解决了之后才真正“收”得起来。“收”有个方向问题，不能让他们往“资反路线”那边“收”过去，把造反派再“收”到监牢里去，这是要让文化大革命归于失败。树欲静而风不止，“军内一小撮”挑起了一场新的较量。“新高涨、新风暴”的说法是鼓励我们起来斗争的，我们不跟上去不对。军队是枪杆子，但我们不能做怕死鬼啊！针对“三月镇反”、“武汉事件”、“军内一小撮”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们只有向前，不能后退，斗争在推动着我们！这是最后的斗争！
江进海眼睛一亮，整个人都激动起来，说，对，这是最后的斗争！
他说，我是不同意你们的。我请你们慎重、慎重、第三个慎重！
江进海、林集没有跟他具体说到何时静坐、如何静坐，他也没有问他们。他虽然为他们担着心，但他反而不关心起来。学校里的空气一直就谈不上“复课”二字，作为教员，到校不到校早就无所谓了。但他也不能下乡去，乔丽每天要到厂里上班，他不能把她一人丢在亭州。他散步到园田上时，心中一动，跟农民要了一支他们扎豆棚瓜架的竹竿，回去用厨刀略加整理，就成了一支很合手的钓鱼竿，将大头针弯过来，在酒精灯上烧了一烧，丢进水中，算是淬火，就做成了鱼钩，至于鱼饵，饭米就行。他钓起鱼来，也不远，到城河边上找个地方站下来把竿子向河面上伸出去，城市里的一切就远离了。他钓了不少的大鲫鱼回家，做成了雪白的鱼汤，异常鲜美，看着乔丽喝下去，心里特别得到安慰。人们真呆呀，为什么想不到去钓鱼呢？
一天下午，他到井上胣了鱼，收拾干净，提了一桶水回家，在路口遇到久违的史宏。史宏从自行车上下来，帮他拎了水，跟他进了屋，立即也就发现了鱼竿，判断说，郁老师，这鱼是你自己钓的呀？他说，在城河里钓的，好钓得很，钓了八条，就回来了。胣了四条，养了四条。他揭开盖着的盆，里面的活鱼泼拉拉孓动，溅出水来，急忙又盖上。史宏见了也快乐天真地笑了起来。他请史宏坐下，泡了茶，史宏没有拒绝，看来有心跟他谈谈。他说，好久不见你了。
史宏说，我都有些不好意思见你了。他问，何故？史宏说，文革以来，我已经两次到看守所去接你出来，想不到你又第三次被关进去。你第三次出来，我们不知道，即使事先知道，好像也不怎么好去迎接你。情况真是越来越复杂。其实文革跟你有多大关系？为什么一再牵涉到你？过去是不穿军装的人，后来是穿军装的人，眼光不约而同落在了你的身上，把你当作假想敌，当作某一种象征。但事情既然这样发生了，就有它发生的道理。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想承认的，但不承认也不行，它一定有根深蒂固性，所以才一再地、顽强地表现出来。文章做在你的身上，却是给所有的人看的，其实他们心里也不见得就认为他们在你的问题上做得有多对，但他们还是就这样做下来了。有没有起作用呢？还是起了作用的，包括我在内，不能不有所考虑。其实毛主席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十六条》上早就有了策略，预先说了要团结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群众，而且对真正的走资派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说最后要给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十六条》第三条关于目前党组织的四种情况，与第八条干部问题，是对应的，所谓干部里“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对应于“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者是一回事。但看来，对立和阻力可能大于他老人家“少量的”这个估计，或者不如说不以这个策略为转移，所以运动才这么艰难、复杂，好像触犯了什么不能触犯的东西，毛主席去触犯它也不行，谁也不能触犯它。也许你只能顺着它，在这个前提下你才可以推行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受到它的检验，决定你能通过、还是不能通过。这个“它”，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它就是最强大的存在，好像自古以来它就存在着，真正主宰历史的是它，它有时会被压下去，终究还是要翻上来。所以我产生了许多的疑问，我内心里有着很大的动摇。
他不想听这些，他想把话题岔开，问，这向时，你读什么书？
史宏说，碰巧发现了一本从前的论文集，连封面也没有，里面的文章倒是全的，是谈近代史的，有好多人的文章，其中最主要是胡绳的，他提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我把那些文章一篇一篇的看下来，等于把中国近代史重新认识一遍，产生了一些感想。我最大的感想是：革命虽然会发生，但做人应当保守。保守些对社会对自己都好，而革命的东西，最终是站不住脚的，只能一时起推动的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随后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让给务实的方面。一个人为什么要冒杀头坐牢的危险去革命呢？这不正常。如果既不想当革命先锋，又不想保守，最好的就是折中主义，就是“中庸之道”。
他心中真是暗吃一惊。他听史宏说下去：
文革以来，即使一个普通学生，其实也一直处在这两种思想的矛盾中。长辈的、有社会经验的人，一般总是劝我们“安稳些”，不要出去“造反”，最好是呆在家里，而我们自己总是受着革命精神的感召、鼓舞，好像历史的重任就担我们肩上，我们应当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个思想怎么就灌注在我们头脑中的？总之不是我们出生时带来的。从戴起红领巾的那天，我们就告别童年，成为革命者、以至于立志做革命家了。说到此，史宏自嘲自讽自愧地一笑，而他却没有笑，他觉得不能亵渎。
太平天国的那些为头的人，我给他们算了一下岁数，都是二十上下的人，最小的是陈玉成，参加起义时才十四岁，石达开是二十岁。杨秀清、李秀成、韦昌辉、洪仁王干 ，这些人岁数稍大，但也在三十岁之内。这些情况跟现在参加文革的学生、工人差不多，大约也跟当年上井岗山的人差不多。金田起义时冯云山三十岁，但他组织“拜上帝会”、有三千徒众时，才二十三岁。洪秀全起义时三十七岁，但他也是在二十多岁时形成了他的思想、有了他的革命活动。这些人凭着一时豪气起义了，跟着他们的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很年轻的人。他们不过是偏僻落后之地贫苦的农民，对天下国家能懂得多少？这样大的农民起义，这样庞大的农民人群，一路杀来，攻城略地，对正常社会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可想而知。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从革命方面肯定它，给它以正义性、合理性，但它的负作用也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说。相反，曾国藩就看得很准，选择了坚决维护国家、维护社会的立场，最后他胜利了，接着，他审时度势，成了洋务运动的开拓者。要依了太平天国，我们虽然离开清朝，却来到一个新的皇朝。相比之下，还是已经立国二百年以上的清朝成熟老练，也只有靠清朝来实行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当时还停留在纸上，而且还较肤浅。金田起义虽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但有这场起义，不如没有这场起义，一切问题还是通过国家途径解决比较有利。
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康梁那把火，让国家，也就是让慈禧太后和张之洞去发展洋务运动，君主立宪今天不搞，明天终归要搞，就能避免好多灾难。后来又有什么义和团。袁世凯当了皇帝，君主立宪仍可能在袁世凯手上实现。可是有孙中山闹革命，这又是比较火的，他发动起义、要建立民国，一次次失败，很艰难，这就又把君主立宪的时机失去了。如果没有洪秀全，没有康梁维新，没有义和团，没有孙中山，一切是不是要好得多？有可能上海外滩那种洋楼比肩林立交相辉映的壮观景象早就遍布全国了。大串联的时候，我一马到上海，看到了外滩，心里真震惊啊！历史课上教给我的许多东西一下子就崩塌了，觉得一切不是那么回事，我心里甚至想：所谓崇洋媚外，其实是有道理的啊！
他等着史宏往下说，因为下面就要说到共产党起来闹革命是否有必要了，但史宏没有再往下说，而且中断得很自然。史宏这些思想，当然是不对的，竟用无师自通的保守意识，把近代史整个地做了反说、曲解，真是好本事！人的思想原来可以这样有多种的发展方向，真像水里的鱼一样，活得很啊！
史宏不过是偶尔路过，说的是一些不着边际的随想，他何必就此多说什么？他一笑，也“折中”地说，是的是的，历史太复杂了，有时好像真是说不清。像你们这样在文革这个活的历史中做“勇敢的闯将”，追求历史的真理，不容易啊！
史宏说，现在我不闯了，江进海闯到前头去了，他们敢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就在刚才，他们宣布静坐军管会了！已经静坐在那里了！我确实半年之前、“一月风暴”那时就开始有点转变，也可以说是保守了。怎么转的？是因为想得很多，不是老局限一个角度。我跟你郁老师说，现在我的疑问确实有些大，我们中国还没有“修”，仅仅为了反苏联的“修”、防我们的“修”，就让天下这样大乱，是否有必要？毛主席指引的前进方向我们不应怀疑，但心里确实不敢相信问题有这么严重。“武汉事件”就反映了多数基本群众，还有军队，思想跟不上来。你说他们保守，他们还真敢造反！这样下去，不等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自己就要把自己闹垮。太平天国的内讧真是不该！先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后是韦昌辉杀杨秀清，接着是石达开杀韦昌辉，最后是石达开出走，内部滥杀，大伤元气！读书到这里，真是扼腕长叹，怎么就不能正确一些的呢？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干部从一开始就对文革不理解，不肯站到造反的这一边。他们怎么竟然不如我们所想的应当“一边倒”、跟《十六条》走？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切不是只要中央一句话就行的吗？现实看来并非如此。我们从前坐在教室里哪里能晓得情况可以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下子被拖到非常非常现实的现实中来了！现在越来越看出干部们整体上采用的是阳奉阴为的办法，替他们想一想，他们不这样又能哪样呢？不是说大民主吗？我们有造反的民主权利，他们也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呀！可是我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一面。中央也打算“见好就收”，可是“收”不起来！军队一出场，对于文革，跟干部一样，也是“不理解”。他们是枪杆子，一出手就不得了！江进海他们跟着社会上的一些人对军管会的“三月镇反”不依不饶，这样下去怎么行？运动既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是保守一些比较好吧？总之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显示了出来，而造反派如果仍然想得很简单，那是不行的，所以我确实越来越转向保守了。郁老师你说呢？
史宏所说确实是比较现实的。他不由得十分敬畏。相比之下，江进海、林集他们就显得“不成熟”了，他们的激进和勇敢，反而有点“僵硬”。然而，史宏那种保守的混乱的历史观，他却未必喜爱和同意。
二
从史宏嘴里知道江进海果然领着学生队伍静坐了军管会，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着急和失望，只恨无力拎着江进海的耳朵，让他叫学生从军管会立即撤出、回到学校里来。
史宏谈了一会也就走了，他送史宏到路口，望着史宏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心中仍油然而生一种敬畏。这敬畏在某种意义上也来自《九评》，其中有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很著名的一段话，包括五个“他们必须是”，即五条标准，而方法呢，说得很明确：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五条标准”，其实是毛主席亲笔所写，已经选进《毛主席语录》，在“干部”这一章。
文化大革命果然就这样做、这样付诸实践了。毛主席不是用畅游长江做了一个形象鲜明的象征吗？而且扣住“大风大浪”这四个字，说了那一大段精彩的话，成了鼓舞青年投身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的伟大的号召。真有心心相通、上下呼应之势，说明在一代青年整体的思想上，是认同了接班人的标准和“大风大浪”这一说法的。
这么多学生、青年工人如此踊跃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虽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想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尤其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想以后做领导干部，但“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确实是对他们全体的一种呼唤，是他们必须担当起来的庄严的历史责任。他们戴红领巾的时期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而到了戴团徽的年龄，又加上“反修防修”教育，两年前他们读过《九评》，他们实际上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精神准备，迎接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满腔热诚、无比自豪、充满历史的自觉意识，奋不顾身扑进了“大风大浪”之中。然而，这场“大风大浪”的复杂和艰危，他们真是始料不及，他们几乎是毫无政治经验的，于是研究和探讨、迷惘和动摇、分化和重组，他们都在“锻炼成长”，至于“成长”到哪个方向上去，看来会是因人而异、也因势而异的了。
他独自叹息着，摇着头，前景难测，无可奈何。他的心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固执地牵挂着江进海他们，似乎很想到军管会那里去看看。但他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决定不到那个他极不赞成的、并且让他为学生担着心的场合去。他惊奇地发觉他的心一时静如止水，要不是天已下午，要不是已经钓了不少鱼，他还是会拿起鱼竿到城河边上去，力求让自己进入一种“出世间”的境界。
刘镇琛来了。多时不见，来得正好。刘镇琛说他才从军管会门口来的，学生静坐在中山塔里面的道路上，门口挤满群众，里面也有一些，他挤进去看时，正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学生（朝阳初中的）要降下旗杆上的国旗，已经解开绳子、降下了一点点，旁边一些群众立即很好心很着急地大声叫了起来：“不能”！这时江进海正好走来，问那学生想做什么？那学生说，想把“总部”的旗子扎在国旗下面再一起升上去。其实那学生也明白群众为什么向他说“不能”，也正在犹豫着，但似乎仍想坚持自己的做法，以说明他本无不好的动机。这是要用坚持错误来说明“正确”，这时必须有人对他下果断的命令才行。江进海起到了这个作用，坚决地说，不行！把国旗升好！那学生立即就把国旗升好，惶愧地拿了自己的旗子走了。这旗子立即出现在中山塔二楼窗户上，迎着大街，位置倒也恰当。这个小同学当时的真实意图，大家当然都知道，但那样做是不行的，会发生各种误解，会引来污蔑、攻击，确实是太危险了！
他听了只觉得憋不过气来，那小同学确实差点犯下大错、酿成大祸，到时再怎么辩白其动机也无用！就这情况，以后的污蔑、攻击，一定还是难免。欲加之罪，还何患无辞呢，何况确实有过这件事……
他长叹一声，把头摇摇。他问刘镇琛，你怎么到那个是非之地去的？刘镇琛说，按理我是不去的，现在我好像跟你一样，也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了，但正好路过，看到群众多，心想挤在群众里看一眼也不要紧，我不说话、不表态，一看就走，谁来注意我？想不到正好看到这一出，倒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你认为他们静坐会胜利吗？
他反问刘镇琛：什么叫胜利？胜利就是胜利吗？
刘镇琛说，是的，我也觉得从根本上说，胜利很渺茫。绝对意志是无法实现的，现在造反的人就好像抱着一种绝对意志。我感到社会上已经产生厌倦心理，我也有。我一个人躺在铺上想，运动什么时候结束啊？让我们考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吧。我考大学是没有希望的，出身不好，现在又成了坐过牢的人，大学里何必一定要录取我这样的人？一看到这种档案就会丢到一边去。其实，早点参加工作也好，还早点拿到工资呢。我看不少在我们前面毕业出去的，不管初中、高中的，进厂以后就有一种脚踏实地走上生活的样子。如果要学习，要成名成家，就“自学成才”，华罗庚、高尔基就是最好的榜样。从报纸上看，中央早就要“收”了，这个运动让你们有这么点儿意思就行了，就像演习一样，如果当真这么大弄特弄、绝对意志，就过份了，国家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嘛！当真到那个地步，那就是另一回事！但只怕那时又没有这么多人敢参加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天安门上还会有挥手发出号召的人吗？
刘镇琛的口没遮拦，有点令他吃惊，但那观点他是赞同的。可以说，不但中央明确地要“收”，人们也都认为这次运动该“收”和要“收”了，只有刘克成、江进海这些人固执着不肯“收”。他们说他们不但是不得已的，而且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肯把问题放到更大、更深的范围里考虑，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树木，更不见森林。就他所感所知，工人头头部里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不占上风，或者在支队长大会上得不到赞同，因而较为正确的思想策略在他们整体上来说，显得欠缺。他们在整体上还不能真正懂得退却、忍让，不懂得对立统一，不懂得事物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过程，他们确如刘镇琛所言成了唯意志论者，其结果只怕难免整体地在坚硬的墙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至于江进海，他跟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一般倒是较接近，但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位置上，所以他也不能改变工人方面的主要倾向。这次静坐军管会，不是为了学校的或学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社会上的“三月镇反”，要抓住这一点在整体上打个什么翻身仗似的，这就是以学生的运动自觉配合了工人的运动，成了整个造反派的“绝对意志”、无形的行动计划的一部份。
刘镇琛又说，我也观察过江进海那几个人，感到他们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悲剧英雄，好像抱定了要用自己的牺牲与毁灭，去迎接一种最人民、最平等的新世纪的曙光，或者说是为之奋斗。令人敬佩。但在客观上，他们的理想虽好、虽有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不可能像他们所想的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现在，结局就连最普通的人也已经看出来了。一切将适得其反！也许，历史需要的就是他们的牺牲，或者说是一代人的牺牲，包括我在内，只是牺牲的情况不同！
刘镇琛离开了，刘镇琛最后所说的话却久久压抑在他的心上。作为一个特殊的旁观者，这孩子的思想触角也有点特殊了。
他的心虽然牵挂着正在静坐军管会的学生，但他几乎做到了不去想，只当没有那回事似的，他像上班一样按时到达城河边上的一个偏僻之处，隐身树丛蒲苇之中，伸出他的简陋的钓竿。远处烟水微茫，近处独钓清波，确实是可以将身外的世界暂时地忘掉的。
姜顺堂又派人来请他去。时间是晚上九点多，走的依然是那条神秘的小巷，从后门进了公安局。
老渔翁，老渔翁，哈哈哈！
姜顺堂握着他的手就开起了玩笑。幸而他并非像电影上描写的特务似的借垂钓搞什么见不得人的活动，要不然会被姜顺堂的讥讽把胆吓破的。但毕竟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受到了监视，心头为之黯然。
下午我就派人到你家去找你，邻居大妈说，郁老师钓鱼去了，要到晚才回家。所以我晓得你做了老渔翁。我也是喜欢钓鱼的，等有了空，换上便衣，跟你一块儿去。吃鱼没有取鱼乐，哈哈哈，这是人类永恒的乐趣！
姜顺堂用这些话及时拂去了他心头的阴影，而且做得不着痕迹。一切不管是有意无意，他都没有介意的理由了，他也就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回到常人的心态之中。
老郁，假如这会儿我们能谈谈“钓鱼经”，那是多好！但现在谈不起来，你的学生正在静坐军管会，你虽然钓鱼去了，你的心未必不牵挂着那些学生，你一定是为他们担心、着急的，可是你无能为力，他们现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他们受着极“左”思潮的影响，他们正在犯错误，可是他们揪住我们的错误不放，拿个来说明他们是正确的，这是以一种错误来反对另一种错误，而犯下真正的更大的错误。你虽然无能为力，但你还是应该尽你的努力，因为江进海他们对你是很敬重的，你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你的态度，这样有利于他们能冷静下来。
他说，事前我已经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态度，我是反对他们静坐军管会的，我主张他们跟军管会交谈，不主张他们激化矛盾。
姜顺堂说，好嘛，我说他们是敬重你的！你事前就劝过他们，这个我倒没想到，但确实也应该是这样的。你现在还可以继续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了。当然，现在他们是不听任何人管的，我是说，作为他们敬重的老师，你还可以继续劝说他们。这不是说你有特别的责任，也不是我们给你布置任务，而是说你有这个条件。你不要有顾虑，我们是理解你、了解你的，你也不是为我们工作，我们都是为文化大革命、为毛主席做工作。你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要求我们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二是要求我们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给这次被捕的人和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公开平反；三是要求我们在这个大会上向全市人民作深刻检查。我跟你说老实话，这三条，我们一条也不能答应。我们认为他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他们只有先撤出军管会，我们才有跟他们谈判的可能。我们如果答应他们的三条，我们就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是说，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认为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运动应该往回“收”了，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搞无政府主义。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部署，我们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确实做得不妥，仓促上阵嘛，也可以说是犯了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但如果有人要抓住我们这个错误不放、做文章，让我们不能开展“收”的工作，让文化大革命“收”不起来，这就不对了。所以我说他们的三条我们不能答应，他们的这个“兵临城下”的方式，我们军人更不能答应。这里面有个“度”，我们过了“度”，是我们错了，他们如果过了“度”，他们也不对，我们不能让步，不能往后退。我说的这个意思，你同意吗？
他说，我基本同意，但学生比较单纯，对形势很难达到你这样深的理解。姜顺堂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学生打先锋冲在前面，又不听劝说，总认为我们是跟“资反路线”走的，跟我们斗，要把我们斗得跟他们完全一致，我们怎么办？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和原谅他们的冲动，吸收他们的意见，但不可能跟他们完全一致。
他问，军管会首长接见过静坐学生代表吗？
姜顺堂说，没有。但我们的意见已经通过我们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了。
他说，静坐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认为不能这样僵着。第一步，首长可以接见一下学生代表，倾听他们的要求，做出一种较高的姿态；第二步，双方派出谈判人员，就他们的三条要求进入具体的商量，形成共同的认识。要相信学生也是能通情达理的。如果你们同意这两步，我愿意去跟学生联系，劝说他们进入这个步骤，让他们派一个人到你这里来具体谈这件事。但这以后就没有我的事了。
姜顺堂笑了一下表示对他最后一句话的理解，然后立即表态说，你这个建议好，我认为可行，那就劳驾你去找学生头头谈一下，让他们先派个代表到我这里来商量解决的步骤，现在就可以来。至于以后怎么谈判，那就照你说的，没有你的事了，我们要保护你。你这就去，我呢，也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首长报告。
就这样，在对立着的军管会和学生之间，他充当了一回说客和信使。
虽是夜晚，中山塔附近尽是人，有的从中山塔里出来，有的进中山塔里去，有的就站在路边上摇着芭蕉扇谈论着观望着。突然，头上半空里有高音喇叭响了起来，是一个女学生的声音，用很不错的普通话庄严说：“现在播送中共中央《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他吃了一惊。这个《决议》是他没听说过的，他听了一遍，是一九五九年的决议，八年前的，不知为何现在拿出来播放。他穿过人群，进了中山塔。里面尽是学生，秩序井然坐在地上，广播里关于彭德怀决议的播音，正好起了给学生助威的作用，他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还跟彭德怀元帅这样的大人物发生了这样的联系，不觉被一种又紧张又有趣的心情抓住了，文革以来早已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具体说明着他们这样“斗争”是意义重大的，是在直接参与着国家大事。他往里找去，终于找到“指挥部”，日光灯亮着，里面有一些学生，播音员看上去是一个初中女生。满头汗水的江进海却在他身后出现，“郁老师，你找我？”
他和江进海站到旁边树影下，他问，你们下面怎么打算？江进海说，军管会领导人至今不出来，来过两个科长，他们不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倒说我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根本谈不拢。我跟他们握过手，他们的手都软得像棉花一样，他们才是团级，就“修”得这样了，还怎么打仗、怎么带兵！我们决不在三条要求的立场上后退。虽然我们是拥护解放军的，但军管会的“三月镇反”，还有目前对我们的这种态度，我体会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最脱离人民、最跟人民对立的，认为他们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老爷，人民是可以随便对待的奴隶！只要是不把人当人的地方就有革命的理由，何况是用“镇反”对待人民、对待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人民的呢？他们是代表“走资派”来报复造反派的，所以一介入就像虎狼一样扑了过来。这不是什么理解的错误，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作为打过江山的人，他们变了，他们很轻易地不知不觉地就忘记了革命的过去，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越来越体会到文革的伟大，思想上政治上革命性的彻底，它的艰巨性不但不能使我们气馁，而且更使我们意志坚定、三生有幸！
江进海的激愤言词深深打动着他，但眼前问题是不能凭这些言词来解决的。他对江进海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不宜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但我还是来了，就是想在当中沟通一下，我跟姜顺堂刚才有过接触，军管会愿意跟你们商量怎么解决问题，你们怎么谈，我不参加，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一个或两个人，到公检法军管会里面去找姜顺堂，他在那里等你们。我看你们去谈一下是可以的。
江进海稍作沉思，也就答应了，并且握手表示感谢。他放了心，总算没有遭拒，而且看来确实有这种联络的需要。江进海显然立即从激愤的“革命浪漫主义”，回到了现实之中，并将具体去做。作为“大风大浪”中这样一个学生头头，其思想确实总是会在这二者之间来回振荡，前者鼓舞着他的斗志，后者却限制着他前进的步伐。这是一种大痛苦。
他虽理解却无法分享这种痛苦，他回家去了。看着乔丽疑问的眼，他把事情告诉了乔丽，他让乔丽放心。他说，这是做好事，不是做坏事，不要怕。古代侠义之士无不以排难解纷为己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样畏首畏尾呢？这是精神的倒退，是不对的。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事情，而且明天我又钓鱼去了，天掉下来跟我无关。想来其实很惭愧，一个人难道应当这样明哲保身吗？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压抑自己？真不符合我们的人性，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一切不都是我们现实人性的产物吗？他像个演说家一样舞动着手臂，似乎在向苍天发问，似乎要掀翻他们的小屋。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发作起来，好像进入了尼采所说的“狄俄尼索斯”状态。乔丽叫了他一声，抓住他的手臂，担心地痛苦地望着他的眼。他冷静下来，现一苦笑，说，我们只有自己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了，不过现在人人都在痛苦，只是痛苦得不一样。静坐学生的痛苦是革命为什么还不能胜利？哈，这个问题多么有趣啊！你说呢？他深刻地问着乔丽，但乔丽的眼睛里含满着泪水！
这一夜，他的睡眠竟特别地好，一觉到天亮！他真为自己惊讶。他一骨碌起身，好像要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他随即让这种感觉放松了下来。他服侍乔丽吃了早饭去上班，然后把家里稍作收拾，就拿起鱼竿出发了。他大步地朝东走去。这一回不打算在城河里钓，而要跑得远些。他的心中出现一个不小的池塘，四周是树木和玉米的青纱帐，寂静无人，水底的蓝天好像凝固了一样。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心中的这个美景成了他眼前的现实。他坐在池塘边休息，享受了一下大自然，然后就伸出了鱼竿。看着那带锡坠的上了鱼饵的鱼钩在明净的水中悠然下沉，鱼线上一串白色的浮子一粒一粒地入水，最后留了数粒在水面上，成为他注视的目标，只要浮子出现某种动静，他就要挺起鱼竿，那时手中将有沉甸甸的感觉，以至于感到鱼儿的挣扎，他将把它钓上来，放进他的鱼篓！
时间大约过了中午，他的收获也“差不多”了，不必贪心了。他收了鱼竿，洗了手，坐在池边丰茂而干净的草地上很从容很惬意地用餐，也就是带来的三个烧饼和一条黄瓜，还有一个旧水壶里的冷开水。奇怪的是这旧水壶倒一直没丢掉，那还是他在江南参加农村工作队时的用品，可以说是他个人的革命历史文物。他一边吃着，一边听着鱼篓里鱼儿打出的泼喇喇的水响。用餐之后，他躺下休息，走了远路和站着垂钓了几个小时，使他有一种适度的疲劳。
一阵低沉的雷声让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天色变了，乌云在汇聚。他收拾东西，赶紧上路。回到城里，正要穿街而过时，大雨下来了，而在哗哗雨声之外，还传来一种可怕的愤怒的声音，分明是多少人跑步而来，并且有节奏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路上的人们一边躲雨，一边都朝北边望去。只见大队人马在雨幕中向这边跑近了，他们的吼声冲破了哗哗的雨声而震动人心。雨下得更大更疯，无数雨鞭抽打着这支队伍，轰隆隆的雷鸣沉闷地响着，不时有惊雷“咔嚓”一声劈了下来。但这支不屈的队伍，在雷雨中跑得更加齐整、更加斗志昂扬了，地上快速积起的雨水在他们脚下飞溅着。学生！学生！人们惊叫起来，这才看清这雨中的悲壮的队伍原来全是学生，就是在军管会静坐的学生。他们这是到哪里去？这不是奔向南山寺吗？那里是部队的驻地！这是要去找部队首长说话！人们都睁大了眼，凝神屏气，好像知道这通常是一种历史性的场面，应当好好盯紧，永远地记住！
学生队伍有一两千人，停止了喊口号，只是哗哗地在雨水中齐整地跑着。大雨不断地从天而降，好像是倾倒下来的一样，男生女生身上早就全湿透了，但他们对此已经全然不顾，只是坚定地跑着、跑了过去。旁边有两个妇女互抱着哭了起来。泪水不断地从他的眼中涌出，与打在脸上的雨水流在一起。
学生们消失在茫茫雨雾中，从远处传来他们有节奏的口号声，估计他们快到部队大门口了。大雨还是还是一个劲地下着，下得空荡荡的街道上起了烟。突然，从北边黑压压地又有一支队伍跑了过来，吼声雄浑，是工人的队伍，也都在大雨中全身淋湿了，人数超过学生一倍，达到四千人左右，脚步震得地动，也一直地向南跑了过去。这是去支援学生！人们这样地说着，兴奋而恐惧。
天上雷声隆隆地响远了，在工人过去之后，雨也渐小，阳光透出西边的云层，形成彩霞，残余的雨丝飘逸着在霞光里闪耀。刚才站在路边躲雨的人们，纷纷都向南走去，是去观看学生工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他沉重而木然地从躲雨的檐下走出。他手中提着那简陋的鱼竿，拎着鱼篓子，显然与时代极不协调，足以令他惭愧有加。好在他的头上戴着一个破旧的草帽，倒给他有所遮挡，真是“破帽遮颜过闹市”，不过他无意于嘲笑刚才的学生与工人。
街墙上一份破了的大字报上却有一段他没见过的“毛主席语录”：“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在一个小括弧里说是“录自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出语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站在一种至高至正的立足点上，泼辣风趣。他唯有敬畏与崇拜。他继续低了头走自己的路。
他久久呆坐在屋里，想着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倘若说那因为意义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发生地点的偏僻渺小而够不上“历史性场面”，也应当客观地说那是一切真正历史性场面在一个小城的勇敢而完美的模仿，在那些年轻的当事者当时的心情上是体会到了真正的意味的。
晚上，乔丽下班回家，他把雪白的鲜美的鱼汤端上桌，心头不觉叫了一声惭愧，也就过去了。乔丽在路上买了一份《活叶文选》，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大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吃过晚饭，他立即拜读一遍，是论证“中国赫鲁晓夫”如何一贯要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也就是回答为什么要打倒这样一个大人物。那些内容，对于他，是闻所未闻，对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以至绝大多数干部，都是闻所未闻，因为过去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央的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大人物，都毫无疑问是最拥护毛主席、最懂得毛泽东思想、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但内情怎么会是现在报纸上说的这样呢？完全打破了过去的印象。真是常人的头脑很难理解。但现在中央的报纸这样说了，真实情况也就确实可能是那样的，一个家庭里还会有不同主张呢，只是过去没有公开、没有激化、捂在里面。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有点恍然大悟，有点吃惊不小，也有点将信将疑。但老百姓哪里管得到那么高、那么大、那么深的事情？反正都晓得中国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对的，不管他是多么大的人物，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都不行，那是要让党变修、国变色，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这样的人，打倒就打倒了吧，毛主席不会错。
他有本事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三天书，完全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至于学生冲到部队驻地后的情况，以及更为严重的情况，他是后来从范公望嘴里知道的。
原来，学生冒雨冲进部队驻地之后，工人也到了。学生在里面的操场上站成方阵，就站在雨中，工人则沿着围墙站了一圈，形成的格局是包围了部队、支援着学生。宋政委从办公楼里出来了，后面跟着十几个徒手的战士。他站到学生面前，战士们紧贴着站在他身后，他们也立即被大雨淋透了全身。学生们热烈鼓掌欢迎宋政委出来接见，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宋政委才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就一时泣不成声，整个操场上一片寂静，天地间只听见哗哗的雨声。学生们为此对宋政委又报以热烈的鼓掌。宋政委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说，红卫兵小将们，在你们这样的革命精神面前，我们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承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呢？同学们提出的三条，是合理的，是正义的，我代表军管会，代表部队党委，全部接受！军管会将尽快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同全市人民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江进海这时走到前面，领呼口号：热烈欢迎宋政委的表态！坚决支持宋政委的表态！说，现在，欢送首长回去休息！在学生们齐整的鼓掌声中，宋政委在那十几个战士的紧随下，离开了现场，并且向学生频频招手致意。“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冲天的口号声欢送着他，同时雨声雷声不绝于耳。大雨也仿佛就在那一刻停止了，好像一切都刚好配合着起到了悲壮感人的效果。学生工人的队伍撤出部队后，就在外面解散了，人们各自回家，就像从电影院里散了场一样，走在大雨停歇之后的霞光之中。这次静坐就这样结束了。但第二天就有消息说，宋政委在部队内部受到批评指责，认为他不应该那样表态。对于这种情况，造反的学生工人方面似乎并无反应，而对于军管会何时兑现宋政委的允诺，也并无追问。究其原因，原来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街头一份“蒯大富讲话”的出现，就是这种标志。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司令蒯大富说，要准备跟毛主席重上井岗山！
听到此，他问范公望，真的吗？形势真的严峻到那种程度吗？不敢相信！范公望说，我亲眼看到那份大字报，虽然并不是“串联会”宣传部出来的，而是“串联会”下属一个战斗队转抄张贴的，但一样能说明问题，而且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事实？他问。
他们抢枪了，昨天夜里，他们抢了部队的枪，难道你一点也没有听说？
他真的是吃惊不小，想不到自己与现实如此脱节，真好像是做梦去了，一点也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说，这两天我根本就没有离家。
范公望说，我认为“革命”已经被“用尽”了！
什么意思？他问。
范公望说，“革命”，当它是社会的需要时，它必然爆发，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必将产生对“革命”的厌倦，而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东西反而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欢迎，它会化个装，借着人们的厌倦情绪卷土重来，世界就会在人心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时又是集体有意识的演变、默许下，走向“革命”的反面。闭门不出的“公子虔”等的就是这种时机。“革命”终于成了“反革命”的催生婆。将来，肆无忌惮的“反革命”又会把自己“用尽”而成为“革命”的催生婆。这样的一往一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历史的基本形式。我坚持从“形式”上来观察一切。
他领会范公望的意思，他心中悲哀地无法否定范公望说的这个道理。
范公望说，造反派贴出了《声明》，摆出他们“借枪”这一“革命行动”的理由。我们就依他们的说法，不是“抢枪”，而是“借枪”。文革从《十六条》看，是好事，但一年来的文革运动发展到这一步，总不能说还是好事吧？所以我说“革命”现在已经被“用尽”了，或者说“革命”已经有被“用尽”的危险。
中央是不会赞成的，中央早就在“收”，但一时还“收”不起来。另外，一个巴掌拍不响，造反派总是受压，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他竭力地为“革命”辩护着，或者说是做着分析，但有点吃力了。
不，历史不这样看，历史是从整体上来算账的，你既然“用尽”了“革命”，你就要遭到倒算，很简单，“三月镇反”就是一次倒算，但急了些、早了些，也简单了些，所以暂时被否定了。一切还没有结束，“革命”还继续在“透支”，中央也制止不住，着急也没有用，洪太尉放出了妖魔，个个都是好汉，什么白花蛇、九纹龙、豹子头、锦毛虎、出洞蛟、花和尚，都出来了。现在，枪到了群众手上，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这已经是常识问题！
面对范公望的严密逻辑，他开不得口，竟无言以对了。
我的《形式论纲》所论证、所预见、所策划的一切，必将成为现实，这场以“反与防”为宗旨的“革命”，就是所要“反与防”的那一切的催生婆！那伟大的固然伟大，而无数渺小的也将伟大，只是不为人知，比如我，这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剥削阶级孝子贤孙、不才小丑！哈哈！
范公望拍着屁股，整个人像蚂蚱一样跳了起来。
他笑道，你不要把我的小屋拱翻了！
他问范公望看了报纸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篇大文章没有？里面所说的“中国赫鲁晓夫”一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相信吗？
范公望说，我完全相信！但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看了之后就完全相信。如果那一切不存在，如果上层从来不曾有过那些分歧，从来就没有代表了另一种意识的人，才是奇怪的。要知道，我说的那另一种意识，它的事实基础，在当今世界版图上的面识，是绝对的大，而在我们国内，实际上也是强大的存在，并不光是有上面大人物的存在，有像我这样具体小人物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习惯势力的存在，即使在布尔什维克的血管里也每天在生长、发酵，所以最好是用“意识”一词来表达。正如《九评》所正确地指出的，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这只是说法不同，你这样说，我那样说，所指的事实都是同一个。说实话，我看了报纸上这篇大文章以后，心里反而觉得欣慰、觉得正常、觉得充满希望。那些所批判的，在我看来都是正确的，都是指引中国正确前进的灯塔之光。如果对那个人的这条路线的揭露都是事实，那我十分十分地崇敬这个人！他无愧于在上层取得那样的高位，仅仅差着一步的距离，真可惜啊。但我相信，越是这样，越是自有后来人！
他听了无言。他当然不会接受范公望的立场观点，但范公望也不是故意瞎说，而是自有其深刻性，自己比起来，对现实反而缺少了真正现实的感觉，因而在理解力上也差了许多，就像身体失去了疼痛的知觉还感觉良好一样，这是为什么？失去了知觉，不是应了“头掉了也不知道怎么掉的”这句话吗？他感到一种软弱和恐惧，为这种感知力、知解力的缺乏。
当天夜里，他和乔丽被外面“砰”的一声惊醒，接着是一只狗奔逃而去的惨号。他判断出来了，是手中有了枪的人看到夜游的狗，千百万年来那狩猎的意识使之不由得就打了一枪，狗被打伤或者只是受惊，逃走了。乔丽也判断到是怎么回事，“有人打枪”，说着就偎紧了他。但寂静又笼罩了一切。这个持枪的冒失鬼大约明白这样随便打枪的某种危险性了吧。亭州的夜的街道几无行人，但误伤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比如子弹穿过门窗打进人家屋里，那将如何呢？比如一个人正好从小巷里走出来撞在枪口上，那将如何呢？他长叹一声，心中为学生担心起来，恨不得立即去问一下江进海：学生手中有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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