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了他的面前，而且没有回避的余地。包吉、梅有韬、郭德明，另外还有几个人，到他住处来，把他的小屋挤满了，向他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狱中成立的“革命无罪控告团”恢复活动，在“三月镇反”中被抓进去的三十六人都是当然成员，要静坐军管会，所提出的要求，简单说来是三条：彻底平反、公开平反、公开销毁黑材料。他们眼睛发亮，满脸兴奋，而且袖子捋捋的好像就要去干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他们看着他，等他的回答，也好像觉得他应当二话不说马上表示积极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怕只表现出一点犹豫，也将使他们大为失望，并且鄙视他。小屋子里七、八个人站着坐着，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它不逼迫你表态，但有一种至高的道义在暗示你，要让你听他们的，而不能拒绝。但他怎么可能像他们那样兴奋和拼命？于是他有意做出些深思的样子，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权利，他们是认这个、要这个、能尊重这一点的，而这正成了他可以利用的手段。他就做出深思的样子，问，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包吉说，中心组开了会，认为“攻打鹊湖”以后，我们这边整个形势有点被动，要想个办法来扭转，就想到军管会对“三月镇反”的事情到现在还不曾有明确说法，这是我们这边一切被动的根源，也是突破口。静坐学生冲进部队那天，宋政委的表了态，但没有兑现。当时宋政委说，要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至今一句也没有做到。后来说是宋政委在党委内挨了批评，现在看来，传出这说法就是一个幌子，成了军管会不兑现宋政委表态的借口，我们竟然就相信了，也不追问，我们太老实了。我们被捕的三十六人，最后接到的《平反决定》上，都留了尾巴，如果加起来一看，好像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被捕，也是我们自己不好，他们“镇反”倒是情有可原的。郁老师，你的《平反决定》是怎么写的？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看来，他的《平反决定》可能是写得最好的一份，军管会对他这个人可能是特别有所考虑的。他只得说，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我涉及到“审干复查”，我主要是历史问题受了冤枉，所以军管会做了内查外调的工作，结果把我的历史疑点查清楚了，我被证明没有问题。以前我自己一直这样说，但旧市委的个别人就是要打击迫害我。军管会“三月镇反”把我抓起来，主要就是根据我的老问题，但结果反而发现我的问题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我的《平反决定》跟你们的可能不一样。他就找出来，给他们看。“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他们传看过了，又还给他，都没有话说，因为一切正如他刚才所说，这份《平反决定》确实只针对着他的历史问题。他们脸上有点僵住，好像他退出了他们这火热的集体一样，而且本来跟他们就不是一路的，但又不好对他有意见。凭着这一点，他得以巧妙应对了他们，没有使他们产生怀疑、反感、对立。
那么，“革命无罪控告团”这次所谓静坐军管会，他们还要不要他参加呢？他是否还有参加的义务呢？这显然成了一个问题。其中就有人说出来了，只不过已经有点酸酸的：那我们这次行动，郁老师就不要参加了？口气上用的是疑问句。这话说出后，其它人都看着他，就等他的表态，就看他这个人是有义气、还是没义气了。现在，他如果说，那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将很失望，他们拍拍屁股走了，心里不免鄙视他。
于是，他说，“鹊湖事件”以来，确实比较被动，你们做了几个动作，《芦荡的枪声》大字报，把人安葬烈士墓，发生了医校的武斗事件，平时在街上冲击对方的游行队伍，撕他们的旗子，这些，都没有能改变被动局面，说实话，都有点不策略，效果可以说是适得其反。站在旁边的人为你们着急也没有用，形势就这个形势。现在你们又要恢复“控告团”的活动，那是“三月镇反”时狱中的事情，现在“三月镇反”过去九个月了，人都放出来了，再这样弄，说实话，是不是还能得到社会同情，是个疑问。大家的《平反决定》写得可能都不太好，留了尾巴，这当然可以跟军管会交涉，但何必要静坐呢？你静坐了，就反而被动了。你是不是天天静坐在那里？你什么时候结束静坐？你怎样坚持静坐？这都成了问题。“文革”以来，亭州学生先后两次闹过静坐，一静坐，虽然给对方造成了被动，但自己也有些被动，进去容易退出来难。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联合、三结合、大中小学一律复课，中央真是三令五申。一个运动不可能永远搞下去，我们几十个人反而来闹静坐，这样行吗？而且我们跟学生还不同。所以，你们来问我，我考虑到的就是这样。你们如果一定要弄，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我确实是“控告团”成员，不过我不可能到军管会去静坐，一来学校里复课闹革命，教师起码要每天到校，而且我的身份还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二来我的老婆，你们知道的，她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她怀孕了，身体又差，我要服侍她，走不开。另外，你们为我带个口信给刘克成他们中心组，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不能扭转被动的，可能还会造成新的被动，最好不要这样做，这只能算是“战术动作”，而一切要从战略考虑才行，战略就是要把中央的要求、整个的“文革”形势正确吃透，来调整我们的行动，不能再犯新的错误。
包吉他们走了，虽没有反驳他的话，也没有赞成他的话，走得有点沉默，有点不高兴，也有点心事重重。
然而，他们还是照他们的计划实行了，使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是范公望。那天，久违了的这位老兄，一头钻进他的小屋，说，老郁，你的大名上墙了，不简单哪！他一听，也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他问，是什么“控告团”吧？范公望说是。他说，前天他们在我这里跟我商量的，我不同意，而且给他们分析过这样做不妥，但因为我跟他们确实一起坐了牢，对他们抱着同情，我说，你们如果一定要做这事，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不反对，但我不可能参加你们的活动。这也就是有其名无其实。
范公望说，你就这样对待你自己的政治生命吗？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最后都是要轧账的呀，以后光凭那上面有过你的名字，说不定就是你今后真正的政治问题。他笑道，你这话本来是对的，但“文革”其实把这个冲掉了，因为这在“文革”中已经很不稀奇了，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张大字报，在社会上亮相了一次又一次，哪个跟哪个算账呀？大账不错就行。我只要没有参加他们的实质性活动，名字又不是我自己写上去的，而且我是劝阻的、有言在先的，我怕什么呢？用不着担心。
范公望说，好，我且认你这一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他想了一下说，是在他们抢枪之后、“鹊湖事件”之前。范公望说，对，是那时。你还记得我那时说过一个什么观点吗？他又想了一下，说，你说“革命”正在被造反派“用尽”，而“用尽”以后，某种相反的时代就要到了。
范公望大笑，说，回忆正确！现在，又四个月过去了，我说的话不错吧？他们进一步在“用尽”，要把革命“用”得光光的、什么也不剩，还要倒欠，他们才称心、才服肚。这个服肚的肚，大约应该写成赌博的赌吧？或者本来就应当那样写？你看《水浒》里那个李逵，赌了一回又一回，就是不服赌，他的性格“直”是“直”，但赌博表现很“不直”，像不像现在的造反派？造反派就是李逵，这是我对历史的一个新发现。从这一点来说，《水浒》能写出这个典型，真够伟大。什么《芦荡的枪声》，“不直”到极点了，全讲的假话。他们在一年前是有“革命”的味道的，里里外外都“直”，直得也有些道理，是真老虎。现在已经成了“赌徒”，表里不一，成了纸老虎。而且越来越不冷静，开始输了。“鹊湖事件”是大输了一把。现在他们像李逵似的，想“扳本”，但这个“本”怎么“扳”？要按照“直”来“扳”，就要讲清事实、承认错误、改弦更张。但他们不敢这么“直”，做不到这么“直”了，他们选择了“不直”。这样越是要“扳”，就越是输得多，直到输得精光，再也“扳”不回头。他们现在已经有点像浔阳江边的李逵一样狼狈了。他们今后几个月之内还不会改变，他们自己改不过来了，将来只有准备让人来给他们算账。欠了“鹊湖”这样的账，想不还，可能吗？他们还在继续往下欠账，就跟赌徒一样，总想赢回一把，改变输局，结果是越欠越多，最后大家都不跟他赌了，观众看这赌徒也看厌了，一致同意跟他清算，逐出赌场，下面由新的赌徒带着新的赌资，昂然登场，重开赌盘，让人看了也新鲜有趣些。哈哈哈！
他听了，如同自己在受着无情的批判、尖刻的嘲讽一样，有无地自容之感。范公望这鬼才，不但骂了如今的赌徒，而且骂了未来的赌徒，痛快、辛辣，倒也反唇相讥不得。应当把范公望请到刘克成他们支队长大会上去对他们全体痛骂一顿才好。自古天下少不得范公望这种人才，一万年以后也需要。这种人应当到报馆去任主笔，任专栏，做骂人骂世的专家，让人们有所受用。
范公望说，你的那些“狱中难友”，现在这个时候，还来闹静坐这种把戏，简直太小儿科，太不得人心了。站在他们的那个局部，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一点道理没有就来闹静坐也不可能，但现在确实不是闹这个的时候了，他们几十个人那点小事，怎么能同“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大事情相提并论而且还要凌驾其上呢？他们的“斗争水平”越来越臭了，渐渐有了阴谋的气味，就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写的那些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的目的，无非要造成军管会的被动，逼着军管会买他们的账，认他们是“左派、核心”，封他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让他们在“三结合”里有较多较多较高的交椅，这样对他们的将来有利一些。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央认定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个大主题决定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骨里不想顺，表面上也不得不顺，所以也只能从这上头来猜测刘克成他们的真实意图，正确估计其“直”中之“不直”、“不直”中之“直”。
他的心揪紧着，范公望说着了刘克成他们的要害，这有点惊心动魄，好像他也是其中之一分子似的，有点无地自容。为了解除心头无端的压力，从某种不该他受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笑道，你成了福尔摩斯大侦探，而我好像成了作案的人了，你正在当面破我的案呢。你猜对了，他们如你所说的有那么一点“阴谋”，想改变“鹊湖事件”以来他们所陷入的被动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我并不赞成，也认为并不高明，我那几个“坐牢难友”来跟我谈时，我基本上像你这样给他们说过。
范公望一拍大腿，叫道，这就对上号了，好家伙，我真是火眼金睛！范公望睁大的眼中盈盈有泪，这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的智力而感动。只见他继续说道，老郁，看来什么人也不能改变他们了，他们一意孤行，你我只好袖手作壁上观。乌托邦，哈哈！我走了，这份材料给你看，《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的简要摘抄，我突然发现，马克思这些论述里提供的某种历史“形式”，可以用来为我的《形式论纲》提供贯彻的具体方式，从历史上说明我的思路是有先例可行的。我们以后再谈吧！
范公望精神亢奋地走了，瘦瘦的，昂昂然。
他无心绪看那艰深的材料，就顺手夹到乔丽的厚厚的医书中去。他感到一种压抑，并且来自范公望。在对历史社会和未来的感觉上，他倒显得似乎不及范公望那样自信和坚定了。范公望简直挟带一股必然崛起的气势呼之欲出。对范公望的一套，以前他虽然早已当面给以剖析和批判，然而，他也确实感到，范公望定将加入宗进庭所说“无往不复”的那个“复”过来的力量之中，就连他到时也只有站在一旁无可奈何。因为他是承认他们有一定合理性的。“革命”，从来就不是一种正常过日子的秩序，它终将成为过去，人心将随之转向。眼前的“革命”本来就只不过是一场极其有限的“演习”，刘克成他们却似乎要老是“演习”下去，这怎么可能？这已经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所不能允许的了，“文革”的宗旨和计划本来就不是这样的。刘克成他们如不觉醒，只有越来越被动。在政治上，刘克成之类将死去，他们的苦斗将被丑化，遭到厌恶，某种苦斗的主旨和精神将被深藏到历史的灰堆中去，有朝一日是否还将冒出火光来，召唤“革命”亡灵的复活，那就要看历史是否有这种要求了。
乱思到此，心中似乎好过了一些，一抬头，站在门口的却是刘克成本人。他注意到，在门外较远的地方，站有两个工人，那定然是刘克成的随从或者说是保镖了，这是刘克成现在的风格。
郁老师，你说我们怎么办？骑虎难下，越来越感到骑虎难下。刘克成的大脸盘朝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一股质朴而强悍之气迎面而来，倒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狮子就是狮子。他泡了茶，请刘克成坐下来，他也坐下来。他说，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时的讲话，报纸上公布了吗？你们看到了？只有照那个去办。是你们急流勇退的时候了，即使真正的革命，到时也总是有阶段有退却的呀。刘克成说，毛主席的讲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我们亭州怎么办，还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呀。他说，你们首先要认清总的形势，“一月风暴”以来，中央总的要求是什么？现在毛主席直接出来讲话了，话也讲得再明白不过，既肯定和爱护了你们，又对你们提出了要求，既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的最高立场，又这样体谅和关心你们，这样亲切引导，这样苦口婆心，真是一片佛心啊。你们最难做到的，你们最容易犯的，毛主席都说到了，他在九天之上怎么对你们看得这么清楚的？他对你们简直是太了解也太理解了，说实话，我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这样伟大的人，真是把群众太当事了，我心里都有一种不过意的感觉。可是你们的感觉好像有点不同……
刘克成不无愧色说，看了毛主席讲话，我们心里确实很惭愧、很感动，可是……。
他打断说，你们不能再有什么“可是”了，“文革”作为运动，都到这一步了，你们何必还要对毛主席这样的讲话来一个“可是”呢？我对你们的一些行动，感到不理解，你们正在失去人心，已经失去得不少了，再下去你们的老本就要拼光了。刘克成说，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伸出手去，让人家来捆啊。他说，毛主席讲话里没有说要捆你们，他只是说现在是你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说得委婉、宽厚、留有余地，他这句话的前提是说你们以前的造反是对的，不算错误，如果有人要跟你们算这个账，那么他们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不说那个，只说现在你们有可能犯错误呢？因为现在的重点不是要说那个，而是要说这个。其实讲话的最后还是对你们以前作了充分肯定。这也是在对你们做工作啊。有时你不愿意犯那个错误，但就已经犯下来了，这就是当前你们的一个特点，你们如果陷入盲目性，那你们就要辜负他老人家了，你们总的来说，不少事情，已经让毛主席很担心、很失望。你们要体会毛主席的心情，认真考虑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我认为你们用“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叫将”、来扭转被动，这方法是不对的，这不是正道。正道在哪里？就在毛主席这篇讲话里，那是代表大局，代表人心，代表客观规律的。就看你们有没有水平跟上来。我听说运动初期杨敬尧让你背诵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的一段，你可以回顾一下，公报里这段话对你是不是还有指导性、重要性？我把那一段找出来看了一下，真是了不起、多么高的预见性、指导性。现在毛主席这篇讲话，跟那个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一直就能做到，也就是真正“紧跟”的话，那就太好了，即使由于群众自发性的原因而有些事情失控，到最后总还能大局不错、问心无愧。现在看来，因为对“文革”不理解的、反对的力量很大，加上普通人过日子的平常之心的习惯力量，我们犯的错误越多，就越是增加社会的不理解和反对，一些人反对“文革”也就越是有理由、越是得人心了。老啊，我们不能有一天自己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说对不起他老人家。如果说历史会倒退几步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份责任了，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我们的责任，“中国赫鲁晓夫”反过来要给你们发个大奖章。
刘克成是听得下他的话的，一直瞪着眼诚恳地听他说着，努力地领会着。最后说，郁老师，你说得完全对，我全听得懂。但是，最近，我们听到有干部发牢骚说，这样下去全不上路子了，首先要恢复秩序，然后让各项工作上路子。我们想，他们要上的是什么路子？他们的路子，就是他们来一把抓，把工人只当成劳动力，就是他们来做官当老爷，那样下去他们很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红色资本家。他们就是这样的路子。这是争夺管理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怎么可靠呢？人民的公仆摇身一变成为人民的主人，以前我们就领教过不少了，“文革”斗来斗去归根到底斗的是这个，他们怎么不恨我们！我回去要组织我们头头部、还有支队长，把毛主席讲话，把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再好好学学，错误要改，革命还是要坚持到底的。
刘克成一番话，让他深思，也让他体会到一种无奈。他们有这样虽然质朴却很高度的认识，怎样同他们眼下一错再错的决策联系得起来呢？历史还能让他有时间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吗？巨大无比的深刻矛盾就这样体现在一个小城的一个工人领袖身上。但不管怎样，他该对刘克成说的都说了，别无长物能决定得了他们。
好几天过去，没听说情况有什么改变，“控告团”是真的静坐了军管会，但不是“静坐”，而是“进驻”，军管会让出了一座小楼，就让他们在那里折腾。他们架上了高音喇叭，每天在高音喇叭里吹军号，他在家里也听得到。看来刘克成还不想或无力改变他们原有的错误决策。那些“难友”们怎样在军管会里闹，他不想去看，一步也不想走到那里去。他早已厌恶那种纷纷扰扰的场面，他们的“革命”钻进了死胡同和牛角尖，尽管他们确有自己的某种合理要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正在“犯错误”，这就在犯给全市人民看呢。从毛主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大慈大悲，没有发火，没有训斥，一点也不急躁，从容不迫，以极大的耐心循循善诱进行教导。
但刘克成打的这个结，到底怎么解？他们这个“叫将”，到底怎么破？好比一出戏、一盘棋，让人不得不关注着。
无聊时，他取出范公望留下的那份数据，是摘录马克思的原句：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数据和生产数据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数据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平静心情来加以观察……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
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如果是别人给他这份摘录，他也许只能当成历史来读，而这是范公望给他的，并且还说，马克思这些论述提供的某种历史‘形式’，可以用来为其《形式论纲》的实施提供方式，从历史上证明他的思路是完全可行的。这不能不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不能不承认，范公望虽然渺小无名，却是一个历史的鬼怪，躲在阴暗角落里狞笑着对现实讲着得意洋洋的可怕的预言，透发着血腥气，而且竟然借用着马克思的精僻的论述来作比喻。就是说，范公望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地上，重复马克思的深刻文笔描述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不是针对着封建的经济结构，而是针对着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他无法按照范公望这个历史鬼怪如此疯狂的思路想下去，虽然那确实不是不可想象的。他把摘录仍然夹回厚厚的医书中去，不愿和无法再想象这个问题。
那个月，接着发生的是“农机厂事件”。他在大街上亲眼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被站在高凳上受围攻，底下是仰面愤怒责问这个战士的一些人，四周是想听出究竟的群众。他感到惊心动魄。运动以来，因为被认为有什么问题的人，才会这样被站到高处责问和批斗，即使像对宗进庭这样的“当权派”，也是可以的，而如此对待一个解放军战士，却不能不令人震惊。但它就在眼前发生了，群众除了围观，并无一人站出来说“这样不符合《十六条》，不能这样做。”
这时，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有点认得他，或者只是出于想跟人说话，向他介绍说，解放军在“屁派”据点农机厂里帮助造手雷，“工红”这边就去攻打，农机厂的人跑光了，在里面抓到了这个战士，问他，什么也不说。从厂里查到一大堆手雷，灌好炸药的已经有五箱，当场试验，落地就炸。群众就把这个战士弄到大街上来，说军管会支持“屁派”。
街上的人们忽然被惊扰起来，原来，一股骚乱从大街远处像大风吹着满地树叶迅速地奔过来，他赶紧让到人行道上去，只见激动的人们抬着一个担架冲过来，旁边和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叫嚷着，像浪潮一样从眼前卷了过去，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事情，到第二天，他就听说了。林集，这个戴着白糊糊深度眼镜的红卫兵理论家，样子总是让他联想到庄子笔下“浑沌”形象的，出现在他的门口，被打坏的眼镜依然坏着，脸上被打青的的地方依然青着，进来之后，谈起昨天的“冲打农机厂”，告诉他一件秘密的事。原来，昨天晚饭之后，林集上街转悠，走到医院门口，却见包吉骑着自行车到了面前，彼此招呼了一声，他就跟包吉进了医院，包吉在车棚里停了车，拎了一包东西往里走，他跟着，一直跟到医院后面的一个荒凉的有池塘的花园，那里有一间孤另另的破屋子。
听到此，他心跳起来，他想起了那个地方，也想起了那间屋子，那是医院王家山副院长寻了短见的地方，也是乔丽被绑架关在那里的地方。
林集说道，没想到，刘克成等一些头头全在那里，好像就是等着包吉的。他们都进了那间破屋子，一股阴气让人身上一凉。他们把门关了起来，派了一个人在屋外站岗放哨。屋里没灯，他们打开了两支手电筒，照出里面有一张破长椅。只见包吉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破长椅上，原来只是一大块猪肉。正不知他们要做什么，只见有人把一个破棉花胎摊到椅子上，把猪肉层层包了起来。林集心中正在诧异，却见一个头头拿出手枪来，对着破棉胎打了一枪。然后那些人就用电筒寻找，在下部的棉胎上找到了那个穿过猪肉的弹头。说，行了。于是乱纷纷地都走了，带走了棉胎和猪肉，还有那个弹头。
这是做什么呢？林集在第二天看到街上的大字报说，“冲打农机厂”时，有一个工人被里面一颗子弹打中，幸而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这说明农机厂的“屁派”不但制造手雷，而且持有枪支。林集看到“工红”的这份大字报，就想到昨天亲眼看到的那神秘的事情，其目的原来是为了获得一个弹头作为证据，而这个弹头必须经得起法医的检测。他们是在做假。
他听了倒抽冷气，说，这怎么行呢？林集说，我也想过，这怎么行呢？但又想，历史也许就是这样的。他说，不对，这是走进了搞阴谋诡计的泥坑。
林集说，我虽然也觉得这样做不好，但是“工红”总体上是正义的，至于手段，必要时，也可以用，胜利以后，这些就不谈了。
他说，你这种说法是机会主义的，这样做只能赢得一时的效果，带来的危害却是极大，一旦被揭穿，就成为把柄，而且这样做对自身是一种精神腐蚀。这有点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描写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这样做是不对的！
林集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说，好像已经看到了失败。
他说，失败也不能这样失败，不能用犯错误来让自己失败。
林集说，从参加“文革”到现在，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少。虽然是说“文革”是“演习”，里里外外的斗争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切不是虚构，不是闹着玩的。
他说，难道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闹着玩的吗？
林集说，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很严重，从运动看，实质就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当然，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民主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更深的实质，但这个问题不但对于我们学生，即使对于多数的群众，在很大程度上也好像只是理论性的。但对斗争的尖锐残酷，倒确实是有了亲身经历，一切决不是纸上谈兵。很多同学最初不过是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图个好表现”，这种肤浅想法早已被严酷的斗争现实打破了，所以不少人就退缩回去不参加了，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数早就回去了，听说有人甚至已经在乡下结婚了，农村人真是现实主义者啊。
他问，那么你后悔吗？
林集说，我不后悔，但是现在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好像都有点动摇了，我还要把《九评》再好好读一遍，从理论上来坚定我们的意志。
他问，“控告团”静坐军管会了，你们是怎样表态的？
林集说，我们写了坚决支持的大字报，但我一边写着一边心里也有矛盾，因为我怀疑是否有静坐的必要，怀疑是否能静坐下去，但“控告团”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也理解到这是整个斗争的需要，是为了要把不利的局势扳过来，所以我们要表示支持。工人运动是主体，我们学生要呐喊助威，但我感到是在啃硬骨头，而且硬骨头像山一样大，啃不动。现在逍遥派不少，在家里打扑克，不出来参加活动，也不到学校来。社会流传几句话：逍遥派，真自在，运动后期当左派。我思考，流传这样的话，也是客观矛盾和斗争形势的一种反映，它虽然是庸人哲学，但是也好像抓住了人心。做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多么不容易，多么孤独啊。我想来想去，一切都在于人性的卑微。
对此，他无话可说，因为他也体会到一种深刻的无奈。
林集这样谈了一会儿，离开了，身上带着革命性和彷徨性，坚决性和犹豫性，崇高性和庸常性，还有年轻学生宝贵的青春和看不见的未来，一切都正被放在炼狱里苦炼着。
他虽然不朝军管会那里走，但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军号声却准时响起，是一个人对着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辰吹奏他的军号，以传播全城，说明“控告团”在军管会里的存在。这个人想必当过号兵，或者是喜欢吹号，这时用上了，用在这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心中想必很自豪。有一天他在街上就看到了个人，看样子是个工人，只见精瘦的三号身材，有点猫儿脸，脸上表情率真无邪，三十岁年纪，戴一顶褪色的旧军帽，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一根绳子把一个铜号斜挂在身旁，铜号上系着红绸子，随着他的匆急的步子而飘动着。想必就是每天按时吹号的角色，然而“三月镇反”当中并无其人，现在表现出这种积极性真是有点不同寻常。他停下脚步观看着这个自觉的吹号人走过去，这个人发觉受到他的注视，就朝他一笑，随即又只管匆急地走路，一种重任在肩的样子。
没想到，路边也有人在观看他，是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姜顺堂，向他招呼说，好久不见你了，到我那里去谈谈，怎么样？他漫应了一个“好”字，姜顺堂就立即落实时间，说，下午三点，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们关起门来吃茶，如何？他无可推辞，就答应了。
下午，他进了姜顺堂的办公室，姜顺堂掩上门，请他坐下，给他泡了茶，头一句话问他：你认得那个吹号的人吗？他说不认识，他只是从那个人的那身装扮，估计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姜顺堂说，对，他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所谓的“控告团”在里面二号小楼上设立了宣传站，有扩音器材，有工作人员，这个吹号的，据我们掌握，不是工作人员，但每天都去，按时吹号。他问，这个人过去当过吹号的兵吗？姜顺堂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叫申恩梅，在山东部队当过号兵，复员在亭州印刷厂当切纸工，以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文革”以来也不活跃，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有了这样的积极性，好像赶上了革命的末班车似的。
姜顺堂最后一句讽刺话让他心中暗地一惊。丢过这个话题，姜顺堂问他，“控告团”名单上有你啊？他就做了解释，姜顺堂说，我们估计也是这样的。他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我们是投鼠忌器，只好忍耐，但忍耐是有限度的，矛盾终归要解决。
他听了无话可说。姜顺堂问他，你说呢？他说，我只觉得悲哀。姜顺堂问，哪方面的悲哀？他说，说不出来的、整个的悲哀，但我并不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他的话，姜顺堂点头表示理解。他问，一个战士被群众弄到大街上，是怎回事？姜顺堂说，这事情，我们不好出来辟谣，好在有两派群众，而不是只有一派，他们这样说，会有人出来那样说，那就让人们自己去辨别真相吧，我们不着急。他们说他们有个工人在农机厂里中了枪弹，而且把弹头送来让法医检验，但我们也问过另一面了，人家向我们保证厂里没有枪支，所以这事情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现在也不表态，总有弄清楚的一天。
他的心不由得狂跳了几下，出于诚实，几乎想把林集告诉他的情况说出来，然而，这岂不是一种告密行为吗？他虽然不赞成刘克成他们这样的行为，但他有一种不忍。即使刘克成他们如此不理智到头，像一个已经不利而硬要拼打到最后的拳击手一样最终倒在地上，他除了悲哀与怜悯，也不会去指责或鄙视他们，那样做，是别人的事情。现在，一切就只是情感问题了，他守着自己的不愿动摇的情感，而让自己置身事外。由于自身政治素养和政治经验的不足，也由于对立面势力的强大并且富有经验，像刘克成他们，看来只是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作为普普通通的群众，他们做了一回昙花，怒放了自己，这已经很值得纪念。
他立即让自己镇静下来，问，那个战士后来怎样？姜顺堂说，他们把那个战士在大街上围攻了一个多锺头，最后送交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问了那个战士，他只是有个亲戚在农机厂，他是去看望这个亲戚的，其它一切他都不明白，他只觉得很不理解，在那种情况下，考虑到纪律，他只有一言不发。郁老师，在群众运动中，产生这样混乱的事情，是不奇怪的，它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刘克成他们困兽犹斗，想找突破口，来扭转败局。不管他们是不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现在的一盘棋，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就这样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承认他们是亭州响当当的左派，在大联合三结合当中让他们占据优势，这样他们在“文革”以来的错误，就可以不算账了，他们一直最害怕、最反对的，不就是“秋后算账”吗？但越是这样，犯的错误就越多，就越是要算账，不算是不行的，不算，不把他们这种势力压下去，社会就安定不下来，就不能恢复正常秩序，天下就会永远地乱下去，这是任何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所在，也是亲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不能允许的，从毛主席最近的讲话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们现在连毛主席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其实已经走向反面，可以说是带有特殊性的一种动乱分子。
他暗吃一惊，但无言以对，而且好像他成了刘克成他们的代表在接受这种训导和警告。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保留意见，那就是，对这一切，你们不也有责任吗？归根到底，你们对“文革”，对这些群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不也是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吗？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犯错误的原因，除了他们政治上不成熟，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公正。但看来，所谓公正，站在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公正，所以你们一定不认为你们不公正，而认为你们就是公正，比如三月镇反，在你们看来，就是必要的、公正的，只不过性急了一些。如果是这样，那就永远说不到一块了，一切只是力量的对比而已。当然，刘克成这些人，也真是让人恨铁不成钢。他发觉自己心中是一个坚定彻底的革命造反派，并不比包吉他们差，只是包吉他们率直地表现为情绪，由情绪支配着他们，缺少头脑，乱冲乱撞，像李逵一样做出“直而不直”的事来，授人以柄。
你给我说说，也许我说得不对呢。姜顺堂做出向他请教的姿态。
你所说的，站在你这一面，是完全对的。他回答。
那么站在当中呢？姜顺堂立即敏感地问。
如果能站在当中考虑问题，你们的工作也许能开展得更为顺利一些，到将来你们要给他们算账的时候，也会客观一些，让他们口服心服，减少后遗症。不算账确实已经不可能了，不是你要跟他们算账，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这样，至于什么叫客观形势的发展，只要看看几个大作家的小说，就可以得到很生动的了解。
哪几个大作家的小说？
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狄更斯的《双城记》，我所知道的，就是这几部，其它可能还有。看一看这几个我们定义的资产阶级作家，是怎样去描写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他们有哪些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哪方面，他们的批判锋芒是朝向哪里，他们的文学是不是客观真实的。作为人民这样普遍热烈地参加、发生了这样尖锐对立的社会运动，“文革”与法国大革命必然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是可以用这些历史来作比较的。
姜顺堂不说话，体会到他的话意。稍停，对他说，你说的我也都能理解。但政治不是文学，文学也不是政治，政治是极其现实的。就拿你说的法国大革命来说，极其血腥和残酷，但作家用来写小说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是另一回事，作家的文学情感不能代替历史，历史它就那样了，它是现实的阶级力量的对立和搏斗，人民是正义和愤怒的，贵族也是正义和愤怒的。
那么是非呢？他问？
没有是非，有的只是力量的对比。理由永远在胜利的一方。历史就是这样。文人要成名，就寻找不同的角度去表现历史，特别会对失败者、对造反的人们抱理解的态度，对当权者抱批判的态度。历史是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表现的。
姜顺堂这么说，他无言以对。他是知识分子，他只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角色。纸与铁与血，确实不是一回事。他唯有点头服膺。
回到家中，却见屋里是两个女人，而不只是乔丽一个。另一个人是宗进庭的夫人兰贞。二人的交谈显得亲密无间。当一个男人看到两个女人这样密切交谈时，总是有着一种羡慕和向往。女人之间的心思，比起男人之间，似乎容易沟通一些。
原来，兰贞是有事情来的，但并不显得紧张，倒是比较从容。告诉他：下午，“工红”，也就是“串联会”，来了几个工人，让老宗跟他们去了，说是到“常委学习班”去集中学习，地点在农校。兰贞说，工人的态度是和气的，对老宗是尊敬的，他们是全市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他们说办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这当然是好意，所以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但是，毕竟他们只是群众，而不是军管会，不能代表组织啊。
他说，这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刚才公检法军管会的姜顺堂约我去谈心，也没谈到这件事，看来他还不知道。这事情，我的看法，首先是不要紧张，看样子你也没有紧张。目前形势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但表现出来的情况，正好相反，两派之间，街头上的冲突和武斗事件反而在上升和扩大，这好像倒也是符合某种规律的。“工红”他们单方面把常委弄去，这一行动，至少有不妥之处，他们的目的，就是争取领导干部站在他们一边，在将来的三结合当中能支持他们。
兰贞说，真没想到，老宗他们又这样吃香起来了，真是活挨搅！
他说，干部不是任何个人和群众组织私有的，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并不是为某一派群众组织所用，这个道理，太显而易见了。但从好处讲，也可以说，“工红”造反派这种国家主人公的历史主动性，倒是令人有点肃然起敬的。
最后这句话似乎有点幽默效果，兰贞笑了起来，却让他的心里暗起一种惭愧，因为他本无意去讽刺刘克成他们。
他不觉就对兰贞说，现在，中央对运动要“收”了，但亭州的这些工人们，仍然意犹未尽，他们不认为自己犯了“鹊湖事件”这样的错误，就应当灰心丧气无所作为。他们愿意做“三结合”这方面的工作，那也是好事。据我听到的，“工红”这样做这已经是第二回，第一回是“一月风暴”之后，他们把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园里学习，为夺权作准备，后来造反派分裂，这事情不了了之，但那一回可能还不包括老宗。兰贞说，对，那时他们把老宗送进了看守所！他说，唉，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就不去说那个了。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兰贞说，你把情况这么一分析，我就更放心了。你比一般做老师的，水平要高得多。
他忙说，水平高的人多呢，老宗虽然不当教师，但水平是我们这些啃书本的人不好去比的，这会儿，你在为他担心，他自己从容不迫，正在那里有说有笑呢。
兰贞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一说，我真的完全放心了。你虽然不是造反派，但阴差阳错的，你认得他们，有机会给我去看看情况，啊？
他答应了兰贞。兰贞实际上用“阴差阳错”一词来表示了与他们的和解。现在兰贞已经知道他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他是的，她仍将和他不共戴天，这是多么可悲啊。兰贞回家去，他和乔丽送至街头，挥手作别，看着兰贞在人行道上走去，形同常人。
他心里说：刘克成啊，你还想把你的“战术动作”玩到什么时候？
乔丽问，你打算到工人那里去一下吗？他说，兰贞来拜托过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一下宗进庭，顺便也要对刘克成他们适当加以劝说。想不到我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这样特殊的人，好像成为战国时代的游谈说客了，属于“士”这个阶层。我们医校，就是培养“士”的一个地方，学生毕业出来，叫做“医士”或“护士”，比起普通工农，还是优越的。现在，普通列兵也称“士”，叫做“战士”或“士兵”。在古代，甲士是有身份的人，不等于现在的普通列兵，古代的普通列兵，称为“徒”，够不到“士”这个阶层。再拿“生”这个字来说，指读书人，称为学生，还有“门生”这个词，都说明“生”这个字代表的级别是不高的，但是现在高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生”，中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士”，这不是颠倒过来了吗？
乔丽笑道，你以后有机会可以提出你的主张。
他说，那就要被称为神经病了。一个人如果违反习惯的东西，那就是笑话，哪怕他所坚持的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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