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的那几天，他这个名叫郁平的微不足道的人，又一次经歷了自己似乎能理解、而又不能理解，虽然不能理解、却又能够理解的惊涛骇浪。那种主动投进歷史波涛中去的人，是多少想要去改变歷史，或是想投机其间，他们是英雄，是冒险家，总之他们乐意如此，他们的感受，跟他将不会相同。
张大同派一个小伙子把第一期《红色造反报》的材料送了来。那小伙子中等以上身材，清秀、苍白，和气善良，但在神情态度上，有点低眉顺眼、不能正视，这是出身寒门、性格卑微的形迹。离开时，小伙子低了头走著，显现出一种歷久的自卑和柔弱，但忽然有所努力地让自己抬起头来，姿态却不很自然，身子有点固执地歪著前行，也就走远了。他能理解小伙子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那是内在精神世界的不自觉的反映，是一个人在让自己成长，就像受到遮阻的小草的努力生长一样。他问出小伙子是木雕厂的雕刻工，说他刻的山水小屏风，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很好卖的。木雕下面能找得到他的名字：汪国维。手工艺品旁边就是出口机床，我们手工业小厂也跟重工业大厂一样能为国家创外匯，工人们感到很自豪。他问什么时候有广交会的？小伙子回答说，一年两届，一九五七年是第一年，出口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汽车。他说，你比王国维只多了三点水，你知道王国维吗？小伙子说，在鲁迅的书中晓得有这个人，是个大学者，他的书，我一定是读不懂的。这回答使他十分高兴，他很喜欢这小伙子并且记住了他的名字。
小汪临走时问他什么时候能好？他是巴不得赶快脱手的，他说，我马上就弄。小汪说，我天黑以前来取。他说，要不了到天黑。小汪很满意，就走了。
他不觉就把门关了起来。他对著窗户坐下，面对著那一迭稿子，仿佛要责怪自己当时怎么就终于接受了这一可怕的任务的。他想象到了一切的后果。倘若有朝一日真的跟造反派“秋后算账”起来，他这个为造反派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为他们办报纸的，将要遭到怎样最沉重的打击！好像有一种不成文的、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的道理：最恨的不是那种“大老粗”，而是这种有文化知识的人！
是的，韩非早就指出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乱法与犯禁相比，其害不知要大多少倍。韩非是知识分子，他是为韩国以及天下的统治者著想的，而他的身份也是韩国贵族。没想到，这位老兄后来却在秦国被他的同学李斯给害了；李斯也是堂皇地站在国家立场，说是为秦国著想的。他们其实都是鲁迅说的“帮忙”或“帮闲”，互相也会杀起来的。这血淋淋的悲剧已经让人咀嚼体味了两千年，其中味道还正悠长。
而他，到时怎么辩白说自己并没有编报纸，而只是做了些技术性的工作，大约也还是绕不过去。他确实很后悔。他刚才怎么就接受了的呢？狠下心来，不顾情面，不守信诺，不接受，一推也就推掉了。什么叫错失良机？这就是！
然而，他并没有拿起稿子，走到“工红”去退给他们。他为了自己不做一个食言的人，他为了自己的一种心软，他还为了一种报答，竟也就拿起稿子看了起来，就好像明知万丈深渊，却跳了下去。
他虽然只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但总得把稿子看一看，内容如何，这才能决定怎么安排版面，要不然，仅凭篇幅字数划版，一张报纸出去，岂不成了笑话？而且，报纸既然经了他的手，他又怎能不看内容呢？万一有“违碍语”或可笑的错误，日后他能说没有责任吗？
他是拾了一个烫山芋在手上了，丢不掉，还要吃下去。好在乔丽到厂里上班去了，到晚上才回来，要不然，乔丽知道了会说什么？肯定要责怪他欠考虑，至少很为这事担心。他不能让乔丽知道这事，他还是尽快把这活儿干掉、送走。
八开小报，容纳有限，这第一期的主要内容，看来是宣传中央文件。谭向东读过的那份中央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放在头版头条，占据左侧，题目竖排，用大字、红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并列头版头条，放在右侧，题目也是竖排，文章较长，转到第二版。《红旗》杂志的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放在第三版。“本报评论员”一篇大文章《回顾与展望》，放在第四版。三版四版的多余空白处填以两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导，还有一首阶梯诗（歌颂红五星），一篇故事（写一个参加过保守组织的阶级兄弟如何“觉醒、归队”的），版子也就满了。
他把《回顾与展望》仔细拜读了一遍。用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线索，把亭州“文革”以来的总体情况、大小事件，理得很清楚，其中还提到“逮捕两名无辜师生的医校事件”，是“资反路线在亭州的突出表现，已经被永远地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他盯著这句与己有关的话看了好久，想把它删掉，或者想让它能表述得婉约一些，但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了过去。在文章的“展望”部份，表达了对前途的信心，对人民解放军的期盼，隐藏在这种正面表达出来的信心和期盼下面的，就是前天那次“工红”头头会上的思想和心情，只不过那些话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尽在不言之中。文章结束以独立一行写道：“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好像把所有的力量和千言万语都凝聚这两句中了。他估计，这文章肯定出于张大同之手。这位青年工人的思想水平、文字能力，都很强。
张大同的工作是很细的，送来的材料里，竟然还有不知哪里弄来的十多张划版纸。他也就在划版纸上最终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件不算费难的工作，让张大同做，当然也能完成，并且差不多也是划出这样的一个格局。但他们是认为他总要做得内行一些的。他赶紧把这搭材料收好，连同没有用完的划版纸，都卷在一起，用旧报纸包了封好，拿在手上，给“工红”送去。他不必等小汪来取，他不想让材料留在家中，甚至那空白的划版纸。
他拣了小路走著，也就走到工商联了，所幸并未遇到熟人，他走了进去。想不到大白天的他自然而然就走进“工红”了。走过一个长长的天井，首先到达一个能容不少人的会场，一排排的长椅，并无会议，只有少数工人或坐或站，在谈他们的话，也并不注意他的到来。穿过会场，他往里走去。里面又有一个院子，长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有一座太湖石假山。迎面是办公楼，两层，有几十间房，很讲究的小青砖砌成的，墙上爬满青藤，绿油油的一片，已经把上面的窗户都包围了。他找到楼梯，上了楼，一眼便看到“工红宣传部”，正好见到小汪从里面出来，但有几个人跟小汪激动地嚷著，坚持著他们的什么要求。他站住了，只等把手中东西交出，就好离开。
不料，小汪却指著他，对那些人说，正好，郁老师来了！不信，你们问郁老师！稿子是早已定好了，插不进去了，而且……。
那几个人就丢开小汪，对他嚷著，你就是郁老师？我们早就晓得你！报纸是在你手上编？我们有一篇重要稿子一定要发！说著就把一篇东西塞到他手上，你给我们看看！写的全是事实！很重要！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真是没有想到。小汪挤过来，推开那些人，从他手上拿过他们的稿子，塞回给他们，说，你们不要跟郁老师闹，他不负责审稿！
小汪这句话顿时成了一种提醒，他忙说，我不负责审稿，我只负责版面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忙把手中那个纸包给了小汪，说，都弄好了，都在里面。小汪就举著那纸包对那几个脸上激动得红红的工人说，看，都编好了，马上就要送排，除了张大同，谁都无权改变，这不是硬闹的事情！下一期再说，行不行？
不行！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为头的两个工人却提出这样的要求。别的人也就附和，一定要看编好的稿子。小汪郑重地说，你们不要动手，由我给你们看！那些人一愣，立即答应了，并且就后退了一步。小汪就把那纸包打开，一份一份给那些人看，并且说，文章位置都摆好了。主要文章都是中央精神，次要文章都是有特别含义的，一定要发在第一期，明天就要出报，事关大局，不能改变！
那些人立即就通情达理，互相看看，说，好吧，我们去写大字报！走！
小汪说，我看你们等一等，这个大字报现在不能写！
但那几个人一阵风似的走了，剩下他和小汪。小汪对他抱愧一笑，说，工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稿子根本是不能发在我们这个报纸上的，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了！
啊？！他吃了一惊。
小汪说，驻亭部队还没有出来支左，但也快了，这是关键时刻，再有理由也不能写这种大字报！部队有没有偏向，现在难说，我们要冷静、要争取！
小汪这话是对的，但他不想对此说什么，他含含糊糊点个头，说，稿子就交给你了，我回去弄晚饭了。小汪说，刚才我正要到你家去，谢谢你给我送来，节省了时间，我立即就到我们的印刷所去，刘济武说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报纸要赶快出来！小汪说罢跟他握手再见，就急忙往回走，大约是到办公室里还有点事。他也就赶紧掉头下楼，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路上，他不免把经过他手的报纸内容在头脑里又过了几遍，反復认定是没有问题的，似乎才完全放了心，但终于还是觉得做了一件让自己心悬的事情，不免懊悔。他不该跟江进海林集走，不该旁听了“工红”的头头部会议，不该接受了编报纸的任务，不该真的就编起了报纸。他是早就想到过这些“不该”或“不能”的，但事实上还是跟去了、旁听了、接受了、完成了，这不是“陷进去”了吗？这正是他的弱点，他拉不开情面。他真佩服那种遇事能拉得开情面的、很死板的、能决断的人。他犹犹豫豫、模模糊糊，但后果真的到来的话，那一定是不容分辩、毫不客气的呀。这一切，他全知道，他全想得到，可是他还是照著不该做的做了。他把自己弄进了浑浊的水中。
乔丽已经回家，正在家里忙著。见到乔丽，心就往下一放，似乎他原来是不放心的。但乔丽对他的关注看来也不亚于他，问，你有什么事去的？他说没什么事。乔丽说，你有心事，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这令他心中暗惊。是的，所担心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也许不会发生，但内在的焦虑却是很大的，大约不觉都反应在脸上了。
回头再跟你说吧。他跟乔丽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打算告诉她；但小屋就这么大，门外随时都有人走过，说话似乎都不便了。那就等晚饭以后跟乔丽去散步，把一些事情告诉她，包括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他的老家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但饭碗才丢下，小汪来了，自行车在门口一停，站在门口，压抑著气喘，说，郁老师，还要来请你！他忙用手势制止住小汪往下说，走出去，把手放在小汪肩上，走出几步，低声问，什么事？
小汪说，我来带你去校对、清样，真是麻烦你了，要开夜车。
这是没考虑到的，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而报纸起码校对三遍，才能清样，都是中央文件、中央社论、政治文章，不能有一个字的错误，需要特别仔细，也确实应当是他的责任范围。从时间上看，半夜能弄好就算是快的了。这跟他当初想象的不一样，当初只以为他们会把小样送到他家来，让他逸逸当当、也不为人知地在家里完成工作，哪里想到会这样急？简直是要他完全配合他们“战斗”的需要了。他犹豫著，甚至不快著。
小汪感觉到了他的心情，说，开始是两个排字工，现在又找了两个去，正在抓紧排字，工作起来是很快的，张大同也去了，让我来请你。
他的心又活了，他又不忍心不讲情面了，他做不出那种死板的样子来，他只有继续走进浑水里，毕竟这也不能算是掉进黄河洗不清，他确实只是在技术性的事情上帮他们的忙，而他们也不是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况且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央精神、是没有问题的。
他答应了小汪，于是走回屋里，跟乔丽说，我还要去有一下事，可能时间很晚，要到半夜。你安心睡觉，把门关好。乔丽那一双黑眼睛望著他，好像在推测他是去有什么样的事，但终于是理解的，也是放心的，而且好像知道他去帮什么人的忙，她不反对他去尽自己的义务，至于这里面好像多少要有一点勇敢和神秘，那也是正当的和值得尊敬的。乔丽说，你去吧。
小汪在他身后，不免观察著乔丽的神情态度，大约竟起了一种敬意和感动，对乔丽鞠了一躬，说，乔医生，你放心，我一定负责把郁老师送回来！
小汪让他在后座上坐好，然后推动自行车，稳稳地做了一个前上车，骑了起来。
小汪带著他，穿过城市街道，骑向郊外，骑了好远，到了一个大工厂的围墙外面，就是重型设备厂了。立即就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业的氛围有力地裹挟了他，使他自愧平日处在虚无不实的“精神活动”之中。这里就是接纳乔丽当厂医之处，他心里起著一种亲切和感激。下了车，小汪跟门口说了一声，就带著他往厂里骑去，而道路却也宽大好走，两边绿化杂以高树矮树与花草。他们显然来到了工厂的内部深处，一大片空地，长著大树，只有两排简易平房，有两个窗户里透出了强烈的灯光，在外面的黑暗中开辟出一片光明。小汪说“到了”，就向那里骑去。
他们走进雪亮炫目的灯光里，张大同正在看一份小样，立即从坐著的地方站起来迎接他，握住他的的手，说，郁老师，难为你了！他说“不要紧”，就问小样有了吗？张大同说，边排边校，边校边排。他看到，有四个中年的工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稿子拿在手中，在铅字架子面前熟练地找到字，并且放进手中的小木盒里，那就是在排字了。而所谓印刷机，就是比较原始的小机，一般只用来印刷文件、报表、票据之类的。印刷是要将纸一张一张地放上去、又一张一张地拿开去。如果套色，印刷次数就相应地增加，是很麻烦的，然而也只好如此。屋子里是他曾经熟悉的印刷厂的味道，那是铅字、油墨、机器、汽油、机油、纸张、用过的纱团发出的混合气味。
他对张大同说，让我来吧。张大同说，《回顾与展望》排出来了，我再看看有无修改的地方，看过后，请你再给我看看。说著就给了他两纸，是文章的前面几段，已经用笔略有增删。他也就坐到桌前，工作起来，他主要是找错别字，当然，也得留意有无病句和欠妥之处。报纸既然经了他的手，他也就不能睁著眼睛把那些问题放过去。
就那样，他在那里审阅著一遍一遍打来的小样，实际上是把即将印出的报纸重復看了多遍，真是一种既枯燥烦心又不能马虎大意的工作。小汪和张大同有事离开了，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做他的事。到最后清样时，已近十二点。那几个工人在小印刷机那里忙著，准备印刷。他走出去，外面是沉静的夜，空气清凉新鲜，天上星星都大而且亮，灿烂星空笼盖人间。工厂一片沉寂。只见前面路上来了几个人，原来是头头们来了，除了张大同，还有刘济武、刘克成，此外就是小汪和另外两个工人，就是先前要求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大字报的，这才清楚，他们一个叫包吉，一个叫梅有韬，是刘克成厂里的。他们的大字报上了墙，只不过没有上大街，而是在下面写了“赤峰大队”四个字，贴在厂里的大字报专栏上了，刘克成知道后赶快派人覆盖掉，并且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头头们向他问了辛苦，热诚感谢，就都看那清样，说，像个报纸呢！然后便用感激的目光看他，好像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好像一切没有他是不行的。
刘济武说起，他著人把旁边小学里的钱文山叫来说，报纸的事，今后就不要你管了，“工红”宣传部直接管。钱文山一听，当场就急得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用他那荷州口音说，我的文权！我的文权！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为这事急得那个样子，真想不到！
工人们都笑了起来，他也感到那个钱文山好笑，只不过另有一种东西同时堵著心，因为钱文山是个“知识分子”，是他的同类，他没有像他们笑得那样快乐。
他提醒张大同在清样上签了字，这才觉得他的工作是最后地完成了。小印刷机格锒锒地响了起来，像奏出了悦耳的音乐一样。试印了一份，效果不错。大家看著，很满意，说明天一早就散发出去！
他这是跟工人们在一起“战斗”了，这让他的心暗自沉浸在一种特别的感动之中，虽然他的岁数比这些工人要大到十岁，他们之中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
印刷工人在进一步检查机器，准备纸张，将进入大量印刷。张大同看了手表，说时间不早了，还有好远的路，国维，还是你送郁老师回去吧！刘济武说，走，一起到食堂里下面条吃，吃过再走！他说，肚子不饿，也不习惯夜里吃东西。刘克成说，那还是早点送郁老师回去休息，路上小心。
大家送他到印刷所门口，一一跟他握手致谢，小汪就用自行车带著他离开了。
他多时不见深夜中寂静的几乎荒凉的亭州小城了，而以前“遣返原籍”期间，因为申诉，却在夜间独行其中好几回的，留下很深的印象，总的也就是寂静与荒凉，灯光很暗或绝无路灯，百姓的房屋显得那么古老，有的极其破败，拥挤一起，也都好像睡著了。白天来到，人们从睡眠的房屋里走出来，人间的喧闹也就在晨烟中重新开始，一切都苏醒而生动了，今天与昨天连接起来，明天在今天的把握之中，于是就有无数执著的事情发生，而不考虑它们终将成为过眼云烟。想到人间如此“荒谬”，他的心不觉顿时淡漠到底，甘心著坠进虚无的深渊。跟著去为那份报纸忙了这半夜，可算是无意义中的无意义。但努力蹬著自行车的小汪，一定决不是这样看的。小汪忠于自己的革命职责，要把他尽快而又安全地送到他的家中。他在心上倒觉得对不起这个小青年了。随著小汪轻轻一声“到了”，自行车停下，他站在了自家门前，他的思想回到现实之中，跟小汪握手致谢，叮嘱回头路上小心慢骑。小汪立即匆忙地走了，当然是回到印刷所去，这一夜是不会好好休息的。但小汪毫无倦色，勇往直前，正是一种“战斗”的激情，把青春燃烧著，像火光，復又照亮了他的心，让他不免自愧起来。
他轻敲他的家门。这薄木板的家门，作为一种防守，是多么无力，假如真有不法之徒想要破门而入，那是很容易的。环顾四周，家家莫不如此，有的门就是破木板钉起来、补起来的，而不觉得寒酸。人们白天都开著大门过日子，晚上都安然深睡。
门与屋相配，屋与财富相配。在街巷之中，从前富人家的高房大屋比之四周低矮的平房高出一头，日见显出文物的价值来。百姓们是没有多少个人财富的，但他们好像不在乎自己不富裕。他们每月从工作单位上能领到固定工资，而且达到一定工龄就可以升级，国家几乎不让他们有什么负担就培养他们的孩子上学或安排就业，他们的住房也总之可以依靠单位得到解决，医药费也是这样，这一切，就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的财富不仅仅是在自己家中。你只要进了单位，成了一个有工作的人，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你很自然地就把自己跟整个国家联系了起来，有做了国家主人公的自豪感。所有人每天的工作都是为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出力，所有青年人都随时准备听从国家召唤。这一切的道理好像在于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力的使用为私人资本增殖的那种剥削压迫的制度不存在了，人民都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同时也把自己视为国家的，而不觉得自己没有财富或者特别应当拥有个人财富。
千百年来个人发财的思想和渠道，正在这个国家社会里淡漠、消失。对于一般人们来说，经营之道的知识和能力也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那些领导著和具体做著经济工作的干部、管理人员，还与此有著密切关系，担负著计划工作和市场工作，那是社会分工给予他们的职责所在。还有一些百姓被允许做某种小生意以养家糊口，比如卖某种小吃的人，卖某种手工制品的人，在家里做小糖到农村去卖的人，这些人口袋里的钱也许比普通百姓多些，但在人们眼中却比较卑微渺小，不把他们看作有钱人，反而看成比较困难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单位，也就意味著跟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脱节，意味著没有依靠。
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一个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就要独立出去成立新的家庭，个人不是不需要财富，只是应当“摆正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还有树立“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单位上，如果一个人流露出个人发财的意识，大家就觉得这是很可鄙的，如果去做了，就会受到一定批评或打击而不会有人同情。社会就这样趋向平等并且反映到人们的精神风貌上。这是社会的主流，也是它继续巩固和加深的方向，并且抑制与阻止相反的倾向。这一切人们已经顺从和逐步习惯，平时已经很少想到，就像鱼儿在水中却没有想到水一样。
这个国家社会，就这样与解放前的旧社会完全不同，可以说与几千年的旧世界划清了界限。由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有范公望尖刻所说的“乌托邦”的味道的，但已经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自然、朴素、现实，没有矫揉造作之处，凝聚了人心，符合人口众多的国情，也符合“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一古老的社会安全思想。
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按照这种现实来要求自己、要求一切，所以他们对一切稍有的特权现象都不满，他们理解和拥护“反修防修”，这就是人民如此积极参加“文革”的最内在的原因、歷史深处的“秘密”。“文革”，就像是国王发动的平民的造反。
毛主席一再警告的那个“很容易”的，像苍龙一样被缚住了。但“文革”这一场搏斗仍在进行，范公望手握一卷《形式论纲》冷眼旁观，有时还出来进行某些活动；他则刚刚为《红色造反报》出了力。
他心中一阵激动，感到自己从十七岁投奔新四军盐阜师范至今，在思想上是坚定、没有改变的。这对不对呢？这当然是对的。
正是春二月最好的气候，不冷不暖，似有若无地飘逸著香气，有时猫儿会冷不防地在某个屋顶上叫了起来，因互相追逐而把屋瓦踩得一片响，却使得夜更深、而睡更香了。
乔丽睡意朦胧给他开了门，又躺到床上，侧卧朝里，很香地又睡著了。春天是最睏人的。
他把自己放倒在床上，立即忘掉一切，沉入睡眠。
早上他醒来时，乔丽已经上班去了，给他买好了豆浆和两个烧饼。他把豆浆用酒精灯烧沸过了（做医生的家里就有酒精灯，正如做工人的家里往往都有扳子锤子一类的工具），吃著烧饼，慢慢体会忽然而有的一种异样之感，于是豁然明白：那是因为他跟乔丽晚上无言自睡，早上不辞而别。就这么一点点生活中的异常，也引起了心理上的反应。到将来岁数很大时，怎么行呢？人是可以变得这样脆弱的么？一九五九年他出事以来，还有乔丽出事以来，他们那样艰难的日子，各人都独自地过来了，哪有这么娇贵？而他跟获释的乔丽重新生活在一起才一个月还不到，心理怎么一下子产生了这样微妙变化的呢？是的，他对于重新聚首的生活是很珍惜的。
他不想出门。至于学校，去了也是白去，假如有事，会有人来通知他的。所以，他也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遗世而独立”了。他想到那份小报，似乎害怕看到它在人们手上的出现，而这时它一定已经在“工红”门口散发给群众了。
“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张大同文章最后的这两句话，又在他心中读出。其所含之意确实很多，它将像重锤似的打在读到它的群众心上，让他们产生某种强烈共鸣，以至昂起他们的头颅。这句话是从他手上发表出去的。他的眼睛潮湿起来，一种歷史的深沉的东西刺激著他的心。
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了，——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梯也尔说他，“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抵偿自己的罪责”。
他乱乱地翻看著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好像要从经典中为现实找到某种现成答案或预见似的，不断地为这些饱含情感、深刻犀利的词句所激动著，紧张著。“文革”作为自己发动的内部的政治运动，跟歷史上的法国革命当然不可简单等同，但他还是感到隐含有一种“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范公望把“形式”二字打进了他的脑袋。
“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马克思写下的这句激情澎湃的话，实际上说出了革命的结局，那就是失败。“万岁”的意思，大约有两层，一是革命总之是推翻了旧的统治，推出了一些新的精神，社会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情况上去了；二是革命虽然失败，但革命的思想却传播下去，只要有革命的任务提到歷史的面前，革命必然再度发生。
工人头头们也意识到了，不能想象只通过一次“文革”，那些所要实现的“反修防修”任务就解决了，只能说是通过这一次巨大“演习”，在实践的意义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歷史任务，而人们也在这个任务面前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态度。这个“演习”触动了社会深处的某些真正的东西，所以让人体会到了严重的意味，但毕竟这些闹革命的人们，即“革命造反派”，即使今后命运多么不好，也总不至于像巴黎公社的社员们那样，被集体枪决在拉雪兹神甫墓地。
他就这样乱翻著书，乱想著，在屋子里把自己关了一天。他一时“与世隔绝”，却这样在词句上和思想上跟现实发生了最紧密的联系。
二
下午，看书累了，他出去散步，把身体和脑子松动松动，顺便也买点什么吃的东西。他在街上走了一圈，没有看到新的动向，也没有看到人们的异常。他庆幸没有遇到什么熟人，特别是造反的学生、工人，因为他似乎不想知道他们的任何事情了，也不想跟他们再有任何的关系；他因为没有看到一个人手里有那份小报而感到些放心，好像那是不存在的。灵魂在内心深处收缩和躲藏著，就像一条虫子要躲进自己的壳子中去一样。他知道这是可笑的、没有用的，但他阻止不住内心的这种很不高明的蠕动。这街上，有谁能从他安闲的外表，看穿他的惶惑不安的内心世界的呢？他倒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来给他以深刻无情的解剖。也许，范公望有这个能力，但他没有在范公望面前暴露过什么，他倒是大谈过自己坚定的信仰，但不等于说此外他就没有某些懦怯的思想，因为他也能感到一个人造反之后所会感到的那种压力，而且他还有他的具体处境，他觉得他随时会被人看得很可疑，而一切的自辩都是没有用的。只有组织上还他以清白的那一天，他和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寧，他的头才能自然而然地抬得起来，而不必戴著假面似的故作镇静，不必害怕被人推下什么泥坑似的提心吊胆。
他暗怀著一种希望，一种人之常情，也就是盼著运动的早日结束和正常秩序的恢復。“工红”式的悲观情绪虽然不是凭空想象，但运动的结束不会以那种情绪为转移，而只能注意到、照顾到那种情绪的存在，以便把工作做好（折中主义）。另一方面，他相信，运动的结束也决不至于需要基佐、梯也尔用铁血来涂污歷史。在法国的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是明摆著的阶级斗争，而“文革”，虽也说是阶级斗争，毕竟规定了方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铁血的收场是不可思议的。
亭州人晚上常吃的小菜如熏烧之类，饮服公司的小店早早地就开门售卖了，他买了一些。那卖熏烧的青年似乎认得他，说“是你呀”，顺手就给他剁了一块好的，而且秤桿儿称得翘翘的。他心想，这青年必定是参加了“工红”的。他无法拒绝，而接受了这小小的好处。另外又到做小生意的私人家里，买了一包油炸蚕豆瓣，到酱园店里买了几块香干。往回家的路上走，心情散漫而轻松起来。
到十字街口时，前面被站著的人们堵住了，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走近一看，一支解放军队伍正在通过大街，他们一身新军装，红五星，红领章，没有带武器，步伐齐整，动作一致，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本，一边行进，一边有节奏地向两边群众挥动著，而且雄浑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来：“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群众自发地鼓起掌来。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他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一九四九年在丹阳见到的解放大军入城仪式。傍晚夕阳在战士的刺刀上燃烧，战士的脸庞都如紫铜的雕塑，武装齐整的队伍如同钢铁洪流，肩上的枪支如同移动的森林。那时他欢欣而又羞愧。他没有成为这铁与火的大军里的一兵，但他本来是可能成为那随军而来的工作队里的一员的，他看到了队伍里那些随军的男女知识分子，不胜羡慕。歷史曾给了他时间和机会，可是他因病失去了，他虽不愿落伍但成了一个落伍者。好在当时的丹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时给他指引了方向。
军管了！军管了！人们这样说著。
收了！收了！他的心里这样下著判断，感到一种欣慰。政治家多么熟练地运用著“形式”啊，一九四九年军管，一九六七年又是军管，军管就是政权的特殊的过渡性的“形式”。
他似乎很想找个无人的地方痛快地哭一哭，为了歷史的雄浑，为了现实的复杂，为了现实中又出现歷史，为了歷史又在现实中出现，而他似乎总是做著一个旁观者，一个在其中沉沉浮浮、立足不住的人。他抓不住任何东西，某种不幸却随时可能抓住他；他侥幸苟延而不至于毁灭，然而他嚐尽了痛苦的滋味。别人的命运虽也不见得都好，但他的命运为什么就这样差的呢？他像被恶作剧的命运用一根线绳轻轻地綑住，虽没有綑死他，却不让他飞走。他明白自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但他好像还看重自己，好像总是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之中，这支撑著他，想来已经有点可笑，却这是苦笑而己。
市委门口掛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两个战士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本在门口站岗。他从那里经过，并且凝望了一眼，心头热热的。
乔丽下班回家了，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军管了！他说，是的，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从街上经过，亲眼看到市委门口掛上了军管会的牌子。乔丽说，这下子好了，运动要收了。他说，是的，要收了，革命退潮了，要恢復正常秩序了。有许多事情，需要社会相对安寧，才有解决的可能。
吃著晚饭，享用著亭州的小吃，门关著，电灯亮著，美丽的妻子坐在对面，听他发表宏论，斗室虽小，却觉得并不缺少什么了。
乔丽只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筷子。他诧异地望著乔丽。乔丽坐到他身边来，抱著他，说，我可能有了。他放下筷子，抱住了乔丽，二人久久地无言地互相抱著。乔丽啜泣了一声。他抚爱著她。好像千言万语都在手对身的抚爱中传达，而乔丽也就得到了必要的安慰，领会了他对她的内疚和感谢，共同明白这正在形成中的小生命对于他们的重要。他觉得了小屋的狭小、简陋和压抑。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夜晚的亭州照常是寧静的，偶尔的自行车铃声在远处的响起，都显得突兀，耳朵不由得关注著它的渐渐消失，心也就安然返回到四周的寧静之中，享有著它。即使是主要的大街，到九点之后，也就行人稀少了，更不用说周围的街巷，那是早就安寧了下来的。东西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北郊，南北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东郊，小城的工厂区划定在西部、北部和东部，至于交通河道，也处于西郊和北郊。因为这一切，亭州城里极其安静，亭州人耳朵里听到的最大的声音，莫过于城郊国营“华泰纱厂”早晨的汽笛声，像一条老牛，突然吼起，尽量悠长不止，响彻全城，亭州人把这当作美妙的晨曲，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他和乔丽在寧静无人的东门大街上走著。这是一条老街，如果一辆卡车通过，那就很妨碍行人了，并且震动两边人家的房屋。路面是早已破碎零乱的石板路，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口水井，在街边凹进去的地方，占了一间屋的地盘，两边的房子让著它，尊重它作为至今使用的公共水源的存在，这情况说明著这条路的古老。据说明代以前东门大街是亭州最繁华地段，两边都是大宅红楼，后面是私家园林。明将徐达、常遇春一把火将这条著名大街烧得精光，只有石板路没有烧掉，至今两边就是后来搭砌的低矮的平房了，再没有兴旺起来。《水浒》上写的梁中书居住的“东门大街”，就是对元代这条大街的写照和纪念。
乔丽轻轻依偎著他，他们慢慢地走著。他把亭州当地文人关于“东门大街”的说法讲给乔丽听。他说，你感到没有，你听我说了这些之后，现在，四周的一切和脚下的路，就不是跟我们隔膜无关的了，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有它们的歷史和生命，有它们的呼吸和存在，行走其间的我们好像得到著一种深沉无言的滋润和关心。这就是人间，人间是需要歷史的。歷史，哪怕是传说，都是生命的源泉。这无形之中的源泉，谁能肯定它不会传达给正在母亲怀中的小生命呢？包括正在天上照耀我们的星辰，都不会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
乔丽叹息了一声。于是他滔滔不绝讲了下去。乔丽素来是他最好的听众，命中注定更多地要用耳朵了解和接受他这个人，自从归来团聚，好像更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的幸福，现在很大一部份表现为他的讲和她的听。而他，作为一个“述而不作”的人，总是有说不尽的话题。现在，他把他最近以来的所学所思都讲了，也就讲到了对形势的分析，讲到马克思写法国革命的文章，最后讲到他对自己的分析，形容自己的精神深处一半是革命者、一半是庸人。
乔丽笑了起来，说，你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一半想要做什么，一半又没有信心。他高兴地说，你进行了抽象，上升到“形式”了。
他们在最宜人季节的最宜人的夜晚，又轻松又愉悦、东拉西扯地说笑著，走到了市委前面的那条“府前街”。军管会大门敞开著，门口依然是两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而旁边的看守所的门是关著的。他说，宗进庭和一些干部还关在看守所里呢，什么时候才把他放出来呢？乔丽拽紧了他的膀子，把他往路边拽，意欲快些离开，她本能似的害怕这地方了。他们就折向往南的一条路。于是发现了墙上的三份布告，都是大铅字印刷。一份是《中央军委命令》，上有毛主席批语：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他看了一下，是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已经两个月了，部队现在将它公布了出来。内容一共八条，那头一条的头一句话就让他困惑：“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那么，所谓“真正的”，就亭州而言，军管会认为是认刘克成他们呢，还是陈安国他们？抑或认为双方都是革命派？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疑问。而头一条的后面两句话，则令他胆寒：“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一类的话，“文革”以来一般是保守派用来警告造反派的，而造反派却从来不用此类语言针对保守派，而他，只要一听到或看到，就困惑、就害怕、就反感。
八条命令的其余七条，基本都是针对军内单位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显然也适合于地方，比如：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八条命令里，那第一条与地方的关系最直接。现在把这份军委命令公布出来，当然意味著这是在亭州实行军管的依据，文件开头就明确说了：“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这份命令，总的精神是对运动有所规范和管束，是对“文革”中群众的某些不正确行为有所纠正。
然而，其第八条却又是耐人寻味的，说：“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无论你怎样理解，总之是有一种管束的要求，以至一种肃杀之气，从这份命令上扑面而来。
另外两份布告，一个是军管会一号《布告》，主要是说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和上级指示，驻亭部队司令部决定，自某日起对亭州军事管制，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一个是军管会二号《布告》，是宣布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邮电局、广播电台、交通局、人民银行、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纱厂、布厂、重型设备厂、电子仪器厂、粮库、电厂、水厂等单位实施军管。
面对三份布告，除了一般会有的紧张之外，更有一种特殊的紧张，像一股寒雾笼罩了他们，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背著“歷史问题”的，而她是“监外服刑”的，他俩都不能算是普通正常的百姓，跟“反革命”之类的距离很近，用亭州话说，特别应当“缩缩魂”。而重型设备厂是军管单位，对乔丽不会有什么妨碍吗？她还能像现在这样平安无事吗？这也不能不担心。
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脚步不由得是加快了的，好像要逃离身后的某种危险。他们无心再在外面走了，回到了屋里，关上门，坐下休息。乔丽依偎著他，好像怕被重新抓去劳改。过了一会，他们才从某种阴影和压抑下挣脱出来，能够活动了，乔丽站起来，调了两杯温开水，两人喝了。他笑道，我们好像有点紧张。他觉得自己笑得有点惨。他认为还是应当放松些的，所以他要努力地笑一下。乔丽坐到他身边，说，是有点紧张，不知为什么。他说，我们是身上有问题的人，要“缩缩魂”。他又笑了一下。乔丽也笑了一下。
某种比较严重的可能性，越来越明白地来到了他的心间，也许是要做些准备的。回顾下午看到部队时的那种激动、欣慰的心情，真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了。就连乔丽，本来不也对实行军管很兴奋的么？怎么一下子又害怕了起来？到底哪样是对的呢？怪都怪自己的情况有点复杂。
他说，你看我们是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人民的敌人？乔丽说，属于人民，我们一直属于人民，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发生了特殊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他分析说，好在我们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我们是站在有点危险的“边缘”上，要忍受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要耐心等待有正确说法的一天。
乔丽看著他，他深入地说，一方面运动能促进一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运动也是最乱的，我们不能只接受好的一面，不接受不好的一面。没有运动，我的问题就不会有现在的突破性进展，但运动却已经让我坐了两回牢；虽然让我坐了两回牢，我却不但不想怪这个运动，还对这个运动有好感，因为这个运动的本义不但不是要拿我坐牢，并且是反对这样做的。运动中拿我去坐牢的，正是坚持运动以前的不正确的东西，来对抗运动所主张的正确的东西。拿你来说也是这样，没有运动，可能就没有削减监狱的事情，这也是突破性的，你也应当感谢这个运动；但你回来之后，处在“文革”当中，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受到某种无理的渺视和欺侮，少数时候会使你感到比在农场还难受。是不是这样？
乔丽点头，能理解他说的这些话。但又担心地看著他，不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来。
他觉得是时候了，他应当把他从前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她，也需要把运动中的复杂情况告诉她，以防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他说，以前一直想告诉你，但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就是关于我的歷史上的事情，还有我的哥哥的事情。我的歷史上的所谓告密，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你已经晓得了，那是子虚乌有；但还有一件事你不晓得，就是宗进庭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整？他弄得我家破人亡还不够，又借著这次运动的机会，打著这个运动的旗号，两次把我投进看守所，如果翻不过来，那是要算数的，因为那不是群眾行为，是政府行为。宗进庭跟我这样有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不敢告诉你，没有把这个底说出来，是不想让你晓得那种可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组织上让我拿枪打过他！那颗子弹是很有可能就把他打死的。
乔丽惊得站了起来，瞪著他。他拉乔丽坐下来，把他被卷进除奸队的情况具体地告诉了她。虽是自己的事情，说来还有点惊心动魄。
他怎么知道除奸队里有你的呢？惊魂稍定的乔丽问他。
也许他以后从什么途径听说了。仅凭这一条，他就要把我恨个洞！何况他另外还有个心病。所以，他几乎是本能地不能见到我这个人。如果见到了，而且无可回避，他就会巴不得我这个人从他眼前消失，他会抓住机会来实现。他果然有了机会，一九五九年把我查了下来，接著利用你出事，把你送得远远的，可算是打扫得乾乾净净！在我的努力和人们的同情下，我回到亭州苟延残喘；但运动来了，又成了他的机会，他立即就又下手，毫不留情，毫不犹豫，而且是在最新的最正当的理由之下！
乔丽深叹一口气，问，那么，你说他还有另外的心病是什么？
这就是应当告诉你，而一直不想告诉你的另外一件事：我的哥哥，那样年青、有才华、有前途的哥哥，是这之前，宗进庭作为革命根据地一乡的领导人，领著“除奸队”从我家抓走，以组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在野外打死的，而且至今不明不白，永远不明不白了！
啊！乔丽扑倒在他的身上，簌簌发抖。
宗进庭会认为我拿枪打他是趁机要为哥哥报仇，我是他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他这么看，所以他屡屡要对我下毒手。
乔丽真是听呆了，默默地坐著，回味著他说的这一切，流起了眼泪，说，我以前再怎么会想，也想不到你的身上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他说，是的，我也想过，我既然是从那样复杂的情况里出来的，而你是纯洁的，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些，歷史的污泥浊水不应当泼溅到你的身上。可结果呢，还是让你也成了牺牲品！你的不幸，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我！乔丽，我早就说过多次，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是很深很深的！也可以说，我欺骗了你！
乔丽俯伏到他的身上，说，不能这样看。虽然来龙去脉是这样，虽然你身上带著这些情况，但是一切也不能要你负责啊！你完全是没有责任的！怎么谈得上是你欺骗了我呢？你说的那些，早已丢在旧社会了，是战争年代的复杂情况，还用那些来套著你，把你拉回，固定在已经过去了的时间里，是没有道理的，是残忍的。在体校时，当你站在我面前，你也是青年的、纯洁的！你的纯洁不比我差，你的纯洁而且是在旧社会和战争环境中锻炼过的。在我们互相认识时，你很受人尊敬，所以我才接受了你，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一起，而社会也是承认的，人们为我们高兴，羡慕我们，没有人说我们结婚是不行的，没有人说我们是不相配的，可是后来，一切都改变了，被强行地改变了，弄到今天这样的心情，真是越活越糊涂了，还有多少美好、光明是属于我们的？这样活著有什么意思？简直是无理，我的天哪！
乔丽抱著他大哭，他也泪流满面。
过了好一会，他们的心情恢復了一些。他就这样让乔丽完全知道了他的情况，乔丽也理解了他为什么以前没有说，到现在才说。于是，好像紧迫地，关于眼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想到，而乔丽却不知道的，他觉得要让乔丽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不能再让她因为他的可能的出事而又一回处在突然的打击之下。
他说，你身上的事情，虽然没有结束，但实际上结束了，也许要再等十年，才会宣布你完全回到了人民内部，发给你选民证，也许不需要十年，只要一到二年，你的问题就提前解决、彻底解决了，给你改判为无罪、撤销刑事处分，这是最好的情况，差一点的，就是免于刑事处分或减刑。只要你自己不要当回事，你实际上从现在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正常地只是一名医生，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以前的自己，不必介意。
乔丽说，我已经无所谓了。那么你呢？你的事情还会有什么麻烦吗？
他说，我的事情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了，我只等著这个运动过去，社会恢復正常，组织恢復工作，来认真调查我的所谓歷史问题，我心安理得坐在家里等结果出来，还我的清白，给我恢復一切的待遇。但眼前运动还在进行，可能还会找我的麻烦，如果有这方面的事情，哪怕我又被抓起来，你也不要担心，运动中这样的事情，叫住“反復”，今天“反復”过去，明天又会“反復”过来。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老经验了，只要自己没有问题，就不必害怕。不过，在一个旁观的群众眼中看来，还是很可怕的，一个人被抓进看守所，还不可怕吗？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凭什么说你还会被抓进看守所呢？你已经有消息、有预感了吗？
没有消息，但有预感，或者说是担心。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政权总要求社会稳定，军管就是来维护社会稳定的，造反是不稳定，所以对造反派的看法就会比较复杂，对保守派的看法会比较好。另外，部队干部家属随军在地方单位里工作，她们一般不可能是造反派观点，她们会对造反派反感。那么在军管会眼中，我就仍然可能被看成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我跟造反派方面不是一点瓜葛没有，是他们“造反”把我从看守所里放出来的，我也写过“造反”的传单，点名控诉了宗进庭，而他是市委常委、代市长；现在，对你的工作安排也是依靠了造反派；昨天我出去半夜是做什么的？是为造反派办报纸去的，虽然我只负责技术性工作，但如果说起来，我就是为造反派办报纸，加我一个“参加造反”的帽子是可以的。
唉！乔丽叹了一口气。
没有世外桃源啊，洁身自好也很难做到，这方面我已经尽了努力，但好像还是越陷越深。也许我只能躲到乡下去，但乡下也不太平，中央规定不许地富家庭子女回乡，总的还是一种好意。你呢，你只能呆在亭州，不能擅离亭州。真是在劫、在数、在难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处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之中。我们只好小心地过著、躲著。但实在躲不过去也没有办法，那就硬著头皮挨著。他朝乔丽苦笑了一下。
我们的孩子，他能感到吗？乔丽问。
母体正在经歷的一个梦，婴儿也能感到吗？这不可能！但也许你应当多传达一些欢乐到你身体内部去，你精神放松，情绪愉快，让自己“道通天地有形外”，不要想得太多，对婴儿可能有利一些，如果你处在惊恐、担忧、悲伤之中，大约对婴儿是不好的吧？
那我们就不谈歷史，也不谈现实了，蒙起头来过日子吧！乔丽坚决似的站起来，去拿吊桶，准备上井打水。
我跟你一起去！他拿起了提水的小水桶。
第二天，不用人通知，他自己就到学校去了，而教师们不约而同都是这样的，好像都明白要恢復正常秩序了。学生好像也都回到班级上，而且两派相安无事。他也就看到了刘镇琛。他正想招呼，那孩子却分明是回避了他，顿时使他明白了他们最好不要公然地聚在一起说话，以避某种嫌疑。
在学校里到处走走消磨了一些时间，他也就趁早人不见，溜之乎也，回家看书。第二天，学校里出现了一份“医校军训领导小组”的《通知》，说是下午召开全体师生大会。
主席台上就座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位中年的英武的军人，一位是王校长，这是意味深长的。被“打倒、靠边站”的王校长，忽然又成了台子上主持大会的人，成了全场师生目光的集中点。只见王校长不卑不亢，先是站起来，手捧《毛主席语录》本，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寧主义。然后放下《语录》本，说，请全体起立，唱国歌……请坐下……请大家欢迎医校军训领导小组组长、驻亭部队政治部张科长讲话！他自己这才坐下去。
张科长站起来，向全场敬了一个很标准的军礼，全场报以一阵鼓掌。张科长坐下来，一口纯正的四川话，说，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介入地方工作，是来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要胜利完成支左、军管、军训的工作，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医校，就是要依靠全体革命师生。对于学校里的两派革命组织，我们一视同仁，希望两派能响应党中央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学习上海鲁迅兵团的经验，用整风和开门整风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破私立公，提高认识，达到团结。昨天，亭州市军管会主任、驻亭部队政治委员宋云同志，向全市作了号召整风的报告，我们学校的师生代表也到场听取了这个报告，我们要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学校要復课闹革命，社会要恢復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明天下午，市军管会在体育场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誓师大会”，会后还要大游行。全体师生下午一点准时到校，学生按班，教师按组，在操场集中出发，只打国旗、校旗、红旗，一律不打各群众组织的旗帜，人员不得无故缺席！经过军管会研究批准，王淮兴同志从今日起，协助军训小组，临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将来，我们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一切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积极配合，为这个光荣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歷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上述教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我们在此严正警告一小撮心怀鬼胎的阶级敌人，要立即停止你们的一切破坏活动，随时准备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进一步把我校文化大革命搞好，取得最后胜利！
那天散会之后，他回到隶属教导处的那间屋子里，是以前专门刻写、印制试卷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油印机和刻写器具、纸张之类，早已被学生弄去了，一切要重新添置才行，但他当然不急，到时自会解决。他就很无聊地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竟然以阅读《毛泽东选集》来消磨时间，等待下班。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任何一个人。他独自品味著张科长的讲话，那最后所说的“严正警告”，在医校，他就最有可能是所指的对象，别的有歷史问题并且在运动初期受到“上挂下联”和“横扫”的教职员工也有，但都没有他突出，他在运动中已经是“名人”了。而且，他现在正有点“心怀鬼胎”，这说得很准确、很厉害。张科长的讲话把“收”的意图和步骤说得很明确了，总的也是无可非议、应该接受的一种形势，每一个人都感到了这种空气，都有收敛之心。全场安静，并无任何反对和不满的表现。他告诫自己，从现在起，要十分谨慎，决不多说一句话，决不多走一步路，按时到校，按时回家，别处不去，尽量回避。至于是不是要拿他作为“阶级敌人”对待，那不是他所能反抗得了的，他听天由命。
第二天下午，他也排在队伍里到体育场参加了万人大会。只见秩序井然，全市各单位按系统站在指定位置，也果然只见国旗、单位旗、红旗，没有群众组织的旗帜。高音喇叭播放著毛主席语录歌和别的一些革命歌曲，在空中回荡。一种整肃的空气笼罩全场，象征著一种新的局面的庄严出现；人们抱著最美好的期望而顾全大局，把属于自己这一派的立场、观点暂时放到了一旁。这是很不容易的。
大会以后，依次出发，到大街游行，领呼口号的人此起彼伏前后相应，整个队伍口号声不绝于耳，响彻天地。他走在医校的队伍中，也就从一种特别的情境中感受到作为人民一分子的安全、安逸、安心，而如果作为排斥于人民之外的阶级敌人，那感到的就只有孤立和可悲了。他当然愿意留在这个队伍里，哪怕只是厚著脸作为勉强能够容纳的人混在这个队伍里，也是好的。
大游行散了，他心中有所宽慰地走回家。虽然耳中依然回响著张科长的“警告”，但那大约可以看作泛泛之言，是必然要那样说到的，而不必跟自己联系起来，何必这样一点自信也没有了呢？
他这才体会到，虽然他好像连第三次进看守所都有了思想准备，但一切仍然是可怕的，也是深不可测的，最好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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