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孔乙己
一，书生与生财
传统书生，走出来一副清高而迂腐模样，似乎不大考虑怎样生财之事。这情况，文学表现甚多，典型如鲁迅笔下孔乙己，如果他把那读书功夫的百分之一用于生财之道，他的境况也就会两样，不至最后在穷困中死去。那时，穷困中死去的人很多，但孔乙己有学问，未为社会所用，不免令人格外惋惜。在这无声息的毁灭中，有值得深长思之的内容，鲁迅拿来做了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正好相反，他中举了，一世衣食，也就不愁。才中举，就有人送银子、送房子给他，好比投资，图的是日后有权力的加倍的回报。
传统书生不是不懂人生在世，需要有满足个人生活的财富。只是他认为如果把精神力气，用于生财，未免不合算。这不合算，倒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社会考虑的，因为社会不光需要人能为自己生财，更需要人能为社会国家生财，这就是做一个好官，从而保障社会国家的稳定、促进社会国家的和谐发展。但并非每个书生都能得遂大志，或因为学问才能不过关，不堪为国家用，或因为那个仕途，他总是挤不上去。既然如此，转而从事某种产业就是了，但书生往往不肯这样，宁可穷饿，也还是做个书生，渐渐就被称为穷秀才。看来，某种积极的出发点，后果却会这样消极，因为在意识上走了极端。
是什么，这样影响了书生？曰：儒学。经过查阅，发觉，儒学并不反对“生财”，不言而喻认为社会国家个人都需要财富。但它并不指导个人如何生财，它着重探讨社会国家的“生财大道”，这就是：一，务本节用。生产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人要少，要来得快，去得合理。朱熹引吕氏解释此意：国无游民，则生财者众；朝无幸位，则消耗者寡；不夺农时，财来之快；量入为出，财去之合理。二，贯彻仁义。上好仁，则下好义，有仁有义，则有始有终。“不仁者以身发财”，上面这样不仁，下面就会不义，府库之财就会非法流失。
这就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番为国生财、理财的道理。
书生从小读这样的书，随时准备带着这些道理与一身傲骨去为国家服务。这原是好事，怎会害了书生呢？一是因为儒家没有教书生在不能为国家所用的情况下，如何为自己谋生；二是它还有另外的一种教导让书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教导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指引了做官这条路，认了这个死心眼。其实，做官也有两面，一是可能做个好官，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二是可能做个坏官，贪污腐败，卖国求荣。为此，儒家以正心、修身要求书生，但并不能百分之百有效，没有办法，只好斥之为“小人”，孔子还骂道：鸟儿都知道飞到哪里就应当停下来，“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怎么连鸟雀的智慧也不如呢？又教导说，“为人臣，止于敬”，要敬业啊。几千年历史证明，这些话虽对，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遵行到底。这大约是后来“心学”兴起的原因吧？但“心学”也不曾有用，封建社会还是以管不住的腐败告终。
孔乙己太可怜了，他根本就不曾有机会飞翔一次。临了穷饿而死，而那书生的破长衫仍不肯脱下来。破长衫跟官袍能发生联系，能让他虽死也不失高人一等的幻想。如果他短衫而死，就可能死不瞑目，带走的遗恨更大。
鲁迅写孔乙己，是上承《儒林外史》，写儒学吃人。孔乙己活生生被吃掉了，而在这之前，还不知被吃掉了多少。但这些，孔子是不知道的。
二，孔乙己不是“小人儒”
查看鲁迅小说《孔乙己》，咸亨酒店小伙计看到的最后的孔乙己，穿的是一件“破夹袄”，而不是长衫。可以推见，孔乙己死的时候，身上至多也就是这件破夹袄。执着地穿着破长衫的孔乙己，终于是穿着短衣离开人世。临终的孔乙己的遗恨，该是格外添加了一层。鲁迅这一笔何其“残酷”，虽然他只是客观描写了真实，而没有“瞒”和“骗”，读者的心也就于格外一疼之中，而深味到儒学的末世的悲凉。
但小说中的孔乙己，却是欢乐出场的：“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我们打开儒学经典《论语》，会看到儒家的先行者们，虽也屡遭挫折，虽也难遂大志，却是生气蓬勃、信心百倍，这就难怪他们的主张后来还是影响历史几千年，尊为统治的思想，而孔子也成了中国第一文化名人永远享受人间文化的纪念和政治的利用。
毫无疑问，儒学里面一定有关于社会国家人生的真理。理论的有用，在于它对实践的有用。所以直到现在，人们还在研究儒学，意欲给予新的理解与继承。
孔乙己之成为孔乙己，难道因为他只是得了某些糟粕，而未获真谛，才弄得如此不济的吗？诚然，在孔子当时，就有这种狗屎一样的人，被称为“小人儒”。
但我们要公正地说，孔乙己不是这样的。且不说他是那样喜欢小孩,起码还有这样四个方面能说明他的优秀：
一，他善良。你看，他一到小酒店，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而他从不反唇相讥，甚至连为自己辩护都不会，他只是不理人，对柜台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实在被无聊的酒客们逼急了，也只会说“窃书不能算偷”，还有什么“者乎”之类，徒然更引得众人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快活的空气”。
二，他讲道德。虽然他有个可笑的、不算好的名声，即受雇给人家抄书时，最后往往“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似乎太随便，也太不可信，“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比别人都好”，欠了钱，不出一月，定然还清。这矛盾的现象说明，孔乙己认为，急要钱用而卷走有钱人家那点书籍纸张笔砚，算不得大事，可视为小节而不拘，但小酒店的钱却不能拖欠，要放在心上。这一品行,他保持到他那最后的悲惨的一天。所以，人们对孔乙己的态度也是两样，雇他抄书的穿长衫的人，会把他打个半死，而那些穿短衣的人们却并不看他是贼，而看他善良笨拙，所以每每拿他取笑一番。
三，他乐于助人。他出口之乎者也，出手一笔好字，但他确实连半个秀才也不曾捞到，这很尴尬，成了人们永不枯竭的取笑的由头。尽管这样，他却执著要教小伙计写茴香豆的“茴”字，这是为小伙计将来记账着想，他用手指蘸了碗中酒，要把回字的四样写法教给小伙计，偏偏小伙计不感兴趣，他只好叹口气，极为惋惜。
四，他要面子。大家笑他偷书，他辩解说是“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是偷么”。最后，他被丁举人打了半夜，打折了腿，在外面却说是自己“跌断”的，眼色里恳求别人不要取笑。他不是一个不要尊严的人，他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尊严，除了短衣的人们还记得他是一个读书人。最后，他不得不开口恳求人们“不要取笑”，但人们却不肯放弃这一乐趣，他就在人们的说笑声中用手撑着地“走”去，并且永远地消失了。
从孔夫子到孔乙己，是一条怎样的路?
三，孔乙己与半部《论语》
鲁迅笔下咸亨酒店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孔乙己的呢？可以说，他既是开心的对象，又是怜悯的对象；既是讥嘲的对象，又是同情的对象；但不是厌恶的对象，或痛恨的对象；不是畏惧的对象，或提防的对象。孔乙己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要从儒家君子与小人这一特殊的区分来看，他尽管穷，穷得大约连吃的也没有了，但他仍是一个君子，他的特点就在这里。
孔乙己并不是盲目地自然地就成了君子人，他的君子意识是有来源的。这来源，就是孔夫子。过去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现在就仅以半部《论语》来观照孔乙己。结果，我们发现，孔乙己身上的好处都来自圣人教诲。
1，无聊的人们故意问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人们接着又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嘴里说些话全是之乎者也，人们听不懂了，哄笑起来。这就是《论语》开篇的“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自称什么来头，那你就得提防了，要不然准会上当；如今市场经济，他们十有八九是来诈骗钱财，媒体上常有此类报道。这种人距离君子的标准，何止十万八千里。但君子也就往往吃亏。
2，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吃酒，有钱时，必给钱，“排出九文大钱”，很潇洒；没有钱时，“暂时记在粉版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穷困的孔乙己一向给人的印象，是“品行比别人都好”。但到最后，彻底没落时，也就没有办法，有十九文欠账长久写在粉版上，人也不见了。当孔乙己完全像一个讨饭一样的人重新出现时，他也没有赖账，说，那所欠的十九文“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钱付了一碗黄酒的酒账。可见他一直记得自己所欠的账，只是暂无偿还能力。《论语》里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些，说明着君子的一种基本品德，限于条件，孔乙己没有做到最好，但他是尽力而为了，我们无可责怪于他。
3，孔乙己虽然那样贫穷，但没有降低自己的人格，他那件坚持穿在身上的破长衫，所要坚持的是高人一等的读书人的身份，并且，他没有因为贫穷而另谋生活出路，宁可就这样一直走到人生的末路。如何评价这一表现，是一个多面性的问题。当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体现的是一种优秀的政治品格。当孔子说“君子不器”，以至于在行为上发展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问题就较复杂了。孔乙己除了读书、抄书、认字识文，别无所长，也从未改变自己，这就是受了孔夫子的影响。但在孔乙己，并不是作为不好的影响，而是作为“君子”的信条去遵照的，这就误了他一生。当时“邦无道”的时代社会，对此要负一份责任，所以孔乙己并不可耻，而只是可悲可怜。如果他早生若干年，以一个如此的读书人而进入仕途，那就可以有所作为；或者如果他活在我们如今，也可能以其一技之长而有用。可惜他正好处在那样一个时段，又僵化了自己，鲁迅很为他悲哀。
4，孔己己要教酒店小伙计写“茴”字，还要教他“回”的四样写法，为的是替小伙计着想，将来写账时要用，但小伙计不感兴趣，很令他惋惜。这个情节也很感人。那么感人在何处呢？根源也在孔夫子。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诲人不倦”。孔乙己要教小伙计识字写字，事情虽小，真诚体现的就是孔老夫子的这种要求。据说如今有的教师不但在学校辛苦，还在家里开家教，看来是超过了孔夫子，很难得的。
5，孔乙己是这样贫穷，却是一个快乐的人：见到小伙计，就要教他识字；吃到茴香豆，就给旁边的小孩子吃，一人一颗，见到豆子不多了，还说什么“多乎哉，不多也”。他的快乐也影响了酒店内外的人，“使人快活”。这也有渊源，《论语》最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的贫而乐，不是盲目的，而是因为胸有大志。可惜到了孔乙己身上，只是惹人取笑。
以上略说了孔乙己的某些表现其实是优秀品德的反映，所以他才给读者以一个穷困的君子人的大体印象。另一面，我们要说到孔乙己身上不好的表现，就是有人请他抄书，他好喝赖做，最后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都失踪。那请他抄书的，自然也是读书人，并且是在那时有了出息的读书人。他最后“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也是起于请他抄书，后来故态复萌，这丁举人就饶他不得，打断了他的腿。这方面，对照一下圣人教诲，孔乙己是不及格的。孔子说过，“非礼勿动”，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过要反思自问“为人谋而不忠乎？”当然，人们都理解，孔乙己是出于不得己，值得同情和原谅，而他所犯错误，也还是一个读书人所犯的，与盗劫抢掠图财害命毕竟不同。如果鲁迅写孔乙己最后竟成了这样的大盗，那孔乙己这个人物形像就全然不同，能否引起读者喜爱和同情，就难说了。但孔乙己此类不好表现，虽然有违孔门教诲，在老根儿上，却与孔门仍有点联系，就是那个“君子不器”，诸如不愿做杂事、小事，做这些事无恒心，再进一步，什么好喝懒做，散漫慵懒，也由此而生，终于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是“一切坏事都从不劳动开始”。
话题还是回到《论语》，前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如今我们从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正反两面，可都与《论语》有关，这样“治”出来的人，也许有过辉煌，但到孔乙己这时，看来是大有问题了。以后是否还要照着《论语》来培养人，就打了问号。但这个问号不能打得绝对了，《论语》里的好东西仍是不少，这在孔乙己身上也有，就是所有导向于做君子人的那些东西。当然，在一定竞争的或争斗的环境下，单靠那个不行，还需要其它的东西。自古以来，人们好像就知道这一点，知道不能单单依靠儒家，所以才产生了其他各家，以至于百家争鸣。这里面法家确实重要，它主张“争于气力”，要靠实力解决问题，要比别人强。孔乙己之类，缺的就是这个，那就只有穷困并且挨打。孔乙己如果生在以法家为理论基础的秦国，他就可能是秦兵马俑里的一个战士或将军，立下不小的功劳。中国人本来就认为人是女娲用泥做的，就看你将这泥巴怎么调、怎么捏、怎么“治”。我们的媒体其实每天都在做这事，有人是自觉的，有人是不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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