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骑虎
闲闷了不少时，他觉得都与世隔绝了，“文革”好像再也不来找扎他，把他忘了，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而他也忘了有身外世界的存在，如果一切真的就这样下去，却是谢天谢地。乔丽身体渐渐复元，已经正常上班。他在家里看《易经》打发时光。这本书，不看时就往杂物里一塞，看时再拿出来。不是怕别的，怕的是这本书上有八卦六十四卦图样，不能随便放在桌上，以防不懂的人闯来看到，对他有不好的印象，简直能把他看成妖孽。时代的空气就是这样，要与“封、资、修”文化实行绝裂，这意思是不错的，但群众做来不免流于形式和简单化。运动初期时，连郭沫若也说，他以前写的那些书都应当烧掉。传达这话时，学生听了也觉得发笑，觉得不能拿这话当真。发笑之余也有点不解，这样大的文学家，这样高地位的人，说出这等简单化的宣言，却是何必。但郭老确实就是那样说的。
他曾从《易经》、《老子》、《庄子》里寻章摘句，做成一个小本子，以便随时拿出来看着玩玩，封面上书写了“三玄集”这三个字。要说“玄”，中国古代“玄”的书多呢，但这三本书当算是众玄之祖，也玄得正经，不是故弄玄虚。“玄”，就是哲学道理、终极真理，但一般人听了会觉得深奥、神秘，这也与古人那极其精练的语言表达有关。“文革”一到，他自觉地把《三玄集》之类的笔记都处理掉了，但这本《易经》仍没有舍得丢掉。
他对其中这样一类句子百读不厌：“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种宏大的议论，真是让人读了提神。哲学史上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名言，毛泽东“字，润之”，原来出处都在这句话里。
读书累了，他就逸而当之散步到学校去。愈近学校，心里面就愈有些紧张。前不久在学校被关在尸库里受的折磨，记忆犹新。他并不记恨那些学生，然而他大约还是呆在家里为好。他的脚下就有了些勉强，但一步一步地，还是走进了学校。里面正有一些学生在旁边大字报专栏上刷写很大的大标语，是把白纸先贴满，然后直接在上面用毛刷蘸墨汁书写。一边已经写好：“鹊湖血案是刘克成一小撮野心家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边正在写着：“坚决搞好革命大批……”。他赶紧走了过去。
学校里没有“复课”的迹象，而且似乎也不大看到有江进海他们那边的学生，看不到“东方红”方面的大字报大标语，满校都是史宏的“井岗山”方面的舆论，这显示着一种此消彼长。九月份以来中央的态度，说明江进海他们所认准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新阶段”被否定了，而在这个口号之下所做的事，特别是抢枪，还有“鹊湖事件”，已经成了他们这一派明显的错误。设身处地，这是很尴尬、很不利的。要真正能跳出小山头看问题，很不容易做到，还得有个过程。他在依然呈现些荒芜的学校里略微转了一圈，无处可去，最后走进了总务处。总务主任说，你来做什么？呆在家里歇歇呢，学校里没有什么事。他点点头，感谢这关心与点拨。
总务主任正在看报纸，说，你看，这个社论说得对呀。就念给他听，社论是《伟大的历史潮流》，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革命大联合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大历史潮流，那些还在迷恋小山头的人们，应当打破‘私’字，从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主任说，这些话就说得很不客气了，以前对革命小将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确实是小山头，是派性，是“私”字，就是不看国家的大局，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以点头表示同意。
他没有径直回家，而是选了相反的方向，在很少行人、曲曲折折的小巷里踽踽独行，聊以散步。他遇到了一个人，这让他大吃一惊，这人就是宗进庭。他惊愕地看着老宗，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老宗却不答，把他一拉，出了巷子，往右一拐，却见有一个小湖，四周长满芦苇、树木，湖边有两面是居民的房子，有两面是种菜的园田，再向远处不知通向哪里。老宗领着他向农村似的那边走，走进了芦苇之中。恍然之间他竟想起了他被卷进去参加“除奸”的事情。他不觉下意识地朝宗进庭的后背看了一眼。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一对冤家如今成了秘密碰头的朋友似的了。城里还有这样荒野的一片，这样亦城亦乡的景观，他在这个小城生活也好几年了，竟然不知，可见未经的路，未闻的事，不知有多少呢。宗进庭说，这里叫“芦洲”，在《光绪县志》上是“亭州十景”之一呢，几十年一过，还有这么一点留在这里，再过几十年，怕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他被领着走到小湖边一户菜农的院子里，里面的老农一见到宗进庭就认识，叫着“宗市长！”忙着要招待，但不知用什么来招待，嘴里说着，唉呀，连一口热水也没有，我来烧，我来烧。宗进庭说，你不用忙，你去有你的事，我借你这地方跟人谈个心。那农民说，好，好，家里没有别的人，堂屋里、房间里，随便你们坐。宗进庭顺手拿了一张小凳给他，说，我们就在这里。他们坐了下来。那农民说着“好，好”，就钻进了厨房。宗进庭说，他烧开水去了，让他弄吧，我们谈，你最近怎么样？
他说，没什么事，在家里看看书。你是什么时候……？
宗进庭说，我是昨天才放出来的，就想找个能谈的人谈谈，当然只有你了，但你那个家，怎么去找你才不惹闲话倒是个问题，现在呀，是我不能连累你。但正好就在四不靠的地方遇到了，天下事有时就这么巧。我们一起的几个人都放出来回家了。军人对我们说，你们是“一月风暴”的时候，群众要求、旧市委批准，关进来的，把你们留到现在，有多方面的考虑，总的来说，你们要理解成对你们的保护。他说，是的，应该这样认为。宗进庭说，那就这样认为吧，不这样认为又怎么样呢？不是自己找气生吗？何必！我们在里面一直有报纸看，还不断有人去看望我们，外面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一月风暴”之后，中央提出“革命的三结合”，眼看又要用干部了，但还论不到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心里有数，所以坐在里面也不着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事实上从提出“三结合”，到现在，八、九个月了吧，“三结合”的事情全国也没有个眉目，就连真正实现“大联合”，也早着呢。还是只有上海一家算是弄好了，是毛主席直接关心的，上海一定要不惜代价先稳定下来，我听说上海是把另一派硬压下去的，但对全国就很难这样去做了。亭州两派表面上也“联合”了，是九月二十九号嘛，宣布两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双方各派五人负责总部工作。但实际上呢？是个空架子，砖头撂进去打不到一个人。两派根本没有走到一块去，还是各占各的山头。要不是刘克成打鹊湖，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他还没有这么老实，军管会算是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拉到了谈判桌上。当然，能有个空架子，也是个进步，总算是把“大联合”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摆在全市人民面前了。刘克成做梦也不会想到，攻打鹊湖之后一个月，坐下来签字实现两派大联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人啊，总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但中央不早就说过要两派大联合吗？他们就是不听嘛，非得要犯个大错误下来，才老实些。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老实了，还有个过程，可能还要再犯些错误才行。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现在群众的两派之争，好像就是为这“天下”二字了，其实，嘿，“荷花池里打架，哪里有他们的藕？”但他们认为有自己的藕，一定要有自己的藕，而且还想多得一点藕，真是“头想尖了戴笋壳儿”！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出戏，戏还没有结束。你说这运动，弄来弄去，变成这样，始料不及吧？想不到无产阶级、“无产者神”是这么个水平吧？都说人民无限崇拜领袖，我看是领袖无限崇拜人民，或者说是太把人民当回事了，不晓得他的人民是这个德性，简直抓不上手嘛。几十年浴血奋斗，打国民党反动派，打鬼子，内部反对“左”右倾错误路线，好不容易建起一个思想组织纪律性这么强的党，反过来倒用这些乌合之众的造反派来整我们，这能行吗？要反对走资派，也要依靠党自身来反对嘛，怎么能用造反派从外面攻？“无产者神”这话，是马克思的讽刺。“神”总是虚假的嘛，把人民当成“神”也不行。倚了草鞋戳了脚，弄得自己被动，“灾必逮身”，我还是这句话。
宗进庭出了狱还坚持这样说，而且言词如此锋利，全无顾忌，他觉得不好应答，另一面也有些佩服。他含含糊糊点个头，表示自己是认真听着，是有所领悟的。
你不是光点头，你也跟我说说呀，我也很想听你谈谈呢。我们同坐一牢的那天晚上，外面下着雪，你谈得多好，真的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你，还有一个叫范公望的，我出来就想着要找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听你们说说，跟你们谈谈！
听到宗进庭提起范公望，他心中一动，他也有好久不见这位老兄了。丢开范公望不去说，他认真想了一下，似乎想找出点儿深刻的思想来，以便对得起宗进庭这样看得起他，但最后只有摇摇头，说，我没有思想了，搜索枯肠，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些时我在家里读古书打发时光，还有钓鱼。我就等着运动结束。好在很明确有“三结合”的政策了，你们迟早是要回到工作岗位的，一切还是要由你们来领导，离不开你们，丢不掉你们。
宗进庭点头赞赏他的话。
他不觉就滔滔而言：当然，严格地说，中央从来没有说过以后一切要靠红卫兵、造反派，《十六条》上没有这样的文字，相反，倒是很明确地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文件是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是考虑得比较周全的。乱来乱去，最后还是要发展到起用干部这一步，这也是以前历次运动的规律，所以才能在《十六条》上预先就说到。运动只是利用群众来冲击一下，说得再大一点，是想通过这个运动，在人民共和国找到一条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如何监督和管理国家的路，要在这方面取得经验、摸索做法，另外呢，让大家知道解放十七年来两条道路的斗争，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到最后，群众还是群众，政府还是政府，干部还是干部，这个东西没有突破，群众有无政府主义，但中央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当中乱了这么一气。右了就纠右，“左”了就纠“左”，中央的指导没有中断过。群众呢，总的来说，是在运动中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互相辩论。党政基层组织一时确实受到很大冲击，靠边站了，但接着就军管了。反正最后总是要“收”，该恢复的总要恢复。正如你说过的，“天道好还，无往不复”，不该冲掉的，它就会恢复过来。
现在的问题，确实是群众自作多情起来了，在那里“争夺天下”，变成叫花子打架了。想来确实有点好发笑。但是，就我的个人感觉，我倒不想简单嘲笑造反派，我是能体会到造反派的悲剧性的。他们做了蜡烛，勇敢燃烧自己，最后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有干部对他们的怨恨，只有自己在运动中犯下的错误，到运动后期轧账，等于是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而站在所谓保守一边的群众，一直对造反的人们冷嘲热讽，不断地用“出身论、牛鬼蛇神翻天论”这些政治压力，朝他们压过去。这部份群众“文革”以来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事。这样形成了“文革”以来两派斗争的壮观。我这样说，意思只是要说明，历史是所有的人共同的创造，历史不是一厢情愿的，是诸多力量交织所产生的一个综合的结果。现在，一个做了造反派的人，想复归以前一个正常老百姓的地位，好像也不可能了，他们将成为“坏人”、“历史的罪人”，等等。这确实可悲，也是他们的劫数难逃。他们第一天造反，第二天以后一切的努力，都是想拒绝这种命运。就像无知的小孩，用手去抓一个东西，一抓才知道不能去抓，粘在手上了，于是就甩手，一直地甩手，就是甩不掉，这就是个悲剧的动作，悲剧到有点可笑。现在刘克成他们的情况，可以说就是这样，他们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带有绝望的意味。我同意你的分析，他们还要出事，还要犯错误。
刘克成肯定没想到会犯鹊湖这样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出了格了。身不由己，骑虎难下。据我听说，事后他想躺倒不干，群众还是要他出来继续干，但能有什么好事干出来？明摆着就又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芦荡的枪声》这种弄虚作假的大字报且不说，更严重的，怎么能把在鹊湖死的那个工人葬到烈士墓去呢？鹊湖那边被打死的人又算什么呢？他们自己心里也应当知道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还是这样做了。历史终归不会认这个账。他们现在硬着头皮，跟运动初期那种干革命的好感觉是不同了。他们就像一个拉下坡车的人一样，人被车推着往下冲，最后结果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头头部比较清醒的人不是没有，有那么两三个，也就是比较讲“策略”的，但他们不占上风，遏止不住那股盲动的力量。
我既理解你们干部，也理解造反派。我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人。他们的那种痛苦，我看得很清楚，幸而我不在其中。响当当的造反派在表面上是不说自己的痛苦的，但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倒苦水发牢骚了。这个你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吧？我偶尔有所了解。他们的痛苦其实是很深的呢。他们怕的就是“灾必逮身”，但最后肯定还是要“灾必逮身”，你们即使宽洪大量，不跟他们“秋后算账”，从感情上也是排斥他们的，这个结，怕是过几十年都不会解得开，起码是一辈子、两辈子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大时代以后必然的情况。
宗进庭说，你刚才那个蜡烛的比喻，也有人说过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你说的大时代，应当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为叫它发生的。
他被宗进庭这句话问住了。是的，“文革”是毛主席一个人发动的呢，还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是一个人发动的，那似乎就是人为的，就缺少了真正的历史合法性，它虽然也成了历史，这历史却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说，非历史、反历史。说它人为，就等于说它是个意外，简直是可以否定的！不。它虽是毛主席最热心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也是中央委员会举手通过的，更是全国人民都这样热烈参加的，它就是一段历史，一段有深刻内容的历史。
宗进庭在等他的回答。他说，凡历史都是人为的历史。一个人能把历史发动起来，说明它就不是一个人的历史，它就从一个人的历史，成了全体人的历史，成了历史意义上的历史，成了人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从一个人来说，“戊戌变法”的历史不是康有为这个人发动的吗？“辛亥革命”的历史不是孙中山这个人发动的吗？“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等等，都主要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代表了历史的某种要求站出来说话并且行动，我们的古代史干脆以这个人来命名这一段历史，秦国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文革”事实上已经影响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无法摆脱它，世界也无法摆脱它，于是它成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而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历史。也许从来的历史，不管从正面说过去，还是从反面说过来，都是强加于人的，又都是能从社会的方面得到解释的。历史就是强过来、强过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是力的遭遇和较量。
宗进庭笑了起来，竖起大拇指，说，逻辑性，但也可以说是诡辩。其实这个历史起初是一个人的历史，后来才变成了所有人的历史。尽管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历史，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仍是一个人的历史。所以这个人才是伟人呀！
他们一齐笑了起来。他不能同意宗进庭这个讥讽的说法，但他不再议论这个话题，放弃对立，心中紧绷起来的东西也就立即松驰下来。
老农用两个洗得很干净的碗把开水端来了，为没有茶叶而再三抱歉。他们感谢他烧了开水来，让他去有自己的事，他就拿了锄头，说，我去有点事，说罢，有点佝偻着腰，到院子外面去了。
他们喝着水，丢开沉重话题，闲谈了一会儿，互相勉励和叮嘱了几句，就在门口分了手，他从原路走，而宗进庭则同老农说话去了。
想不到竟有这样一遇。他好像忽忽有所失落，失落了什么呢？是后悔他好像比宗进庭说得还多了些，他本来似乎应当多听宗进庭说说才是。而他所说的，倒底表达了什么，似乎已经模糊不清了，滔滔而言，在老宗面前表示对“文革”的某种理解，岂不大谬？简直是说话不看对象，简直是一个错误。但似乎老宗也听下去了，也没表示出什么反感，而且是听得懂的，不是听不懂。也罢，就算是他在当权派与造反派之间义务地做了一回沟通的工作吧。他在“文革”中可起与应起的作用，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楚了，就是可以在对立因素之间做些沟通、理解、和好的工作。但也不是当成自己的任务，如果太执着了，反而不好了。你不可能代替别人参加“文革”，你的意见只能供别人参考而已。
离开老宗，走出一段路后，那似乎是在潜意识中暗暗捉摸的东西捉摸出来了，那就是老宗在狱中就几乎明确说出来的很“反”的思想情绪，现在还坚持着，考虑得更成熟更坚定了，是真正的“反骨”，铁了心了。正是从这里能体会到“文革”对他们的伤害有多深，而“文革”的深刻性、艰巨性、伟大性、悲剧性、甚至可以说是空想性，一切的一切，也都在这里。双方是集中到根本的一点上来了，就是“人性”。老宗引用《大学》上的话，所谓“拂人之性”，说中了这根本的一点。《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什么？一是浑沌。二是什么？二是分化，有了天、地，有了男、女，有了公、私。三是什么？三是历史，历史就是不同时期的天与地、男与女、公与私的较量。天地生出自然史，男女生出两性史，公私生出社会史。所谓“三”，只不过是指历史的开始、第一场较量，以社会史来说，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
诸候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他一直觉这句话特别惊心动魄，所以一直记得。多么经典的描述啊，寥寥数言，“去、朝”两个字，描写了文明史的开始，描写了第一个私有制王国在政治上的确立以及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消亡。所谓“诸侯”，是当时社会拥有经济政治实力的人们，而不是普通民众。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历史的秘密，这一对立在不同国度只是情况有所不同而已。我们将“去”什么而“朝”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用“文革”提出的最尖锐而严重的问题。听听老宗“灾必逮身”这句话，多么浓的火药味，多么尖锐的对立、多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老宗的立场态度将来也许会起变化，但现在这时的老宗是准备好了，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倒转眼前这历史的车轮，朝着相反的方向猛推，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与他相类的人们，也是要这样做的，他们要改变一切、改写一切。老宗他们就是现在的“诸侯”，他们将重演“去益而朝启”的历史大戏剧。范公望夫妇的身影也将尾随其后，为之摇旗呐喊。老宗会来给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彻底甄别平反的，这成了区区小事，成了老宗的“大赦天下”和“举逸民”。
他多么想扑倒在地大哭一场！然而这已经不能算是历史的秘密，老宗他们所代表的另一种潮头的声音，在愤怒的阴云密布的天边，越来越隆隆作响地逼近了。他仰望秋日的天空，悠悠白云，对他没有任何的回应。苍天万古如斯，好像因为太阳底下翻来覆去并无新鲜的事物，可是在蝼蚁一样的我们而言，一有风吹草动，都得竖起耳朵听着啊。
不日之后的一天，来了两个人，江进海、林集。他们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就从他们身上嗅到迷惘、彷徨、沮丧、苦闷所发出的气味，某种无可奈何，某种欲罢不能，表面的镇静，骨里的焦虑，稚嫩的气质，坚定的意志，尚未起步的人生，满腹革命的经纶，他为之喜，他为之忧，他为之爱，他为之愁。他这心情，与毛主席要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雄伟气魄相比，可算是小资产阶级庸人的司马牛之叹了。
孔子对他的学生司马牛说，“君子不忧不惧”。实际上这种境界，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得到，因为“圣人”思想博大，也因此，是“至大至刚”的，用俗话来说，有点“铁石心肠”。杀敌一万，自伤三千，说是正常比例，要照我们庸人的心情，悲天悯人，见不得流血牺牲，那就什么仗也不要去打，敌人要来奴役我们就让他们来奴役吧，奴役着总不至于死这么多人吧。这时只有“圣人”才站出来指出正确的路，即一条“至大至刚”的路，那就是坚决杀敌，不怕自伤三千，也不怜悯杀敌一万。这个道理，用之于建设事业，也是一样，比如青藏公路，不因那样艰难就不兴建，据说将来还要造铁路。
毛主席让千百万江进海、林集这些孩子投身“文革”的大风大浪，当然只有这样去做理解。但作为做老师、做家长的，感觉就不同了，不是“不忧不惧”，而是忧惧甚多，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比较渺小了。怎么办呢？就是服从，就是相信，就是做向日葵。事实上你要拦着这些孩子也拦不住。运动初期多少家长满怀忧惧要把孩子从静坐市委的队伍里拖出来回家，结果也没成功。一年之后静坐军管会时，按理应当更为担心害怕，但就没有一个家长再去干涉。
他对眼前这两个学生不禁油然而生爱惜之心。然而他也就发现林集的眼镜架子用白胶布粘着，脸上也似乎青肿着一块，一问，原来是在学校里挨史宏那边的人打了。情况是这样：林集在“井岗山”的大标语上写了一段批语，立即被对方几个学生围住，恶意地把他的眼镜打坏了，脸也打肿了，“东方红”这边的学生闻讯援救，而那边的学生也围来更多，双方混战一场，后来是他们这边获过省少年铅球冠军的大个子赶来，一拳将对方最厉害的一个击倒，把林集从人堆里救出，双方也就鸟兽散。
他听了说不出话来，叹了一口气，说，以后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林集把一份刻印得很清楚的油印材料给他，一看，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在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的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发动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而且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问，郁老师，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不都写在这上面了吗？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肯照着办。毛主席这些话，你们，还有刘克成他们，心里想通了没有？甚至有无抵触情绪？现在好像是你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了，跟运动初期的干部们的思想状况对调了一下位置。报纸社论叫你们不要“迷恋小山头”，叫你们跳出“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天地”，你们是不是听得进去？毛主席提出要你们“斗私批修”，你们“批修”好像没问题，但“斗私”好像有点难，首先是对“派性”的认识有点难，认为自己的派性是“革命性”，不是“私”字，而是“公”字，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其实，如果说当初是“革命性”，那么现在就变成“派性”了，“公”转化为“私”了，为什么呢？情况变化了，你们自己的东西多了，顾全大局的东西少了。你们要自己好好去体会、认识情况有了哪些变化？形势有了哪些新的要求？现在你们根本不想真正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你们还在幻想着是不是会再来一个革命高潮？你们好像是要为革命而革命下去，运动就是一切。你们已经不能推动历史前进，已经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成了让中央头疼的麻烦。我真佩服中央，对你们一而再、再而三，有这样说服教育的耐性！毛主席对你们太仁慈了，真像一个最有耐心的教员一样，但毛主席对你们看得很清楚，已经在点拨你们、棒喝你们。你们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应当好好坐下来想一想了。
林集说，郁老师，现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我们力不从心，左右不了，好像只能一边观看、一边随波逐流了，你想，中央现在都没有办法令行禁止，我们能怎么样？
他问，你说哪三个方面？
林集说，一个是“文革”串联会方面，一个是“大联合促进会”方面，一个是军管会方面。从表面看，两派大联合的工作有了成果，但并无实质性成果。在军管会心目中，一向认为刘克成“文革”串联会这方面不算好人，“红旗派”方面才是好人，这是沿袭了运动初期走资派方面的思想，所以才有“三月镇反”，才“镇”的是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事实上运动初期、“一月风暴”之前，保守派在帮助干部镇压群众方面有很多劣迹，也有人命，但因为是当权派叫他们干、让他们干的，所以都不算账，从不当成什么问题。刘克成他们这一边从“文革”以来的历史、从人数上，都应当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虽然他们自己不好说自己是核心，但军管会应当公道，应当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比如刘济武厂里，本来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生产也弄得好好的，可现在冒出另一派来了，另一派原来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反而在扩大山头，来要求“对等”，怎么行？反过来看就很清楚，比如亭州电机厂，一向是陈安国他们的势力，现在如果刘克成在那里扶持一个基层组织，让他们去要求“对等”，能行吗？合理吗？现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出在刘克成他们这边，而是出现在“红旗派”的那一边，并且是大量的。刘克成他们怎么办？只有也布置下面这样做。战火在基层燃烧得更厉害，直接影响到生产。这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根子就是军管会究竟是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待亭州两派、打算怎样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在我们学校，那一边的学生现在一个个袖子捞捞的，恨不得立即把我们消灭，让我们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两个军代表整天跟他们在一起，是怎样做工作的？这样下去，所谓“大联合”的工作怎么做？所以，现在不是我们这边以什么“核心”自居，而是他们那边要做“核心”。我们静坐军管会，甚至抢枪这些事，都是有当时原因的。但他们那边就是洁白的猫儿吗？他们那边也有枪的，只不过他们不需要抢，军队就站在他们那边，他们要抢什么枪？如果形势需要，他们手中的枪将会比这边还要多，而且没有“抢枪”的恶名。中央《九•五命令》的第三条说，“军队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这句话可不是毫无针对性的，说明在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我不否认亭州军管会可能会有一些人带着派性做工作，但军管会对自己总的工作职责应当是清楚的，这个地区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工作如果老是不能完成，他们也会有压力的。你们也要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会工作。你们要用自己的正确行为让军管会从心眼里承认你们是有觉悟有水平的，是顾大局的。他们如果有偏心，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当然也可以向他们提出来。我认为总的来说，军管会不至于成为亭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两派，特别是在你们这一方面，在刘克成这一方面。人家怎么样，不能成为你们怎么样的理由。就算是人家“撩”了你们一下，你们难道就可以为此去犯一个错误？这样下去，你们不是享有犯错误的专利权了？你们不是比猪还蠢了？如果多少错误堆积起来，你们正确在何处呢？到最后就非垮台不可，还“核心”呢，连你们站的地方也没有，押上历史的断头台去！历史上正义的一方不等于就一定胜利，如果加上自身不断犯方向的和策略的错误，那就更不能取得胜利了，并且给复辟的势力以可趁之机和复辟的借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能一点也不退却，你们现在要学会退却。
这番话说得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江进海说，那天我们两人也跟着到刘克成家里去的，刘克成说不想干了，干到临了不会有好结果，鹊湖这事总有一天要算到他头上，他虽然对“秋后算账”也同大家一样担心，但想不到出这么大的事，这个账是让人家算定了。刘克成说想不到革命这样难！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大家听了眼泪都流了下来。刘克成还说到运动初期杨敬尧让他背诵“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事，说假如真正能做到“公报”上的话，就好了，可是回头来看，差得很远，政治水平不够，你们选别的人来代替我吧。但后来刘克成还是被大家说服，出来继续当头头。他出来之后，就把那个在鹊湖死的工人葬到烈士墓去，还有什么《芦荡的枪声》。我们也觉得不妥，但我们好像只有沉默，我们不能揭露事实真相，不能反对他们把人葬到烈士墓去。对于他们来说，究竟应当怎样渡过这个难关呢？是公布事实，向全市人民和鹊湖人民作出检讨吗？在目前情况下，确实很难做到，人家求之不得要把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呢，这不正好，自己都作检讨了，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正确什么呀，还造什么反呀，早点解散吧！现在我们进不得、退不得，真是骑虎难下。毛主席看得多准，说现在是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其实，造反派的错误已经犯下来了，人家正抓住大做文章呢。我们学生并没有到鹊湖去，但学校里也是铺天盖地的舆论要把我们一锅端！一些人捋捋袖子，说，好呀，结果还是证明保守派是对的，造反派是不对的，造反能造出好事来吗？毛主席讲话要我们正确对待保守派，但在亭州，造反派还不曾有资格去正确对待保守派，保守势力实际上一直很强大，一直得到有力支持，这反过来也是激化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是要人家正确对待你的问题，而不是你能够正确对待人家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这种时候，我们只希望刘克成他们，能正确一些，不要再犯新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想站到反对和责疑他们的立场上去。我们现在有点成了一个旁观者，主要是看亭州两派工人，还有军管会，怎样唱下面的戏。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只剩下写大字报，但我们的大字报渐渐有了自我辩护的味道，驳斥种种的非议。我们感到了悲剧的、悲哀的、悲愤的意味！
他听了心头有点沉重，转换了一下话题，问，杨敬尧当时让刘克成背诵“公报”的哪一段？他拿出已经收集齐全的“活页文选”来。江进海找出了那一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看了不语，“五个克服”说得是对的，但要参加“文革”的这些工人、学生做到这“五个克服”，真是谈何容易啊。所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似乎就有点落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似乎也有点没完没了。代价确实是常人为之忧惧的，司马牛不得不叹，司马牛将不同程度加入怀疑和反对“文革”的力量之中，成为“习惯势力”的一部份，更不用说宗进庭这些人了。只有毛主席“至大至刚”，还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且“将会变得更好”。看问题的立足点和方法真是巨大不同，让人感到意外、感到自己的渺小！
他说，谢谢你们给我送来这份材料。关于今后怎么办，我看还是要好好领会毛主席这次讲话，包括最近以来报纸社论提出的要求。刚才读的“公报”上的这一段，现在回头看，它其实是个总纲，说明毛主席发动这个运动时，对于从上到下可能发生的一切是有预见、有预言、有估计的。你们要立足于“收”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中央早就发出了运动要“收”的信号，至于到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个“收”，当然不能光是怪造反派，矛盾有两面，不是光有一面，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但矛盾的两面总有一面占着主要的方面，从而负有主要的责任。“一月风暴”之前，从两派来说，保守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阻碍“放”。但他们也是有“功”的，要不是他们，也就没有造反派在斗争中成长。现在，中央的口径不说哪一派是保守的，哪一派是革命造反的了，而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的说法也要改一改了，如果再称对方是“老保”，那实际上就是“唯我独革，以我为核心”，是不准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是在阻碍革命的大联合。就我们学校来说，你们不能说史宏他们是保守派。保守派在“一月风暴”那时就有权利“反戈一击”，参加革命造反的行列，叫做“革命不分先后”。即使当了国民党的兵，也可以参加人民解放军嘛，历史不就是这样才取得胜利的吗？何况是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群众，参加进来受一次锻炼教育而已。现在，两派不管是哪一派，都不要使自己成为阻碍“收”的主要方面。如果那样，就是犯历史性错误。要高姿态，不要斤斤计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而已，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时间里，你们如果能这样看问题，那就好了。据我看到的传单上说，毛主席在井岗山的时候，不止一次被从领导岗位上排斥下来，从中央到省委都说他在井岗山的红色割据是错误的，是“逃跑主义”，无情打击他，罢掉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弄得他很艰难。毛主席如果是斤斤计较的，是不顾大局的，一切就将是另外的结果。是不是？
他看到，他们还是听得懂、听得进他的这些劝说的。
他目送这两个学生头头离去，心里沉甸甸的，他们才是二十岁的人啊。
想不到，若干天后，他亲眼目睹了刘克成那边的工人冲打医校。那天，军代表主持，全体教师开会学习，学的是十多天前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是“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师们都虔诚地要从中得到理论的指引，以更好地理解眼前仍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让思想跟上时代。社论所说在苏修统治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处在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奴役之下”，苏修“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富农经济”，而“十月革命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遭到严重摧残”，社会道德风尚如何被“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这些话，听上去像是那么回事。社论从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上来解释苏联为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接着就介绍“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一共是六点，而眼前仍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理论的“伟大实践”，运动本身“还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而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的逻辑性是无可挑剔的，是令人信服的，“继续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固然是顺理成章，而眼前“文革”，人们却希望它早点结束。作为一个普通人，与社论所持的那种高屋建瓴自信乐观的态度，总还是有些距离。
正在讨论发言，军代表却被叫走了，接着就听说工人来冲打学校，教师们于是都走出会议室，到外面去看。外面已经站着许多学生，他们也就站下来，都朝着正在发生“战斗”的大门那边望着。大门关了，是木头的，被外面轰隆轰隆地撞击着，惊心动魄。许多学生在呐喊，在传递着砖块，爬着梯子往屋上送，有的女学生显得特别勇敢，而屋上已经站了许多学生，甚至也有女同学，接了下面送来的砖头往外面砸，有的揭了屋上的瓦向下砸去，但外面也就有砖头瓦片飞上来，而且就有一个男学生被砸中，脚下一滑，从屋上直往下滚。一片惊呼，上面没有拉得住这个学生，下面的人赶快用手去接，人掉下来了，还好，自己在屋檐口抓住了一下，经过一个缓冲才掉了下来，又经过下面许多举着的手，碰倒了两个人，掉到了地上，于是马上被抬往医务室，那被碰倒的两个似乎不碍事，站了起来，重新投入“战斗”。很快就明白了，站在这里袖手旁观的，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学生，而在那里“战斗”的，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外面往学校里冲打的，是刘克成那边的工人。
大门被冲开了，无数头戴柳藤帽、手拿短木棍的工人们如狼似虎冲了进来，学生们往后跑，同时回头掷出手中的砖头，而屋上的学生则转过身来用瓦向冲进学校的工人砸。工人不再深入，而是一部份人跟后撤的学生对峙着，一部份人掉了头朝梯子上爬，往屋上冲，而且就冲了上去，屋上的学生被往下逼，纷纷跳了下去，有的跳进学校，有的跳到学校外面去了。
正担心这“战斗”如何停止，工人吹哨子集合，列队跑步撤出了学校，一边喊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看来工人里面没有受伤得不能走的，但有好几个工人脸上有血，就是挨砖瓦砸中了。正以为“战斗”已经结束，想走开，不料学生跟学生又打了起来，这是徒手的博斗，纷纷纠打在一起，一边打，一边发出各种凶狠的骂声，哪里像是未来的医务工？教师们正愣着不知所措，军代表忽然在他们身边出现，朝他们厉声吼叫：你们都愣着干嘛？不去劝阻武斗吗？教师们于是恍然大悟，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纷纷插进纠打着的学生中去拉劝。“战斗”终于渐止，学生互相骂骂咧咧分了开来，他看到江进海、林集也在其中，而且看到了史宏也在指指戳戳的跟对立面的学生狠狠的说着什么。他心中好一阵失望、失望。
事后得知，工人冲打医校，是因为有几个工人在医校先挨了打。“水电安装公司”工人上班时发现，挂在门口的“水电安装公司革命委员会”牌子不见了，找来找去，竟发现被扔在附近一个厕所的粪坑里，经过打听，有群众看见的，说是医校的学生干的。“水电安装公司”属刘克成这一派，工人们判断干这事的学生自然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决不会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作为“水电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的赵家琪，就跟几个工人到军管会“报案”，然后就由军管会一个军人陪着到医校来调查。史宏没有出面，而是何银森出来接待的，学校军代表也在场。何银森说他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指责工人这边没有证据，是污蔑了他们，是别有用心。于是争吵起来，学生围拢来的人一下子很多，纠缠起来，三个军人在场也制止不住。几个工人寡不敌众，吃了亏，被打骂出了学校，有一个工人眼睛被打肿了，赵家琪小腿被踢伤，是被搀着回去的，由那个军人陪着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骨裂，住了院。这下子炸了窝，工人那边立即调集最能“战斗”的码头工人大队、运输工人大队前来兴师问罪、冲打医校。武斗结果医校学生被打伤的有五个，都是头部挨了砖头，所幸不算严重，那个从屋上跌下来的学生反而没有受伤。还有一个青年教师的头被砖头砸伤，进行了包扎。这位青年教师像学生一样勇敢参加了“战斗”，特别得到学生的喜爱。
就在武斗的第二天，中央又一篇新的社论发表了，在大清早的广播喇叭中就听得很清楚，题目是《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就是“复课”二字，就是要学生回到自己的学校和教室里去，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地“收”起来。这种三令五申，说明着一种紧迫和焦急，但现实情况距离中央的要求，看来还差得很远。到底能不能“收”起来、怎样才能“收”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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