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他们醒来，发觉自己都保持着笔直仰睡的姿势，这正是一夜睡得还暖和、没有使他掉到地上去的原因。他和宗进庭互相道早，也就起床。他感到他们都想起了昨晚的交谈，但都回避着不再提起，好像厌倦了那种话题。卷起草帘，看到真是一夜好大雪！雪停了，积雪很厚，天气睛朗。看守所人员喊着“都出来扫雪！”犯人们被吆喝出来，迅速被指定分工，有铲雪的，有抬雪的，有扫地的。天井不算大，一会儿也就处理完毕，雪被堆到后面厕所那儿。
他注意了一下那几个生面孔，也就是跟宗进庭一道关进来的人。一眼认出的是老刘，想必是以“主力军”总部负责人而被捕。另外几个人他都不认识，看上去都是亭州较有脸面的中层领导干部，在“一月风暴”的形势下遭了这种厄运，竟然被群众迫使市委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对于他们是多么大的刺激。他们都跟宗进庭点头示意，没有说话，彼此心照不宣。他们惊魂既定之后，大约也就不在乎了，但不得不暂时受着这份委屈。他们冷冷看了他一眼，好像都认得他是谁，他是一个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表演的社会渣滓，微不足道的人，还有他那做医生的被送去劳改的老婆、不幸的死掉的孩子，他们都听说的，如此而已，即使这时大家都同样进了牢狱，于他也仍是耻与为列。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人目光”最令人恐惧和寒心。
而他呢，虽然是在监狱的环境，虽然同样是看守所里的犯人，见到这样几位统治者，他也仍是感到一种敬畏，这是一种久已习惯而又无法摆脱的压抑感。
扫雪之后集合站队，看守所管理员拿着语录本，一句一句领读，全体跟着，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跟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位同志真的会联系实际挑选针对性语录！这几乎有点可笑，但没有人敢笑，只是把笑藏在心里。
管理员接着就表扬大家完成了扫雪任务，点了几个犯人的名，让他们留下来送工具，其余人解散、回自己的号子。
那天早饭之后不久，叫他出去，并且要他“带上自己的东西”。宗进庭说，一定是造反派来“解放”你了。他倒不由得有点惭愧似的，他虽然没有立即想到是这么回事，却又似乎立即就理解和欣然接受了的。可是，在宗进庭的面前，倒好像宁可依然继续挨关着的好。他重又陷入那种深刻的矛盾漩涡里去，头晕目眩起来，惭愧他不知应该如何安放好自己的人格。
宗进庭看出了他的犹豫，说，让你出去，你就出去，总比关在这里好。我们把你拘进来是不对的，现在放你出去就是对的，你不用管它。你不要想得太多，好像倒被关怕了似的。你是身不由己嘛。回去把宿舍整理整理，到浴室好好泡一泡，给自己好好吃一顿，给老婆写个信，或者去看看她，唉，我是对不起你们的。如果有可能，我以后会帮助你们。
他听了心中感动，问，那你……？
宗进庭说，我早着呢，嘿嘿，等候革命的处理吧！
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先行出狱的难友，问宗进庭：要不要给你家里带个口信？宗进庭想了一下，从手腕上除下手表，交给他，说，给我老婆。叫她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他记住了这些话，也就跟宗进庭道别，宗进庭向他伸过手来，他握了一下。多少年来，他想握这么一下而不可得，在这特定情况下，握到了，但感觉仍是激动的。
那个雪后的空气清冽的上午，他走进了看守所的接待室，一片清新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那里已经有了一些人，并且从阳光中向他走来，深情地喊着“郁老师”，而且分明有个女生为了这出狱的场景哭了起来。这是医校的学生接他来了。师生之情啊！他一下子泪水模糊，万感交集。
逐渐，他认出了史宏，还认出了江进海。他们拥着他出了看守所，外面就是市委门口，但并无集会的人群，这回出狱要冷清一些。对面墙上一条写成两行的标语，虽然写得很大，言语惊人，却似乎有点孤独，标语上写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条标语在告诉他：宗进庭所说的“上海一月风暴”已经越过长江、刮到亭州来了。但标语不能告诉他更多的情况。
又出狱了，下面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希望革命不要再来打扰他了，但经验证明，他得随时准备运动的某个方面还是要来牵扯他。人确实多么想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去、脱离苦海，人多么想自己选择自己的处境，但是，不可能。
早上起床时他跟宗进庭不约而同的那相视一笑，突然在脑海里重新一闪，随即又消逝了。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好像连自己也不明白了。他打了一个寒颤，浑身不舒服起来。确实需要到浴室去洗个澡，到蒸汽里出点儿汗。坐了四个月牢，也得把晦气、霉味洗洗啊。
他说，我要回去一下，要到宿舍处理些个人的事情。史宏说，郁老师，我们正是来接你、送你回去的，我们带了几个同学来，帮你做些家务。他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做，我那间小宿舍，简单得很。史宏说，到你宿舍再说吧。
就这样，史宏他们十几个学生不由分说陪着他到了宿舍。开了门，里面确实空空如也，没有多少家务事可做。但学生们还是找到了可做的事情，七手八脚忙了起来，有给他把小水缸搬到外面去清洗的，有到井上去提水的，有给他扫地的，有给他揩抹书桌的，还有给他生煤炉的，堆积着的一些脏衣服，也被女同学拿到井上去了，女同学还给他撤了床上的席子，把棉胎、棉被拿到外面去晒，就像她们将来到医院里做了护士会做和该做的一样。有两个邻居老太来看了一下，问候了一声“郁老师你回来了”，看到学生在帮他做事，夸奖说这些红卫兵真好，也就离开了。不一会，屋子里剩下了史宏、江进海和他。
史宏说，郁老师，你又吃了不少苦啊！江进海立即气愤得脸上通红，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会实行白色恐怖！史宏说，郁老师，看来，你即使不问政治，政治也会来找你。我们本来也没有想到要详细关心你的问题，但结果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把你的问题弄清楚。正好形势允许了，我们就找到原来的有关部门，看了你的卷宗。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去的。你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结合你自己写的传单，我们觉得是全弄清楚了！
听说看到了他的卷宗，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而且他们所谓已经弄清了“症结所在”，这正是他出事七年以来一直要问“审干办”的，而“审干办”则回避或有意模糊这一点。可是现在却让学生、红卫兵小将轻而易举地给弄清楚了！这是真的吗？这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啊！他不禁一下子泪水涌出，说，谢谢你们了。
史宏说，情况是这样：一九五九年“审干”给你定案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你当时跟被害的地下工同住在丹阳长江旅馆；第二，丹阳档案馆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一封告密信，写信的人叫郁原，写给国民党的公安局，这封告密信就是那个地下共产党员被捕的原因，这个郁原被注明是射阳人。第三，丹阳档案馆还发现了国民党公安局发放告密津贴的存根，其中有郁原签收的一张，大洋五十元，领钱的日期在那个共产党员被捕后的第二天。“审干报告”认为，所谓郁原，就是郁平，正如屈平就是屈原一样，是郁平当时告密所用的化名，而郁平的家乡正是射阳县。
他听了怔着说不出话来，但心中已经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得史宏说，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不是你呢？“审干报告”不也分析得很有道理吗？我们认为，第一，郁原毕竟不等于郁平，把郁原与郁平划等号，证据不足。第二，明明有郁原的笔迹，却没有拿来验证是不是郁平写的，为什么没有做这方面的检验？笔迹在丹阳档案馆，可以派人到丹阳去做检验，况且丹阳也不远，不就在江对面吗？这是一个漏洞。第三，万一当时是有人略微了解郁平的情况，从而用了郁原这个化名去告密，这种可能有没有？第四，郁平本人有充分根据为自己作了辩护，特别是有丹阳饮服公司的颜科长作为人证。“审干报告”只用“不足为据”四个字就轻易否定了颜科长的亲笔证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给郁平定案证据不足，对郁平的“审干”工作做得草率。其实，也可以说“审干”的方面并没有认定郁平就是郁原，否则，对郁平的处理就不应当是开除公职，就应当是判刑，而且可以重判，可是并没有这样做，结果只是开除公职、遣返原籍，这正如你在传单上说的，定案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定案，处理不符合处分。这就说明他们心里好像也有点数，好像是有意让问题这样含糊不清，从而让你这个人不上不下的悬挂着。也就是说，是对你有意的打击。加上你在传单中提出了宗进庭这个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你的问题可以说是清楚了，第一，你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你是被冤枉、被迫害了。要从组织的、法律的、有效的意义上认定你没有问题，当然还要等待专门权力部门的工作，那就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才谈得上。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认定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相信你，你抗战时期作为一个学生就参加革命了，受冤屈以来，表现也是好的。
他被学生的这番好心、这番评语、这种勇于负责、敢于表态所感动，他揩了一下泪水，说，关于我的问题，我是可以用事实来进一步证明的，我确实是被冤枉了。你们一说起“郁原”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当时，旅馆里还住了一个青年，而且还借看过我的书，后来这个青年不辞而别，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跟这个青年是互相介绍过自己的，而且我的书上也就随手写着我的名字。十有八九是这个青年盗用了我的名字去做了告密的事情，其中巧妙地改“平”为“原”，这确实是借鉴了屈平即屈原，而且他说过，你将来做了作家，笔名就叫做郁原吧，以后我看到郁原的文章，就知道是你郁平写的了。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怕啊。幸而我还没有用郁原为笔名写过文章。如今我没法找到这个当时的青年，也许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的特工，所谓告密信，就是他向他的上级的报告，谁知道呢？但既然已经弄清告密的人是郁原，而不直接就是郁平，有了这一点，一切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好在那个“郁原”的两份笔迹仍然保存在丹阳档案馆里，可以到我的档案里找我过去的笔迹做对比，一比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应该把两份笔迹拍个照片，做个鉴定结论，永远地放在我的档案里。
史宏点头说，如果可能的话，这工作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你放心。江进海说，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史宏说，郁老师，这事情你就不要多想它了，你要休息好，了解了解外面的情况，恢复一下身心。我们以后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请教，要来烦你。他嘴上谦虚说着不敢不敢，心里却感到了为难，又为这为难而内疚。只见史宏取出一本材料来，交给他，说，这份东西请你给我们看看，明天我们就来听你的意见。材料不要弄丢了。他想起了上次出狱回到学校，是史宏亲手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交给他的，结果遭到了“主力军”老刘他们的审讯。史宏好像总是这样让他接触到最重要的情况，并且影响他今后的遭遇。他浑身有点紧张起来。他习惯地就要翻开材料来看。史宏按住他的手说，这材料只能一个人关了门看。
史宏、江进海和那些学生都走了。洗的衣服晾在外面给他拉起的绳子上，阳光照射在上面，也照射在远远近近屋顶和地面的积雪上，耀眼一片。开始化雪了，朝南的屋檐往下滴着水。小屋经过学生的打扫收拾，显得清洁整齐，散发着生活气息，使他更切实感到重新面对了普通的正常的人生。第一要务是购买油米柴盐，让生活运转起来，下午还有洗澡之类的事情，大约要到晚上才有时间看史宏交给他的那份显然是比较重要的材料。
他感到自己时来运转似的了。先是在牢监里碰到了宗进庭，这个具体迫害他的人，竟然对他说了“对不起”，还说问题有解决的希望；接着是学生来“解放”了他，而且把档案里的底细给他弄清楚了，这正是他一直为之焦心，却一直遭到轻视的，而现在可以说已经真相大白。不管问题到哪一天解决，反正是可以解决的了，解决的依据不在别处，用不着寻找，就在他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事物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不奇怪啊，那捆绑住他的，也将是松开他的，那陷害他的，也将是解放他的，问题本来是个活结，而不是死结。但凭着做了一个活结，也就紧紧綑绑住了他，让他如此悲惨。宗进庭现在对他的态度总算有所改变了，铁石心肠总算松动了。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
门口站了一个人，喊了一声“郁老师”，抬头一看，是他正想去看望的刘镇琛。他忙招呼刘镇琛进来。刘镇琛说，我一听到你被史宏他们接出来了，我就来了。他注意到，刘镇琛的神情姿态说明着一种恢复，从一种受了严重打击之后的心灰意懒，恢复到一个青年学生应有的生机活泼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自己医治好了“精神奴役的创伤”。他问，你的祖母好吗？刘镇琛神情黯然，说，去世了。此一言让他想起了他看见的那卧床不起的老人，那就是他仅有的一回所看到的刘镇琛的祖母，没有看见面目，只看到一团露在被单外面的凌乱白发。而现在这老人已经带着许多的痛苦、遗憾、担忧和无奈离去了。他说，你们母孙二人、相依为命，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你可要好好的过啊。刘镇琛很豪迈地说，我一定好好的过，反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又说，郁老师，你知道吗，这几个月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听刘镇琛对他这个与世隔绝了四个月的人说起来。
你二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也是学生运动的低潮，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文革”实际上停滞了。社会上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到十一月，造反的工人逐渐汇合，成立了全市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被压下去的造反学生也重新抬头，他们从“大串联”中陆续回来，跟造反工人结合到了一块。但保守派势力大，许多造反工人被逐出工厂，或者说在厂里呆不下去。造反派学生跟保守派学生在各个学校里对峙着，基本上也是保守的这边势力大。工人造反派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克成率领到北京、到华东局上访，一路由陈安国领导在亭州坚持斗争。后来发生了工商联事件。工商联是“主力军纠察队”的据点，冲打起因是群众跟“主力军”的两个人发生辩论，“主力军纠察队”冲来把几个“工红”的人抓了进去，其中还有两个小学女生。这样许多人簇在工商联门口要人，而工商联大门关着。这样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与里面形成对峙。“主力军”迟迟不放人，后来“工红”攻了进去，但“主力军”调集上万人的力量，从外面打了过来。“主力军”控制了大街，戒严、扎口子，把一些“工红”人员捉进剧场，并且冲了“工红”和学生的总部青年中学，这之前一天夜里“工红”冲了“主力军”的总部工人文化宫，把抢来的“主力军”的丰富物资向全市群眾展览，以说明“主力军”得到市委的支持。后来，“工红”又到剧场去抢被抓进去的人，双方再次发生冲突。“主力军”转移走包吉、张汉玉等五个人质，转移到党校，又转移到郊区，说是要送到华东局去评理。评什么理？因为华东局给了“工红”六条，中央文革接待站给了“工红”三条，是对“主力军”不利的，“主力军”不服气，要去评理，并且把宗进庭等三个常委一起弄到上海去了，说是要让亭州“唱空城计”，宗进庭在上海打电话回来，叫“主力军”继续闹事，不要怕影响生产。后来传闻“主力军”打死了被抓去的“工红”的人，在迎春桥下发现四具尸体，又说在周山河里也发现四具尸体。人们一会儿涌到东郊迎春桥那里去看尸体，一会儿涌到南郊周山河那儿去看尸体，人心慌慌，天要掉下来一样。到底是不是弄死了人，我没有去看，不知道。在“主力军”施暴时逃到荷州去的一些“工红”的人，就在荷州印发传单《碧血亭州》，说亭州“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切交通通讯皆被‘主力军’封锁”。后来“主力军”这边针锋相对也有传单，叫做《拆穿〈碧血亭州〉的弥天大谎》。这时《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用那里面的精神对照，加上华东局和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工红”上访的六条、三条，很明显，“文革”以来，亭州“工红”就是正确的，而“主力军”这一边是受了资反路线蒙蔽。“工红”到处刷大标语欢呼《红旗》社论发表，“主力军”沉默了两天，后来就夜里出动大批人上街改标语，把“工红宣”，都改成“主力军宣”，一时成为笑话。“主力军”在形势上虽然摇摇欲坠，但并不服输，大部份工厂都在他们手中，而且四围郊区也是他们的势力，叫做“同盟军”，农民上街游行支持“主力军”。保守派的背后是干部，他们通过一些老资格的中层干部直接指挥“主力军”和“同盟军”，还有保守派的学生。
地委命令宗进庭三个常委回亭州，把在上海闹事的“主力军”带回来。刘克成带着“工红”冲进市委，就在市委门口批斗宗进庭，宣布宗进庭“十大罪状”。保守派调集大批人马前来保驾，“工红”这边撤退。“工红”在大街上张贴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和华东局的答复。但保守派并没有垮，而且还在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叫做“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宗进庭出席并讲话。开过大会后，万人大游行，他们实行全市罢工。亭州保守派走到了他们的高潮和顶点。
保守派的崩溃，是杨敬尧从地委开会回来以后，他在广播电台代表市委向全市人民检查，说：由于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一部份群众受了蒙蔽，成立了“主力军”、“红色革命军”等群众组织来保市委，与敢于起来革命造反的“工红”、“井岗山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形成了对立，而市委把这些保守组视为革命的，把敢于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的革命群众，看成所谓“牛鬼蛇神”、“反党”，这完全违背了《十六条》的精神和中央一系列的指示，是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责任在市委，特别在我本人，而不在群众。
这样，杨敬尧点了本地保守组织的名，他们就垮掉了。一时间，满街是宣布退出“主力军”的《声明》。杨敬尧作检查，是因为刘、邓在中央作了检查，所以下面各级领导也就作检查。杨敬尧到荷州开会，就是听传达的，然后按照省委、地委的统一布置，回来代表市委作检查。假如没有上面的统一布置，市委永远也不可能作这样的检查，保守派也永远不可能垮台。
他听了这一切，真感到有点波澜壮阔，也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和不可思议。他有意离开这个话题，说，看来，你的精神完全恢复过来了，你不老想着自己，而能评判时事了，你把自己又找回来了。
刘镇琛愧然一笑，继续有点兴奋地说，“一月风暴”的爆发，使全国保守派都崩溃了。保守派过去虽然人多，也有各方面的实力，一时却如鸟兽散。“一月风暴”让人们彻底明白了毛主席的态度，多数群众也就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保守派组织也就不存在了。保守派群众唯一不服气的就是自己成了“受蒙蔽”的人、当了不光彩的保守派。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晕头转向。据我接触，其实造反派的人也晕头转向，他们想不到自己竟然这样正确，正确得有那样的高度，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一切似乎来得太快、太容易了。一个是错误得目惊口呆，一个是正确得目惊口呆。
他点头说，是的，难以置信。天下好像翻了个身。
天下好像翻了个身！郁老师你这句话虽然好像是随便说的，但确实形容得好。胜利了的造反派忙着批斗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头头们，倾吐他们受资反路线压制的悲惨经历和痛苦。在全市批斗大会上，公安局、检察院的造反干警上台揭发说，以宗进庭为首的一些人，违背中央三令五申，要动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名单都弄好了，而且准备下了多少条麻绳、多少副铐子，还确定了临时监狱，就是红星农场。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很多群众爬上台声泪俱下，当场逼着杨书记签字，要逮捕宗进庭、公安局长以及保守派的那几个头头，并且开除他们的党籍。
杨敬尧和几个常委就在主席台上、在群众的四面围观中当场开常委会，有趣的是，低着头挨批斗的宗进庭也被喊去参加这个站着开的常委会。杨敬尧宣布市委常委会支持群众的要求。宗进庭和那几个人立即就被宣布开除党籍、押送看守所，会场上响起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他对刘镇琛说，昨天晚上宗进庭就是跟我在一个号子里、一个铺上过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分手。他进去了，我出来了，真想不到。刘镇琛说，革命好像是魔法大师，让世界千变万化，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文革”比起真正的革命，还是差远了。拿法国大革命来说，那时各个政治派别此起彼伏，前面的被后面的送上断头台，后面的又被更后面的送上断头台，而所有的失败势力又总是想重新抬头、贯彻自己的主张。比起那个，“文革”差远了。狄更斯长篇小说《双城记》里有真实的描写，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里有深刻的概括。虽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人民最后也要付出最大的代价，贵族与平民双方的鲜血染红了塞纳河的河水和巴黎的街垒！
他说，你这些时读了不少书呢。刘镇琛愧然一笑说，确实看了几本书，真是收获很大，打开眼界。想不到你跟宗进庭竟然睡到了一张铺上！当然，这也不奇怪！你就没有想到仇恨吗？假如换另一个人，也许会打起架来、闹出人命。你们互相说了话没有？
他就把情况跟刘镇琛作了介绍，刘镇琛说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一点也没有仇恨他，而他竟然对你说了“对不起”，竟然承认了一切。那么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他说，改变了很多东西，推进了很多东西，也有天翻地覆之感。革命运动总是让人变好的，因为革命形成一种空气，让人们丢掉自己平常日子里狭隘的僵化的思想。只有革命受挫或失败之后，往往才是精神颓废、腐化糜烂时代的到来，茅盾小说《蚀》三部曲就描写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的徬徨颓废表现。
刘镇琛说，这本小说，我也读了，写得现实，他真是小说家。这样说来，你的问题解决也快了，只等运动过去，就会重新调查。
他把史宏他们掌握到的他的档案里的情况告诉了刘镇琛，好像迫不急待要跟刘镇琛分享好消息似的。刘镇琛叹息说，竟然会是这样！郁老师，你真是吃苦了，你的损失是这样的大！
他说，你小小年纪，不也已经吃了苦吗？白白丢了性命的又何尝不会大有人在呢？古人早就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草扎的狗，祭用过之后就丢弃或烧掉了，是不足惜的。天地当然是无所谓仁与不仁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嘛。我在遭到不幸之前，在很年轻时，就有消极的世界观，但我在消极之中也选择了积极，决定在学问研究上做点事，同时我也是赞成社会进步的。至于革命嘛，那总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我同情革命。所以我选择了新四军的学校，我要在革命队伍里做文化教育的工作，这样我就把革命和学问二者兼顾起来，把做一个俊杰和做一个庸人兼顾了起来。我确实永远也做不了英雄。我只有让英雄来害我，或者来救我。害我、救我的，都算是英雄，只有我不是的。刘镇琛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起来。他觉得他有好多时不笑了，或者没有真正笑过，好像都不怎么会笑了。
刘镇琛离开后，挂碍着的心事让他决定到宗进庭家去，完成宗进庭的托付。他取出宗进庭的手表来，发觉竟然是一块外国进口表。他拐进一条巷子，过了两条小街，又进了一条巷子，正是上次跟兰贞“狭路相逢”之处。但现在他是给兰贞送去她日夜挂念的、于她最重要的人的手表，还有那样关切的口信。这是戏剧性的转变，也许能从此改变他们之间的可悲的关系。
他来到了宗进庭家门口所在的地方，但他止住了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他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而靠着墙有一个女人站得很高，面对群众，头低着，胸前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乱乱地写着黑墨字，这分明是被强迫站在一张凳子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群众乱嚷乱叫起来，呼起了“打倒走资派宗进庭的臭老婆李兰贞”的口号。他吃了一惊，正好赶上了！他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也听不清批斗的内容，反正群众好像很愤怒。这激烈可怕的场面终于结束，人们一窝蜂丢下兰贞，而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他忙让到路边上去，脚下是一些积雪。那些身着粗蓝布劳保大衣的人脚步杂沓而很快的从他面前走过去了，脸上都红红的，是愤慨、兴奋、激动之色。兰贞却仍站在那里，站在一张长凳上，孤独一人。她好像不敢擅自下来，也好像是腿子一时僵直下不来了。
这是曾经有可能成为他的嫂子的女人，这是他的老家田野上走出来的女性。他赶紧走过去，伸出他的手，充满同情甚至是爱，说，我扶你下来。兰贞拿眼一看是他，眼中的疲惫、无力、沮丧，立即换成了愤恨和鄙视，完全误解了他，还可能很严重地误解了他，至少，他这个冤家仇人看到了她刚才的蒙侮受辱，这对于她比刚才挨群众批斗所受的屈辱还要难以忍受万倍。但她在那些群众面前可以隐忍一切、表示“低头认罪”，却可以不必怕他、不必把他放在眼里。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并不是认为他这个人在所有的方面都低于那些群众里的任何一个，而是从整体上判断你比那些人里面的任一个都更没价值。这或者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读书人，或者因为知道他的所有底细，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写过揭批宗进庭的那份最可恨的传单，另外还因为看到他又出狱了，认定他是依靠了造反派而得意于一时，还认定他这个倒霉的人仍然不会有好结果，等等，等等，总之是往最可恨的地方，低看、小看、贱看了他的人格。那鄙视的目光像锐利之箭，自信地直射你的灵魂，要让你鲜血淋淋，要让你感到自己无颜立足于人间，以至可以去死了。
他理解地、宽厚地忍受着兰贞对他的这一切误解和蔑视，镇静着说，宗市长让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扶你下来。
兰贞又惊又疑，顿时收起了那鄙视他、仇恨他的一切，默默地自己试着要从长凳上面下来，但腿子的一软让她无法拒绝他扶了一把。这时忽然出现三个孩子，一个大约有十八、九岁，一个有十三、四岁，小的才六、七岁，他们喊着“妈妈”，围住了兰贞，并且一起回家，家就在旁边，刚才的批斗就是在家门口进行的，三个孩子想必躲在一边目击了那可怕的场面，也目击了他这个陌生人和他们的妈妈之间奇怪的关系，经过他们自己的判断之后，这才大胆地跑了过来。
他跟着他们进了屋，而没有受到阻拦。兰贞被孩子们扶着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时抬头看着他，说，你也请坐吧。那眼光和声音是正常的、无奈的、不是仇恨的了。
他没有坐下，而是取出手表来，双手奉送，轻轻放在桌上，说，宗市长让我带出来交给你。兰贞没有去拿手表，却流起泪来，问，有什么话带出来吗？他说，有。他一字不错地转达说，叫你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
三个孩子都在一旁睁大眼看着他，听着他们的父亲在狱中传出的这几句话，感到一字一字都是无比的重要。他于是又重复说了一遍。
兰贞揩着泪，点点头，说，谢谢你，真儿，给叔叔倒杯茶。
他忙说，我不喝茶，你休息，你保重。
他就告辞出来，兰贞让大男孩送他，说，真儿，你送一下叔叔。两次听到“叔叔”二字从兰贞嘴里说出，他心头一热，声音发颤，说，不要送、不要送，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要记住老宗的话，处处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兰贞朝他点了头，是很感谢的。孩子们的眼中，也充满对他的好感。患难之交，终身难忘啊。
男孩送他到门口，他说，照应好你的妈妈，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你爸爸在里面不会有什么事的。男孩说了一声“谢谢叔叔”。他也就离开了宗进庭家，心里满是感动，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竟然被逾越了，一直僵硬着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友善、温暖、理解的交流。人间还是有希望的，苦难甚至能让本来对立的人沟通。
他抬头看到了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条大标语，墨迹未干：打倒走资派宗进庭的臭老婆、三反分子李兰贞！署名是“江海造船厂合同工战斗队”。大约就是刚才的那些人。
兰贞是劳动局的科长，想必是分管合同工的，大约是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们。合同工一般从农村招工而来，都希望转为正式工、做一个正式的工人和城里人，如果他们听说有这样的机会，结果他们却没有得到，就会有很大的意见，就趁着时代给予的机会这样表现出来了。他估计情况大约就是如此。
他进了图书馆。还是几个月前他看到的那个样子，只有报纸阅览室开放，而借书处之类的全部贴上了封条。老馆员认得他，按照他的要求取来了前三个月的报纸，至于本月的，就在报架上。他决定依次浏览。于是，从报纸上他看到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看到《红旗》杂志一系列重要社论是如何直接评价着、指导着全国运动的开展，看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报》最后一篇社论是《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中说到：“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新的一年的第一份报纸，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头。社论说，“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解决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伟大榜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一九六七年，将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至于宗进庭告诉他的情况，在报纸上有着醒目的报道，一月十二日的报纸是套红的，发布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祝贺“一月革命风暴”。
《红旗》评论员文章说，“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组织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虽然只是看着纸上的东西，虽然这之前他已经听宗进庭说过，却仍觉得呼吸气不由得就渐渐加深、粗重起来。而当天的报纸仍然是继续着鼓吹“一月风暴”，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说“好得很！就是好得很！……自下而上地夺权，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夺权！夺权！！夺权！！！……夺去他们赖以秋后算账的最后法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他简直怀疑这是不是中央党报党刊的社论。这倒像是出于正在狂热中的年轻大学生的手笔，浪漫有余，某些方面有些费解。比如，“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指的什么？如何“彻底打碎”？而惊叹号的重叠使用以至于达到三个，大约也是党报社论从未用过的，如果出现在学生的作文里，他可能会动笔圈掉两个，并且加个批语叫学生不要这样使用标点符号。
但是，他亲身领教多年、深受其害的“审干办”，对于他的态度，可以说就是“官僚主义”，而且到了极点，是多么冷酷、残忍、不负责任、万分可恨而又麻木不仁！
然而，这样不正确的事情再多，也只能说“审干办”、“公检法”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还不等于它们就是“官僚主义机构”。至于要把它们“彻底打碎”，如何“彻底”、如何“打碎”呢？它们并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国家机器，它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器，里面的人都是国家干部，经过运动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还要由他们来当官吏、办事情。这真是一个矛盾。而假如“彻底打碎”，以后又怎么样呢？难道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机构了吗？用什么来代替它们呢？又如何保证今后不再变成“官僚主义机构”呢？
这是对历史、对这次群众运动，提出了多么巨大而又艰难的一件任务！
这个无从下手的任务，必将弄得去“打碎”的和被“打碎”的都不好相处。他对“审干办”意见再大，也不能去把“审干办”打碎，他不能和那里面的人今后不好相处。将来他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审干办”去办。无论如何，他无法、也无力去打碎“审干办”。何谓“打碎”，到什么程度就算“打碎”，标准又在哪里？
可是，他是多么懦怯、多么下贱啊，党中央的社论明明符合着自己的愿望，体现着合理的正义的要求，他却不敢接受，感到不好办，他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站不起来的奴才，活该受这么大的罪！
是的，只有伟人是站在历史前进火车头上，他们从现实中汲取力量，唤起千百万人民，力求开辟崭新的历史，他们被称为伟大导师，他们的历史作用就是如此。将来的历史会一再地想起他们、说起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指明着、实践着一种既现实又远大的原则，让人们不断地去争取公正、平等、合理，至于具体一切，则让人们在实践中去创造去奋斗。
可惜群众中有像他这样自甘下贱的庸人，只敢在心中暗暗叫一声好，而不敢把自己的力量义无反顾地加入进去，还要在心里嘀咕着：不可能呀，不要物极必反呀，不要最后弄到自己头上来呀，等等。但有一天革命果实真的到来之时，他还是要坐享其成的，只不过是作为社会一员，安享民主自由这些抽象的存在，而不像分取实物那样覥然伸手获取所得的一份，所以一切显得很自然，谁也不会想到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此，他认为真应该请谁来用鞭子狠狠地把自己抽打一顿，把那个卑微的灵魂抽打出来！他有点沉重地离开了图书馆。
走出图书馆那古老的大门，走进城市冬季的暮色之中。他打了一个寒颤，因为承认自己是庸人而叹了口气。但他总算对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能不悚惧着拭目以待眼前与未来运动的发展。能够认识历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能够观察当下的活的历史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不过并不那么轻松。
空气冷冽，“霜前冷，雪后寒”。街上脚步匆匆、纷纷沓沓走着许多的人，戴着各种标志着造反的红袖章，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奋不顾身地为社会历史的前进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哪怕是在贴大字报，哪怕只是拎着浆糊桶、拿着粘满浆糊的破扫帚，其意义也完全一样是正在创造历史。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在盐阜师范当学生时，当他和孙同学在建阳县帮着做抢运粮食的工作时，不也曾体会到过这种忘我投身革命洪流的感觉吗？渺小的个人在这种时候获得了最雄伟壮阔的体验。融入大海的一滴水才能体会大海的汹涌澎湃，而跟落在尘埃里或孤独地挂在草尖上的一滴水不一样。他完全能体会眼前这些人的不平常的心情。他的心也由此获得了一丝慰藉，几乎暗暗分享着那种紧张而美好的历史的体会。可惜他已经不能像这些年轻的工人、学生一样了。他四十岁的人了，他身上有着历史的负担，他永远不再单纯，他老了。
他赶紧回到宿舍，收了外面晾着的衣被，开了封着的煤炉，忙晚饭。他关了门，脱了棉裤，坐进被窝，取出那份材料，就着旁边书桌上的煤油罩子灯，看了起来。
那是写在十六开横线稿纸上的，总共有一百七十页之多，钢笔书写，字迹工整，已经不是初稿，大约有八万字，是一篇长文章，可以扩展成一本书的，题目赫然，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还做了个封面，的名字也端端正正写在上面，是两个人，一名“范公望”，一名“柳春芳”，看来是一男一女，不知是什么关系？他不认识这两位，但心中已经肃然起敬。
他盯着这奇怪的题目。“现实”，就是现前的、眼前的；乌托邦，是拉丁文译音，出于希腊文，原意是“没有的地方”，引申为“空想”。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现实乌托邦”，也就是“现实而空想的地方”。什么叫做“形式论纲”呢？就是议论、批判其形式。那么是不是就撇开了内容呢？起这样的题目，也许就是旁敲侧击吧？旁敲侧击乃是迂回进攻。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对“异端”的思想学说皆予以排斥和打击，“中庸之道”才是做人与为政的可靠信条。但也有时某些“异端”具有推动思想发展的意义，或者后来竟转变成强大的主导的思潮。
他感到了手中这份东西的“学术野心”非同寻常，而史宏让他看看，说明他们也觉得这份东西的重要，来让他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他本能地不想让这两个遭到什么祸殃，但若是了不得的“异端”，他说它没有问题，那他自己的思想岂不是有了问题？
文章还没有看，他就身陷某种险境之中了，又有如在那漆黑的田野上，少年的他身不由己手中被塞进一把手枪，让他去“除奸”！这文章将可能使那两个，以至于使他这个读者，获得政治思想上的某种指责。
他丢下稿件，长叹一声。好像倒不如还是坐在监牢里与世隔绝的好。
但毕竟坐在家里看文章，要比坐牢在实际上好得多。而思想是在自己头脑里，写出来、说出来才成为判断的对象。你如果一言不发，一字不写，那真是神仙难下手。他还是拿起材料，看了起来。
处处分析的是“乌托邦”，处处暗指着“现实”。在“形式”上展开，似无一字提及形式下的内容，让你抓不住；将“内容”隐蔽，而又处处折射到形式之中，让你能有所领会。如此迂回，而又如此直接；如此明白，而又如此躲闪。在分散的布局下展开包围，在浮文的缭乱中达到深度。理论的野心，要给现实开出一份乌托邦死亡通知；长长的图卷，是想掩盖最终的一把致命的匕首。
如果从“形式”上说，他真的很佩服这两位，但如果从“内容”上说，他不能赞成他们。
他们所谈，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自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大难临头，这一问题就争论不休、各有主张，并且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新中国以自己的成立和发展，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实践的回答，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大业草创，万事更新，决不能说尽如人意、无有弊端，要不然为什么要屡兴运动、以至进行文化大革命呢？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又这样翻来覆去、错综复杂，其中又不能尽如人意、无有弊端。但整个说来，国家是一扫百年阴霾，有如旭日东升，欣欣向荣，社会与人心是在走向光明与进步。
对于这部文稿的，现实的中国，尽管如此现实，在他们心目中，却仍然是“乌托邦”。所以才以“现实乌托邦”为题。依他们之意，势必要把新中国建起来的这一切，统统否定、推倒、抛弃，另起炉灶。另起什么炉灶呢？环顾世界，另外的现实只有两种，一是欧美自由世界及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二是南斯拉夫、苏联，而后者其实是放弃社会主义而向前者靠拢。他们的主张，实质如此，就是要中国重新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只是没有明说。
他们的文章还提倡一种更为大胆的“形式”，反映出的“内容”是一种“打破”地界与时界的无边的观点。把他们这种观点落到实处，就可以说，既然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而元、清后来都进入了历史正统，那么历史上西方、日本的入侵，也就不必看成可怕的事情，而应看作正常的、乃至最好的事情，人家是以先进来带动落后。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抵抗而无理；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流血而无理。亡党不等于亡国，亡国不等于亡种，亡种不等于落后，人类趋势就是杂种而不是纯种，如果让八国联军在中国长驻到今天，如果听从日本人的占领，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全国，中国人早就过上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富裕发达生活了，何必自己另起炉灶？
总之，按照他们的“形式论纲”，现有意识形态就要来一个大颠倒。他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为了一鸣惊人而故意相反着写这部书稿的。但如此“一鸣惊人”在现今的政治情况下，不等于是自杀吗？这两个活得不耐烦了？可这样能写当然算是知识分子，他不愿把他们这样可以说是反动的思想面目对史宏江进海他们说，因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书稿是“形式论”，并没有直接说出形式里面这些极为荒谬的内容，为躲逃打击而有了预先的“形式”设计，他也可以用这个预先的设计来帮他们蒙混过关。“文革”群众运动的通常做法，那种“批斗”之类，对他们这种文雅精致有教养最自尊的人，是尤其不适宜的，他不能把他们推到这种火坑里去。可是他们那颗脆弱而又自以为高明的心，却又是多么的糊涂、麻木、凶狠。六祖教人做到“三昧”，即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从而达到安闲澹泊。此一修炼，当然能应用于个人精神的某种境况，但面对范柳书稿，他怎样在史宏面前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呢？
“乌托邦”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为了耽于幻想。面对圈地运动的社会现实，国民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趋集中到少数新贵、新兴资产阶级手中，国王、贵族、银行家这些旧有的社会上层，也纷纷疯狂加入这一抢劫财富的过程，而广大劳动者，日益辛劳，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托马斯·莫尔就代表无产者、劳动者、多数人，向资本主义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下的国家和法律没有真正的公正可言，其实质不过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
这样，托马斯·莫尔就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正面提出了普遍幸福的社会理想，这理想的社会虽然合理，在当时还完全是空想，不但在现实中还不存在，而且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所以叫做“乌托邦”。
这样看来，范公望、柳春芳的思想，是跟托马斯·莫尔逆向而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经过四百年的发展，从空想的变成科学的，从理论的变成现实的，从在一国获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毛泽东，正在做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这样的时候，范公望、柳春芳却反过来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资本主义不是乌托邦，要取消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思想史来说，这是倒退。但他们为什么要以落后为先进、以倒退为进步呢？
他们认为，人无论如何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有自私性。虽然人因为同时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得不有合作性，但合作性的根源也仍然是自私性，是理性的自私。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合作性，是因人的自私过度而产生的一个历史反题，但它竟然无视以至想消灭人的自私性，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振荡不已，但人性必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抽象人性论，是范柳的理论武器。夏虫不知有冰，蟪蛄不知春秋，说不到一块儿去。你视为正题者，我视为反题。你认为要合到这方面来，我认为要合到那方面去。你认为社会主义是“科学”、已成“现实”，而我永远不承认。范柳从反面落笔做文章，力求天衣无缝，所说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些，是很清楚的。
但范柳的主张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一九五六年被赎买了生产资料，不成为资产阶级了，而成为普通职员以及靠定息吃饭的特殊公民，并且正在老去。拥护和实现范柳政治纲领的阶级力量在哪里？能空降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取代现在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吗？这是一个大矛盾。但他们的希望也还是有，那就是南斯拉夫、苏联的道路，从《九评》上看，新的资产阶级可以被培养、重新产生出来，并且在党内党外一齐出现、迅速成长，而人民则无能为力，是自上而下实现的。所以毛主席要针锋相对、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利用自下而上的力量，不准走那条路。假如毛主席不闻不问，那就不是毛主席。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应当说是势所必然的。
中国资产阶级向来软弱，如果将来有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会因为没有像先辈那样参加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而更加软弱，从一开始就会臣伏于西方，在资本和资格上，都不得不对西方五体投地。那些曾经一心瓜分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夹着尾巴逃跑了”，但在海洋炮舰上虎视眈眈游弋着的势力，就又要翘起尾巴，破浪而来，张大口袋，笑纳中国新资产阶级双手奉上的丰厚贡品。美国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跟美国一样富有，日本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很日本一样发达，他们只是来吸干你的血的，屈辱可悲的中华近代史、伪满洲国史，就是最好的先例。想要人家来把你变成他自己，过去老大哥苏联的善心也不曾达到这个程度，大国沙文主义损人利己之心超过了共产主义友谊援助之心。要苏联到中国来再建一个苏联，或者要美国到中国来再建一个美国，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结果只能是永远的奴才而已。哪里有过平等的“咸与维新”？哪里有过不分彼此的“合作伙伴”？这问题想想都很可怕。但范柳却好像已经迫不急待要当作一种并不遥远的真正的现实来眺望，正如外国作家辛辣讽刺的修女思念强盗的入侵一样。托马斯·莫尔若有在天之灵，还有中国自魏源以来的志士仁人，真要对这样又轻又贱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可思议！
宗进庭的二伯父，是如何臣伏于他的父亲的？就连未出门的女儿被他的父亲弄上手，也保持着沉默，甚至是默契。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他心中仍为这久远的事情一阵愧疚。宗进庭迫害他，还有他的哥哥郁富不明不白被宗进庭“除奸”，这也该是一个内在的、潜在的因素。因为那是宗进庭的堂姐，那时作为小青年的宗进庭，心中潜在地燃烧着正义的反抗的妒恨的怒火！
中国《老子》的“道返”理论，宗进庭竟然从中汲取到了信心和力量。看来，人类的行为跟猴类、熊类并无不同，总是不断地抛弃一些东西，又拾起一些东西，至于抛掉的是什么，拾起的又是什么，其选择却未必正确，乃至错误百出。范柳书稿，看似很有“思想”，其实也只是猴类熊类而已，虽然这样说似乎尖刻了一些。
范柳对文化大革命也从“形式”上予以了嘲讽，从人性上予以了批判，实际上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前所未有的自由者，将回到自身那个“唯一者”，但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拜倒在西方老师的脚下，也就是屈服于世界列强，但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如今黑人的子孙却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何等“幸福”！黑人比起被消灭殆尽的印第安人来，是幸运的。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珍惜新的历史机会，而不要做不幸的印第安人。范柳观点如此，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疯狂逻辑。可惜他们不是白皮肤，而是黄皮肤，奴才而已。
范柳的思想，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近代以来，是有传统的。其政治化的表达，也就是“形式”之下没有明说的思想内容，某些右派头面人物，早就明确表达过了，说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是不自由的。现在，在一个叫做亭州的偏僻地方，有两个小得多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中，用隐晦曲折的方式，不为人知地，又一次试图加以表达，想写成一部惊世之作，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证明他们是了不起的先知。
他长叹一声，抛开稿件，郁闷无比。他看到毛主席像巨人一样站在历史可能倒退的路口，伸出手掌拦着，朴实而深沉地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言折断了无数从前现在将来的范柳式的生花妙笔，从而在他们心中引起深深的恐惧和仇恨。
不。他不能同意范柳的观点。哪怕他们真的成了气候，能成功地为资产阶级招魂，使之在中国复活，他也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不相信他多年来信仰了的竟然是错误的，不相信近代史需要按照他们的观点重写，不相信眼前的现实真的有一天会变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天下，他也不相信毛泽东思想多年教育下的党里，今后会有人如此胆大妄为，竟照着范柳的“形式”，屈服于资本主义，而改变了一切。
就个人而言，在资本主义之下，他也不是不能过日子，也许他在各方面还会过得好一些都有可能，但他不相信那对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也将是天堂，不相信那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这个自觉受过社会主义理论洗礼的人，将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如何能心安理得、心平气和地接受毛主席多次要人们预防的那种“复辟”的社会现实？经受过民主革命、现代中国文学洗礼的知识良心，将日夜责疑民主的人道的精神的存在，也许只有让自己无耻、麻木，彻底躲进“学术”的象牙塔里去。
在天下到处形式主义地高举《语录本》的环境中（但这对于工农大众，却是一种大普及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学习），范柳倒是能“独立思考”的，而且还敢于写下来，虽然还很隐晦曲折。因此，在人格的“形式”和人性的本题上，确有值得他敬佩之处。另外，范柳从“形式”的矛盾上找出了一些问题，也从“人性”的处境上找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革命没有解决，乃至还有助长之处的。当反击“白色恐怖”时，革命本身成为“红色恐怖”。而“恐怖”，总之不算好，这就成了“问题”，但“白色恐怖”却不说自己的“恐怖”是问题。然而，总是前面的“问题”启动后面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历史最实在，凡是做过头的，都必将得到纠正。但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即使每个群众都具有范柳一样的文化水平，也未必就能避免。
文化大革命再三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三指出反对某个党委不等于反党，还有“造反有理”，还有提倡“敢想敢说敢闯”，与范柳主张的“自由主义”，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说，范柳也是“造反派”，他们和造反群众一样，要求现实社会趋向“民主、自由、平等”，他们一定也痛恨那种轻视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但范柳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却又不是社会主义，这跟群众、跟“文革”意图本身，又是大相径庭的。
如此看来，范柳就可算是造反派的“同路人”，但同时又是投机分子。因为他们的社会理想跟“造反派”不同，而跟人们所说的“走资派”却有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都是“自由人”，即资本有投资增殖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力的自由，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自由主义”理论，并且高举“人性”的大旗，掩盖着资本的面目，或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廓清着思想的道路。是啊，现在工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国营的和集体的工厂里，农民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里，那就把他们“解放”出来吧。这就是范柳的主张所在。可是如何去“解放”呢？“解放”了的工农将到哪里去呢？范柳的文章是不具体的，关于这一点，就连暗示也没有，是不好说？还是说不出？他为之设想了一下，也想不出如何实行这种“解放”，即如何从现实的社会主义退到资本主义去。他心头火光一闪，《九评》所说的南斯拉夫、苏联，不正是在逐步实行这种“解放”吗？归根到底，范柳的文章不过是这一斗争的一个隐蔽的曲折的反映，他们主张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扣他们的大帽子吗？他们真是这样的吗？他身上竟然为之出了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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