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公检法军管会出来，走著走著心儿按捺不住狂跳起来，想不到这次坐牢竟有这样好的结果，简直是因祸得福、喜从天降，那结论多么直截了当，多么实事求是，多么敢于负责并且尽力而为，感激之情洋溢他的心中。
天色渐暗，仍有群众认出了他，大约见过他被武装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的，怎么又好好的走在大街上了？到底是人是鬼呀？不免惊愕！可是见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的走著，比一个正常的人还要正常，也就掉转了疑问的目光，把肚子里因恐惧而忽然涌起到喉咙口的一个东西，“啯笃”一下，又吞回肚里，心想：这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真是闹不明白的了，管它去吧，于是当下心安，走自己的路。
碰巧就对面遇到五十多岁的那个女街道主任，耷著眼皮，却一眼认出了他，掩饰不住一愣，有点浑浊的小眼珠瞪著他，也好像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这么出名的一个歷史反革命怎么又从牢间里放出来了？该不是自己跑出来的吧？他不由得就上前一步，这时他注意到主任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而镇静著不为所动，他也就装出些卑微，从怀里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尊称一声“主任”（惭愧，他不知她姓什么），说，军管会给我平反了，而且我的歷史问题也弄清楚了，根本不存在歷史问题……。
街道主任神色不动，眼睛看著他手里的那张纸，听他说著。他估计她还没有听出他的提醒，或者在傍晚光线下看不清纸上的字，就一行一行指著念给她听（其实他已经背熟在心里了）：“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歷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念罢，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算是牛鬼蛇神了！
他就这样几乎是强行地把《平反决定》灌进了街道主任的脑袋，让她明白了对于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事情，而这事情与她的工作也是大有关系的，今后她不能再用老的眼光看他了，从此时此刻开始，她应当以这个《平反决定》为准来看待他这个人，并且对乔丽也应当另眼相看。但随即，一丝怜悯之情却暗起于他的心中，因为街道主任毕竟是这样五十多岁而且很显老的一个妇女，估计识字也不多，只知道按上级布置去做工作，据说每个月只有很少的一点工资，算是补贴而已，工作中虽然不免方式呆板简单些，但她的存在对于一方社会的安全是很起作用的，即使以前对他、对乔丽有过什么样的眼光和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面也说明她对工作很负责。这样一想，他愧疚起来，补说了一些问候的话语，尽力要把一种尊敬和温暖送进街道主任的心中，而不要让她有某种愧疚。
果然有效，本来一直板著脸，好像从来都是板著脸的主任，绽开笑容，指著他手中的那张纸说，这个你要收好。其实，我们心里头一直也是为你们可惜的，你们看著也不像是坏人。现在好了，乔丽回来了，你的问题也见底了，你们还年轻，还有得过呢！
说得多么实在啊！内里有一颗多麼善良的心！他连声道谢，总算圆满结束了跟街道主任的这个乍然相逢，成功压抑住了心中一股桀骜不驯的野蛮力量。如果压抑不住，那会是多么无理、多么有害。但他似乎也不应抹杀内心的这股力量，因为它一直让他能挺住、能活了下来，那可能就是生命力本身，而拥有这生命力的人自己，似乎也无奈何它。
四周一切如故，小屋的门是开著的，自行车停在门口，乔丽已经下班回家了。他进了屋，乔丽转身看到了他，马上扑在他的身上，抽泣出一声。这使他想起《罪人归来》的著名油画，可惜从各方面说来他与那在俄罗斯文学中特别光荣、也打动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十二月党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他安慰著乔丽，问，你不曾有事吧？
乔丽说，还好，派出所来把屋子里搜了一下，把地下挖了二尺深，竟然挖出一把手枪、几十个子弹来，吓死我了，还好，都锈透了，跟泥土锈在一起，有年代了，跟我们无关。但还是问我们是什么时候住在这里的，我说从一九五九年算起，住在这里七、八年了。他们没有说挖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但我心里还是生怕被缠住，越想越怕。怎么我们偏偏就住到这个是非之地上来的呢！我就想，难怪我们接二连三倒霉的呢，原来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下面有这些不太平的东西啊！总算挖出来弄走了，以后我们就要太平了！隔壁老太也是这样说的。
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去谈话，问你的情况，我说我劳改了五年，回来才一个月，我不了解情况，他们训了我几句，就让我回来了。有一天几个街道青年忽然闯来，把我就在这门口站到大凳上批斗，说我是“牛鬼蛇神”，命令我“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别的倒也不曾有什么事，目的好像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革命”。幸好厂里是“工红”一派当家，到了厂里我就不怕了，住在家里总是怕。
他问，我们被游街，你看到没有？乔丽说，没看到，听说了，给我带来的压力真大！说著抱紧了他，问，你没有吃苦头吧？他说，里面也有人挨了打的，我没有。以后，我再也不会被抓起来了，不会有任何抓我的理由了。乔丽却大有疑问：真的吗？他说，军管会对我有了一个很好的结论。他就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
乔丽看著，他还在一旁一字一句念著。
乔丽问，就这一份吗？他告诉她，军管会给他的档案里存了一份，学校里也有一份。
乔丽说，这么些年了，总算等到了这张纸，害死我们了！说罢，恐惧地看著他，他把乔丽揽拥在怀中。
乔丽说，真正最后的结论，还要等啊。他说，等吧，不至于再有更多的曲折了，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看这个转不过身来的小屋，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舍不得离开它呢，比住小洋房还好，有种非常脚踏实地的感觉！
乔丽不以为然轻轻摇头，然后丢开这个话题，脸上亮出一种光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她确实是怀孕了！
他们久久相拥在一起。他感到人真是太可怜了，可是他何必说破这可怜呢，你不说，那就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此时此刻他们不是正感到很幸福吗？天经地义，天长地久，多么珍贵，比平常的单纯的幸福还要幸福！
他注意到桌上有一叠《活页文选》，问，你买的？乔丽说，中央的重要社论上面都有，便于收藏。从社论上我就估计到快要放你们了，好像写社论的人也晓得亭州的事情。
他笑道，你也学会研究社论、分析形势了，你已经切实成了社会的一员！我本来还担心你会不理解、不适应呢。人生随遇而安，怕只怕天下事了而未了。乔丽赶紧用手挡著他的嘴说，别说了！
自从乔丽从劳改农场回来，他就想带乔丽回老家一趟看望父母，如今出狱，这愿望更为强烈。但乔丽每天要上班，厂医务室很忙。原有一个老厂医，她上班之后，人家得著这个机会，就调到老家海塘人民医院去了，她就走不开。现在，到医务室就诊的人增加了，到医院看病的人减少了，给厂里省了医药费，厂里对她很满意，说要永远留她在厂里。而他呢，坐牢出来之后当然还是要到学校去报到。在他这次被捕前，学校就“復课闹革命”了。至于回乡探亲，只有等待暑假的来临。但“文革”期间，也没有什么放假不放假的了，去年的暑假正是闹革命的高潮，寒假期间也正是又一个高潮，都过去了，人们都没有想到有放假这回事，实际上师生们都把放假忘记了。但外地的老师或农村的学生，大多是回家去的，没人注意。即将到来的一九六七年的暑假，又如何呢？这很难回答。
他和乔丽一时不觉都成了现行军管秩序的拥护者，巴望就这样军管下去，逐步回到社会正常秩序；至于文化大革命，当然重要，但用不著他们这样的人去关心，也使不上什么劲，所以他们实际上没有必要去考虑。他需要写一封信，说明暂时还不能回家看望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要给父母大人报告乔丽怀孕的喜讯。他征求乔丽的意见，乔丽立即愧疚而且流下泪来，说，这事以后再写吧。
晚饭后，他同乔丽一起到王校长家去。他认为他应当立即去见王校长，让王校长最及时地知道他平安获释，而且有了这样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不应当等到去学校报到时才跟王校长见面，那样就混同于一般了。当然，王校长也许已经知道了他的情况，但他还是应当在最早的时间内出现在王校长面前、向王校长报个平安。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种报答。
王校长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等著你呢。他说，我应当今天晚上就来见你。王校长说，我能理解，我也估计到了，说实话，我有愧、有愧啊，在你的问题上，我一直地有愧。他忙说，我的事情哪能怪你，你要是能决定一切，我和乔丽就会是别的样子了。
他把《平反决定》放在王校长面前，王校长一字一字认真看了一遍，说，这说明军管会对你的问题，还是很负责的。他们一开始是仓促上阵，但后来的工作做得还是细的，从你的问题上看，是用了功夫的，要不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更不敢这样负责地写出来。这最后一句话，他们不写也可以，只要给你这次被捕做了平反就行了，别的他们可以不管，也可以不写上来。这样写，对你是很照顾很有利的。
他点头。王校长接著说，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以后我们各方面恐怕需要更加谨慎，千万不要再卷进去，高低不沾边不就行了吗？我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靠群众运动，而是要靠组织解决。《平反决定》上面最后一句话，意思就是这样，这就把你同那些人区分了开来！
王校长是这样去理解的，倒也有些道理。只不过他心中好像已经跟包吉那些人分不开了。“文革”以来，他确实把“组织”对于他的存在给忘记了，这简直很奇怪。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他心中一直是只盼著“组织”来关心他的。
所谓“高低不沾边”，以前他也这样想过，可是后来还是多少沾了边，并且就被卷进去了，一直被卷进了看守所、被游街示众，在别人看来好像卷进很深似的，其实又不是那回事。
他说，我很想躲到乡下去，但现在怕是不好请假。王校长点头。他说，不过乡下也不太平，农村也是开展运动的，也很复杂，而且中央规定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要回去。
王校长说，也不一定要躲到哪里去，也不是不要关心国家大事，而是对实际的运动，如何保持一定距离，当然，群众要来批判我们，或者来向我们请教，那也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不是主动参加这一派那一派的，那问题就不大、不深，有了问题也离得身、说得清。
耳朵里只听得王校长说“问题”，是的，“文革”对于他，对于王校长，对于很多人，就是不要在运动中有什么“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在运动中不曾有“问题”，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一种小算盘，但限于自身情况，似持明哲保身态度为最妥。至于学生红卫兵、工人造反派那些青年人，那些普通群众，身份单纯，跟他这样的人确实不同，是好是歹，由他们自己去经受，你关心不了他们，左右不了他们。最保险的信条应当是：国家大事虽说要关心，但在运动中最好不要惹上什么“问题”。你不能保证你“正确”，你“正确”了又怎么样？而且，你的“正确”说不定就是你的“问题”。这种道理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它很复杂而又很简单。
他说，是的，运动总之是在“收”，这次“三月镇反”，只能看作是一个意外、一个曲折、一次失手，是执行“收”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收”的总趋势，一切还是要“收”。
王校长说，你这话就理解得对，现在要防止的，就是受压的工人学生不服气，又一次起来大闹天宫，我就担心这个。学校里已经有动向，早就军训不下去了，都不听话，部队派来的具有“全军毛选学习积极分子”称号的人当军训员也当不下去，学生都不听他的，看不起他，弄得他哭笑不得。军训小组最近干脆不到学校来了，学生又自作自为起来，大字报专栏上天天是新的大字报，天天都有新传单印发，有自己写的，有转抄外地的，不同观点的都有，都在讨论从“一月风暴”到现在的形势。我看主要观点只有两种，一种认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反对妥协、改良，一种是认为运动不应当继续搞下去，以免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成理，能结合起来就好了，但他们互相攻击。江进海是所谓革命到底的，而史宏好像变成保守的了。有些学生，我有时心里也不得不佩服呢。我只是担心他们要犯错误！他们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是只知天高，不知地厚，他们有点唯意志论。光是对了，算什么？说不定呀，对了就是错了！我的思想是有点保守的，但我是从经验里来的，是很现实的。习惯的势力最强大。革命能推动社会前进，但无法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是要卷土重来的。过日子是人心深处最普遍的愿望，至于一些高深的东西，知道一些就行了，普通人哪里弄得清、管得了？看来史宏比较老成，他就知道转弯，他不再持激进的态度，现在有点不动声色。你回校以后，千万不要被卷进去，他们都是学生，我们不好赞成一派，不赞成另一派。
王校长的话比较朴素，但相当深刻，他听了心中折服。他连说是的是的，我也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本来就是最不关心的人，倒好像成了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其实又不是那么回事。
王校长说，你总算是幸运的，还得到军管会这样负责的平反，在运动中因为歷史问题而经不住考验的不乏其人啊。
他把头直点。王校长这样的提醒，能让他头脑冷静。
乔丽从王师娘那里出来，眼睛红红的，流过泪了。说，我们该让王校长休息了。看来，乔丽跟王师娘也有了很好的交谈。
夜晚寧静的小城，空气清新，悠然飘逸著不知从何而来的春天的花香，气候不冷不热，最是宜人。他和乔丽在小屋里几乎很甜蜜地睡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新的烦恼从释放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一伙人突然来到，有江进海、林集，还有包吉、梅有韬。至于他们怎么走到一起的，他就不知道了，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很自然的。屋里太小，他们都站在门外，他也就到屋外去接待这些不速之客。他们说，郁老师，你知道吗，郭德明他们到现在还关在里面，而且给我们的《平反决定》上都留有“秋后算账”的尾巴。我们来找你，一起去研究怎么弄？
这情况他还不知道，他也感到惊讶，但他想说“我不去”，他还想说“以后我跟你们、跟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此等等，可是他说不出口，他做不到那样绝情绝义，他无法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令他们不可思议的人。如果他能让自己只值得他们鄙视和唾弃，那是多好，可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那一步，在社会上他是见到过那种人的，可是他做不出那种样子来。他只能“姑妄从之”了。他进屋很有愧很抱歉很无奈地与乔丽说了一声“我跟他们去有一下事”，就跟他们走了，也顾不得人们眼中将会把他看作这些风风火火的造反派里的一员。事实上在一般人们的眼光中，他几乎已经就是一个很著名的造反派了，他的角色好像是造反派的“军师”、“高参”、“笔杆儿”之类。他早已收获著或者敬佩或者敬畏，乃至或者恐惧或者仇视或者讥笑的目光，而这些“他人的目光”其实都弄错了。
他公然跟著这些造反派走著，走进大街旁边的长巷，一直向北，穿过几个街口，长巷还没有到头。原来，从前这长巷是市内长河的西岸，与东岸的十里长街隔河相望。河仅宽三丈，但水深流急，南北贯穿全城，北通淮河水系，南接扬子江水，有潮涨潮落，北边水清而南边水浑，有如泾渭分明；河里盛产鱼虾，河边商贸兴旺，也是市民的饮用水源之一。他们正在穿过的几个街口，原是长河上的一座座桥梁，桥梁两头人群攒集，商业兴旺，有如清明上河图一样。四十年代的民国地方志上已经说水政失修，这条市河正在湮没，桥梁塌陷，踏平为路，成为十字路口。现在走在长巷中，有时还能看到尚未完全消失的小片河段，那是附近居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不久之后势将完全填平。真是眼睛看得见的小小“沧海桑田”。解放以来，农村到处兴修大中小型水利，对这样的城市水利工作，似乎没有重视。
他们拐进长巷旁边的一个小巷，里面豁然一条小街，当中麻石铺路，两边青石到边，一眼远望无尽，二面俱是人家，是个清洁齐整，闹中取静的地方。固定在高墙上的蓝色瓷牌上写著这里叫做“明德街”。进了街边的一个大院，说是“职工夜校”。重新出来活动的“工红”，以这里做了临时总部。空气洋溢著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味。
职工夜校里有很多的人，一目了然都是工人群众，抽著烟，说著话，他们从某种蛰伏状态下又出来活动了，显得很兴奋。一个工人在一张很大的桌子前俯身悬肘抄写大字报，四周站著观看的人，啧啧称赞那一手好字。
他跟著包吉他们往里走，在里面的一个小院里他看到已经久违了的刘克成、张大同、刘济武这些头头们，还有另外的一些他不认识的工人。头头们也惊喜地看到了他，于是握手问候，一种温暖和热力立即将他裹挟、并且侵润到他的心中，把冷漠、封闭和小心驱逐出去，让热血流动了起来，要想抽身而退也很难。
一个工人苦脸含泪诉说前一阵他在厂里受到了怎样的压制乃至非人的对待，而现在，那些压制他的人们晓得形势不妙，又躲下去不吱声了。其他人也争著要诉说自己的情况。这些工人，就像战争中被打散了的队伍又匯聚一起，一面诉说被打散后所吃的苦头，一面摩拳擦掌，要举旗再干。他们重新见到了他们的头头，他们的头头也重新见到了他们，又走到一起来，又体会到自己的整体的力量了。
他想起他同王校长其实已经预见到这一切，而且他是应当谨防自己被卷进来的，可是，看来仍有身不由己之处，一切不可能一切两断，只是要注意保持距离。好在他是知识分子，并且有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这些人也从未对他有过更多更高的要求。一次一次地，他都是因为某种却不过去的情面，加上一定的同情和理解，而跟这些人发生了一定接触，其实他如果对他们硬是敬而远之，硬是拒绝来往，他们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至多在心中鄙视他、可怜他这个人罢了。
造反派作为“群众组织”，本来就建筑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并无约束，对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提出“你必须参加”或“你不得退出”的要求，全凭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有了事不管是甘心赴汤蹈火，还是不好意思躲避，总之看上去就是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人，而且用著“战斗队”、“兵团”、“方面军”、“总部”之类的名称，但事实上远不是那么回事，“三月镇反”这样的形势一来，不就全都偃旗歇鼓、无影无踪、作“鸟兽散”了吗？
他之所以不能按照自己内心也存在的某种冲动，而真正加入他们的队伍，之所以老是在心里嘀咕告诫自己跟这些人保持一定距离，其中一条原因也是这些人具有这种“乌合之众”的性质，你怎么能就把自己的已经很可怜的政治生命跟他们“乌合”在一起呢？你跟群众不是一回事，而像现在这样总是发生一定的联系，都是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次一次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好在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遭到三次抓捕、三次进狱，换一个人也许完全有理由发疯，完全有理由“豁出去”，跟造反的工人们学生们铁了心“打成一片”，真的成为他们“军师”、“高参”、“笔杆儿”，乃至在一定情况下走在前头振臂一呼！但他并没有这样。多么悲哀啊，人是有自己的处境与心境的，人很难改变自己。
在小院旁边的一间屋里，包吉激动地向刘克成、刘济武报告了还有一半人关在牢里没有放出来，而且已经放出的人的那一纸《平反决定》都是留有尾巴的，意味著随时可以再跟他们“秋后算账”。包吉指著他说，郁老师也来了，我们总要有个对策呀！幸而他们没有问他的《平反决定》写得如何，要不然真是很难回答。他也就像心里怀了一个鬼胎似的。
刘克成说，经过明天的“五•一大游行”，我们一定要跟军管会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记住，以后我们不叫“工红”了，我们叫做“文革”串联会。“三月镇反”之后，我们“工红”已经不存在了。中央的要求是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但发生了“三月镇反”这样的曲折，我们不得不重新战斗，根本的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人。这一回是血的教训！明天的“五•一大游行”，就是重新发动，今天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包吉听了浑身来劲，说，好！就盼著你们出来领著干！
刘济武说，你们被抓进去，还游街示众，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这几个人，一个一个都被叫到公检法军管会去谈过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随时可以逮捕我们！我们厂里，他们把朱荣兴调虎离山，调到军管会生产办公室去看电话机，从人武部抽派了三个科长到我们厂来实行军管，他们暗中培植一些人来做我们的对立面，要不是形势及时翻过来，我们厂肯定要变一个天！昨天我们把那三个科长轰走了，到军管会把朱荣兴要了回来。“三月镇反”是全国性的，我们不起来斗争是不行了！
刘克成说，好吧，情况都清楚了，各人都去宣传发动，明天大游行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早上八点半在本单位排队出发，把老旗子都打出来，如果没有了，就赶快做新的，自行上街，到时大家会在街头上遇到，相互呼应，小队伍自动合并成大队伍，形成声势。十点钟游行结束。郁老师，你不要走，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谈。
包吉一声“走”，和在场的工人们都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江进海说，我们学生也要配合行动，要为“文革”串联会叫好！明天我们也要上街游行！说著也领了林集等几个学生风风火火地走了。
刘济武、张大同都分头去工作。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被抓进去，我就想，我们对不起你。这回真是血的教训，人家对我们下手多狠啊！
他很想对刘克成说，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出来“斗争”呢？就此歇手不行吗？可是他说不出口，一种巨大的无形的东西堵住了他的嘴，这就是眼前明摆著的形势。这些人是不甘心被镇压和压制下去的。这股子委屈，这股子恶气，一定要发作出来，一定要讨个公道，一定要把形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在他们所认为的意义上，而不是如前一阵军管会所认为的意义上，“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现在，一切问题都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运动应当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结束？像“三月镇反”这样的“收”，刘克成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把亿万人民都裹挟进来的那无形而又有形的两股力的斗争，就这样又打了一个回合，下面将进入新一轮的较量。这次“三月镇反”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此时又退却下去暂时沉默了，但其实像山一样不可能被刘克成他们移动一点点，他们仍然随时会出来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刘克成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刘克成他们还是要出来进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他注意到，造反派对“路线斗争”的强调，超过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他们强调更加高级别的、更加要害的、更加实质性的斗争，而不赞成庸俗化的、主要以“地富反坏右”为对象的“阶级斗争”。这是与保守派的明显不同。没见过专门谈这个问题的大字报，也没见过专门阐释这个问题的报纸社论，情况好像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但不是无意识的，因为都反映在“文革”以来的反復斗争上。总之，刘克成他们现在更加明白，真正属于他们的“胜利”，不会自动来到，保守派高高祭起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达摩克利斯剑，依然危悬在他们的头顶，随时可以落下来对他们无情斩杀。他们外表的斗志昂扬不能取消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这种内心的焦虑和恐惧，越来越成为他们起来斗争的推动力，与其说这是斗争，倒不如说是抗争。他们心中甚至会埋怨毛主席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解决问题，而一定要让他们来“经风雨，见世面”。他们一方面欢呼毛主席“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希望毛主席最好能挥手免去他们这样的苦斗，把“胜利”切实地放到他们手心上来。他们的一切其实带有绝望和悲怆的意味。
他问刘克成，刚才刘济武说，军管会也把你叫去谈话的吗？刘克成说，是的，我得到通知，就去了。姜顺堂对我说，解放以来可有哪一个反革命分子敢像你这样跳出来跟我们较量的？毛主席引蛇出洞，一些人果然就跳出来了，现在，毛主席的命令终于下来了，运动“收网”了，跳出来的都跑不掉，都有一本账。告诉你，定你什么罪都够了。你们在社会上闹得最狂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只等著上面一声令下来收拾你们。我们早就注意你了，把你定为亭州地区解放以来最大的反革命分子不为过，批捕名单上你是头一名！目前对你是暂时不予逮捕，交给单位监督，至于最后怎么处理，那要看形势发展，反正帽子已经给你做好了，抓在我们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起来！你听到没有？当时我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些说法。姜顺堂桌子一拍站了起来，说，这里不是你跟我交换意见的地方！我说过了，根据形势发展，我们随时可以逮捕你！他手一舞，我就被两个当兵的押了出去，到公安局门口放了我。以在部队的级别说，我是小兵，他是团级，他看我是用团长看一个坏兵的眼光来看的。我们厂从大门口到车间里，都写满了大标语：坚决支持军管会镇压反革命、取缔反革命组织，反党分子刘克成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坚决支持逮捕反革命分子包吉、梅有韬，等等。厂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
他听了，如同身受，觉得刘克成虽然没有像他们被抓进监狱，但受到的压力，也不亚于他们。但刘克成叙述中的姜顺堂，是一个粗莽无情的军人，与在公安局里接待他时的印象截然不同。也许是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对象表现出不同的样子吧？他印象中的，加上刘克成所说的，才正是完整的姜顺堂，想来也并不奇怪。
刘克成的大脸盘对著他，睁著又大又圆的乌黑的眼，清沏得一点杂质也没有，双腮密密的满是新冒出的钢针一样的胡茬，雄浑威武与淳朴善良这样结合在同一张脸上，而其人虽是初中文化的工人，却又有一定才艺、经歷、胆略和智谋，成了亭州工人运动的领袖。只听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姜顺堂说我们是跳出来的，当时我有多少话要反驳他，但那时已经没有我们说话的资格了！我们现在又跳出来了，姜顺堂又在那里瞪了眼看著我们了。我也想不跳出来，可是不行啊，就像有多少双手在后面推著，而且我们不出来对得起毛主席吗？郁老师，话虽这样说，心里就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吗？有啊，担心将来有一天真正要被打成反革命。有担心，还有幻想，幻想获得最后胜利，我们是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就像我们厂里群众选我当工会主席的时候那样。但想不到“文革”走到现在这一步，这样你死我活，这样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担心真的成了担心，幻想也越来越是幻想，骑虎难下！想过原来没有参加造反之前的安稳日子也不可能了。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刘克成这番话是坦率的，说的是真实的心情，但他该如何回答呢？他有万全之策、两全其美的方法吗？他能指导、能驾驭他们吗？他不是要避免被人看成造反派的“高参”的吗？他立即陷入一种巨大的矛盾和恐惧之中，他表现出了慌乱和无能，而这却使他自己满意，因为这将产生一种效果，果然，刘克成见到他这样也就立即放弃了某种期待。他苦笑了一下，心中惭愧，于是尽量真诚回答说，看来斗争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要复杂，一切并不是毛主席说了就行，毛主席也不希望一切都要依靠他说了算才行，要不然就不需要搞“文革”了。我们唯一的只有严格遵照《十六条》，注意政策和策略，不要犯错误。
他的话虽是竭诚的，也希望说得深刻一些，却觉得淡薄到几乎等于没有说什么。刘克成听了却把头点，有甚为听懂和接受之色，说，杨敬尧也对我们说过这话，看来这确实是最重要的。
一伙工人带著那种“我们又出来了”的新鲜和激动的神情，从外面涌来找刘克成，他也就趁机告辞，抽身而退。
一路急急而归，家中乔丽正在那里不舒服。这才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温存抚慰，问长问短。这很有用，好像正因为他的关心，乔丽好了一些。算来乔丽怀孕大约有一个月了，孩子应当在丁未年腊月出生，是个属羊的。小羊儿，睡觉觉，不要哭，不要闹，妈妈要休息了，爸爸要看书了，外面狼来了！他随口诌著儿歌，苦著脸的乔丽责怪说，瞎说什么呀！他赶紧改口说，狼来又走了，花开草长了，蜜蜂蝴蝶飞来了……。乔丽笑了起来，告诉他，上回给你报信的那个老师刚才来找你，还有一个女老师，看样子是夫妻。他说，那是范公望和他的老婆柳春芳。他们住在城北。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到他们家去喝茶，怎么样？乔丽想了一下，说，你去吧，我还是呆在家里，有些资料要看。乔丽拿出一个大纸包儿来，说，这是我才去买的半斤春茶，你带去做个小小的见面礼吧。
他就带著半斤春茶，来到范公望家中。
二
想不到，范公望当真把他们的《形式论纲》进行了扩展，而且就按照他上次讽刺地说的，从《九评》上取材，把南斯拉夫、苏联受到《九评》揭露批判的做法，反其意而用之引其意而申之，当作正确的必由之路去加以肯定和分析。书稿已经达到二十二万字，手制的封面上仍然郑重写著范公望柳春芳的名字。他倒抽冷气，说，这可不是闹著玩，这回千万不能再落到学生手上啊！范公望说，我就等著你来看一下，然后密藏起来，或者干脆烧掉，二十年后再看是不是说中了，那时就好青梅煮酒论英雄！
他的手不由自主有点颤抖著翻动那书稿，发现范公望确实大有挖掘和发挥，要把社会向右往回，或者说是朝资本主义世界那边推过去，给出了一幅所谓“解冻与变天”的景象，一种特殊的既有点发霉又有点新鲜的社会生活气息仿佛就从纸面上扑了过来钻进他的鼻孔沁透他的肺腑。这样，原有书稿就成了理论的部份，而新扩展的，就成了具体实施的纲领，份量大为加重，确实成了一部完整的政治著作，是彻头彻尾斗胆包天跟毛主席唱反调的，是丧心病狂为復辟资本主义出谋划策的。他感到受著很大的挑战，就像他代表著社会主义在受到疯狂的渺视。《九评》上说，“復辟反復辟斗争不可避免，不等于说復辟不可避免”，而范公望却作为“势所必然”的来做文章了。他多次想把目光离开书稿，他要把那定为疯人呓语，但他分明看到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因为在南斯拉夫苏联已经是事实，而范公望又写成了这样予以正面肯定的书稿。
前苏格拉第哲学家巴门尼德说过，“存在而不能不在，非存在而决不能是存在，非存在你不认识也说不出，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合理即是存在”看来是上承巴门尼德的这个逻辑。范公望文章不是写的不存在，不存在是无法说出更无法写出的。这是两种存在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的存在。虽是纸上谈兵，却决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
他不敢看下去，好像怕受牵连似的。这事情假如闹成什么案子，他也脱不了身，他们都会是严重的“政治犯”。可是，他并不支持范柳的观点，他对范柳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当你受牵连而成了“犯”的那时，是不会耐心听你辩解的了。真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把书稿递到范公望手上，说，你赶紧收起来，立即密藏，不可示人。如你所说，二十年后你再做英雄，也许巴尔扎克茅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会重新出现，那种社会的一切会重新到来，那时我如活著，可以给你作证，说明你是先知先觉，但现在我还不能多么夸奖你，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这话是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的，对于正反两面的先识者，皆应作如是观。
范公望大喜，抓住他的手说，我晓得你在观点上是不赞成我们的，或者说你是十分谨慎的，而且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恐惧，从你的态度我知道了我的成功，我掌握了真理和歷史，我是先识者，我看清了未来。如果它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如果它不可避免，它就存在；我们写它谈它，它就已经是存在。它是倒退，但同时也是前进，就像行船必须跟著河道拐弯、盘山公路不时迂回一样很正常，你不能说那就不是前进，恶是歷史前进的动力，善却不是。我将快乐在那恶的卷土重来之中，欣赏其两岸绮丽风光，也许还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而现在，我一无所有，也无任何发展的可能！认识歷史的这个秘密也许就是我的天职。让苦苦的“反修防修”都见鬼去吧，为什么看不到我们的存在？让我们恢復失去的自由和天堂吧，归来兮归来！范公望在椅子上摊开身体，随即收缩，坐起，将手稿送进房中，又出来，正襟危坐，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对我展开你的马克思列寧主义的无情批判了，洗耳恭听！
他说，我记得上次我谈的看法还是较尖锐的，如果不是两个能把友谊与学术分开看待的人，一定会闹崩，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大约因为“文革”这个特别的环境吧。我们是两个躲在旮旯里说悄悄话的小孩，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有时还会争论起来，但说掉就拉倒了，从旮旯里走出去就忘记了，一起玩别的去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会手握你的存在来找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算账，要我低头认错，那时我们再翻脸大吵一顿也不迟。
范公望大乐，伸手跟他握了一下，表示同意他以上的说法。他继续说，你的下半部，是上半部向实践方面的延伸探讨，其事实的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一个是从《九评》上读来的。这些确实也就足够做全部的立足点了。你的意思是应当向右转轨，而且要转得彻底些，一直转回新民主主义阶段去，认为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就应当万事大吉，任其发展，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好好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不是现在实际上仍在努力建成之中的人民共和国。你倒是没有为地主阶级说话，你仅仅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说话，为新的官僚阶层说话，你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者，也就是新等级主义者。这样说来，你所说的，就不是很新鲜的了。毛主席，还有许多大头脑，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结果是采纳了毛主席的主张，也符合共产党人一贯的宗旨，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问题一再地又被提出。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国外的就反映在《九评》上。“文革”运动的发起，是将国内国外二者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向自己的时代，提了出来，不光是提出来讨论，还明确要求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讨伐一切现在和将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你写这本书，虽说是你个人的发明，却不是突然的和孤立的，而正是时代矛盾斗争的反映。你的特点在于，你不回避问题，你敢于按照自己的观点，逆流而动，去做反面的研究和回答，而且写了下来，真正读到的人都无法回避，都不得不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只是由于你的主张是特别的，是唱反调的，所以现在不能拿出来公之于众，否则要惹麻烦。上半部已经惹了麻烦，好在那还比较抽象，学生也把它丢到一旁去了。如果看到你这下半部，看到形式也有了，内容也有了，很明白了，他们就要来把你的头打扁了！谁也救不了你，但你也许可以在二十年三十年后被追认为理论先驱得到赞美。
范公望笑著点头称是。
他说，问题已经不在于《形式论纲》力主资本主义復辟，它既然如此固执要復辟，从可能性上说，那就是可能的。其实毛主席早就一再承认这种可能性，他老人家正是面对这种可能性考虑问题的。如果一切是必然，那就即使发动“文革”也阻止不住，“文革”只是与之划清歷史的界限而已。
但我认为一切只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因为这个社会不必一定要退到资本主义去是更有理由的。从《资本论》上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于人民是一种水深火热，加上对外侵略掠夺，随时把别的国家和地区也变成水深火热。一切正义的责难和批判都没有能阻止资本主义大踏步前进的步伐，资本主义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下来了，它主宰了世界。但是，虽然它在社会主义的压力下不断改良自己以缓和国内矛盾，它终究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著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才更是合理的，才是歷史的必然，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更应当充满社会主义积极性，把社会主义搞好。这是我要说明的我的第一个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社会主义。
我的第二个立场，是尤其不赞成復辟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已经建成得这样了，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已经稳定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基础上迅速实现著国家工业化，还有方方面面的经济部门都是社会主义的，一齐努力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原子弹核试验成功，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标志。在意识形态文化艺术上，在武装力量专政工具上，在普通的街道工作中，都贯彻著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的精神，我觉得这些是很好的，是千百年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一个强大的平等的中国社会，以后应当会更好，可为什么偏要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呢？现在的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比我们各方面要发达得多，但不等于你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你马上就跟它一样好，你的起点，你的四周环境，跟它当初与现在都不一样。从旧中国过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放手让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二百年再搞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样的路子是对的，是最经济最智慧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但里里外外的斗争也最激烈，如果有一条折中的道路就好了，那就不必争论了，但看来没有中间道路，或者说实际上不能实现，中间的东西是充满两难变动不居的，然而所谓中间的东西最给人以幻想，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争论在斗争，我们两个也在这里争论起来了。说实话，你写的下半部，你自己不感到一种残忍和荒谬吗？你会说，必然的歷史从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然而，我要问，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也是一种必然结果吗？为什么承认那种必然，不承认这种必然？为什么一定要认那种必然更是必然，而否定这种已经是现实的必然？至于个人是否在某种歷史的弯路和迂回中有收获，我认为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全局和全部的真理。你给出了一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锈的犁头在社会主义社会广阔苗地上恣意向前耕翻的景象，这跟它当初锋利雪亮势如破竹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向前耕翻，是很不一样的，但在“形式”上确实也有惊人相似之处！
范公望笑起来，说，我是按照你提示的路子去做的，虽然那只是你的讽刺。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反復研究“九评之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从政治到经济，从城市到乡村，把他们所谓復辟资本主义的那些方法概括出来，无非是私有化并且在宪法上予以巩固，无非下面是任凭资本主义泛滥，上面是官僚买办阶级所有，无非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主义的工农沦为资本势力下劳动力的出卖者；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復辟的典型”，“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歷史”。确实说得对！看得准！在我看来，也确实好得很！我是以人的自由为标准的。在人的社会里，人的自由理当是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中国知识分自胡适以来，一直持这个立场观点。我承认不存在抽象的人的自由，我所说的人的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东西，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通俗地说，庸俗地说，哪个人不想自己有钱、发财、过得自由自在！
范公望对他瞪著眼，继续说，苏修方面的情况稍復杂一些。从“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训》看，它比南斯拉夫还差著一步，但总的倾向也是一样的。文章说，“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著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说，“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查了《共产党宣言》，确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那一章中。但用这个词还无法直接想象苏联的情况，因为苏联是从原先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这方面需要理论上加以新的概括，去补充《共产党宣言》，哈！
他看著得意忘形的范公望，却也无言以对。范公望继续说，我所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仔细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结果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復辟的可行之路与必由之路，那就像小虫子把蚕蛹吃空，最后从茧子里钻出来一样，那么大的蚕蛹是斗不过小虫子的，只有被它吃掉。你说得对，就是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锈的犁头，去狠狠地在社会主义苗地上犁、犁！犁它个底朝天！人民，这个伟大的字眼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是抽象的，它作为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毫无力量的。到那时，虽然新的资产者未必就是老的资产者，虽然捷足者总是先登，虽然我可能仍然只是一个穷教师，但那个社会是自由社会了，一只箍得紧紧的桶散了，一切限制得死死的都松了，解冻了，在资本主义泛滥下，在过渡的阶段，也许必将货贿公行，纸醉金迷，人欲横流，娼妓遍地，盗贼出没，甚至走向分裂，割据，但那本来就是中国这个大染缸最正常的社会，大染缸变成了一只清水缸多没意思！我们没意思得太久了！我们失去自由太久了！要把这么大的清水缸维持下去，是多么大的乌托邦！人人都拾起一块砖头来共同把这个清水缸砸破了吧，人人都来向里面扔进一些脏东西、吐它一口痰吧！浑水里才有鱼，浑水里才好摸鱼，你如果摸不到鱼，是你无能。那时我有可能成为市议员，甚至可以竞选市长，去当省长，当全国的委员，公开发表我的政见，而不是做这个民办教师还不知哪一天能转正，每天要看干部的眼色来决定我的面部表情，写了著作还要偷偷藏起来不能面世！我提请人们不要把旧中国说得那样可怕，如果不打仗，旧中国就是最正常的中国，那时出国只要有钱买船票，不至于以偷越国境论处！旧中国的时候我的父亲穿著绸缎的衣服，我的大哥穿著一身法国名牌。那时闰土是闰土，迅哥儿是迅哥儿，闰土一定要喊迅哥儿是“老爷”，尽管迅哥儿有平等思想，但那是他个人的美妙空想，人与人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那个社会的人从来不搞什么思想斗争，各人凭本事挣钱吃饭！那时你也不差，但你一时狂热投奔新四军去了，你所信仰的社会主义让你落到今天的地步！社会主义再好，为什么要你我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处境？这可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一九五七年的头面人物之所以提出他们的纲领，不是出于个人处境不好，他们有的已经做到中央政府的部长，他们是为知识阶级说话的，他们主张我刚才所说的贵贱有序，应当由我们这些人来在社会上有头有脸、主持一切，这才是公平、合理！所以，要问我真实的政治主张，我坚决地要“復辟资本主义”，坚决地拥护“修正主义”，如果这两个特定的词是代表著回到旧中国那个五光十色的大染缸，代表著向往美国的月亮，至少我们要回到新民主主义去，而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含义是偏向资本主义，是以西方为师向资本主义走去的！但在这部书稿里我只要求某种折中的中间的道路，至于走上中间的道路，然后必然滑向哪里，我就管不了也不用管了，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这句话是最伟大的至理名言。一个人老是担心死后洪水滔天，这不是比忧天的杞人还要杞人吗？哈哈，只有人老了才会这样一个劲地担心不已，要防、防、防，结果防得了吗？我认为是防不了的。充其量，这也是各人尽各人的责任而己，至于歷史走向到底如何，那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范公望侧著头拿眼瞪著他，就像全身心处于一段剧情之中的一个“民不畏死”的角色一样。这是多么“恶毒”啊，但他因了范公望的眼目张狂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范公望也立即笑了起来，手一挥，说，这是我的阶级本性大暴露，从反面证明毛主席是最正确的。《九评》上公布了他老人家的一段话，《语录》本第三十六页上也有，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的一个批示，四年之前的啦，我跟你復习一遍，老人家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復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再往前，他老人家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十年前，说：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这段话在《语录》本第十七页。《九评》上介绍毛主席“防止资本主义復辟”的理论和政策，一共列出了十五条，其第二条说：
“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这一切，说明毛主席真是厉害啊，考虑得真是復杂、长远！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听了真是浑身发抖、怀著万倍的仇恨！只有从反面的立场才更能认识毛主席的厉害，他真是人民的大救星，是歷史迄今为止一切剥削压迫阶级的死敌！我一字不差记得这些话，反復体会著这些话，而多数的人们，只是嘴上跟著说说纸上照著抄抄罢了，我甚至还听到共产党员私下议论说毛主席把话说得太紧张太过份了呢！可悲啊，反而我这样的反动分子倒是完全彻底地理解了！
他笑道，你也不要把自己说成反面的人物，如果社会果然倒退到旧中国的不堪的状况，你这样的人往往倒不至于为虎作伥，反而会转过来成为民主斗士。许多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头面人物，其思想道路不是这样的吗？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并且对旧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有功，所以共产党的新中国政权才承认他们也有功劳，重视他们，用他们做了高官。但他们主张民主自由社会，要“轮流坐庄”执政。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怎能答应？怎能拿流血牺牲打来的人民江山搞这样的试验开这样的玩笑？他们真是空想到家了，一股知识分子气息，却也咄咄逼人十分厉害！他们主张的是所谓中间道路。
范公望叫道，我不管什么道路，反正知识分子当家不是空想，而是原则！自古以来士人执政是实现了的，朝廷就应当是士人当家，学而优则仕嘛，这一直延续到章伯钧罗隆基这些人能当到部长处于高位，初建国时从上到下这种比例很高，反右斗争以后就收缩了，讲依靠工农兵，讲阶级路线了，一直发展到“文革”初期北京高干子弟谭力夫讲“出身论”，走到另一个极端，散发出“特权阶层”和“上品无寒门”的歷史臭气，所以这次平民学生特别有造反积极性，我骨里感到欣慰，我从骨子眼里是支持的，那也是我们右派可利用的力量，而不专为左派所有。运动初期李宝安到我们学校去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警告学生，其实他自己也未必就弄得懂“右派”这个问题。中学生的思想成份并不单纯，其中也有属于我们的思想萌芽。自古以来健康清醒力量在国家政治中是否有地位，表现为知识分子是否主持朝廷。歷代儒家确立的“尊贤重士”的传统是不容改变的，谁改变了它，谁就得不到“士”这个特殊阶层的支持，歷史书是“士”写的，你不把“士”弄好了，他们将来不会说你的好话，给你编几个谣言也不算费事，过了几百年以后才有歷史学家去考证是否属实，甚至永远也没人理你这个茬，秦始皇得罪了知识分子，不是已经被骂了两千年吗？只有毛主席为秦始皇说了好话，但知识分子听了不吱声！这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什么工农兵，也不是什么“出身论”，至于革命造反，当然也不是，那只是民心可用而已！儒家“尊贤重士”的有关论述，现在一笔抹倒谁也不提了，我看要遭报应！有些人现在不吱声，但正如《史记》上说的，“公子虔闭门不出八年矣”。公子虔这种代表人物一旦出来，那就要流血，把商鞅这种人五马分尸！然后请知识分子出山，来起作用，治理天下。我也想不到我对“文革”的理解这样越来越有歷史深度，能从反面去看。像我这样理解的人是不多的，在双方队伍里都只有凤毛麟角。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理解到我这程度，那“文革”还要进一步斗得更为自觉、更为你死我活！
他笑道，你打了一个大算盘，有理论，有依据，理论竟然是《资本论》，依据竟然是《九评》，真乃是反其道而用之啊。我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歷史过程。”
确实，这好像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跟劳动条件所有权在法律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么就针对这个来做“分离”、“转化”、“改制”的工作，资本关系也就重新创造出来了。三百年前西方原始积累的景象就会在东方再现一次。毛主席不是说过吗：
“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你老范跟党内这部份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比他们还进一步，或者说是道破了他们的天机，就是要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下手，也就是有人只用一个字就高度概括了的，那就是一个“退”字，这么大的纲领只有一个字，一字之纲，也是好水平啊。一“进”，一“退”，两个字，截然对立。照这样看来，毛主席发动“文革”，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人民，最敏感最明白的其实就应当是党内的“公子虔”，目前正在“闭门不出”，一旦出来，就要把颜色给天下人看。党外还有支持的力量，就是你这样的“贤士”。这样的“贤士”认为自己是未来自由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大染缸里的弄潮儿，不经意间就能当上议员市长省长全国委员，反正是成了社会的主人。又是一个大翻身，工农大众成了新的“闰土”，而“贤士”们从此再不会被要求“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工农大众要像闰土一样尊他们为“老爷”，确实舒服得很，只差手中有一根让阿Q心惊胆战的“文明棍”了。但还有个疑问，他们实际上是为未来新的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依附在国内外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就像他们在古代只不过是依附在封建皇权这张皮上依附于“公子虔”这样的权势贵族，归根到底还不能算是独立登上歷史舞台，有成为鲁迅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嫌，还有做汉奸买办之必然，悲乎！悲乎！
范公望高举双手，“哈”地一笑，说：
“对于我们国家抱著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復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一共是“五界”，这样说真不怕得罪人。毛主席说话太直爽、太尖锐、太不留情面了。我够这个“极端反动”的资格吗？对，我是在教育界的，在这个范围之内，也许是的，哈！范公望说著，脸上微微地红了。
他笑道，如果你不够资格，我也不够资格，这个问题我们姑置不论。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残暴无理之后，写下过这样著名的一段：
“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歷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
然而，马克思虽这样揭露，却并没有能改变歷史就这样地发展过来，也只能解释为“需要经受”，也就是说，歷史并不是按照善良法则和善良愿望发展的，正好相反，它是按照“恶”的法则，带著恶相和血腥气来发展的，真是无可奈何！现在我只问你，经过你的研究，你认为中国人民已经“经受苦难”而获得的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再一次地“经受苦难”吗？还需要回头去走三百年前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吗？如果是的，那么就是说劳动人民确实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同样也就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努力既是可以理解的，又只不过是徒劳的？往前说，什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本来就是大可不必的？乃至什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本来也都是大可不必的？所谓“抱著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倒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长久永恒是对的？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歷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真是有了血腥气。试问，你认为，“公子虔”什么时候破门而出？怎样破门而出？出来之后怎么施展他的威力？你将如何全力配合？
一阵沉默。忽然，房间里面传来一股燃烧纸张的味道，范公望急忙去看，惊叫了一声！他忙赶去，是柳春芳在一个盆里烧那书稿，已经无可挽救了。范公望叹口气，坐下来，说，烧就烧掉吧，烧掉也好，反正在我肚子里呢。他说，那就把一切交给歷史了，我们概不负责。范公望苦笑说，对，概不负责！还是柳春芳果断，烧掉是正确的！烧掉为妙。多么轻松啊，一了百清！
他说，柳老师，对不起，也许我不该来的……。
柳春芳说，郁老师，你来得正好，真的要感谢你，这书稿确实不能留，我心里一直在犹豫、在害怕。刚才听你们讨论，让我下了决心，不能再犹豫了。要写书的话，可写的东西很多，研究经史子集，分析明清小说，钻研唐诗宋词，照样可以发挥才华、寄托思想，还可以增加学问、引来尊敬，何必空谈政治？“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们的梦该醒了！
一盆冷水，醍醐灌顶，他和范公望相视而愧，默然而出。
然而梦境依然。五月一日这天，他和乔丽足不出户，在小屋里却也听到了大街上的喧闹，好像走过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口号声喊过来，又喊过去。他知道，这就是刘克成布置的“五•一大游行”，也同时宣告了“文革”串联会的成立，工人造反派重新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另外，江进海这派学生可能也上了街，表示对工人阶级的声援。但是，令他困惑的是，第二天又听到大街上像前一天那样喧闹起来，也是口号声一阵又一阵的，虽无“五•一大游行”的气势，却也连续不断。难道还继续大游行吗？但他就看到有二十多个工人突然来到他的窗户外面的空地上，而且其中有包吉，还带著崇敬神情朝他这里望了一眼，但无意来打扰他。他们紧张地在准备做什么事。这时大街上传来游行的口号声，包吉手一舞，就领著那些工人向西朝大街上冲了过去，于是听到了呐喊声，他们好像去进攻什么而跟什么人打起来了。他立即想象到了一切，赶忙拉了乔丽，锁上门，向东，马上拐进一条小巷，以远避他所估计的大街上正在发生的两派冲突。
事情正如他所估计的，包吉那天正是领了一伙人多处冲击了对方的游行队伍，而且撕破了对方的旗子。这事情立即从街谈巷议中听到了批评，人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原来，“红旗”派那边见到“工红”这边重新“杀”出，并且更名为“文革”串联会，于是也重新出现，打出了“大联合促进会”的旗号，也组织人马上街游行示威。群众两派斗争就这样重开战局，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边自夸说“文革串联会好得很”，成了“好派”，那边把这边蔑称为“文革串”，说“文革串好个屁”，成了“屁派”；但“屁派”那边成立的“大联合促进会”，也就被这边蔑称为“合促会”，后来干脆写为“活畜会”。全市工人学生旧的两派，就在这样新的而且是污蔑性的名称下，重新登上歷史舞台，有如两个比武的人都把脸抹黑了，出来再打第二个回合以决胜负。包吉这些人觉得对方可恨，却也找不到制服对方的办法，就简单鲁莽从事，冲队伍，撕旗子，给自己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们后来虽然遭到头头部赵家琪张大同他们的“警告”批评，而且贴出了《处分决定》，但并没有改正，还是一犯再犯。
两派这样极其对立地重新问世，满街大字报，互相攻击。渐渐地，懒得关心的人越来越多，至少他就是这样的心情。时光也就这样地过去，他倒反而清静了一些时，只当自己是“世外之人”，好像体会到“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的意思，但当然，那对立的两派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他的“心灭”就不存在。
炎夏之际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有两个穿圆领白汗衫的青年来到他的门上，对他说，“我们姜科长请你去”。他感到突然，过了一会才挺过神来，看出这原来是两个年轻战士，也明白了“姜科长”指的是谁。他跟乔丽说明了一下，就到公安局去。他想在前面走，但战士说，郁老师，我们给你领路。就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让他走在当中，领护著他走进小巷，曲折而行，来到深巷之中的一个小门面前，举手敲了两声，门也就开了，里面有一个战士。他跟著进去，走过一个小花园，来到一个小院，他就站在他到过的那个办公楼面前了。原来，他们领著他走的是公安局的一个后门，平时大约鲜为人知。这给他此行带来了一点秘密的色彩。姜顺堂无非是要跟他交谈交谈，出于某种考虑，做了这种避人眼目的安排。
姜顺堂准备了好茶请他，说一个人喝没意思，请个能谈谈的朋友来一起品尝才有意思。他表示感谢。饮了一口，果然清香甘醇。姜顺堂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是朋友了，所以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还想跟你做进一步的沟通。他一听，明白姜顺堂要说什么，就忙说，不用不用，一切我都理解。姜顺堂说，从大的形势，你肯定是能理解的，但具体的轨迹，你未必了解，我说一点给你听听。别的不多说，就说“一月风暴”以来的社会斗争，中央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就是说，一方面让群众关心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文革”的主要任务，但另一方面，也没有放松对一般阶级斗争的警惕，我们不断得到这方面的提醒，这也都有中央文件：一月二十三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上面就有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的内容，接著，一月二十八日，就是《军委八条》，第一条就说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还有关于“保护银行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不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命令、指示、规定、意见，都体现了一个字，就是“收”，就是社会出现很多乱的现象不能放任不管，革命要进行，国家不能乱。
“文革”是一场特殊的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是我们自己发动、为了教育和巩固我们自己的，不是越乱越好，有的方面可以乱，有的方面不能乱。作为军队，我们当然很敏感、很重视。所以仓促上阵，性情很急，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深入调查分析，就逮捕了一些人，还有你这样所谓有歷史问题的人。我们的工作存在偏听偏信，我们对中央精神也理解不全面，这是教训。我们好心办坏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群众。所以对你的问题，我们特别做了调查研究，结果没有费事也就弄清楚了，我们“三月镇反”对你是冤上加冤。给你的《平反决定》是经过反復研究、部队首长过目，才定稿的，你还满意吧？
他说，很满意，很感谢，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自从一九五九年蒙冤以来，八年了，是解放军给我平了反，是解放军真正解放了我。他感伤激动起来，泪水浮上了眼睛。
姜顺堂握住他的手说，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对其他的人，也不是不重视，也一样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弄清楚，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两个多月之前，抓的人就陆续全部释放了，但现在街上大字报还在批这件事。有的人确实给带了一条小尾巴，可能不满意。但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不能无原则地讨好群众，如果有问题，还是要写上去。你可能也听到一些意见了？
他点头。
姜顺堂说，不是我们硬要面子，是有些人确实有一些问题，让我们说他们完全没问题、十分清白，怎么行呢？目前我们的认识只能到这一步。谁也不能强行要求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是军队！说实话，如果说我们有错，那也只是错在时间上，还有调查研究不足，偏听偏信，搞得不太准！
他感到处在了最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不好表态。他沉默著。
姜顺堂给他斟茶，说，刚才我所说的中央的态度，至今也没有改变，继续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下达，直到上个月的《六•六通令》下来，一共七条，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讲得很严厉。社会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的嘛！“三月镇反”这件事，我们已经纠正了，但有人要抓住不放，而且是全国性的。这种倾向是不对的，据我分析，中央的战略部署不是这样的，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你研究了最近的报纸没有？
他说，我买《活页文选》，重要文章社论上面都有。
姜顺堂说，报纸公布了去年中央对全党的《五•一六通知》，还公布了毛主席去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社论说，中国赫鲁晓夫被揭露出来了，他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写的《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五月份以来报纸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关于今后运动，是报纸上的另一个重点，体现著一个“收”字。中国赫鲁晓夫问题既然解决了，运动当然就应当“收”。社论公布了毛主席最近的讲话，说：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歷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復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我体会这段讲话，虽然讲的是不断革命论，但同时也就讲的革命阶段论，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任务是完成了，可以“收”了。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他点头。他心中却回味著“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一、二次，三、四次”这些话，感到茫然。因为现在才第一次，就令人有难以为继之感了。到底是伟人脱离了实际，还是人们跟不上伟人？伟人好像硬要拽著人们往前走。他似乎要认为，是伟人脱离了实际，但伟人想得有多远、多深、多大，岂为常人所能理解？西方哲人巴门尼德说，“常人意见全无真理可言”，冷峻得有点使人不寒而慄。
姜顺堂说，中央不但有这个“收”的意思，而且实际上也讲得很明确，社论说，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阶级阵线已经清楚或比较清楚了。如果把民主当做目的，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你看，还要说得多明白！报纸上还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怎样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还讲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还说，最近，毛主席著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北京接见了军训会议代表。对学生实行军训是什么意思？用这个方法“收”嘛！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復课闹革命，从以大批判为主，逐步转到以学为主。你看，处处体现了“收”的意图。我说得差不多吧？
他点头，他同意姜顺堂的分析。
姜顺堂说，可是，你要“收”，是不是就能“收”得起来，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造反派不但不想“收”，他们还要东山再起、继续闹。先是“文革”串联会成立，接著针锋相对是“大联合促进会”成立，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好个屁”，在大街上就能打起来。武斗的空气越来越浓，不但亭州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亭州电机厂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听说吗？
他摇头，他确实一点也没有听说。
姜顺堂就把情况告诉他，是这样：傍晚以后，“文革”串联会有很多工人涌到亭州电机厂门口去，说是电机厂抓了他们的人。电机厂关上大门，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得到消息后，军管会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海来科长，就到电机厂去了解情况。引起事情的这个人是梅有韬。他不知为什么跑到对立面的电机厂里去了，结果被扣留在那里。“串联会”方面涌去的人越来越多，现场混乱，弄不好会爆发武斗。王科长陷在电机厂里出不来，外面许多人不了解情况，就说军管会有人在里面支持屁派。大标语上了街，说我们支右不支左，还点了王科长的名，说他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挥”。这些话说了有人信，因为一部份人跟我们情绪对立。
现在怎么办？他问。
姚主任打了电话还不行，宋政委亲自打了电话，电机厂才把王科长和梅有韬放了出来。现在，人是放出来了，电机厂门口解围了，但是王科长让群众弄到“串联会”去了。
他听了就觉得自己负有某种责任与义务，他试著说，我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的群众去找他们谈谈，刘克成梅有韬这些人我都认识。
姜顺堂给他斟了茶，说，你这是好心，我支持，但我请你来，并没有这个意思。西方哲学家说过，“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我不能让你跳进浑浊的水中。不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歷史不是让人想怎样就怎样的，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说句最正面儿的话，他上要对得起毛主席，下要对得起跟在他后面的群众，这就是他现在的位置对他的要求。歷史，最不会原谅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大浪淘沙。这些，他懂吗？他有充分的准备吗？我们这些人是在浑水里泡过来的，见过多少人上天堂、多少人下地狱。孔夫子站在岸上看大江东去，发出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就这么一句话里，里面有多少沉重的歷史！
他很欣赏姜顺堂这番诗意的发挥，但他没有说话，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平起平坐可以随便交谈的范公望，他也本能地避免奉承。
来，喝茶！真高兴！幸好姜顺堂自己就足够兴奋，也无须他再凑趣。离开姜顺堂那里时大约也才九点多钟，他就到明德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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