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报》与张爱玲的“尊严”
○ 杨世运
夏志清 先生说：“我认为张爱玲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尊严的中国人。”[1]。事实究竟如何？
1942年夏季，张爱玲从香港回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之后她在沦陷区文学圈子里迅速走红，这其中的原因，是与几家日伪报刊对她的扶持密不可分的，其中就包括张爱玲与《新中国报》之间的不寻常的关系。
《新中国报》由日本人出钱，由汪精卫政权的政客操办。该报连一块遮羞布也不要，赤裸裸地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摇旗呐喊，已到了当街卖笑的地步。该报于1940年11月7日在上海粉墨登场。创刊号上最醒目的看点是汪精卫的大幅头像，还有该报记者与汪的访谈文章。汪精卫说：“中国之新体制运动，与日本之新体制，其精神是一样的。我们的外交路线，主要的目标，是在东亚建立中日轴心。”
创刊号还发表了《新中国报之诞生》特稿，明确提出办报宗旨：“遵守亲日之前提，以研究真正与日本亲善合作之方法，当为吾人今日之当务之急。”
《新中国报》忠实地充当日本人的奴才，因此报上的通讯文章称日军为“日军”或“友军”，称国民党抗日军队为“敌军”或“渝军”，称共产党为“共匪”。日本人在中国奸淫烧杀，每占领中国一片土地，《新中国报》便拍手叫好。例如，1944年4—5月间，日军实施“一号作战计划”，以冈村宁次为指挥官，调动15万名日、伪军对我河南省侵袭，占领了包括洛阳在内的40多座城市。《新中国报》兴奋异常，连篇累牍地报道日军的“节节胜利”。就在这时，已被《新中国报》揽为重点的张爱玲开始在该报《学艺》副刊上发表散文。1944年5月5日，《新中国报》以大块文章欢呼日军在河南“大获全胜”，“沿黄河南岸西进，占领汜水荥阳等，并急袭山岳地带渝军”，而就在这一天，张爱玲为该报撰写的第一篇散文亮相，题为《夜营的喇叭》。文章不长，全抄如下：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慢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我说：“哪，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接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请读者朋友们注意，1944年的上海，包括原来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已经全被日军占领了。日本兵在市区内到处抢占房屋充作兵营，有许多学校的校园也住满日本大兵。张爱玲此时同她姑母一起住在今南京西路与常德路交接处的常德公寓，试问，她在夜间听到的军营的喇叭声，是什么军队的大兵在鼓劲而吹昵?
侵略者的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稍稍有点良知的中国人，在听到刽子手们的军号声时，也不可能产生诗情画意的感觉。张爱玲为什么会对这“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声情有独钟，“充满喜悦与同情”，又为什么要给《新中国报》写这篇文章，个中原因，只有张爱玲本人最清楚了。
其实，在此之前不久，张爱玲已经对日本大兵的喇叭声唱过一次赞歌了。那赞歌夹在散文《道路以目》之中，于1944年1月发表于《天地》月刊。该刊的后台老板是汪伪政权的重量级人物周佛海，周和他的老婆杨淑慧都在该刊发表过鼓吹“亲日反共，和平建国”的“重要文章”。张爱玲在文中写道：
附近有个军营，朝朝暮暮努力地学吹喇叭，迄今很少进步。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扰的，疲乏的‘人的成份’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张爱玲实属不凡，由日本军营里嘶啦嘶啦的喇叭声竟能联想到“伟大的音乐”，并提高到了“完美事物”的“超人”的至高境界。她的这些文字，不知是“天才作家”的“不同凡响”呢，还是急于求功，拍马屁拍得太肉麻了。
《夜营的喇叭》和《道路以目》，都被收进了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几种版本的张爱玲文集之中。有评论者赞叹张爱玲的这类精短散文美不可言，但却极少有人向读者介绍张氏的写作背景。作品的内容是作品的生命，恐怕当时张爱玲在提笔时也明白这一点吧。今日的读者朋友们，特别是年青读者们，文化水平都很高，分辨能力也极强。但是，担负着重责并被广大读者敬重信任的文学评论家们，如果在评介一个作家作品时有意掩饰或淡化藏在文字后面的善恶是非，就难免会误导读者。
自从美、英、苏、法等二十几个国家与中国一起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之后，汪伪政权的汉奸报刊便开始将这些国家统统称为敌人。《新中国报》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同盟国嘲笑谩骂，撕破嗓子欢呼日军在各个侵略战场上的胜利。例如，1944年5月10日，《新中国报》用醒目标题鼓吹日军战绩；“大东亚区域各战场，空中决战愈激烈，上月内敌机损失716架”。同时，配合“胜利捷报”，发表题为《正告渝政权》的政论文章，讽刺挖苦蒋介石与英、美结盟是自讨末落。文章写道：“重庆虽有反共意向，可是却又不敢出面断然行动。……重庆苟欲实现反共而不放弃其对英美的依赖，最后势必将牺牲于夹攻之中。今日中国的命运只有一条，即若不反共反英美，就只有归于末落与淘汰；重庆政权也同样不越出这一中国命运的总的范畴。”
第二天，即1944年5月11日，《新中国报》推出了张爱玲的精短散文《雨伞下》。
下大雨，有人打着伞，有人没打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蔽，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水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来得更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
当然这是说教式的寓言，意义很明显，穷人结交富人，往往要赔本。某一次在雨天的街头想到这一节，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太像纳厂先生“茶话”的作风了。
张爱玲为什么要特意说明此短文是“意义很明显”的“说教式的寓言”(很显然，张爱玲写的不过是一则为了完成写作意图而杜撰的故事)?她是在向谁说教呢?她真是对穷人充满同情，在向穷人们提醒什么吗?当然她的寓意没那么简单。但是，当年那些办《新中国报》的汉奸政客，他们在约稿和选发文章时，大约不会只是考虑“文学价值”吧?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全过程中，他们始终都极其重视“笔的战争”，为此他们成立了“笔部队”。他们花钱办的报纸，不可能不为他们的政治服务。
查阅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新中国报》，发现张爱玲在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被窝》的散文，在她的几本文选中均未发现。
《被窝》发表于《新中国报》1944年11月19日的“学艺”副刊。1944年是上海市民灾难最沉重的一年。日寇已感到末日将临，更加重了对沦陷区中国人民的压榨。同时，为了欺骗民心，日本人又指示汉奸报纸开展“言论自由”运动。这所谓的“自由”，是叫报纸发表文章骂一骂“政府”(汪伪政权)的官员，以“宽慰民意”，但是对日本“主子”决不可骂，只能夸。进入1944年11月，上海的米价由战前的每石11元涨到每石50000元，涨幅为五千倍。是日本人一手操弄了物价飞涨，但操盘手却指令汉奸报纸不痛不痒地骂几句“政府”。张爱玲对《新中国报》的新办报方针心领神会，在《被窝》一文里也积极地表现了言论自由，对汪政权官员给了几笔嘲讽。当然，《被窝》的主旨不在于此。《被窝》写道：
霖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觉得被窝的存在。翻个身，是更冷的被窝。外国式的被窝，把毯子底下托了被单，紧紧塞到褥子底下，是非常坚牢的布置，睡相再不好看的人也蹬它不开。可是空荡荡地，面积不大，不容易暖和；热燥起来，又没法子把脚伸出去。中国式的被窝，铺在褥子上面，折成了筒子，恰恰套在身上，焐一会就热了，轻便随和，然而不牢靠，一下子就踢开了。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性的不同。日本被窝，不能说是“窝”。方方的一块复在身上，也不叠一叠，再厚些底下也是风飕飕，被面上印有大来大去的鲜丽活泼的图案，根本是一张画，不过下面托了层棉胎。在这样的空气流通的棉被底下做的梦，梦里也不会耽于逸乐，或许会梦见隆冬郊外的军事训练。
《被窝》比《雨伞》、《夜营的喇叭》都长了许多，仅从以上这段文字中，我们大概也会猜测到张爱玲为什么会由被窝想到“国民性”，想到日本人的“不会耽于逸乐”和“郊外的军事训练”了。如果仍有人说张氏的《被窝》只有文学价值，不可“牵强”它的思想内容，实话说，是难以叫我想通的。
投桃报李。张爱玲给《新中国报》写精美散文，《新中国报》也对张爱玲着力扶持。该报曾专为张爱玲举办过活动，隆重推出这颗“文坛新星”。张爱玲对该报为她举办的活动十分看重，每次出席都要用心盛妆打扮，以取得抢眼的效果。例如，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在上海康乐酒家特为张爱玲举办了一次“《传奇》集评茶话会”，当时年纪只有20岁、被茶话会主持者称为“新进作家”的沈寂(谷正木魁)也被邀去参加。 沈寂老 先生有题为《张爱玲的苦恋》的回忆文章，提到张爱玲浓妆艳抹出席茶话会的情景：“我记得张爱玲那天穿橙黄色上衣，品蓝色长裙，式样奇特，色彩鲜艳，在当时来说算是‘奇装异服’。令人惊异的是她把头发在鬓上绕了一圈，长长地披了下来，遮住半边脸，再戴一副眼镜，望过去只见雪白面庞上两个圆圈和一小团红(搽着唇膏的嘴唇)。”
张爱玲与《新中国报》之间的特殊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该报的公开报道中窥其一斑。例如日本人占领了朝鲜，强令朝鲜籍舞蹈演员崔承喜改变身份，成为“日本舞蹈家”。日本人曾两次派崔承喜充当“亲善大使”到南京“慰问演出”，汪精卫特意出面接见她。1945年3月初，日本人又派崔承喜到南京、上海演出。因为此举是为“追思汪故主席”，所以《新中国报》称赞崔承喜的这次访演“更有纪念之意义”。为表达对此“有意义”的活动的特别重视之意，《新中国报》于4月2日举办了“中方”知名女士对崔承喜的欢迎会。出席欢迎会的“中方”代表，排在第一名的就是张爱玲。4月3日，《新中国报》报道了欢迎会的热烈气氛，“座谈会举行至午后5时，始尽欢而散”。
《新中国报》替日本侵略者充当帮凶，是明目张胆毫无掩饰的，它的铁杆汉奸身份，上海老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张爱玲曾一再声明她的写作与政治不沾边，胡兰成则夸奖她只“寻求阳光与空气”、“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残的生命力”。如果我们真就相信了张爱玲、胡兰成的这些话，就实在难以弄明白张爱玲为何要为《新中国报》写出《被窝》、《雨伞下》这样的“美文”。试问，在为日本侵略军的喇叭唱赞歌时，张爱玲的“尊严”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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