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文槐果然跟舅舅走了，小粉子泪眼红红的送行到门口路边。这情况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引出一些叹息，事情也就算过去了。三队那里，他听说，分队被阻止了，但顺从群众意愿，新选了队长，是群众公举的一个正派能干的年轻人。
因为母亲生感冒，而父亲的挨批斗还没有结束，他在家里又过了几天。后来，再不能呆了，因为怕被人用中央的那个指示来找麻烦，况且，或许他已经得罪了大队的那两个人。他出发到乔丽的农场去。从家里出来，向北走过一片田野，上了大圩，摆渡过河，那边是一个小集镇，人口不多，空旷旷的。两县城之间的九十里县际公路有一个停靠点就在集镇边上，上下午来回四班汽车，过时不候。有一个妇女负责卖票，提前十分钟笑嘻嘻的来卖了票，一共五个人。过了一会儿，汽车也就到了。卖票妇女吹哨子挥动小红旗以示停车。车门开处，没有下车的，他们五个人上了车。妇女跟司机做了交接，谈了一句家常话，也就吹哨子挥动小绿旗发车。车上有个农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又一个农民说，人家拿正式工资呢！第三个农民说，乖乖，要多大的关系才有这样的好事？住在乡下每月拿工资！
四十分钟后到了射阳县汽车站，买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开往农场方向的车票。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到了上次到过的那个小镇。
他带了干粮，是妈妈做的两块饼和两个熟鸡蛋。找个路边坐下来，就可以把午饭吃了，但他想到上回那个老汉家，不妨到那里去吃个饭，歇一歇，顺便也跟老汉聊聊，了解些情况。他依照记忆找到了那个老汉家。老人一眼认出了他，很热情的让进屋，请他坐下，说，你又来看望家眷了？我弄水你洗个脸，马上弄饭给你吃。他问，你的孙子呢？老汉说，到他姨妈家去吃饭了。他说，那我也不麻烦了，我带了干粮，跟你要一碗开水，就行了。老汉说，开水现成。你这个同志眼尖，看出我冰锅冷灶、没有做饭。今天我确实没有做饭，因为孙子不在家里吃，马上自己把冷饭烫一下，两块萝卜干就行了。不过你如果要吃饭，我马上弄，还是蛋炒饭，也快。他说，不要费事了，我有干粮，不吃掉也累赘。老汉一听，说，对对。就去弄了水来，让他洗了脸，又倒了开水来，里面还是放了他自家做的茶叶。
他拿出饼和熟鸡蛋来，请老汉一起吃，老汉说，我早上吃得晏，肚子不饿，你吃你的，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你就是得到这个好消息才来的吧？
他一听，请老汉说是什么好消息？老汉说，农场要解散了，移交给地方，犯人已经遣散了一批……。他一听，真是无比重要的好消息，但是不是确切，还不能断定。他问，犯人是遣散还是转移？怎么可能把犯人遣散？老汉说，当然是遗散，农场的田地房屋物资都要移交地方了，二十年以下的，全部遣散，二十年以上的转移。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那管的就宽了，不光是这个农场，那是全国的事情。老汉回答得很明白，可是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疑在梦中。
先放那些三年五年以下的，后放那些十年八年的，最后放那些十年以上的，都放回家，哪里来哪里去，交给当地管，放在群众当中。只留极少数的集中到别的地方去。你的家眷我记得上回你说是十五年的，而且是冤枉，你来得正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
老汉越说越像是真的了，他的心嘣嘣直跳，确实还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情。
他赶快吃了干粮，喝了水，道谢老汉，从带给乔丽的糖果里抓出两把来，留给老汉的孙子。老汉笑道，这糖我收下，我是报喜的，该吃你的喜糖！他不敢接受这一简直很“冒进”的说法，但他还是很感激地点了头，告别老汉，就朝农场走去。他要赶快见到徐场长，究竟如何，一切就都清楚了。
毛主席真的会有这样的指示吗？在没有见到徐场长之前，是不敢肯定的。但从道理上说，除了那种真正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凶恶犯人，不得不让他们坐牢，其余的，确实可以放在人民群众之中，利用群众的力量管制、教育，有利于减少对抗性，也减轻国家负担。他相信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会有这样的思路。像乔丽这样的“犯罪”，何必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呢？何必一定要送来劳改呢？假如明文规定这种“软性”的问题是放在群众中教育改造，宗进庭给他的这一打击报复也就不可能实施到这种程度。
他胡思乱想着。渺小的他想得再多再合理也没有用，但他还是不可自止地要这样胡思乱想。人区别于动物，就是他有思想的本能，而且可以被实践证明是有预见的。说到预见性，其实动物也有，它知道怎样找到水和食物，但这与人的思维大约不是一回事。
他还没有到达农场，就已经从事实本身判断到，老汉所说，大约是真的。因为他看到有不少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迎面走来，而这些人分明是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他们苦兮兮灰蒙蒙、以至有些麻木的脸上，有了一种光，一种获得解放的光，一种希望的光；他们步子走得急切，身子都向前倾着、向前冲去一样；他们的心已经飞到自己家中，哪怕那只是一个茅草棚，也是他的温暖的家；家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自由、有他愿意去做的劳作和收获，就连痛苦也不一样……
他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从眼前走过，感受到他们心中的一切，并为这种大批犯人获释而出的场面所感动。
这情况到了农场门口，更得到了证实，有更多的拿着自己简单行李的人，带着那种同样的特征和表情，从里面急切地走出来，在岔路口朝不同方向散去。
他赶忙进了农场，直奔场长室。他一眼看到了徐场长，一颗心放了下来。农场里正在做这样大的工作，而徐场长的办公室里却仍然只有她一个人，但桌子上堆很多材料，显出正在处理的事情较多。
你来得正好！是听到什么消息的吗？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问他，一边隔着桌子向他伸出大手来。
他卑谦地跟徐场长握了手，回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到了这里小镇上听到了有关说法，而且看到正在释放人，是真的吗？
徐场长哈哈笑了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都亲眼看到了，还不真吗？真是大知识分子！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给他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而后又回到办公桌后面去，坐下来，说，我们这个农场整建制撤销，土地房屋移交地方！不光是我们，也不光是我们省，但我们省的行动是比较快的，有的省比我们还要快一点。全国的劳动改造单位要大大减少！《九评》上就有一段跟我们工作有关的话，写在“理论和策略”的第十三条，说“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又有了新的指示，更具体了，说“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老郁啊，其实毛主席的意思在原则上早就说过多次，可我们领会不深。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嘛，人民应该得到最好的对待，他犯了错误跟在旧社会犯了错误不应当是一样的结果。你记得吗，一九六O年撤销过检察院，一九六二年又恢复，公检法一会儿分开办公，一会儿合署办公。一切都在实践之中，目的只有一个，怎样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怎样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主席说，要搞群众监督，不能监督群众。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监督。还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改造人第一，生产第二。要把犯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真是一系列的最高指示啊，我条条都记得！现在，正在劳改的这些人的多数，都放到群众中去，让他们带着释放证，到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报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需要圈起来坐牢，而且要得到省一级的批准。我们这里，重大犯人都解走了，集中到少数几个监狱里去。这是个大行动啊，这是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思想！
他一听，喉头就紧了一下。徐场长说，乔丽的事情，本来就不该这样处理，但我们只有接收、执行的权利。她是十五年期的，已经服刑五年。一个月之后才释放到她这一档，看来还得在农场过年。这个我不好提前，工作不能乱。
尽管如此，他一听到乔丽很快可以获释，就哭了下来，捂住眼，弯下身；他抑制住不发出哭声，身体不自主地剧烈抖动起来。徐场长说，你就把声音放开来哭一下。但他却控制住了，他坐直了身子，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由衷地地说，感谢毛主席！
徐场长用手揩了一下眼睛，说，这几天，我们这里，犯人释放时都喊毛主席万岁，就是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阎王，也要感动。现在，你既然来了，我就做个特殊处理，安排招待所，让你跟乔丽过三天，以后到时你再来接她回去。行不行？我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写给你。
他忙站起来，连声“嗯嗯”答应着，双泪直滴，也就取出本来就准备送给徐场长的一斤糖果来，送上，说，这是糖果，一点心意。徐场长说，行，收下，及时，算是你的喜糖吧，我代你发。你在这里歇一会儿，我去把这事情具体布置一下。这虽然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但还是头一回，以后也没有第二回。
徐场长把让他以后联系的电话号码写给他，出了办公室。他一个人坐着，渐渐从一种高度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跟乔丽过三天，可是将怎么相处、怎么在一起过，似乎成了大问题。他还简直不能相信这将是真的。可是他急切期待着这马上就要实现的事情。他的心，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特殊的幸福，而不听话地怦怦乱跳起来。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希望从心中找出一点宗教情感来，好让自己能最充分地表达最真诚感激的心情，可是他找不出这时候似乎能适用的那种宗教情感，还有某些必要的宗教动作。他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读书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个。虽能懂得，却没有。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大的作家，也有那样深的宗教情感，而黑格尔把宗教摆在艺术和哲学之上，列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从黑格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至于中国的若干民众，多多少少是有宗教意识的，可惜与鬼神迷信难以分清，就连一些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中国人到底有无宗教？也许不如说中国人的宗教是“治国平天下”，是唐诗宋词。
他试着能在自己心中唤起“吾皇万岁”的诚惶诚恐的“忠君”情感，以表达自己深深的感激之情，可是这也徒然不能，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种境界，那种“形式”，他进不去了。然而，当多少人在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是感动的，也感到很自然。这时这个“万岁”，也算不上宗教崇拜，可以说是相当于一声欢呼吧，就像俄国人高呼“呜啦”一样。
他想起了《论语》，有这样几句“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仁者爱人。
刚才徐场长所说的那些毛主席的思想，在“形式”上抽象出来说，不是跟孔夫子一致吗？也就是以“爱人”为主导，以法制为辅佐，这就是“仁政”。从逻辑上说，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真正地和最广泛地实现“仁政”，这并非“仁者”所赐，而是人民国家的性质理当如此。
他不敢把毛主席说成儒家，但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毛主席要求的是批判地继承，他自己的文章、思想、政策，就浸染和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份，有时还赋予新意地直接引用孔夫子的话。但是，说毛主席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这样的话却不可以随便言说，因为有一种无知的或紧张的态度，能把你的好意当成反动去恐惧和揭发批判。“文革”以前，就有这种情况，“文革”中，有所泛滥。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一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来自历史，还在现实中加深，有点像长期存在、可以传染的疾病。不用说他和乔丽，就连刘镇琛那样年轻的学生，包括那个上台发言批判刘镇琛的女生，也都遭受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并且不能自拔。看来，伟人也不可能一挥手就为人民消除所有历史因袭的负担。小于历史的人，挣扎于历史；高于历史的人，也只能因势利导地改变历史。“文革”，一方面宽松、解放了人们的某些思想，一方面，又绷紧了人们的某些神经。绷紧的与宽松的似乎有着辩证的关系，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而不要另一面。这一切正呈现为一种巨大的矛盾运动，中国正处在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有人兴奋，有人沮丧，有人叹息，有人担心，有人诅咒。就像狄更斯针对大革命时期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徐场长回来了，他站了起来。徐场长说，别着急，你坐下来。徐场长到办公桌后面坐定，对他说，我布置下去了，不会有问题的。我们食堂旁边有个小浴室，这会儿你没有事，又坐了这么远的长途，先去洗个澡。我也有点事。你洗好澡，跟食堂要点开水，到学习室去歇歇，喝喝水，看看报，到时我派人去叫你，让人带你去跟乔丽见面，并且跟她一起过三天，时间上跟你定一下：从今天算起，今、明、后，第四天上午你就要回去，为接乔丽回家做些准备。你的东西就撂在这儿，你到食堂去吧。
这种关心虽然刻板生硬，但好像唯其如此，而更令他感动。他按照徐场长的指引，到食堂去。所谓小浴室，在食堂大厨房里，确实不大，只有两个平方，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有个下水道槽子通向外面，用铅丝网拦住了杯口大的墙洞。里面有个冷水缸。食堂里提供了一桶热水，一个舀子，一个脸盆，一条半旧的但晒干了的干净毛巾。有一块“大运河”牌的肥皂现成地在眼前的一个墙洞里。至于衣服，墙上有一个挂衣服的东西，还挺精致。一双木拖鞋守候在地上，等你使用。屋顶上有个不大的玻璃天窗，透进光线。至于门，可以关起来，但里面没有插销，而是在门外有个牌子，一面写着“有人”，一面写着“无人”。他进来时，就把“有人”的一面翻转朝外，别人就不好进来了。一切至为简陋，但不缺什么了，唯一缺的就是蒸汽。但北墙的那边就是食堂大灶的锅膛，所以小浴室里竟有点暖烘烘的。也可算因陋就简，精心设计，而且是“节约闹革命”了。他脱了衣服，洗起澡来。一桶热水很充裕，多冲几遍，渐渐也就不冷，最后竟微微出了汗。
在洗浴的享受之中，他忽然想到法国人民的攻陷巴士底狱，那上面有一尊对着人民的大炮，成了某种可恨的象征，于是被人民推倒。革命好像不免要跟监狱发生一点关系。他不是也从监狱里进出过两回了吗？那么，毛主席在“文革”这时，采取这个削减监狱的措施，倒也不是出于偶然想起？但削减监狱这件事，除了他这样的当事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亭州的百姓们、造反者们就不知道，也许只有公检法里看到文件、得到传达的少数人知道。
身体的清洗，带来精神的轻松愉悦，他向食堂人员道了谢，要了一瓶开水，一只碗，就到旁边的学习室去，他上次去过的。门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报纸依然管理得很整齐。他就看起最近的报纸来。
他注意到在一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几天都有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解放军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号召，握紧枪杆，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说，阿尔巴尼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在广州热情歌颂毛主席和我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胜利。谁反对中国，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谁就是反革命。”
他还特别注意到，一月底的报纸上，有“青岛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青岛党、政、财、文大权”，有《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有《红旗》杂志社论，提出“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夺权斗争”，这就是“革命三结合”。
接着，二月份有点“捷报频传”的势头，以“西南的春雷”报导了贵州省的夺权，以“东北新曙光”报导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红旗》评论员文章说，“一切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地进行斗争，而不管他们的什么‘纪律’，他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上级，而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他觉得他对形势突然地得出了一个整体的估计，感到他竟然心有灵犀知道了毛主席在做什么，也知道处在运动中的各种不同的人们各自怀着怎样的心思。毛主席正掌握着现实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运动体，用他的矛盾斗争理论，在引导运动“收”，并且要“收”到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而这是面临各种困难的，有革命造反群众方面的，有各级干部方面的，这其中要让军队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因为军队不言而喻最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有人来喊他了，他归还了热水瓶和碗，就回徐场长办公室去。徐场长定睛把他一看，说，好，新鲜气出来了，还挺英俊。你坐下来，马上让你去，估计新娘子还没有到呢。他一听，脸上烘的一下，体会到作为男人的卑下无奈、厚颜无耻，同时却被理解为“幸福”，而且会得到祝贺。他以为豪迈的徐场长会爆发出让他难堪的笑声来的，不料，却见徐场长擦起了眼泪，他的心被触动了某个部份，眼泪也涌了出来。
他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在推动着他，他说，徐场长，虽然我们岁数差不多，但以后让我叫你徐大姐，好吗？
好的。徐场长揩着眼泪点了头。徐场长的眼睛因为流泪而红了。问他，你有姐姐妹妹吗？他说没有。徐场长说，我知道你三十九岁，我比你大两岁，我不做你们临时的大姐，而要做你们一辈子的大姐。他更为感动地答应了徐场长。
徐场长忽然问他，你们那里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就把大致情况说了，只是没有讲宗进庭等人竟在造反群众要求下被投进看守所，他怕徐场长听了会“很不理解”。
徐场长问，闹到现在，抓出了几个走资派？他说，当权派一般都靠边站了，但当然不等于就是走资派。一个人真正被定为走资派，大约也不容易。徐场长说，但走资派这三个字，也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词语吧？全国人民这么高的革命热情，都是在跟某个词语做斗争？这有点不可思议吧？词语的下面总有实质性的东西。
他说，对的，词语、概念本身，就是对某种实质性东西的概括，而不光是词语上的存在。但把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具体落实到某个领导干部身上，说他就是走资派，这个却不容易，群众也没有这样做。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在词语上很明确，在具体上不是看得很清楚。这大概就是这次运动的一个特点吧。根本原因可能是大多数干部没有多大问题，严重的问题不在下层，而在上层、在路线。这个在政策上已经预先有了规定，《十六条》说，走资派问题的最后处理，是“给出路、重新做人”，说明是要当认识问题对待、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演习，那么更主要的就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将来。这大约好比我们小时候读书，先读下去，等到长大了以后才真正懂得，有句老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
徐场长挺严肃，说，不，这不是小孩子念书！矛盾虽然不像斗地主、不像战场上那样明显，但矛盾还是能从社会上感觉得到的，人民群众能这样发动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社会是有矛盾的，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而最重要的是上面不能出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这些不是空洞地说说的词语。可能矛盾还没有到尖锐的地步，还没有十分明显。但毛主席怎么能让矛盾发展到那一步再来搞运动呢？那不就太迟了吗？而且，从路线上说，在中央一定已经很明显了。毛主席这么大岁数了，他这是对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做一个大交代，哪怕打碎一些坛坛罐罐、生产生活受一些影响！他不亲手做这事，谁又有魄力、能力来做这事？而且我看出来了，他老人家也是被逼上梁山！有些人野心确实大！我只是担心，这样难搞的运动怎么收场呢？
他真的佩服徐场长的很质朴直率的见解，他说，毛主席总有办法吧。
徐场长又说，我还想，假如若干年以后，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时天安门上没有伟大领袖发号召，没有《十六条》这样的文件颁布下来，学生、工人怎么敢起来造反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也就是继续当干部，这些人因为这个运动是跟群众结了仇的，会整群众，怎么办？第三，他们不但跟群众结了仇，还跟这个运动结了仇，甚至跟毛主席有意见，到时物极必反、齐起心来，接受和平演变的一套，使我们真的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那又怎么办？虽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但不就走了大弯路吗？
他觉得他已经回答不了徐场长的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深，我回答不了，真的回答不了。
徐场长突然放松，哈哈一笑，说，既然你也回答不了，那就随它去吧，天掉不下来。反正我们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做，自他的道理，现在看不清，将来也会明白。如果他老人家认为确有必要，那就应该不惜代价。他不能留下修正主义尾巴，他考虑得很远，他是为人民的。意义对于明天，确实比今天还大。但今天的意义也有，不是放空炮，不是跟词语作斗争。搞这个运动也是党中央通过的，只要有半数以上举手就行了，但不曾听说有一个人举手反对。搞一下，确实让人头脑清醒，搞比不搞好。既然如此，那就要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他忙回答，是的，是的。他真的佩服这个人高马大的女干部，考虑问题明明白白。
一个女管教人员来给他带路。徐场长说，你去吧，这三天，夫妻二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的，我准许的，不要怕，也很安全。你们好好商量以后的打算，日子还长呢。以前害你们的人，不要记恨他，让他自己去想。
徐场长这几句话，他又感动又心悦诚服，连连称是。
路上，女管教员自我介绍说，我姓赵，是乔丽她们的队长。我跟乔丽很好的，虽然我是管她们的，但时间长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表面上的了。他连说感谢你，感谢你，并且说，以后一定请到亭州我们家里做客，跟徐场长一起去。赵队长听了很高兴，说，一定去！他想起来了，乔丽信上是提到过这位赵队长的。五年来，乔丽多亏了徐场长、赵队长，得到着照顾，如果相反，得到的是无情的或阴险的对待，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多么感谢这不幸之中的万幸，他和乔丽简直又该算是幸运的人了！
赵队长领他走了一段路，来到有几间房子的地方，旁边一口井，长着一些树，树木之间还拉着晾衣绳。赵队长很远就停住了脚步，遥指着说，那就是我们的招待所，跟城上不好比，乔丽在二号房间，看见吗，门上写着号，她已经在里面了。这个小院子就是你们的活动范围，不要走远。安全你们放心，不会有闲人来。目前也没有别的客人住，这里就你们两个人。三顿饭会有人送，这是我们的规矩，送来就吃，别的不要问，也不用给钱。去吧，好好团聚！赵队长说罢，跟他点个头，转身折回，把他丢在那里。
二
他望着门上写着很大的2字的那一间，顿时浑身热热的，头脑烘烘的，心跳加快起来，比热恋中的人即将会到心上情人还要激动万分。一股内在的火燃烧着他，推动着他，他好像没有走几步就站在了2号房间的门口。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乔丽怎么样？她在哭吗？他轻轻推开门，乔丽坐在铺边上，穿着家里的旧棉袄，确实低了头在流泪。他的心顿时碎了，他快步走过去，扑在了乔丽脚下，抱住了她的双腿，后来就把她拦腰紧紧抱住，不住地轻声喊着“乔丽，乔丽……。”
乔丽伏在他肩上“呜呜”地哭出了声。他抱着她，他的泪也无声地汹涌地流着。他不住地说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吃这么大苦，让你吃这么大苦。他们哭了好一阵，他拧了毛巾给乔丽，让她揩了眼泪，他自己也揩了眼泪。他说，徐场长真是好人，徐场长对我说，让我们一起过三天，一个月以后我来接你回家，她把电话号码写给了我。我想，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就可以来接你了。还有一个月时间。快了，苦到头了。我们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我们会像从前那样正常工作、生活，这是一定的。啊，我倒忘了问你，你好吗？身体怎么样？乔丽点点头。他说，太好了，只要你身体好，我们什么都不用愁了。我们从头开始！
他跟乔丽对面站着，他看着乔丽的眼睛，看着他熟悉而久违的脸庞，黑了些，结实了些，多了些沉着的气质。他说，我们重新开始，而且会越来越好！乔丽看着他，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头发，看他的脸，也在看他起了什么变化没有。他从乔丽这样看着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乔丽对他的爱，对他的挂念。他心中一疼，把乔丽拥进怀里，开始吻她，轻轻地吻她的脸，吻她的额头，吻她的脖子。乔丽推开他，说，我们到外面走走。这是乔丽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把他带到了以往的岁月，从前在家里，到时乔丽就会说，我们到外面走走。他的散步，总是这样依赖着乔丽的提醒，要不然他就会一直地把书看下去。他朝乔丽会意一笑，他从乔丽沉静的眼神里也看到了会意，于是，一切都沟通了，一切都抹平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可以而且已经重新开始了。
他和乔丽真的就在农场招待所里过了三天，享受来场外调工作人员的待遇。乔丽的倾诉，让他了解到他的真正的错误有多大，虽然他以前多少也想到过的，但没有这样具体，没有这样肯定。他无数次把乔丽搂在怀里无言地抚慰着，他也无数次检讨着，说都是由于他头脑迂腐、处置不当，加重了她的困难，吃这么大的苦。乔丽的泪水流湿了他的衣服。乔丽把他身上咬出了许多的伤口，他不仅不喊疼，还鼓励她咬，让她咬得狠一点、再狠一点。他们就在爱与恨之中翻来覆去、颠来倒去，好像这样就可以补偿一切似的。他从未有过地吻遍乔丽的全身，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怎么也吻不够。他产生了不知从何而来的宗教情感，把乔丽当作受难女神，一遍一遍地，崇爱而贪婪地吻她、抚摸她、折腾她，然后跟她无数次地结合在一起，无数次地喊着她的名字，一次一次地好像要把自己完全倾注到她的身体里去。乔丽抱着他哭，骂他，打他，咬他，又紧紧抱着他，生怕马上就会失去他一样。那种爱啊，是失而复得，是久别重逢，是死而复生。他们睡着了，乔丽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着睡卧在他的身上，而他就那样躺着承载着她，并且双双很香甜地睡去。这就是他们每天一觉睡到天亮的姿势，真是一刻也不肯分离。
他发现，乔丽对今后的日子，怀有忧虑。他劝慰着她，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是法国作家萨特写的一个戏剧，叫做《恭顺的妓女》。说的是，有一个早晨，突然有人敲一个妓女的门，妓女以为警察来了，赶紧叫屋里的一个白人青年藏起来。开门一看，是个黑人，而且是妓女在火车上见到过的。黑人寻找到这里，是求妓女作证，当时在火车上有几个白人青年欺侮两个黑人，开枪打死一个，逃走一个。这个黑人就是逃走的那个。他请妓女为这事作证。妓女答应了他。黑人走后，白人青年走了出来，他纠正这个故事说，是两个黑人在火车上要强奸这个妓女，而几个白人青年上前解救，于是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妓女认为事实不是这样。白人说，他是议员的儿子，打死黑人的是他的表兄，而他的表兄是一个很重要很有用的人，不能为此去坐牢，他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他以五百元贿赂妓女作伪证。妓女不肯这样做。这时又有人敲门，这回来的真是警察，惊魂未定的妓女发现，警察竟然跟这个白人青年是一伙的，他们威胁妓女，但妓女仍不屈服，他们除了发火，毫无办法。这时议员本人来了，千方百计软化妓女，认为只要她按照他们说的那样作证，不但那个犯事的白人青年的母亲会无比感谢她，把她当自己的女儿，而且全城的母亲都会感激她，认为她做得对。在这样诱惑下，议员拿起妓女的手在伪证上签了字，犹豫不决的妓女没有反抗。打死黑人的白人青年无罪释放出来了，妓女天真地以为议员许诺的一切都会出现，贵夫人会给她送花来，把自己的照片签名送给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但结果，议员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不过是一百元钱，这就是全部的感谢，而他儿子当初要给她的却是五百元。妓女知道自己受骗了。妓女一个人在家里伤心。那个黑人又突然逃来，说白人正在追捕他，要把他烧死。妓女拿出手枪来给黑人，说如果他们来了，你就打死他们，我给你作证你是好人。但黑人不敢，说他不敢打白人。情况紧急，妓女让黑人藏了起来。许多白人追到了这里，妓女把他们骗走了。白人青年来了，想跟妓女亲热，却发现屋里藏有人，黑人于是往外逃，白人青年追出去开了枪。白人青年回到妓女屋里，说黑人逃走了。妓女拿枪对着他，恨他，他在枪口下向妓女陈说自己血腥而高贵的家族，而且祖父跟华盛顿是朋友，精神上镇住了妓女，结果缴了妓女的枪。他并没有惩罚妓女，反而表示说喜欢她，要把她养在一座别墅里，做他的情妇，有花不完的钱。在这样诱惑下，妓女渐渐依顺在白人青年的怀抱里。
真是戏剧，一会转变到这个方向，一会儿转变到那个方向。乔丽说。
你说得对，这就是戏剧，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戏剧的形式，形式下面还有内容，内容里面还有主题。你说这出戏的主题是什么？他问乔丽。
乔丽说，反对种族歧视。揭露为富不仁。批判社会黑暗。嘲笑法律虚伪。同情被压迫阶级。
他笑道，你说得都对，但都不是这个戏剧的主题，而是一些表面上的意义，这些表面意义是现成地用的别人的思想，以满足一些表面上的思想需要，便于认同这些表面意义的观众进入戏剧。正如到山洞里取宝贝，这是一路上见到的引人入胜的小宝贝，虽然也可以装进口袋算作收获，但还不是最后的最重要的大宝贝。
还有大宝贝？我想不出来。乔丽说。
他说，萨特不仅是作家，他还是哲学家，他的戏剧，还有小说，最后都有一个哲学的大宝贝藏在里面，这个大宝贝的名称，只有两个字，叫做“选择”。
他就给乔丽讲起来：萨特认为，人天生是自由的，所以人实际上随时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了选择。正因为人是自由选择的，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乔丽说，对，我虽然落到这步田地，但归根到底，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曾有人逼着我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虽然社会环境对我确实不好，但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我应当对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也是这样，虽然人家给你造成冤案，但以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负责自己了，你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无赖的丈夫赖在我的小屋里跟我们在一起呢？你为什么不能把一切做得更正确更合理一些呢？那以后的事情就会完全不同。那个美国妓女，当她选择正义，她就是正义的，并不因为她是妓女她就不高贵；当她被议员拿起手签字的时候，她好像没有选择，其实是选择了相信议员说的那些欺骗，她心里软弱了，所以她还是要对作伪证负责；当她拿枪对着议员的儿子时，她选择的是报仇雪恨，因为他们欺骗了她，她的形像这时又高大起来，但当议员儿子允诺她那么好的条件时，她选择了依顺，这是对生活的选择，她需要好的生活，她认为做富人的情妇好于做一般的妓女，她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彻底背叛了正义，这是她最终的选择，也好像说，妓女毕竟是妓女，但这仍然只是一种表面的意义。确实，说“选择”是主题，要深刻得多，所有表面的意义都是这个真正意义的外包装。
他说，你的理解力真好，也表达得好！这个戏就是把“选择”作为人生的最重大的课题。但所谓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也就是，被选择者是由选择者决定的，被选择者成为什么样的，也要由选择者负责。比如，当妓女选择不屈服时，议员的儿子与做帮凶的警察就拿她没有办法，他们成了无能的人。当妓女选择了依顺议员的儿子，她以前表现出的正义就都付之东流，她所作的伪证也将继续起作用，她实际上成了一个帮凶，而议员和他的儿子那些人胜利了，否则，他们再强大、再能左右法律，也不能算是成功的，他们可能失败，至少可能在舆论上要声名狼藉。选择，就是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对方的硬，还是软，是由你决定的，不是由对方自己决定的，哪怕对方是铁，如果你硬，你就有办法让铁也软下来。哲学上叫做“对象的意义被自由选择的人所赋予”。日本鬼子打来了，你如果选择逃跑、选择投降、选择“曲线救国”，那鬼子就是不可战胜的，是你自己让鬼子不可战胜的，你要对此负责。因为中国人民总的来说选择了抵抗，选择了打击汉奸，所以鬼子最后被中国人民战胜了。即使没有美国的原子弹，没有苏联出兵东北，鬼子最后还是要被中国人民所战胜。鬼子的强大与否，倒不是由它自己决定的，倒是由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由被他损害和侮辱的人们决定的。萨特提出“自由选择”这个概念的战斗意义，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是启发人们起来抵抗德国法斯西，不让法西斯显得强大，要把它变成纸老虎。
乔丽说，原来如此。
他说，萨特用这个主题写了好几部戏，几乎可以运用到一切题材上去，这也说明这个哲学命题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它能指导人类。再深入一步说，一个人与一块石头，都是存在，但石头是“自在的存在”，人是“自为的存在”。石头就是石头，叫做“是其所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人就不同了，人是活的，人有“自为”性，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如何。这个自为，就是自由，却不一定对人有利。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妓女，她是人，她是可以自为的，但她的自为的过程，是那样痛苦，她的自为的最后结果，一是害自己，二是害别人，三是让黑暗的欺骗的势力更加强大。她倒底算是什么人呢？她一会儿是正义的，一会儿又变了，最后变成了帮凶。就是说，本来善良正义的妓女，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这面目全非，就叫做“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她异化了。人要不发生这样的“异化”，就要克服软弱性，就要作出正确选择，也避免使邪恶逞强。
乔丽说，你是教我以后坚强些。
他说，也有这个意思。但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
还有啊？乔丽笑道，哲学家真是太厉害了。
还有，就是“他人的目光”，这也是萨特的概念。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人毕竟生活在人类之中，时时刻刻处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他人的目光”看你是好的，你就是好的，“他人的目光”看你是不好的，你就是不好的，你就被错看了，甚至连你自己也会不自信起来，由自卑到自毁自灭，你就“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了。
比如，我出事之后，“他人的目光”就变了，看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不是从前的人，我浑身长嘴，也无法对所有的“他人”作解释，所有的“他人”也不会相信我。如果我的冤案几十年得不到改正，我渐渐老去、死掉了，“他人的目光”就给我盖棺定论，说我这个人就是那么一个人。至于我这个人其实是个什么人，也许多么好，多么没问题，多么有才华，多么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都不存在了，都被“他人的目光”无视、蔑视、否定掉了。我这个人最后落得一个“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这个“他人的目光”厉害不厉害？鲁迅写的“孔乙己”这个人物，最后的悲剧结果就是这样，“他人的目光”把他都瞧扁了。只有鲁迅发现了真正的孔乙己，同情地把他写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写在那个表面上的孔乙己底下，让读者自己去分析。
这一点，你也是深有体会的。以前你就吃了这个亏，弄得“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最后来到了这个地方，但其实，在人们逐渐看错了的乔丽里面，一直有一个真正的乔丽。真正的乔丽以前被“他人的目光”埋葬了，今后那种“他人的目光”，如果抵挡不住，仍然很可怕。如果屈从于它，就会精神压抑，甚至自暴自弃、不能好好生活。那时，乔丽就进一步不是乔丽，又一次顺从了“他人的目光”，将永远地“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虽然回到社会，却没有结束悲剧。但今后如果你坚决选择看破“他人的目光”，不在乎“他人的目光”，正确对待“他人的目光”，你就会自信起来，该做的做，该说的说，你就能正常生活，还能有所作为，起码能做一个正常的负责的好医生，让人们“刮目相看”，也就是你改变了“他人的目光”。归根到底只有你自己的选择能够改变你自己，也改变“他人的目光”。你运用“自由选择”的法则，选择了自信，选择了快乐，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而不是选择躲避，选择退缩，选择自卑，选择抬不起头，选择跟人们的狭隘眼界作无益的争吵。于是，由于正确选择，你终于胜利了，你不但没有输，你而且能在人们心中改写你的历史，把失去的都赢回来，而且远远超过！
自由并不万岁，只有正确的选择万岁！要说智慧，中国古人早就具有这一智慧。老子说，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在哪些方面争，在哪些方面不争，这就是选择。从一个人，到一支军队，到一个国家，随时都会面临选择，回避是不行的，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萨特戏剧中的那个妓女的处境，就是人类的处境！
他对乔丽瞪着眼，做着有力的手势。他看到乔丽眼里满是泪水，而且十分可怜，好像小学生一样面对着他这个思想的巨人。他把乔丽拥进怀里，乔丽伏在他肩上哭了起来，他也泪如雨下。这才是真正的痛彻肺腑、伤心之泪啊！
他觉得需要把他自己的，以及亭州的一些情况，如实告诉乔丽，因为好多事情是乔丽不知道的，而且她已经五年与世隔绝，要让她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外面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至于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来接你回去以后，你就会亲眼看到，而且我会把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材料，给你看，把一些事情，讲给你听，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因为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个运动，可以说，我并没有参加。但我是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到现在已经半年多，我就两次被拘捕，关进看守所。但两次都把我无罪放了出来。这其中原因，说破了其实一文不值，很好理解，但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不过我没有怕，因为我有数。有一个情况我没有告诉你，就是我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的案子，跟亭州的一个领导人有关，他姓宗，叫宗进庭。他在亭州负责这方面工作，是一手遮天的，他是我的老家的人，家族史上的矛盾使他认为我是他的仇人，要把我消灭掉。你的事情，判得这么重，也跟这个人有关，跟他恨我这个人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他又趁机打击我，而且想用打击我，来让运动朝适合他心意的方向上进行，他很固执，一次抓了我，二次又抓我。
那是什么人把你放出来的呢？乔丽问。
他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总的来说，是毛主席把我放了出来。
啊？乔丽惊呆着。
并不是毛主席直接知道我，而是毛主席的路线不让这样做，运动中有理解和拥护毛主席路线的，有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双方发生斗争，此起彼伏，不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抓起来，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放出来。那个把我当仇人的领导人，站在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一边，要把理解和拥护的这一边打下去。这一边说他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那一边就说这一边是“牛鬼蛇神翻天”。
乔丽听了，似懂非懂，叹了口气。
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失败了，拥护毛主席的一边胜利了，像那个打击我的领导人，竟然反过来被造反的群众要求市委把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进了看守所，而且碰巧跟我关在一个号子里，合睡在一张铺上过了一夜，我们交谈得很好，沟通了一些思想认识。
啊！乔丽又一次惊呆了。
他说，是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以运动前的眼光看，确实就简直是牛鬼蛇神翻了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人，就觉得那也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是有来龙去脉的，并不真的是牛鬼蛇神翻天，而正是为了国家永不变色。你可能还听不懂，以后会懂的。另外，在这种情况下被关进看守所，跟平时真正的逮捕罪犯是不一样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心中都估计这带有暂时的性质，有待组织的真正的处理。所以这个领导干部，还有其它几个中层的干部，想通了就不会垂头丧气，晓得这是一种过程，决不可能是最后的结局，他们的名字，至少目前，还没有像我似的从组织的名单上，从财政局的工资单上去除。他们进去了，我就出来了，取得胜利这边的群众第二次把我放了出来。这样的你进我出、我进你出，弄得坐牢好像都不算一回事了，可以说真有点像历史上的革命时期。
那会不会还有第三次再来抓你呢？乔丽问。
你问得好，确实应当这样问，我还没有想到，大约那些胜利的学生、工人也没有想到！但看来，从逻辑上说，该是有可能的，这就叫做运动可能会有多次反复，中央文件上也这样说过，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倒是被你想到了。那个关在看守所里的领导干部，好像也正是这样对今后很有信心！
啊！乔丽抓住他的臂膀。
他说，你不要怕，不管今后如何，我反正历史上没有问题，但在我的案子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在运动没有结束之前，我就难免这样要受到些折腾，明明没有我的事，也要把我牵扯进去。那个领导干部在运动一开始就拿我开刀，使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对象，有时还成了一个标志，但我不可能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对象，这是不用说的。
照你这样说，回去之后，一时还过不上太平日子呢。乔丽说。
他说，这个你不要担心。运动归运动，日子还是过的。拿工资的人，一分钱也没有少拿。一两一个的鸡蛋还是五分钱一只，两个就吃饱的烧饼还是三分钱一个。即使坐在看守所里的干部，工资也是照发给他们家里的吧，没听说造反群众对他们有这方面的“专政”。即使我，一放出来，也就到学校去补领了工资。社会就像一座山，风吹得树林摇晃，但山没有动；也像一条大河，表面风浪不小，但下面的河水、河床，并不像上面这样动荡。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总之我们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理由是什么呢？乔丽问。
我要告诉你两个情况，还有一种形势。
他就把医校学生查阅他的档案的事情，还有宗进庭在牢房里对他做检讨的话，这样两个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乔丽。乔丽像深深的潭水一样的黑眼睛久久看着他，好像不认识他似的。看来这两个情况特别地震撼了乔丽。他拉住乔丽的手，轻声喊着她。乔丽喘过气来一样说，到屋里去。他慌了，搀着她，而她的步子确实有点软软的。他们回到屋里，乔丽立即无力地依靠在他身上，他把她抱住了，问，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乔丽说，别问，抱紧我，用力。他就用力地抱紧她。他们就在床边坐下来。乔丽说，我只是感到可怕。太可怕了。听乔丽这么说，他明白了乔丽心中所起的波澜，并且也感伤起来，他抱紧乔丽，默默无语。乔丽又哭了，伏在他的肩上，轻轻地啜泣，他也流泪了。
在他出事以来的日子里，他是日渐把愤怒的情感努力压到心中最低的地方去的，因为听任情感泛滥，于事无补，乃至有害无益，他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抗争，让神经坚强、更坚强，天崩地塌，不为所动。但乔丽不是这样的，乔丽受着情感波动的主宰，也不会想到一个人可以用组织的名义陷害、打击另一个人，让这个人的家庭在压力下造成悲惨的后果。可是，他还没有把他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她呢，特别是那除奸的事情，那是真枪实弹，那是正义的杀人。
他安慰着乔丽，说，所以，我的问题只等这运动过去，就一定会解决，一切都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任何的疑点了，只要组织上一着手处理，很快就会有答案出来，要给我们平反，恢复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再从鬼变成人，但不是对犯罪、犯错误的人说的那个“重新做人”，而是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不该从我们手中剥夺去的、人间正常的、人过的日子，还给我们！把我们的本来面目还给我们。我们不是鬼，我们是人。
乔丽又抱着他哭了，他无言地抱紧着她。
乔丽揩揩眼泪，看着他，问，这个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他说，快了，我从报纸上看出，运动已经进入“收”的阶段。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种形势。乔丽疑问地看着他。他说，这个“收”，也就像渔民收大网那样，要一把一把、一步一步地收，急不得，终归是要“收”起来的，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回到以往了，社会是一天天进步、一年年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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