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河轮船载着他向北深入，后来就在漆黑的夜里航行，到达老家乡下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只见公社小镇码头岸上到处站满了人。他下了船，走上岸，从人群中挤过去，因为这样他才能回家。他看到公社门口布置了一个开会的主席台，台上有些人，台下空场上许多农民席地而坐，而公社大门两边墙上是新刷的大标语，一边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边是“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又是要开批斗大会呢。他心里一阵颤抖，好像他本来以为农村是世外桃源的，这当然是想错了。他无心多看，而向边上插去，要赶自己的路。
正想过街，却见一些小孩从拐角处奔了过来，后面口号声惊天动地，立即出现了大批的人，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些人低着脑袋走在最前面，胸前挂着纸牌子，上面贴着白纸，写着黑字，“地主分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坏分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一个领呼口号的人穿一身还很新的无领章的军装，戴一顶还很新的无帽徽的军帽，腰间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想必也是军用的。这是最标准的红卫兵装束，就连亭州街上的学生们，穿这套装束的也较个别，很扎眼。据说北京的红卫兵都是穿一身旧军装的，但亭州的孩子们家中拥有解放军旧军装的，却很少，因此在“形式”上应当是较为逊色的吧。此时在农村看到这身装束，而且这么新，更觉扎眼，并且不协调地有了几分喜剧的夸张的味道。他听到旁边有人说，那是小杨！供销社的！那兴奋的口气，好像认出了业余草台戏中某个角色是大家熟知的某人扮演的一样。他定睛一看，确实是那个年轻的杨主任！长方的脸形，洁白整齐的牙齿，待人很客气的。怎么在运动中这样出头露面、装束这样突出、做这样出风头的恶事的呢？凭着小杨，在农村找一套旧军装，当然不费事，当过兵的农民很多，也许小杨自己就当过兵。
思想散漫地想着，眼睛这才发现，那“牛鬼蛇神”之中的一个，不正是他的父亲吗？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地主分子某某”。他克制着一种本能的血性的冲动，低了头从偏僻处走出小镇，走向田野，身后传来惊心动魄的冲天的口号声。
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但也无可如何。
在小镇通往田野的路口墙上，有一张大字报，和一张铅字印刷的大布告，大字报题目是《批判养儿防老，实行计划生育》，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语录：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同时毛主席还提出设想：“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再次强调：“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他算是长了见识，农村人知道的，他还不一定就知道呢。
他想起一九五九年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不知这与毛主席所说的计划生育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挨批？批得对不对？马老先生该有八十多岁了，是全国政协常委。这也是有福之人，所谓以一术而食君禄。
他就看那布告，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他放下手中东西，仰起头看了一遍，一共有十条。头一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第二条是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还有社教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三条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一条似与《十六条》有所不同，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所强调。农村为什么特别需要强调这个方面呢？也许农村的文明总的说来落后一些吧？第六条让他感到有趣，就是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这打破了红卫兵专指学生的界限，意欲使“红卫兵”也成为农村青少年的一种组织。就在第六条中，有一节让他不免一惊，竟是与自己直接有关的：“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那么，他这一趟回家，岂不正好犯禁了么？底下还谈到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的农民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下乡串连，但不要包办代替，谈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要给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同时又一次强调“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最后一句话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读着布告，他老是感到对“地富反坏右”的强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这些人真的如何不安份；可是他也不敢自信，如果不加强调，这些人是否老实？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对这些人“专政”，这些人是否就甘心“失去天堂”？他们许多人跟他一样，岁数不算大，血气方刚呢。
这个中央指示的日期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有一个月了，但下达到这穷乡僻壤，也许还不曾有几天，那布告的崭新完好，就说明着上墙不久。那公社小镇上的游街和即将开始的批斗会，大约就是这里农村文化大革命拉开的序幕了，有点相当于城里半年之前的“横扫”，还没有触及“走资派”这个主题，其中是否也有“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路线”成份？但对农村，确实是较为强调“地富反坏右”的。他的父亲，于是被列为挨批斗的对象。但他的父亲的本人成份，应当是“工商兼地主”，也从不曾被定为“分子”，是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的。可是，潮流一来，在这个阶段，受到这种冲击，也可算是难免的吧。他的父亲在解放十七年来，早已是平常之人，而且已经是供销合作社的职工，但在农村社会不大的范围里，大约仍像某种头面人物似的引人注目。人怕出名猪怕壮。那小杨做过韩家舍供销社负责人，不会不知道郁文高的本人成份，但既然做了农村“红卫兵”头头，大约也就无法保持平时的一堂和气，而必须不顾情面，不能放过郁文高，至少也要做个“形式”。
寥廓的田野和乡村显得万分宁静而美丽，与刚才公社小镇上的闹嚷景象形成反差，令他奇怪，使他迷惘和心疼，他有点脚步打飘，好像能看到天地在旋转一样。
虽然他已经有了城市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的印象，虽然他从亲身体验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并且跟他所接触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也是倾向着一定的人民性的，也就是对新中国的社会有着更前进一步的平等、自由、民主的要求，但在农村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受罪所表现的“文革”，还是令他极其抑郁。
搞社会主义确实是这样不容易，而搞资本主义呢，毛主席说过，那是很容易的。体会这句话，好像也是说：不要以为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我毛泽东就不懂，其实那有啥了不起，只要松一松，作为社会习惯势力的资本主义，就会重新生长、发展起来，更不用说如果再加以提倡了。而共产党人，就应当为人民搞好社会主义，要有决心和耐心，还有敢于打击相反的东西，要不然，牺牲那么多人打江山为的什么？为了重建一个旧社会吗？像旧社会那样就更能发展产生力、更能为人民谋幸福、国家更会强大吗？岂不是笑话！
是的，谁都愿意自己发财、富裕、不比别人差，顺着这一人性，放任自由就行，这不也是解放生产力吗？不过，他记得，按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包括：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一共五个方面。并没有说到人的自私性也是生产力。因为反过来说，不自私的人性、热心为公的人性，就不是生产力吗？说不通。不自私的人性应当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因为在“生产的社会结合”这一条上更有优势。人性在这方面的动力，大约可称之为人的积极性，你是要调动和组织哪一种积极性？哪一种积极性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区别仅在这里。
他想起了范柳的书稿，他们的“理论基础”放在人的个体性上，其实说的是自私的人性，至于无数个体自由发挥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危害性，有市场自动纠偏，有法律保障平等，有国家保证安全。一切也设计得天衣无缝，回答得振振有词。问题是，这一切因为是人去掌握的，那也就可能问题百出，你不得不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那时你工作再忙，忙的是资本主义，你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为资产阶级管理社会。而如果你把一切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你虽然同样需要每天处理问题，乃至有些还是类似的问题，但那是不同的，你忙的是社会主义，你是把社会主义事业越办越好，你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代理人。
范柳想把资本主义的“理想”变成中国的现实。但是，旧社会不就是这一套吗？结果如何？茅盾小说以反映旧中国资本主义的情况而屹立文坛，从《林家铺子》、《春蚕》到《子夜》，作家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时就是否定的。
把单个的分散的生产力，变成集体的集中的生产力，虽然给了个人以某种保障，集体越壮大，保障越可靠，但集体对个体无论如何是有束缚的，要在集体中让个人也觉得充分自由、充分发挥作用，是不容易做到的，它将作为要求和理想去贯彻。要消除集体对个人的束缚，触及的是生产力中“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一条，就是说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要求个人与集体配合的同时，也要减少对个人的束缚。但如果极端地认为非得改变现有集体生产关系不可，那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就得解体，让小农经济以及它的所有问题重新产生。那是美妙的吗？也许人们还可以抱有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但那实际情况，在中国已经存在过几千年，结果就是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毛主席反复论证过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认为其结果仍然是回到旧社会的状况。
确实，不能想象回到一盘散沙、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难道社会主义农业的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不是事实吗？新中国的工业化，是靠合作化集体化的农业支持的；新中国政权这样高度稳定巩固，也是依靠着政社合一的农村这个厚重的底盘。难道可以不顾这些，而可以打碎现有、折腾回去搞小农经济、搞一盘散沙、搞资本主义吗？
果真“散”了之后，一些人、一些地方，也许会做出资本主义的某种成就，甚至会出类拔粹，这是不用说的；但在同样时间里，社会主义可能取得的成就，在全体上，应当要大若干倍，而且可以减少或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危害性。社会主义对社会建设的全面考虑，对社会道德风尚的逐步提高，对社会稳定的自然促成，对于全民族的万众一心，应当永远是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
不应当颠倒取舍、不应当自取其乱。应当把力气用在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上。在“文革”斗争中，毛主席要达到的，其实就是这种巩固、发展、完善，那么，抵制的、保守的一方意味着什么？或者必然滑向什么？他叹口气，他很难肯定那抵制“文革”的、保守的一方，虽然他的父亲正在挨批斗。
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坚定有力了些。他又一次克服了某种动摇性。自盐阜师范以来他所受的教育如此，他的思路很快就能理顺这些问题；也许，另外还有更高明、更能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理论，但可惜，他现在还不知道。至于范柳的“理论”，不足为凭，不能成立。
麦苗遍野的平原上一丝冷风也没有，冬日的阳光照得万物暖洋洋的。一股炊烟的味道飘逸过来，让他的心悠然一醉。乡村永远是乡村，除非很大的灾荒之年，不管怎样总有一股浓郁的生活的气息。
家里的门是掩着的，他推门进去，喊了几声“妈”，没有答应，进去到处一看，妈不在家。他放下手中东西，走出去，问人，人家指着叫他到场上看看。走过两条田埂，过了一道小桥，到了生产队场头，看到有几个人在阳光照耀的小山一样的大草垛下忙着，走近一看，是在搓绳。他看出来了，是队里的几个地富分子在做工。
他的母亲虽然也没有被定什么“分子”，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被视为地主婆而归入其中，也是很自然的，如果大小队干部下了这个命令，十个人就有十个人是不会为自己分辩的，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妥当。他喊了“妈”，并且跟别的人也一一招呼。那些人一边做着手中的事，一边对他解释说，这是准备春耕要用的草绳。他看他们的神情，倒也见不出特别的痛苦，而是逆来顺受、坦然处之，他们习惯了，他们生活在一种压力之下，他们在“改造”自己。他总感到这些人至少是有委屈之处的，但他不能怀疑党的路线，而农村执行起来就是这样，也许从某种大局来说是必要的，他只有缄默不语，并且让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
母亲憔悴的脸和斑白的头发，向他昭示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和生活的劳苦，他也就内疚起来，作为儿子，至今他实在是连起码应做到的也没有做到，还不如一个做农民的人，能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能慰藉老年的父母。
有一个富农分子手中搓着绳问他，二先生，你在街上忙啊？他坐到草堆上，说，我也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忙的是什么！我这一生忙的是什么！众人听了都不吱声，手中搓草绳的声音沙沙的响。他的母亲也不吱声，但他却看到有泪水从母亲鼻子旁边往下流，而母亲低头做着手中的事，没有去擦它。
一个人不知怎的出现在面前，说，二先生，你家来了？他一看，是俊德老头，文槐的父亲。他站起来，喊了一声“三爷”，因为老俊德排行老三，应该这样尊称。老俊德“唉唉”的跟他点了点，对他母亲说，大嫂子，你回去烧饭吧，二先生家来了！别的人也说，大嫂子你就先回去，我们把它完成掉。母亲这才放下手里的活，用手擦了一下脸，对众人说，那我就先回去了。众人说，你回去，你回去。老俊德说，我在这里呢，代你做一气。二先生，过一会我去找你！
回到家中，母亲淘米做饭，并且到房间里拿出几个鸡蛋来。他把布口袋解了，把青菜倒在一个旧笆斗里，拿了几棵，洗了，给母亲看，说，妈，你看这青菜！母亲一看，说，这菜好，以后找些种籽回来，菜秧子也行。他到墙边掐了几根小葱，水里略洗一洗，切碎，又把青菜也解了两刀。然后让母亲把口边的菜锅烧火。农村的锅灶，比城里的煤炉，要快得多，两样菜不一会就弄好了。饭锅也“咕咕”的开了，他掀起锅盖，在腾腾热汽中把正在“干汤”的米饭用锅铲翻抄了一下，盖上锅盖，听着锅里的饭正在煮成，透出饭香来，过一会停一下火，再烧一把火，叫做“烧饭锅”，饭就完全熟了。
他说，妈，我坐到你旁边，我们说说话。说着他就坐下去，坐到母亲身边的烧草上。一种孩子似的贴近了母亲的温暖之感，从心中油然而起，夹杂着跟母亲挤在灶膛门口小角落上的相依为命之感，想及外面闹着大革命的世界，想及自己的命运，又生一种茫然无着之感，活得很不扎实，他想抱着母亲就像小孩子一样哭一哭，痛痛快快流一次眼泪。但他怎能这样让母亲惊慌和痛苦？何况父亲正在公社门口被作为“地主分子”挨批斗，这情况不知母亲是否晓得？
母亲似乎也因为母子二人这样相依为命似的挤在灶膛门口而触动着心情，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细声叫着小名问他，二的，你怎么有空家来的？他说，城里闹得厉害。母亲听了默默无语。他还没有把他又坐了四个月牢的事情告诉母亲呢，那是不必说的了。他忽然想起刚刚看到的中央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觉就找了个话题问母亲：妈，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怕，在外面我没有人谈这个，也不谈这个。母亲说，你要问什么话？他说，农村的地富分子，刚才跟你一起搓绳的这些人，平时心里可有怨恨？想着有人来给他们变天吗？
大约这个问题问得大了、重了，母亲好久无言，后来说，还变什么天！现在世界平等，田都在集体，大家种，大家管，大家有饭吃，国家哪样没有计划到农村来？孙中山那时就说，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句话我从小就听说，一直记得。后来，孙中山上天了，军阀打仗。今天联军打得来，明天党军打过去，日本鬼子又来。蒋介石没有听孙中山的话，结果毛主席得了江山。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毛主席土改、分田，合作化、公社化、公私合营，就是走孙中山的路。这都是天意。天老爷要怎样，你不服也不行。孙中山死的时候，天上訇訇訇的响！这样的人是天上派来的，响天鼓收他去了。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少数人，所以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人生在世，就是苦，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人，心里不服，总要被管着受两代罪，到第三代就要淡漠些了。黄牛力大上岸，水牛力大下水。现在天下好好的，老天爷会派一个跟孙中山和毛主席相反的人来变天吗？除非老天爷没睡醒，把令牌出错了，派混世魔王下凡捣乱，那时还要赶紧派星宿下凡来理事。
母亲的话让他笑了起来。真想不到母亲能这样生动说出这番道理来，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这哪里是一个“地主婆”说的话？哪里是一个没文化的、看不起眼的农村老婆婆说的话？就算混杂着迷信思想，道理也讲得是不错的！但母亲说的不是假话，也不是怕影响儿子的思想而故意拣能说的说，这个他凭直感就可以知道。
他说，妈妈，你说得是对的。不过，有的人从前死做死省买点田，也不容易啊；从前人有了钱，就是买田。母亲说，人随王法草随风，算命的也不会算自己的命！拉倒吧。
母亲把草往灶膛里送。火光映照母亲脸上那平静的神情，好像不再考虑这个算不得问题的问题了，考虑了也无益，烧饭才是最实际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倒不及母亲思想的广大、深邃，而且是如此从容、平和。
听得到锅底炸炸的起着锅巴，于是鼻子里闻到了带点焦味的锅巴香。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不知能否回来吃饭？他试探着说，爹爹可家来吃饭？母亲说，晓不得，他一早就被供销社的“红卫兵”带走了。
原来，母亲知道父亲是被“红卫兵”带走的，想必也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他默言无语，更感到母亲刚才一番话不但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出身，而且是超越了自身的痛苦。
他感到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想想这些地富分子，来了运动就像牲口被拉上场，而平日的处境，比起从前，也正好相反。从前，在乡村中，作为地主富农，是让人仰视、受人尊敬的人，也是当时“国民政府”治理乡村所依靠的人，那时农村是沿续几千年的乡绅政治；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阶级斗争，他们成了不同程度的管制对象，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就要查是否“阶级敌人搞破坏”，先把他们查一查，显得僵硬、教条，可是还挺管用，就把人镇住了，社会治安很好。“地主富农子女”，生来低人一等，没有出头之日，就连婚嫁都不易，这种痛苦，也只有往肚里嚥。在农村，从居住，到吃的穿的，地富家庭已经不如一般农民，也不敢高过一般农民。想到这些，他真的有恻隐之心，甚至觉得不公平，认为应当有所宽松。可是，他也知道，从社会进步上说，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革命的对象，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何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那就更为彻底。对地主富农的专政，亦非凭空而起，民主革命几十年的血战，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统计数字上，他知道，1952年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七千亿斤，这对农民阶级是多么大的解放！而另一面呢，对地主阶级是多么大的打击！事难两全。这些数字也说明着从前农民和地主的总的状况，说明着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国粮食年年增长很多。合作化、公社化以后，虽中间有“刮五风”的严重问题，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逐步稳定，农业科技、优良品种的推广，大中小型水利不断兴建，农田的大面积改造，多种经营以至于社队办厂的提倡，农业机械的运用，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这些，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也成为共和国的稳定的基础，共产党治理农业的巨大成功，同时又是中国农民对国家的巨大贡献。而因为公有制，就要求大公无私的思想，批评自私自利的思想，农村社会风气也是好的。因此，如果一味哀叹地主富农的不幸，难道要回到旧社会吗？难道在一定时期内对被打倒的旧日的统治阶级给以专政的压力，是不必要的吗？如此等等，连母亲都能客观地看待，而自己却时时产生一些糊涂。六十年代以来，右派分子已经大部摘帽，这个地富问题，也总归有一天要这样做的，母亲竟然已经测算了时间，说要等到这些人的第三代。母亲好像是很懂得历史的呢。是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必有一个渐渐平缓的历史过程，但是必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他总算又一回理清了思想。
母亲对他说，你才来家，晓不得文槐的事，老俊德马上要找你谈，你就帮他拿个主意。他问，文槐什么事？
母亲告诉他，文槐领头，到三沟中学请来红卫兵，斗了大队支书孙汉明，文槐就在大队当了家，叫做“文革主任”。当家就当家，好好当家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文槐把小粉子糟塌了，小粉子就是李宝顺家的，李宝顺是一队的富农分子，没有儿子，就这个姑娘，婆娘也不在了，往后全指望着小粉子呢。这事情还在闹，听说三沟中学的红卫兵要来，公社“文革”也要来处理！如果被他们处理了去，晓不得要有什么苦吃！老俊德心里急呢！
他一听，虽觉那小粉子可怜，却也觉文槐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小伙，怎么就一时糊涂的呢？可是，他有什么能帮助文槐的呢？他站起来，出了厨房，到门口去，等着老俊德。
老俊德匆匆的也就来了。进了屋，开口说，二先生，有件说不出口的事，要跟你谈。他说，我已经晓得了，别的你不要谈，你把现在的情况告诉我，文槐在家里吗？
老俊德说，不在家，躲到他舅舅那里去了，舅舅在外面烧窑，是烧窑师傅。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他们要抓到他还不容易！他问，小粉子现在怎么样？老俊德说，在家里哭。几个妇女帮着劝，又要劝小粉子，又要劝老宝顺，防着出什么事。他说，干脆把小粉子娶家来，给他们把事情办了，别人就不好干涉了。老俊德说，我们是要这样做的，可是……。老俊德说不下去。他问，“可是”什么？老俊德说，订金、环子都送过去了，一来老宝顺、小粉子都不松口，二来娶亲这样的事，不是一个时辰就忙得掉的，瞒不住人，等不到你把事办好，只要文槐一来家，人家着兴就抓得来了，都给你把守得好好的呢！他们哪里能让你躲过去！
他一听，一阵毛骨悚然。他先让自己定了定神，对老俊德说：
文槐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但我看他并不是随便之人，这小伙将还是有出息的。眼下大队“文革”主任是做不成了，在家里挣工分也不合他的性格，他可以跟他舅舅出去学习烧窑，用得着这手艺的时间长呢。文槐想必平时跟小粉子还是熟的，所以才一时冲动，索兴给他们圆起来，这个主意是对的。小粉子和老宝顺那里，还是要继续劝，应当劝得下来。老宝顺无依无靠，就这个女儿，嫁远了也不好，嫁在本大队，而且你家也不差，不是很好吗？关键有一点，要想正常办喜事，是不行的。这事情要不知不觉，要行动迅速。从前我们这里有抢亲的乡风，其实并不是真的抢亲，是闹的个热嘈。但那个形式就是行动快，不拖拉，一窝蜂的把新娘子抢上船，六把篙子飞似的把船撑走了，新娘子虽说是被“抢”，但更有脸、更欢喜。我看你们可以悄悄的这样做个安排。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把本家都约好了，跟老宝顺这边也谈好了，说动手就动手，炮仗一放，谁也没有话说了。只要小粉子进了你家门就行，文槐什么时候家来，都无所谓了，即使被抓去，也不好处理他。我不相信三沟中学的红卫兵会来管这事，公社“文革”的人也不至于到这种时候还要来追究。
老俊德茅塞顿开，有了信心，说，就这样办！起身要走。他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用红纸包着的十元来，双手奉上，说，这是十块钱，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老俊德双手发抖接过，说，一百斤米的钱呢！我收下，我去问老宝顺，他还有什么话说！老俊德朝他就要下拜，他连忙扶住，眼睛热热的含泪，说，心里不要急，但行动要快，一定能成！
老俊德走了以后，却见母亲从外面抱了一抱草回来，从草洞里塞进了厨房。不知母亲是甚时出去的，看样子是到门外给他们望风。母亲把身上的草屑掸掸，走过来问他，你跟老俊德咋说的？他就把情况一说，母亲听了点头，脸上露出坚毅神情来。母亲问，吃饭吧？他说，等爹爹家来。母亲说，不要等了。他说，我出去望一下。他就走出去，没走出几步，才到路口，没有望见父亲，却见有三个人朝他走来，而且其中一人用手指了他一下。他就站定了，等着他们。
三个人到了面前，是两个青年农民，还有一个看样子是公社干部。果然，一个农民说，你是郁老师吧？他点头说是。另一个农民说，这是公社公安特派员老林，这是大队“文革”宗主任，我们要问你话。他说，家里坐！宗主任说，不啦，就一件事问你。你看到文槐没有？他说，没有。又问，刚才老俊德到你家来过，没有说文槐在哪里？
他想了一下，不能这样受审似的被动着，干脆把事情给他们挑明，因为他已经估计到他们的意图了，他们是要把文槐让公安特派员带走，这就可能要送到县里去蹲看守所，这在公安特派员是很容易的事。而一个人如果蹲了看守所，那就要背上坏名，再也难抬头，在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人们的眼光就是如此，人民政权的威力就是如此。他要婉言加以劝阻，不能让他们带走文槐，要不然文槐这小伙子就可能被毁了。
他说，老俊德刚才是来过，跟我谈了文槐的事情，告诉我：文槐跟小粉子平时就有好的意思，这回文槐一时性急了，他们两家正在商量，打算让文槐跟小粉子把婚结起来。
公安特派员那很小的脸上，绿碗豆似的又小又绿的两颗眼珠子，朝他瞪了起来，突然问他，是这么回事吗？你是怎么说的？他镇静着回答，我说能结起婚来也好。公安特派员厉声说，这是强奸罪！而那两个农民干部这时也更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着他。
他对视着那两颗发着逼人寒光的绿碗豆，说，如果小粉子同意结婚，我们何必要这样处理呢？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也会有对抗性，比如强奸就是对抗性的，可以定强奸罪，但他们双方愿意和解，而且结为夫妻，对抗性的就变成非对抗性的了。我们这样挽救两个农村青年的名声，不是变坏事为好事吗？
公安特派员那一直板着、好像随时可以凶横起来的小脸，突然现出笑容，令人捉摸不透，有点像是狞笑。他坦然面对着，让自己镇静着。
特派员的狞笑变成了质朴可爱的笑容，说，你活学活用得不错。到底是做老师的。老俊德没有请你去吃喜酒吗？他说，约了。特派员问，什么时候？他说，先约后请，到时还会来请的吧。
特派员更进一步露出牙齿笑了起来，说，好吧，你就吃了文槐、小粉子的喜酒再走。按照中央文件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阶级成份问题，你不能回来，你要回避，你晓得吗？他说，我刚刚看到墙上贴的布告。特派员说，你晓得就好，免得他们不好弄。特派员指了一下那两个人。他点头表示接受这个劝告。特派员做了个“开路”的手势，掉头就走，那两个人跟了上去。他对这个怪人竟有了一点好感，又出于好像需要巩固已有的某种成果，就说客气话：请到我家吃个顺便饭！特派员掉了头，很生硬的说，不啦不啦，你忙吧！
三个人走了。他背上冰凉，不知何时出了一片冷汗。
刚才这一幕，母亲站在门里已经看到了。他走回家，母亲问，他们说什么？他就把情况说了。母亲说，你救了人啦！刚才那两个，一个是五队的宗有栋，一个是三队的宗子瑜，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把文槐抓走！虽然本来都是跟文槐一起造反的，但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文槐是个炮筒子，他们两个有诡计些，文槐就是不出这个事，将来也弄不过他们。这下子好，是个机会，就把特派员喊来了。好在文槐躲起来了，特派员也听了你的话。险啊！你在家，我到老宝顺那里去一下，劝劝他，这事情要快！你肚子饿了，就自己先吃，我着兴就在那里帮忙做些事。
母亲说罢，扎起头巾，急忙地走了。
二
他又等了一会儿，把父亲等回来了。
父亲是以很正常的神情姿态回家的，一进门，见到他，首先倒问了他一句：你回来了？城上怎么样？这实际上是问他：这些时你没有吃什么苦吧？他说，城上现在是保守派垮掉了，造反派分裂了。牛鬼蛇神、地富反坏那些人，运动初期挨斗了一阵，后来丢在一旁，因为他们不是“斗争的大方向”，没有他们的事了。父亲点点头，就去洗脸，他就到厨房里盛饭盛菜。
他看到父亲吃饭很正常，而且吃得很快，呼啦呼啦的，心里就很放心，父亲的身体是好的。父亲问他，你甚时候到农场去？他说，我明、后天就去。父亲说，这里没有事，你妈妈也好好的。要不要到供销社带点什么东西？我马上就去。他问，你还在韩家舍上班吗？父亲说，还上班。他说，上回买过一些东西了，那就买点糖果饼干带去吧。他就把文槐的事说了，并且说给了老俊德十元。父亲点头，并且叹了一声。说，我早点回来。
父亲对他说，你来是夜班的船，去睡个觉吧。
父亲这样安排了他，就出门而去，而且把大门给掩上了。他看出父亲根本就没有把挨批斗的事放在心上，而文槐的事，却已经很重要地放在心上了。
他就照父亲的吩咐去睡了个觉，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他到外面去，沿着河边小路散步。方整化的田野，沟渠配套，田里都长着越冬麦苗，阳光暖暖的，但墒沟深处和麦子根部，还有一点点积雪。农民的草屋门前是自家的菜地，用芦杆编成篱笆护着。农民吃菜是掐菜叶子，舍不得整棵的挖起。这样比较省事，能持久吃下去，用不着一回回种菜。要说种粮食，他们可能比亭州的菜农懂得多些，要说种菜，亭州的菜农要专业得多，是两种不同的农民。
有一个草屋显然较为高大轩敞，屋后树木茂密，门前菜地兴旺，气象不同，不由得令人注目。这时有个女人正从旁边厨房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而他也看清了这个女人。虽然同样是农村妇女的穿着，但那脸怎么那么白、那么嫩？偏偏又是个大圆脸、大眼睛，水灵水嫩的。他想起了文槐说过的话，估计这就是大队支书的婆娘了，她是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的，而照样有全年工分，还时常从集体支些粮钱回去，因为支书家里好比是大队的招待所，时常招待来指导工作的公家人。这也有几分道理，农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其实一年到头究竟有多少招待，谁敢去记账、算账？就让他们占这点便宜吧，农民想，在我一户身上能摊多少？文槐所说三年自然灾害和“刮五风”饿肚皮年代还生孩子的，大约就是这一位了。文槐造反打倒、取而代之的，就是她的丈夫孙支书！这“靠边站”了的农村大人物，平时决不能得罪的，此时在哪里？也许正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他呢。
他赶紧转移了自己的目光，好像自己也是文槐一伙的，不是什么好人。
走过几节田埂，却见一些农民匆匆都到场上去。一个走过他身边的农民向他问候，他顺便问，去开会吗？农民说，是开会，把三队分下来，让孙家墩那一窝子自己成立一个队！再不行，就分田、单干、散伙！说罢，恨恨骂了一句，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弄不清是什么事，也不想多打听，完全作为局外人点点头，让农民走了过去。
他想起亭州街上那纷纷沓沓走着的人们，而在农村，各种力量似乎也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是“按捺不住，跳了出来”。他虽不了解情况，但能估计到刚才农民说的事情，那就是农民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要跟孙支书这个家族分开来过日子，不愿跟他们呆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象的是，孙家墩那些人，比如孙支书的弟兄之类，在过去，时常会仗势欺人，处处占便宜，不服从分工，从而影响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正是集体经济内部的矛盾之一，涉及“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个生产力要素，是应当以公正的原则加以解决的。无可奈何的农民，趁着机会，要用分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再不行就分田单干，说的是气话。其实，田不是要分就能分的，即使发生在一个生产队，甚至也会惊动党中央，因为这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如果分田单干了，农民头上就不会有欺压他们的势力了吗？可以说，那时自会有那时的恶势力，这只要稍有社会经验就可以想见。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村，最有利于土匪恶霸不法之徒的横行，也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相比之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除了有利于农田水利和乡村建设之外，实际上也给农民提供了安全保障，免得他们孤单无援。
三队正在发生的分队，也是农民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正是受到压抑的生产力要素，在要求改善生产关系，从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农民的创造，毛主席发现后加以肯定，但一切仍在实践之中，像三队这种矛盾，该是有普遍性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亭州街头曾有转抄北京的大字报，说：在人民公社八年以来的发展史上，开始曾经自发地有过以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以至一个县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现象，而“中国赫鲁晓夫”等几个显赫人物，提倡就如此这般赶紧“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说要不然就错过时机了。毛主席对这种“热情”大泼冷水，自称“保守派”，反对“共产风”，使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较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到一九六二年，面对暂时困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又从极“左”跳到极右，主张“分田单干”。请一切善良的人们想一想，在那样受灾三年、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让农民分田单干，要引起多少混乱？要有多少农民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水平怎么提高？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业基础在哪里？这不是全要乱套吗？这究竟安的什么心啊？多亏毛主席顶住了“单干风”，保往了农村集体经济，只用几年时间，胜利实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走出了困境，现在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更早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是反对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的，所以这个人是一有机会就极右，掩盖自己就极“左”，往往先极“左”后极右，而现在又跳出来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想扑灭文化大革命，要跟毛主席一决高下，完全暴露了狼子野心和极右的本来面目。一直拿他当接班人培养、考察的毛主席现在把他揪了出来，用他来做一个反面的教员！
这大字报真厉害，所说的这些，他以前没听说过，是“内幕”，写出来真让人开了眼界。当然，如果能同时听到为“中国赫鲁晓夫”所做的辩护，就既有诉词、也有辩词，对于读者，就更有意思了……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般只有二十多户，是很小的集体。距离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较高程度的集体所有制，还相差很大一截，要等待经济的相应发展。由小集体而大集体，由大集体而全民所有制，那虽然已经是很清楚的发展方向，却是很遥远的，在农村拿眼一看现实就知道，真是还需要若干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起足够的公共财富。“穷过渡”肯定是渡不过去的，只有一步步的往前走。真难想象竟有“穷过渡”这样的主张向毛主席提出来，而且是那样的几个大人物！
看来，即使是“队为基础”这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关系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了，像三队的这种矛盾，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虽不是敌我矛盾，却是十分尖锐、令人痛苦，非解决不可。如果上级党委过去的工作做到这一步，如果孙支书平时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家族，三队的矛盾就不会有今天的爆发。搞社会主义确实不容易，它要同人们千百年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私心理、狭隘眼界做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应当说，三队的这些农民，虽然是在闹分队，却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好。本来对这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们，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平时的工作做得怎样？但如果这时有个人来说，你们集体经济弄不好，散伙吧，各人管自己去！这个人就太粗心浮气、很不负责任了。
他想起了一句理论性的话：“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这句话大约是马克思说的。也就是说：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事物自身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不是最终瓦解，就是得到改造，或者是一个同时不断瓦解和得到改造的过程，新陈代谢的过程。那么如果用在眼前第三生产队的情况上，“瓦解和改造”就有两种：
一种是像孙家墩这样的矛盾不断借着不同的人、程度不等地反复出现、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妨碍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以至于大家都受够了，赞成“散伙”，抛弃了集体经济这个形式，回到各人顾各人的单干道路上去，这也会使这些农民得到一种解放，虽然它将带来单干情况下农村社会的一切问题；
另外一种，就是在保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在内部不断克服孙家墩这样的情况，从而维护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这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天天都可能发生争吵、月月都可能发生打架，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就在这痛苦而又有趣的伴唱中发展起来，就像喜剧电影《李双双》所表现的那样。三队的农民就正在自发地进行这种内部的“瓦解和改造”，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庄严、郑重、全身心投入的，你不能不对他们抱着一种敬意。
他因为接触到现实，而叹了一口气，深感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农村的生存发展，是很艰难的。解放前就有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借助当时军阀政权做过农村建设的试验，但看来他们由于主客观原因，都没有解决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是不是就解决了农村问题呢？从事实看，确实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的前提，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这样对抗着帝国主义封锁而迅速强大起来，也不过才十年左右，当中还有或“左”或右造成的损失，有连续三年大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有苏修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困难。以生产力五要素（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来分析集体化的农村，每一种要素比单干时期都有了很大进步。只是每天听队长吹哨子上工的农民在自由方面是受了束缚的。集体经济相对地注意到农民个人的自由是有必要的，但不应把个人小自由作为绝对的追求和标准，那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历史现实，如果拿这个来否定集体经济而重归小农经济，则农民、农业、农村的大自由将从根本上遭到损失，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他从那个发狠的农民忽然想到，小农经济的“复辟”，确实是很容易的，一纸命令下来，把集体的钱粮财物一分，把田亩一划，回到一家一户，就大功告成了。他的心乱跳起来，那样的话，人是多么自由啊，并且有些能人会在那自由中崭露头角，可是那自由的前景，必定是往回朝着旧社会的情况走去的，而且势必要跟国家工业化发生冲突，除非你再往后退一步，把国家的工业变成私人的工业，那更不可思议！国家何必要那样做？国家那样做，国家将失去自由。果真能成功走出一条与毛主席的主张不同、与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不同的成功之路来吗？他无法相信。
如果现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当然应该被农民抛弃。事实上，土改之后，单干时间很短，单干的积极性确实还有待发挥出来。你说“不能走那条路”，农民却充满个人发家的幻想，许多人想走单干的路。合作化之后，这好像存了一段不了情在农民阶级，特别是中农以上农民的心中。只要这种不了情释放出来，集体就会“散伙”，土地成为自由的土地，资本主义将自然而然地从复苏到迅速成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流去以便为少数人日进斗金；社会工作部门仍然是大有作为的，只是所忙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同了，将整天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事情……
这是可能的。这是随时可能的。这是很容易的。这比想象的还要容易。这就是“和平演变”。一切可能都已经包含在现实的情况之中，要不然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争论了。那么，究竟往哪里去是乌托邦，往哪里去是现实之路呢？怎样是进步，怎样是退步？进步如何，退步又如何？这笔账究竟要怎样算，才算得过来？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经过了反复而深邃的计算吗？能够被修正吗？确实有人像怀有“和氏璧”那样，拥有更好的和最好的东西吗？他们对现实矛盾的这种“散伙”式的“瓦解和改造”，比毛主席还正确吗？他不敢肯定。
卢梭的一句话大约会让所有的人们都要悲观和深思，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看来，自由以不自由为前提或后果。存在着不同的自由、不同的不自由。往往你的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可能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为代价，长久的根本的不自由可能以一时的局部的自由为诱惑，如此等等。总之，自由是一个双面体的怪物，而不是只有一面。人们有选择自由的自由，人们也有离开不自由的自由。人们无不希望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选择有可能是灭顶之灾，那时死亡就成了唯一的自由。所以，自由永远是一个有风险的话题。
把人囚禁于天地之间，看着人们徒然挣扎、左冲右突的那个力量，是多么幸灾乐祸、洋洋得意啊，它在西方文化中被命名为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而在中国文化中，叫做“天地不仁”……。活着的人总是要戴着卢梭所说的“枷锁”的，问题是戴哪一副“枷锁”好一些？这是一种数学关系，人们只能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他感慨着，无章无序地思想着，就像山里人的头脑里总是有山，沙漠人的梦中也会有沙漠一样，他散步在田野上，处在“文革”中，而考虑着农村，考虑着“两条道路”与人的自由的问题。他继续漫步，觉得双脚踩得比较坚实一些了，脚下土地似乎像他一样深思而不安，跟他有着思想情感的交流。
但他就看到宗有栋、宗子瑜一些人急忙奔三队场上而去，样子像是救火队一样。他的心为之一紧。他们是去支持分队呢，还是去阻止分队？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去支持分队的可能是不大的。但如果阻止分队，他们就应当拿出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应当帮助农民选出一个公道而又能干的好队长，同时还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幸好他刚才没有对农民说什么话，他保持了距离，避免了是非。中央的布告让他这样的人不要回乡，使他心中不舒服，但现在却理解到这也是有所预见和好心好意。
他向旷野走去。他的目光，不觉就停留在远处那片树林茂密的地方。冬季的树林，木叶尽脱，无数的枝条在空中聚集起一团淡淡的青色和生意。树林的下面，到处是枯黄的芦竹在风中摇曳。芦竹的冬季含蓄的生机，不像树林那样表现在傲然矗立的光秃秃的枝条上面，而是暗藏在下面的泥土中，它的密布的顽强的根系，将在阳春三月几乎一夜之间长出剑林一样的新的家族。他止住脚步，久久凝望树林那片地方。对于别人，也许就只是一片无动于衷的乱坟地，而对于他，却总是意味深长。好像只要他站到那里，哥哥就会来到他的身旁；只要他轻轻喊叫一声，就会从冥冥中得到确切的回应。他没有朝前走，他只是远远凝望着，让那不幸压在心头，流下泪来。
他在田野上又转了好一会，有时在田埂上、小河边坐下来沉思万事，有时站到大圩上远眺平原，还有时仰望天空，似乎想与天地通感、获取启示，一劳永逸捕捉住什么根本的绝对的东西……。但历史上向人类提供这类东西的学者、大师，还少吗？后人又从而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着，至今依然莫衷一是而又绵绵不绝，只是让全世界图书馆里的各种经典无穷地增加，彼此冲突，谁也没有说服谁。
有哲学和宗教说，人类永远在黑暗之中，人类永远不能得救。而佛教则坚定地说，西方有极乐世界，现实人间只是苦海。一死生，齐彭殇，绝圣弃智，清静无为，道家力求逍遥，赞美大鹏的高飞远举、仙人的遗世独立，这条逃避人生的思路，给了无数人以精神的自慰，真正的情绪却是悲观。儒家脚踏实地，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孔子以来坚持不懈，自强不息，至大至刚，可歌可泣，出现过许多站到精神高峰上永垂不朽的人，但儒家的另一面也被奴性弄成封建礼教，并且占了上风，终于也没有能匡齐天下、收拾人心，最终从国家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上偃旗息鼓退了下来，而让位于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再好的学说也会被腐败的统治者弄成为我所用的东西的，何况是本来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欠缺的儒学呢？它被人导向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直到帮着封建统者把中国弄完，让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大肆抢掠。虽经两千多年努力，天下距离儒家理想的文质彬彬、至真至善、至美至和、至乐至同的境界，不知还有多远，但这理想永远是不错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宣布它是儒家的“乌托邦”。
资本主义虽仍强大，却已经遭到马克思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们的彻底批判，而社会主义，有许多亿人口正处于它强有力的实践范围之内，可是，社会主义内部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分歧，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危机，“文革”的爆发以及它的“反修防修”的旗号就是明证。
暮色茫茫之中，他多么想嚎啕大哭，或者仰天长啸。然而，就连适合狂啸的旷野也没有了，到处都是人，大地上人满为患。你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实际上就很难有阮籍式的嚎啕大哭、陶渊明式的仰天长啸、王维式的自得其乐，那一切似都已经成了美文学的东西。
刚解放时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十七年过去，现在七亿人口了，据说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从解放前的三十五岁达到了六十五岁，这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惊人成绩，而死亡率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逐年下降。这些，当然是好，可也不觉得更好，然而，“更好”是什么？谁能拿一个“更好”来？一切只有从这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生长出来。
就带着某种压抑的心情，他回到家中，并且也有些疲倦。
父亲正在家里等他，一起到文槐家里去吃喜酒。小粉子娶走了？娶走了。这么说，是抢亲成功了？成功了。父亲的回答虽然是淡淡的，却也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质朴的兴奋。他的精神不觉为之一振，生活立即展示出了美好的一面！于是，他们父子二人一起到老俊德家去。父亲还买了一对搪瓷彩绘热水瓶作为礼品。
父亲毕竟在供销社工作，生产队去买化肥农药、农民个人去购买东西，常得到父亲照应，而他是在城里做老师，也是人上之人，而且他们带来了鲜亮的礼品，先前还有十元的红封（亭州城里人去吃喜酒送的红封一般只有五元），在众多农民当中，他们父子是尊贵的客人，纷纷问候，老俊德心中感激，几乎又要下拜，被他们一把扶住，老俊德抹着眼泪把他们让进屋里。屋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又是纷纷的问候。
屋里摆了两桌，门外搭的棚子下面还有三桌。门里门外，租来三张汽油灯，照得雪亮。厨房披子那里烟汽腾腾，飘逸着炒菜的香味，妇女们穿梭一样的跑忙。气氛在喜气中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紧张，似乎格外地喜气洋洋了。
互相让了一下，民兵营长坐了上席，因为他是到场的具有大队干部身份的人，算是父母官，而大队现在当家的两个新干部虽请没来。又让了一下，左右坐下的是父亲和文槐的舅舅，再依次就是生产队长和会计，然后是他和生产队保管员。一桌十二个人，亲友之外，队里每家来一位男子吃喜酒，这是不需要出礼的。他的身边坐的就是老宝顺，他有意跟老宝顺说说话，让这位不幸的父亲进一步转变心情。
民兵营长是个很显著的马脸，而且眼如葵花籽，小得难看，身上穿着褪色的旧军装棉袄，戴着旧棉军帽。只见他站了起来，说，我姓马，当的养马兵，嗳，生的也是马脸。我们连长后来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适合养马。结果，当兵三年，就养了三年马，混了个班长。“养马班有个马班长，军马养得健又壮”，战士演出队给我编了个“数来宝”，表扬我的工作，我在全团都出了名。后来自己想想，比当三年养猪兵总要好一点。退伍回家相当长的时期内谈不到老婆，原因就是这张马脸，连做媒的看到我，都觉得没有信心。我也不急，我晓得不是难看不难看的问题，是个缘份的问题。缘份不到，哪有老婆？嗳，这话不假，结果有一回出去开水利现场会，我就把个老婆现场回来了。回头一想，不奇怪，我丈人家那地方，虽然名叫向阳大队，其实以前就叫马家庄。
这番话引起众人一阵阵的笑。民兵营长继续说，来，今天，我就一马当先，先敬老宝顺的酒，喜事啊，缘份啊！老宝顺也许一辈子不曾受到过这样的抬举，那双粗糙的大手，有点颤颤的拙拙的端起酒碗，站了起来，于是大家都一齐敬他，说大喜、大喜、缘份、缘份。只见老宝顺艰难地喝下了一口酒，大家都连声说好，也就都饮了一口，然后坐下来，筷子一齐伸向桌子当中那一大碗切得四四方方、烧得红红油油的红烧肉，送进嘴里，愉快地咀嚼着。喜酒就这样吃起来了。
酒至半酣，舅舅高声说，文槐呢，怎么不出来？家织布的印花蓝门帘一动，文槐就从房间里愧愧的出来了，点着头称叫着营长、队长、各位长辈，而后站到舅舅身边。舅舅却不跟他说，而是把腰挺了一挺，说，我唱一段《借东风》助兴。手拿一只筷子在碗边上敲起板眼，放开粗哑的喉咙，唱了起来：
学天书，玄妙法，易如反掌；
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
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
领人马，下江南，兵扎长江……
跑忙的妇女们都挤到门口来听唱。以他这个外行听来，唱得是有板有眼，嗓门虽粗，却是婉转有致。一直唱到最后：
这也是，大数到，难逃罗网；
诸葛亮，在坛上，祝告上苍。
啊！一刹时，东风起，从空而降；
为什么，有一道，杀气红光！
唱毕，都喊一声好。舅舅神不动，气不喘，对身边的文槐说，听清后面的唱词没有？大数到，难逃罗网，有一道，杀气红光！好在你暗中得贵人相助，化险为夷、因祸得福，但还要逃出罗网！明天一早，跟我走！
想不到这段唱的用意在这里。营长说，对，跟舅舅学烧窑去，一世的饭碗不用愁了，哪个社会不要砖瓦盖房子！等我们集体经济发达了，要统一布局，给家家盖楼房！众人都附和。舅舅说，你从小舅舅就看在眼里，正考虑带你出去烧窑，你造反了，还做了出头椽子，当“文革”主任，我心里就说，不是好事。那时劝你是劝不下来的。想不到，没有等人家当权派反巴掌拍过来，你自己就下台了。这是好事。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有一天，求你的人多呢。说舅舅有钱，你比舅舅还要十倍百倍的有钱。酒也不要你多敬了，这碗酒，你把营长、老姑爹、二先生、你丈人四个人敬一下，别的我来代你敬，你也累了，敬了酒就到房里去，跟小粉子谈谈心，道个歉，以后一世的夫妻，还要靠她给你当家。
文槐遵照舅舅吩咐，端了酒碗，依次敬酒，最后到了老宝顺面前，清清楚楚喊了一声“爹爹”，饮尽了碗中酒，老宝顺虽没应声，也没有站起来，但饮了酒。大家说，好！好！文槐把酒碗送还舅舅面前，给大家恭恭身，就进了房门。舅舅给自己重新斟满，端起酒碗，说，今天情况有点特殊，所以我不让他多喝，不到之处，我做舅舅的代他来敬。我把这一碗一口气喝下去，算是敬队长、会计、保管员各位，还有营长、老姑爹、二先生！敬各位贵人！说罢，端起那满满一碗酒，当真一口气啯啯的喝了下去，众人都吃惊，喊一声好，忙请舅舅用菜。舅舅说着请请，伸出筷子夹了一块亮晶晶四方方的大肥肉送进嘴里，说，我们农村就是上规矩，切肉都符合孔夫子要求，叫做“割不正，不食”，二先生，可是这样？想不到这烧窑师傅还知道《论语·乡党》这一句，他说，对对，你说得对！舅舅伸手取过那二斤装的酒瓶来，先给众人都斟了酒，而后把自己的酒碗又斟满，放下酒瓶在自己面前，说，说过了孔夫子，我再来一段诸葛亮！众人喊一声好，舅舅用筷子敲着碗边，又粗门大嗓唱了起来：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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