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寒夜
天很冷，僵着，好像随时都会下雪。从军管会方向依然每天准时传来军号声，这个吹号人的情况，从姜顺堂所言可知，军管会已经掌握其情况，叫申恩梅，印刷厂的切纸工。他不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树上到底有几只鸟，山上到底有几只猴，已经在严密监视之下。其实，就是刘克成他们整个的情况，又何尝不在军管会的严密注视之下？但刘克成他们，对军管会的动向，却也是拿眼睛看着的，只是有点看不分明，自惊自乱的，一个普通战士进了农机厂，先是被他们当成，然后是被他们弄成了很大的一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刘克成他们作为头头，是做了群众情绪的尾巴，如果他们能冷静处理，控制住群众，也就不会弄成了一个事件。刘克成他们与军管会，双方需要某种沟通，能够沟通的前提是，双方有着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必须服从中央报纸上每天都在宣传的对当前运动的要求，虽然距离双方走到一起来还有一段路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终归是要在某种方式之下走到一起来的，那时运动就“收”起来了。他出发到农校去。
农校在亭州城的西北郊，叫做麒麟湾的地方，至于为什么叫麒麟湾，民间故事自可说出一套云里雾里的东西来。从大道下来，踏上河边小路，那小路约宽一米，如果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对面遇到，那就要当心一些，不要让靠河边的那个人掉下河去。逶迤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农校门口，却有两个站岗的工人，戴着红袖章，上面是“指挥部”三个大字。这红袖章在门口，就象征着权威，不得允许，是不能进门的。他们不认识他，在他说明情况之后，一个人进去报告，一个人依然在门口把守关口。过了不算短的时间，他看到赵家琪从里面走来，看到了他，喊着向他走来，门口的工人见了这情况，就放他进去了，他也向赵家琪走去，见了面，握起手来，进去报告情况的工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到门口去执勤。
赵家琪说，想不到是你来了。
他说，我也想不到你在这里。
他跟着赵家琪往里走。学校里到处枯黄的荒草，在冷风中摇曳，使学校显出些荒凉，但试验田里的麦子却长得好好的。
赵家琪说，农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大约都回家去了，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亭州的文革。目前正好也是寒假期间，老师们也回去了，他们倒是把麦子种好了走的。我们就趁这时候，把“指挥部”设在这里。
进了赵家琪的办公室，坐下来，他问，你在这里主持工作吗？赵家琪告诉他，全市“好派”开了会，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十大总部指挥部”，以统一行动。这个“指挥部”其实在“一月风暴”时就有，把全市十大系统联合了起来，为夺权斗争服务，但后来陈安国他们闹分裂，中断了。这一中断，就是十个月，也可以说就是一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是恢复了它的工作。“指挥部”把旧市委常委集中到这里来学习，让他们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样为下一步实现“三结合”作准备，这个工作让我在这里负责。我每天同常委们在一起，他们很有意思，各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想不到杨敬尧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宗进庭也很会说滑稽的话，哈哈哈。
他问赵家琪，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好像对参加“三结合”不感兴趣，你是想急流勇退的。赵家琪说，对，我现在还是这个想法。不过，既然身不由己，那就只能慢慢来，我就帮助做点工作吧，主持这个常委学习班，很对我的胃口，别的事我就不管了。他问，难道你认为你们“好派”单方面这样做，是可以的吗？赵家琪说，这叫“大礼不辞小让”。我们把常委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进一步改变不正确认识，但我们并没有让常委们学习我们的大字报，所以虽然是我们单方面做的这事，其目的并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已经向军管会，也向“屁派”方面，就这个事情，发出了《情况通报》，欢迎军管会来加强领导，欢迎“屁派”来共同参与，我们只不过先行一步，起个带头作用，随时欢迎他们来共理此事，这总是可以的吧？我们经得起检验，如果我们向常委们公开或私下说过一句要他们支持我们的话，我们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跳出派性斗争，抓住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部署。
他说，你说这番话，我可以假设你是诚心诚意的，但社会对这事情的看法，决不会是这样，即使是中间群众，也决不会像你说的这样来理解你们。你们这样做，说得不客气，可以比作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有的劫夺皇上，有的劫夺公卿，都想控制朝廷，而你们是先行了一步。“三结合”肯定是在“大联合”基础上的“三结合”，你们“好派”各总部首先实现“大联合”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全市两派的“大联合”，这个道理也显而易见，你们不是不懂，但你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就连诚心诚意的尝试，也不曾迈出半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单方面把常委弄来，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能自圆其说。好在你说你们已经向军管会、向另一派发出了《通报》，这确实提供了一个转机，如果军管会跟你们就这个事情商谈，我建议你们抓住这个机会，走上比较主动的方向，不要这样让自己陷入被动。这种小聪明式的“战术动作”，是没有用的，效果适得其反。这是我的一番忠告，我想你是听得进去的。
赵家琪说，你说的我都理解，我也考虑过，但是，我觉得我无力扭转我们内部的倾向，只好顺着，我们内部不能分裂起来，但我仍然是有我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的，好比从前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造成很大损失，但是持正确意见的一方，也只有少数服从多数，坚持自己看法是可以的，但组织上不能闹分裂，要不然，就无法面对敌人，这是大局。“鹊湖事件”之后，你记得吗，讨论时，学生林集提出让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出中心组，但没有能通过，当时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心里就同意林集的提议，然而，我也感觉到，这是很难实行的，刘克成的威信和影响这么大，我们也不忍那样做，林集的提议不可能被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对我们“工红”的大局不利，所以我当时没有说话。现在我还是这样的，明知这样做有些问题，但无法反对这样做，我只能做些拾遗补缺、加以完善的工作，比如，给军管会和“屁派”发出《通报》，说明情况，做出高姿态，主意就是我出的，《通报》也是我起草的。如果军管会和“屁派”有了反应，我们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对策，也许最后就是这样曲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联合，走向三结合。
听了赵家琪一番话，他倒觉得自己想得简单了一些。他说，我说的你能理解，你说的我也能理解，原因就是你在局内，我在局外。反正前面的大方向现在是很明确了，要真正扭转被动，就要站得高一些看问题，要不然，不但不能扭转被动，还会造成新的被动，就跟比赛一样，所剩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在终点时间到来之前，赶紧做得正确一些，得分多一些，而不能再失分了。在我看来，你们还在继续失分。老革命尚且不能吃老本，何况是你们呢？老造反的牌子，不能自然地让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们每每感到受压，感到悲观失望，最反感“秋后算账”，这说明你们通过参加运动，越来越认识到你们面对的是什么，那你们就更应当冷静，不能盲动，不能授人以柄。
赵家琪握住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这番肺腑之言，我一定要在中心组会上把这些话跟大家说说。我心里是很想急流勇退的，但就像在大海上同乘一条船，我不能一个人弃船求生。
他看到赵家琪桌上是一份一个月之前的报纸，上面是“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他说，你在看这篇大文章啊？赵家琪说，刚才又看了一遍，感到要能亲身去看一下，苏联现在是不是这回事，就更好了。我不怀疑这篇文章所写事实的真实性，因为这篇文章，就是《九评》的继续，所说的苏联那些上面变修、下面复辟的事情，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能看得懂的。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多群众积极投身文革，到底有多大自觉性？我发觉，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还是有的，这个自觉性，主要是因为听了看了中央的这些社论、文章，而这些社论、文章，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审阅和修改过的，但因为大家没有到苏联去看过，身边资本主义复辟的事情最多只能说是萌芽和可能性，所以对文革的斗争意义、必要性，在认识上也有朦胧的一面。对文革有个说法，叫做大演习，演习就是针对假想中的情况，从而作出反应。但是，从文革开展一年半以来的情况看，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演习，有些真的情况还是现出来了，文革就像火力侦察似的，侦察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暗堡地道密如蛛网，里面藏兵无数啊，有的敌兵就藏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心里，这个斗争将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一切只能是相对的，哈哈哈。
他觉得赵家琪说得不无道理，但他无心讨论这个话题。他也是有所“朦胧”的，朦胧人讨论朦胧事，讨论的结果，仍是朦胧。他要赵家琪送他到里面去看望宗进庭。
他首先向宗进庭说明，是兰贞让他来看看情况的。果然，老宗一看见他时皱起的眉头松了下来，暗暗放下了一种对立的情绪，以至出现了笑脸。老宗说，我在这里很好，总之比坐在牢里好得多。造反派现在不但不斗我们，反而巴结我们了。你说滑稽不滑稽？当然，从《十六条》看，原本就是这个意图，让群众来教育我们一顿，最后还要请我们上台，不过我们没想到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还要镇压群众运动。那时要我们认错，我们确实很难认错，但现在我们痛痛快快的愿意认错了，几个常委都是这个态度。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思想确实得到了改造，就像放到洪水里去冲了一个大澡，现在好多了，轻松了，决心重新做人。如果不搞这场运动，让我们就那样下去，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跟修正主义跑，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人民的敌人，江山就变色了。
他说，真想不到你现在是这样的认识。这样好，这样跟中央、跟群众就一致了。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吧？老宗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感觉真是不一样。以前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现在是跟群众靠得这么近了。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伟大呀，他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我们全体干部，真是下了大决心，难怪，苏联变修了嘛，我们中国不能变修。这些道理，过去我们也懂，也在台上做过报告，但是不大针对我们自己，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要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了，而且还成了对立面，有意跟中央的路线阳奉阴违起来，群众把我们看得很清楚，就跟我们斗争。真是想不到，简直像做梦一样。
宗进庭的认识太好了，好到他不敢相信的程度。他不觉就说起了相反的话，他说，但是群众运动的错误还是很多的。老宗说，当然当然，这是难免的嘛，群众嘛。党的历史上，高级干部那么有水平，还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造成极大损失，何况群众运动呢？过去我们就是光看到群众运动中的问题的一面，太计较，所以很不理解、对立情绪很大，现在理解了。现在接触这些群众头头，发觉他们人真好，真有水平，而且这么年轻，我们几个人从心里感到高兴。
宗进庭这么一味说好，他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怀疑老宗是不是在说假话？但老宗没有必要跟他说这些假话，他又不是“工红”的密探，而老宗这些话，也不像是假话，如果没有一定体会，是说不出来的。至少，是一时的真话吧？
他也就不谈这个话题了，说，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夫人？是不是让她来看你一下？
老宗说，没有没有，不要不要。我们在这里蛮好，几个人集中在一起，一点也不苦闷，有说有笑的。从前正常工作的时候，还不曾有这样的机会成天的集中在一起。自从“冲垮资反路线”以来，几个常委如鸟兽散，我坐了牢，所以我们几个也是多时不会了，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也难得，不要她来看，请她不要来打扰。现在这情况，造反派对我们真是好，恨不能把心掏给我们，生活安排上也不错，叫她放心吧。
最后一句大实话，让他对老宗刚才所有的话的真实性都不再怀疑，他告别老宗，回到前面的办公室。赵家琪问谈得怎样？他说，谈得很好，他们现在认识不一样了，对你们的印象也很好。赵家琪说，我们这些人一直就是这样，他们以前把我们想象成青面獠牙，是对革命的恐惧，现在要解放他们、请他们重新上台了，他们对这场运动才算有了一定的理解，心情也不一样了，当然就说些理解的话，说些好话。他们也是在不断思考的，有关的中央文件、社论，他们也一直是在学习研究的，现在情绪一转变，就好像一下子豁然开通了。人同此心啊，都是一样的。假如我是他们，也会是这样的过程。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假如现在情况突变，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否定，他们一定会立即掉头，起劲地跟着跑，因为他们的另一面的思想还潜藏在头脑里，那才是他们的根子所在，他们地位不一样嘛，苏修特权阶层的一套，他们是愿意的，换了我，也愿意。至于害怕群众运动，千方百计要让群众规规矩矩的，那更不在话下，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传统参再加上现代的国家机器，要走那条路，很容易，而群众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群众组织，那就是一盘散沙，对特权阶层是毫无办法的，他们卖了国你也没办法，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早就有过多次。所以《十六条》专门立了第九条，意思就是要让文革中产生的这些群众组织，在一定形式之下变成长期的常设的，而不是等文革一结束就简单解散，它们将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来正常地起自己的作用，也就是像文革这样的作用，但当然不会像文革这样激烈，而是变成细水长流。你回去研究研究。毛主席不光是有思想，他还抓住新生事物的萌芽，来具体实行他的思想。
他听了心中一惊，真对这个年轻的工人头头有些佩服，刚才在宗进庭那里有些悬浮起来不够踏实的心，反而有些踏实下来。但现实仍是不能乐观的，某种严峻性依然存在。离开了农校。河风冷冷吹来，河水泛着冷冷的白色，天上是冬日的厚重的阴云。
晚上，他和乔丽到宗进庭家中，把农校里的情况告诉兰贞，让她放心。宗进庭家三个孩子，让人看了觉得高兴和羡慕，老大宗真是高三学生，发育良好，像个将会大有作为的小伙子了，老二宗静是初中学生，不但生得美，而且精灵精灵的，老三宗欣还小，但也到上小学的年龄了，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回家之后，他找出《十六条》，看那第九条是怎样写的。他看的结果，那内容的意思，确如赵家琪所言，体现了一种深邃的意图。而这意图能否实现呢？从眼前现实情况看，可能很难实现，即使形式上实现了，将来能否如同设想的起作用，还是很难说。因为比如现在是宗进庭来做党委书记，他是否让你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不是在于他吗？他会使你形同虚设或者改变你的组成，终于使你不是监督他、制约他，而是跟他一气、为他服务。而且，这样的组织同工会是什么关系？工会的作用本来不也应当含有这方面的意义吗？但从文革的情况看，工会像党委一样，被群众弃之不顾，群众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所以，第九条体现出的，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理想，又有秩序，又真正联系群众、保持革命活力，这一理想，要想真正实现，看来很难，但其合理性，却又很显然。按照“凡是合理的，都将是现实的”这句哲言，群众现在的现实的斗争，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合理的东西，所以否定现在的群众运动，是不对的，因此宗进庭现在也有了一些正确的认识。一切就是这么回事。
一九六八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即元月三日，亭州发生了文革以来，除“鹊湖事件”之外，最大的武斗事件，这就是亭州电机厂事件。事情的起因，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下午，刘庄生产队草堆起火，打电话到市消防队，但等到消防队的车子开来，两个大草堆已经烧光了，社员们一个冬天的烧草就成了问题。愤恨之下，有人说邮政局是“好派”的，是邮政局接转电话不及时，所以消防队来晚了，一言之下，于是聚起百十人打上街来。刘庄就在亭州电机厂后面，厂队关系密切，既然电机厂是“屁派”，则他们也就是“屁派”，所以就带着这股派性，不问三七二十一，直奔邮政局而来，到了之后，铁匠做官，打上前去，把邮政局的营业厅砸得不轻。街上到处是“工红”的游兵散勇，及时发现这一情况，立即聚涌而来许多的工人学生，就跟农民发生争吵、武斗。农民说他们的人被打伤了，就近涌到中医院来，主要是几个人外表皮肤受伤，门诊医生给他们进行了消毒、包扎处理，但他们要求住院，医生说这个不需要住院，于是又在医院里闹起来，说中医院也是“好派”的，不给他们治疗，于是把中医院又砸了一通，然后上街游行，呼喊“打倒牛鬼蛇神”，还有“打倒野心家刘克成”。街上有几个学生就跟他们辩论，结果被他们带走了，一共是五个人，其中就有林集。刘克成得到这一情况，就调集工人队伍，开赴刘庄，要去救出五个学生。
当时，他正好在中医院，因为中医院有一个李医生善治痔疮，他就去做了手术，农民砸医院时，他在病房里，听到了乱嚷嚷的动静，后来就听说了情况，是袁懋垠医生来看望他，讲给他听的。
袁医生说，文革这样子，是搞不下去了。他说，所以中央一再要“收”嘛。你看元旦社论，还是这个意思。袁医生说，社论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是一点胜利的感觉也没有，更不要说是全面胜利了。胜利只能是相对的，特别这样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斗争。你看这个刘庄的农民，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受到了这种洗礼，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我身上是胜利了，就好比打了预防针一样，如果我根本无动于衷，甚至我根本就反对，那么在我身上就没有胜利，甚至还造成了我这个顽固的反对派。但当然，开展了，与没有开展，是很不同的。假如没有开展，我们头脑里就没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这些概念，也不知道当你起来造反，会怎样得罪人、得罪什么人，会有什么样的人起来跟你做对立面，斗争会有可能严重和残酷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将毫无所知，真是要过得很糊涂。文革确实改变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哪怕是一个顽固反对的人，他的思想也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如果要走文革所反对的道路，就得有所考虑，他的纲领和行动就会打折扣。这也许就是所谓胜利吧。
他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肯定要给历史打上自己的烙印的，而且是深深的烙印，这大约正是毛主席的总的意图，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真是不怕一时打碎一些坛坛罐罐，影响一些经济建设，但他始终是兼顾到这一方面的，《十六条》就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这次元旦社论还有这一条。不过，现在有这一条，与在《十六条》里有这一条，含义有所不同。那时是从运动要求上作全面布置，现在实际上是说运动要逐渐向经济建设转移。你看它所说五个部份，第一部份是说要办学习班，这是提出解决两派问题的方法，把两派头头找在一起，坐下来学习，要不然，你在东，他在西，自行其是，到哪一天才能实现大联合？这一着，真是厉害。第二部份，是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正确对待干部，这几项内容，最后有个落脚点，就是正确对待干部，也就是说，要实现《十六条》上说的，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干部恢复工作了，你两派还闹什么？这一着，也很厉害。第三部份，说是要整顿党的组织，其实是要恢复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这么一恢复，一切权力就归党组织了，你两派群众组织就更加不要闹了。田有野兔，众人追逐，一人得兔，众人皆罢。一个是干部恢复工作，一个是党组织恢复正常，这两条加在一起，真是天下大定，管你是造反的，还是保皇的，你们群众就不要闹了。第三部份里面还有一项，就是清除叛徒、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出党。这个也不是你们群众的事情，是党内的事、组织上的事。你看，这么三条，就像捆妖索似的，从天下往下一抛，两派还不乖乖的束手就范？不要多久，运动肯定能“收”起来。社论最后两条，就是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五个部份，确实把当前的工作抓住了。其中还专门说到要吸收你们这样的人入党呢。
袁医生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从亭州看，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重新工作，党组织就是由他们来恢复正常活动的，他们能发展这些造反头儿们入党吗？在我们中医院里，我虽然只是运动初期领头一呼，写了一张大字报，冲垮了资反路线的一套，我后来也没有其它什么造反行动，但是我被推为头头，后来全卫生系统的造反派也推我为头头，我感到我被放到火盆上了，我时时感到我得罪人了，虽然我没有具体斗过、得罪过医院的、卫生局的哪一个干部，但是我得罪了他们全体，他们非常恨我。社论里那一句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句话说得是不错，但我感到在现实中它是很难把握的，甚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说，我虽与你同感，你的感受确实是深刻的，但还是不要这样悲观吧。
现在，武斗好像更严重了。袁医生忧心忡忡说。
这个，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叫做回光返照，或者也可以说是垂死挣扎，好比参加了赌博，到最后就有点急起来，孤注一掷、孤掷一注，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是说事理如此。
袁医生笑道，想不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被视为政治赌徒了，但我参加文革至今，并无这种赌博的、投机的思想。
比喻，比喻，这只是比喻。其实，我知道，在你们心中，是有许多虔诚的、认真的东西的，一年多来你们的斗争，不是没有意义的，起码，过去的一些东西，比如“出身论、血统论”，比如上级就是党，一个党支书就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包括古代儒家的“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道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都冲破了，提倡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造反，与此相反的一切无形的精神枷锁都要打碎，这是对人的解放，这样下去，每个人都自觉关心国家大事，富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国家就更强大，因为它的人民是精神独立、健全、强大的，不是只顾自己鼻尖下一块而不谈国事的庸人。那些精神枷锁、庸人思想，是最容易卷土重来的东西，社会往往到时就要集中性地将它们冲击一次，文革就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对旧思想的冲击。
说到这里，袁医生说，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我现在感到，你所说的这一切，马上都要“收”起来，只有运动让群众这样，群众才敢这样的，如果不让你们这样了，你们一个也不敢。
他说，我接着你的话，也要来个“但是”，应当说，这一切，不仅是皇恩浩荡，也是你们起来斗争的结果。先是有清华、北大学生的斗争，后来有多少人被工作组和校党委打成反革命、右派，然后才有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才有《十六条》。但是有了这个皇恩浩荡，如果那里的师生一个也不敢起来，还是不行。后来，就全国而言，就我们亭州而言，又重复了北京的这种情况，尽管有了中央的这些精神，你们还是要自己起来斗争才能抬头。所谓群众发动起来，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不是毛主席一声号令，靠对毛主席的崇拜，就自然地发动起来了，不是这回事。你要这样发动，他要那样发动，用他们的发动，来压住你的发动，结果群众就不能真正发动起来，反而受压，受压之后感到不对，经过学习《十六条》，先是少数人敢于起来抗争，后来是许多人赞成这少数人，跟了上来，就这样发动起来的。所以就有了“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体会。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时候，一个个都流着眼泪，这眼泪就是这样流出来的。
袁医生镜片后面的眼睛湿润起来，说，你刚才说得对，有些东西是最容易卷土重来的，我就已经感到许多东西将恢复过来，我们将会长期受压，遭到歧视。你别看刘克成他们闹得不可一世似的，其实他们心中压抑得很，真是有点后悔，后悔没有去当保皇派，哪怕做个逍遥派也行。在具体行动上我确实没有做什么事，我主要还是做我的医生，但在思想上精神上，我的感受是很深的，我觉得我们将成为悲剧人物，虽然只是底层的小小的悲剧人物，悲剧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另一面，我们在精神上也被提升了无数倍，这是从前的我们所不可能得到的，应当说，全国人民都得到了，就连最胆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只有那些拒绝得到、而且加以诅咒的人们例外。所以我们也并没有白白地参加这场运动，我们不应当后悔，我们不会在乎自己今后的处境。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现在我更理解这段描写了。我们也是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啊。可是，另外一些人，历史将不会给他们有这样的体会，他们得不到这样深刻的精神感受，当然，他们也不看重这个，他们本来就拒绝这个东西。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收获，收获另外的相反的思想成果，比如，人还是不要造反，社会还是不要乱，对当权派还是不能得罪，千错万错马屁不错，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理论国家大事，等等，也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的古代的思想糟粕，还是要卷土重来，变成现代社会的腐蚀剂。所以，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而两种思想精神的斗争，仍然会继续下去。我真是感到有些累了。屈原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他拒绝了渔夫劝他的话，渔夫叫他像乌龟一样“曳尾塗中”，以免烦恼，他不听，结果宁可投身清洁的汩罗江，也决不同流合污。简直是恶梦。
袁医生说到这里，摘下眼镜，用手帕拭泪。
他说，我完全理解和赞成你的话。
他似乎睡了一觉，这时是醒来了，似乎听到外面有些声音，他起来，站到窗前，看到前面屋子里灯光耀眼，人影幢幢，好像有什么事。他走过去看看。室外很冷，气温大概又下降了。于是看到很多的人，有工人，还有学生，神情紧张、兴奋。他看到袁医生在张罗着，他走到袁医生身边，问：在忙什么事？袁医生简洁地说，跟我来。他就跟着进了一间大屋子，袁医生关了门，虽然没有锁，但外面的人也就自觉地不进来。屋子里的情况是在做手术，而且有四个人正在接受手术治疗，分别躺在四张病床上，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医生护士在忙着，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布帽，蒙着白口罩。他凑近一看，原来是在给手做手术，那手像猪蹄爪被完全剖开、张了开来，而且肿胀得很大，医生正在对里面做清洗和清理，里面的筋、肉、骨，白生生的，历历在目，可以说跟剖开的猪蹄爪是一模一样。他简直不敢看。但好奇心让他又到另外一个病床那里去看，同样如此，又是一只手像猪蹄爪一样被完全剖开而且张开，白生生的肿胀得很大，也正在被清洗和清理着，最后势必是要给缝合起来，至于还能不能还原本来的手的形象，还能不能恢复手的功能，就不知道了。他把四张床的情况都看了，都是一样。他忍受着震惊和恶心，不想再观看下去，他走出了屋子。
他看到坐在一旁闷头抽烟的郭德明，就问情况，郭德明神情忧郁，旁边人又多，似不好说，他就把郭德明单独领到他的病房里，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郭德明就把他们到刘庄去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说：
刘克成调集了几百人到刘庄去救学生，我也去了，天死冷，但跑着也就不冷了。农民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来，好像我们是鬼子进村一样。我们挨家挨户查问，结果没有找到学生。有农民说，几个学生都关到电机厂去了。这句话提醒了我们，立即就进电机厂，也来不及绕到前面从大门进，一个个从墙上就都进去了，就像解放军攻进敌人把守的地方一样。夜晚厂里空空荡荡没有人，加上我们到了，里面原有的人可能都吓跑了、躲起来了。大家在里面到处找，结果找到了，五个学生关在一起，在食堂里面一个小屋子里。一开始进去时还不晓得，以为没人，后来听到“咚咚”的声音，是有人在拿脚踢门，这才发现小屋，很隐蔽。把门砸开来，看到了学生。学生说，刚才还有人看守他们的，后来突然走了，他们感到不对头，想到可能是我们救他们来了，就拿脚踢门，踢出响声来，因为那个门做得很密封，凭嘴喊可能外面听不见。就这样把人救出来，就都撤退了。
郭德明的叙述就结束了，可是这几个人的手是怎么回事呢？他问。
郭德明懊恨着说，问题就在这里，要不出这个问题，多好。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乡下的小路看不清，不少人不管是路还是田，反正是往前奔，天也死冷，旷野上北风呼呼的，一下子就把身上吹冷了，赶着人一个劲往前冲，手上拿着手雷，都是华兴机械厂里做出来的，还有从农机厂缴获的那一批，有的人跌了跟头晓得把手雷撂出去，幸好都不曾伤人，但有的人跌跟头时，就忘掉把手雷撂出去，也有的是怕炸开来伤了前面的人，那个弹片如果炸飞到哪个人的头上，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死死抓在手上，那东西造得不高级，有震动就爆炸，结果就把自己的手炸开来了。当时死命的喊啊，只好把他们赶紧的抬到医院来。
他问，被炸伤的人，我认得吗？
郭德明就说了那四个人的名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郭德明说，还好，没有炸死人，如果把哪个炸死了，就不好交代了。事前我反对发这个东西的，又不是真的去打仗，万一去炸死一个农民，事情就大了。我还说过一定要吸取“鹊湖”的教训。但后来不晓得又怎么发到各人的手上了，到时就乱了，控制不住，到底不是军队啊。
他听了也只有陪着叹气。
郭德明又补充说，郁老师，你不晓得当时就真的像打仗一样，又是手雷爆炸声，又是枪声，又是喊声，农民家家关门，群众躲在家里真是吓得怕呀。
他问，怎么还有枪的？
郭德明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部队的枪全还给部队了，每支枪都有登记的，一支也不会错。但是这之前刘克成向荷州“好派”借了大约十几支枪回来，这些枪还在手上，刘克成自己就有一把，他有两个警卫员，都有枪，另外刘济武他们几个人都有，平时不拿出来，晚上出来开会时，都带在身上的，刘克成也要给我一把，我不曾要，这东西是惹祸精，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个东西。
郭德明给他讲了这些，带着排解不去的懊恨和几分疲惫，回到前面去，他是负责后勤的，要等那四个人的手术做好了，安排妥当了，他才能回家。
第二天正好是他可以出院的日子，他就出院了，好像要竭力从那四个人的手的可怕印象上逃离，事实上他这一夜就没睡好，那炸开的手就像印在脑子里似的。出院时，他也没有再去看那几个不幸的人。
他在家中休息着。街上大字报论战的情况，他可以想见，无非一方指责另一方冲打刘庄、冲打电机厂，而另一方则指责对方冲砸邮政局、中医院、绑架和关押五个学生，并且这是起因。他想，好在事情也就是这样，“工红”没有给刘庄和电机厂造成什么重大损失，学生也救出来了，遗憾的只是那四个人的手。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农民又上街了，上街的人更多，不仅是刘庄的，还有马庄的，而刘庄在西郊，马庄在东郊，与农民一起上街游行的，还有亭州电机厂的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要严惩杀人凶手，声讨的内容还有“冲打国营工厂”和“破坏农业生产”。
告诉他这情况的，是小汪，曾经协助他给“工红”办报的青年工人。小汪来到他的小屋，是偶尔来到，来看看他的，于是给他讲了外面的情况。他说，所谓“冲打国营工厂”，这句话好理解，这么多人冲进去了，那就是“冲打”；“破坏农业生产”这句话也好理解，那么多人，天黑看不清路，一定把一些麦田踩得不像样，农民看了心疼。但“严惩杀人凶手”是怎么回事？
小汪说，是死了一个农民，这个人不是刘庄的，是马庄的，昨天晚上正好到刘庄会朋友，我们这边的人冲到刘庄去，刘克成也去的，他身边跟着两个人，都有枪，相当于警卫员吧，其中一个叫王大头，看到前面有两间屋，门虽关着，门缝里有灯光，他就一枪打了过去，这家伙亏他还当过兵，做事也这么麻木，一枪打过去之后就把门一脚踢开，只见一个人坐在铺上不动，上前一把揪住，说，老相什么，下来，问你话！这一揪，才发现那个人死了，正是中了刚才的一枪，子弹穿过门，正好打中了那个人的心口。从外面大字报上说的看，那是生产队的公房，这个人是被朋友安排在那里过夜的，想不到这样无辜地被打死了。大字报上说我们杀害了民兵排长，这是个很重的罪名。这个农民在马庄大约当生产队长，所以也是民兵排长。死者家属披麻戴孝在游行队伍里走在最前面。
他一听，直如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他问，那刘克成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小汪说，怎么处理的，我没听说，我看到几个头头在那里唉声叹气的。
他想起西方的一句名言：上帝要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他说，失控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死了一个人，还算是侥幸的，死三个人都有可能。但是死一个人也是不行的，这事情是太被动了。他们天天想扭转被动，结果越来越被动。
小汪也说，是啊，五个学生被他们抓走，就应当去找军管会出来说话，而不应当组织人马去冲打，而且是在晚上，天是又冷又黑，还带着手雷手枪这些武器，就没有想到会出意外的事情，真是一点脑筋也不动。
他说，不是不动脑筋，是脑筋动错了，所以考虑问题就不全面了，就要损兵折将打败仗。
他想，真是旁观清，刘克成哪里想到他的司令部里一个普通工人比他头脑要清醒些呢？虽然刘克成也是普通工人，但这时在“工红”里面所处地位是领导者、决策者、指挥者。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下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从报纸上看到时，嘴上虽没有说，心里却怪不舒服的，他一直认为这说得有点极端、片面。可是，眼下，就在造反派这些“卑贱者”当中，当刘克成这样的人有点成为其中的“高贵者”之后，就没有小汪这样的“卑贱者”聪明了。这是怎回事呢？人们说登高望远，按道理，高位能使人看得远，但历史上许多极其愚蠢以至亡国的事情，不都是当时社会最“高贵者”们做出来的吗？哪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亡于作为统治阶级的“高贵者”们手中？从清朝、明朝往上推，一直到周、商、夏，没有一个不是的。然而，毛主席处在最高领导地位上，不也是一个最“高贵者”吗？在历史的关头，他为什么总是正确的呢？大约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从“卑贱者”即群众的那一方面出发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才是正确的，这时候，他这个“高贵者”其实代表着“卑贱者”。同时往往也有某种“高贵者”持相反意见，那相反意见则是不对的，不对就不对在它或者只是拍拍脑袋想当然尔，或者只是代表少数“高贵者”的利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天下而言，是为天下大众之利，还是为个人或小集团之利？以一特定集团而言，是为长远与根本之利，还是为眼前与一时之利？“高贵者”们因为私心私利，或因为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来，成为最愚蠢的人。古代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叫做“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读到时，十分佩服，但也疑有片面。真是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因为，自从曹刿说了这个意思，到毛主席又说这个意思，已经几千年下来，人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并无进步，仍然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仍然是“高贵者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多么可悲，而且正是一切悲剧的根源。可是，为什么他以前对曹刿的话疑有片面，对毛主席的话心里暗感不舒服呢？难道他是一个“高贵者”吗？他的身份地位处境，哪里称得上是一个“高贵者”？想了一下，他把原因找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总认为自己是比较高明，比较高贵的，所以如果遭到渺视、轻视，就有点不舒服。但毛主席那句话并没有说及知识分子啊，他为什么有点觉得不舒服呢？这大约可拿孔乙己来说，孔乙己是一个知识分子，穷困潦倒到那样，身上那件破长衫，也是不肯脱下来的，这是他的身份，是他与一般群众的区别，是他随时可能跻身“高贵者”的象征，并且能让他认为自己不管怎样就是一个“高贵者”。看来，孔乙己的灵魂，还多少就活在他的身上。孔乙己虽然不是一个“肉食者”，而且比一般穷人还要穷，却不会认为自己是“卑贱者”，是不会同意曹刿与毛泽东的那两句话的。而他总比孔乙己要过得好得多，先前，他是有相当级别的编辑、教员，后来，即使他遭宗进庭毒手而被遣送原籍老家，他还有他的信念，认为组织终有一日能给他甄别平反、恢复工作，所以当他在乡下放牛时，也是将自己与农民看得不同的。毛主席那句话似乎有点刺痛了他的神经的某一部份。劣根性啊，这劣根性是随时乐意让自己成为“贵族”而走向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他在思想深处把自己这样“大批判”了一顿，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要求有所感恩。这不正是所谓立场的转变吗？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他似乎是无端地放心不下这件事，于是就主动地去找姜顺堂。姜顺堂对于他主动来谈谈，很高兴。他说，你很忙吧？姜顺堂说，你这就开门见山了。刘克成他不让我们闲。上次跟你说的，刘克成现在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到处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承认他们势力大，应当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我这句话，现在进一步得到验证。他们把市委常委都弄去了，还给我们发来所谓《通报》，真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好像天下是由他们来主宰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啊哈，是他们。对我们军管会，他们目中无人，实际上不承认我们就是目前的政权，不承认毛主席党中央是依靠我们，团结和解决他们的。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他们口口声声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这是紧跟吗？可以说，他们已经走向反面了。但当然，他们是群众，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但他们现在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他们按照自己的派性行事，他们是从另一种角度，从极左的角度，破坏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说来说去，他们还是群众，绝大多数人心里不想反红旗，还是可以觉悟过来的，我们只有耐心做工作。毛主席的视察讲话，对他们也是苦口婆心，我们不能着急，着急了，我们就会犯错误，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缩手缩脚。对于他们关于常委问题的《通报》，我们军管会党组研究了，当然不能跟他们来硬的，只有来软的，就叫做因势利导吧，我们给他们做了电话回复，肯定他们朝着大联合、三结合方向的努力，同时指出他们的大联合的面还应当扩大，不能只是自己一派的大联合，要实现全市两派的大联合，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将来的三结合，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要历史任务。你看我们这个答复如何？
他说，很好很好。
姜顺堂说，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文字游戏，目前还无法拿出具体措施，我们不能去把常委从他们手上弄过来，也没有必要立即就派军代表什么的参加进去，这不适合，这个问题将来要在我们军管会主持下来办，是不是让两派有代表来参加，都得考虑，要请示上级。目前他们也无非是让常委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关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他们不可能对常委们说，你们将来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支持我们呀，他们不好赤裸裸的这样说，对不对？
他点头。他想告诉姜顺堂，他已经到农校那里去过，情况确如这种估计，但他不便打断姜顺堂滔滔不绝的谈话。
姜顺堂说，所以我们也不着急，随他们去，暂且不理。问题是他们目前的情况，让我倒很为他们担心。我很想找刘克成谈一次，看看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姜顺堂说着时看着他。他略微点头，其实他已经这样想过，不过话从姜顺堂嘴里说出来，他的感觉就有些不同。
姜顺堂说，我有重要情况告诉你，你暂时要给我保密，因为还没有到解密的时候，时候未到嘛，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他静候着，等待姜顺堂把暂时不可公开的重要情况告诉他。
姜顺堂说，有两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说实话，从我个人情感上，我很气愤。一个事情，我得到情报，或者说是秘密举报，他们那个弹头，是伪造的。
他一听，脸热心跳起来，因为这情况他已经是知道的了，是林集告诉他的，而他没有对姜顺堂说，似乎成了一个同谋犯似的。他镇静着，依然只当不知道这回事。只见姜顺堂的嘴动着，而姜顺堂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响着，姜顺堂说，不是我们派了特务，或是收买了什么人，而是他们内部有人良心发现，觉悟过来，出于正义，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暗中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群众是不断分化的嘛。
他唯有点头，并且做出一定表情，以示惊讶和承认其性质确实超出了文革所能理解的范围。
姜顺堂说，如果说这件事还够不上犯罪，还能用派性恶性发作去理解和原谅，那么，一月三日晚上冲打刘庄和电机厂所发生的人命案件，就触犯了国法天理，就完全超出了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
他想就他所知的说，那是误伤人命，不是故意要打死人，但幸而他忍住没说，只听姜顺堂说下去：不知你听说了没有，但其实街上大字报已经反映出来了。电机厂“红旗派”贴到大街上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案情报告，那个被驳壳枪打死的农民，是东郊马庄的一个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他是到刘庄去有私事的，他与两派斗争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无辜的。子弹确实是从门外打进去，然后击中了这个正好坐在铺上、倚在墙上的农民，这可以说是误伤人命，但是，问题在于，在中了子弹之后，有人又在伤口上扎了一刀，企图伪造现场，造成是刀杀的假象，为以后逃避追查做伏笔。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实上这一刀，并不能去除枪击的伤痕，而且现场还有墙上的血迹弹洞等其它迹象说明中枪在前，刀扎在后。问题在于，万一这个人在中枪之后，还有救活的可能，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可以救活呢？他们不是把四个炸坏了手的人员及时送进了医院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中了枪弹的人也及时送医院呢？哪怕救不过来，话也好说些呀。但是他们就没有这样做，反而又扎上一刀。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并且，刘克成就在现场，就是他的警卫员干的，而他至今一声不吭，不向我们报告，默认了这一犯罪，也可以说是有连带责任，并且，现在还容许或指使写出掩盖事实真相的大字报，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不行的！我的法医已经写出了验尸报告，结论和电机厂贴上街的大字报是一致的。刘克成那个警卫员，只能以故意杀人定罪，而不能以误伤人命定罪，误伤在前，故意在后。但我们现在不抓他，现在不打草惊蛇，以免引起混乱，让他们继续表演吧。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遵照《十六条》“文斗”的要求去做的，不论其观点如何，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违反《十六条》，搞武斗，打死打伤人的，造成国家人民财富重大损失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中说的，人民内部也有犯了法的，那就不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要坐班房，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不算账怎么行呢？算这些账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央早就有《六·六通令》，那也是必须执行的，我们没有通过算这些账来否定文革的意图，因为这些情况有的虽然严重，但无损于开展文革运动的伟大意义嘛。只要对照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就可以知道刘克成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中央要求有多么的远了。他们一直说大方向是对的，好像大方向对就能代替一切、原谅一切，其实现在他们的大方向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元旦社论》就是大方向，他们遵照了吗？他们表面上遵照，实际上是违背和对抗。他们的大方向早就不对了，不是今天开始的。总有一天他们要认识到他们对不起毛主席。他们这头野牛，是一定要降伏下来不可的，虽然情况这样不好，但同时也说明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是到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他听着，背后沁出冷汗来，心里为刘克成他们跌足长叹。
直到从公安局出来，回到家中，他都抑郁着，为了刘克成他们而有一股排解不去的忧愁和惋惜，同时也为那个农民感到无辜和不幸，另外还为一切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揪着他的心。乔丽发现他情绪不佳，问他，他说，街上大字报反映出来的情况不好啊。乔丽说，是的，我也听说了。在家里，他就不再谈这个事情，而乔丽也到了临盆的日期，天把天就要去住院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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