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常委会上对于“后遗症”的担心，很快也就得到了验证。一大清早，当医校工作组报告说医校出现动向，他的心中就一惊，立即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并且在不为人知的深处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果然，所谓医校的动向，就是出现了一张署名“井岗红卫兵”的大字报《为什么逮捕师生》，直指逮捕郁平和刘镇琛的事，认为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合伙”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井岗红卫兵”，并不是原先由市委布置、学校组织、发给袖章的红卫兵，而是自发的，无政府的。工作组在电话中说，里面各种出身成份的学生都有，特别是出身不好的都投奔进去了，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是人们没有听说过的。
听着电话，他想，这张大字报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是针对着学校党委和工作组，而且也针对着市委和他本人，至少是有这种必然趋势。“各种成份的学生”自己成立组织，在昭阳中学的事件中已经见到过了，明摆着是蔑视已有的红卫兵组织、蔑视党的领导的，这里面有一种反骨，是造反，是反党性质的。
他联想到北京的情况，北京大学党委不就是被一张大字报冲垮的吗？接着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本来那样显赫、那样受到党内敬重的大人物被明显降位，这不正是“顺藤摸瓜”？在亭州，决不能这样重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确实是有来历的，确实不是医校学生所能发明的，只是他还不能、也不便告诉工作组。而医校学生已经知道了这个词，说明着他们一定是跟北京的大学生有了联系，他们正在“活学活用”这个来分析亭州的运动。他心中挨利刃划了一下似的，打了一个寒颤。
他给工作组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查清大字报是什么人写的？背后有什么动态？要赶快组织左派积极分子，发挥原先有袖章的那些“红卫兵”的核心作用，重新集结和加强自己的队伍，要写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大标语。
当时，郁平被关在看守所里，以前也没听说对他有同情或较接近的师生，他与看守所外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但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郁平和那个学生成了棋盘上的一着棋，你拿逮捕他们来给运动定向，别人也就拿否定这个逮捕来做突破口，要给运动重新定向，把你架起的炮口拨过来朝着你。这是政治斗争，但一切又不像一着棋或炮口那样简单明白，甚至写大字报的这个“井岗红卫兵”大约也未必就能明白这种实质。问题就有这种微妙性深刻性，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斗争就这样深入起来了，须得好好对待。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边等待着医校工作组随时报告情况，一边不由得想着自己跟郁平的冤仇关系。至今不死的郁平确实经常让他做同一个恶梦，梦中景象总是他在深夜漆黑的原野上狂逃，有个人拿着驳壳枪追打他，要报杀兄之仇；那个人就是郁平，但盯着一想就又面目模糊了。醒来之后心脏怦怦跳得难受，并且头脑里还久久回想着那可怕的梦中景象。
自从在亭州发现郁平的存在，自从借着一九五九年“整风反右后的审干复查”把郁平一棒打下乡去，这个恶梦渐渐就在头脑里生了根一样。这是何等的痛苦，又是何等的难言，除了对兰贞略微说过，他对任何人都无法诉说这一内心深处的痛苦，若是自我控制不住，将来的一天是要得精神分裂症的。
他有时也曾想，松手吧，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跟郁平过不去呢？过不去的结果，自己也麻烦。所谓郁平的历史问题，其实证据不足，只能说有点影子，并且只有二分可能，八分却是不可能，但他就凭着这二分的可能，给郁平定了七分的罪，开除了他的公职，并且就他老婆的事情因势利导，真是弄得他家破人亡！时间长了，他也就以没有给郁平定十分罪（判死刑、死缓或二十年徒刑）来宽慰自己，认为还是讲了乡情、刀下留人的。他当然不能做得太过份，总要让自己有几分道理。既然问题在是与不是之间，处理也就在罪与非罪之间，应当偏向于有罪。这样处理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当然，这不够干脆，但当事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些。缺点也有，就是拖泥带水，至今还在纠缠。
在省里建议让郁平在农村做代课教师这件事上，还有医校提出让郁平回城代课这件事上，他确实也没有反对，就是受着自己思想中那些潜在的不同意识的支配，采取了含糊的态度，可以说一时软弱和让步了。当然，事实已经证明，加害郁平并不使自己轻松。也许只有彻底松了郁平，才能彻底松了自己。可要做到这一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当初定郁平于十分的罪也就罢了，但这又不是随便能做到的，不同意见一旦出现，扯起皮来就不好了。现在要叫他完全松了郁平，从他这角度，也就不是随便就能做到。事情就变得这样有点怪，好像自有其规律似的。
医校情况的发展让他感到完全出乎预料，几乎使他一时失去了某种自信。工作组长老张又打来电话，说医校数百名学生呼喊着口号正向市委前进，都很激动，不听劝阻，他们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师生，要打倒王校长，要赶走工作组。有组织有纲领有口号有行动，还有背景：已经可以确定，前天有北京医学院的两个大学生到医校来过，跟学生史宏（原名史家旺）在学校解剖室小花园里密谈了半天，所谓“井岗红卫兵”的大字报，就是史宏写的，现在前往市委的学生队伍也正是史宏领头。
他问，难道学校里就这样一边倒吗？老张说，另一种意见也有，认为反对学校党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认为史宏是野心家、是反党分子，但这种意见不占上风。
他搁下电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头脑里一片空白，仿佛面临不可思议的灭顶之灾，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猛醒过来，给秘书发下命令，叫把贴着毛主席像的牌子当做一面屏风立在市委门口，把铁栅门拉起来锁上，只开旁边的传达室小门，让“文革接待办公室”程主任就在传达室办公，站到大门外面去迎接和劝阻学生，保卫科的人把守市委传达室，防止学生冲进来，让公安局便衣到市委门口和围墙外面布点监控，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另外，通知看守所加强警戒。
他向杨书记办公室走去，向杨书记报告了这一急紧情况和自己采取的措施。杨书记一面叫秘书通知常委到小会议室开会，一面用电话向地委作了报告。他听到了电话里地委郑书记那熟悉的有点嘶哑的声音。他的心稍微定了下来。
常委会上，杨书记说，这是一个紧急会议，情况越是紧急，越是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让常委们先用十五分钟把《十六条》看一遍，而自己去跟调用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组当秘书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大明通电话。这是杨书记和市委了解北京情况的一个安全可靠的渠道。
过了一会儿，杨书记回到会议室，让他报告医校的情况。他告诉大家，医校几百名学生已经出发，带着三条要求，到市委来请愿。于是他不得不就一个多月之前逮捕郁平和刘镇琛作了回顾和说明。电话铃令人心惊地突然响了起来，秘书接话后报告说，学生已经到了大门口，席地而坐，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杨书记吩咐秘书让“文革接待办”先劝他们回校，请他们相信市委一定会认真研究他们的要求。秘书下楼而去。杨书记说，老宗介绍了基本情况，学生也已经到了，大家看该如何处理。
年龄最大的常委、组织部长老李用他那口词不清的乡音说，运动初期这样处理，还有先前的“上挂下联”，“三个横扫”，这些，对于指导全市运动，是有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特别是《十六条》发表了，中央对运动的指导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也就可以调整我们的做法。学生提出两个人的问题，我看可以考虑。那个教师是历史问题，那个学生只是出身有问题，用《十六条》的精神对照，当然也就不必逮捕。至于要求市委撤销工作组，要求“打倒”谁谁谁，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只能说欢迎对工作组提意见，欢迎揭发学校领导人的错误。我们也不能提倡到市委来请愿的做法，因为我们在各学校都派有工作组，有问题跟工作组反映，市委马上就会知道，不用请愿也一样能得到重视，请愿容易造成社会混乱，这是不允许的。至于释放人的问题，也不是这样闹事就释放，只能在原则上答应有错必纠。
老李口词不清的发言，虽然一如以往是平庸无奇的，但也一如既往说得不能算错。他心里虽不痛快，也只有接受，因为明摆着逮捕二人是有点不对了，“逮捕师生”，说起来有点难听和理亏了，很难坚持说是正确的了，而老李的话里还是给他留了面子的。
事情变化真快，哑巴亏他是吃了下去，运动初期上面的指示精神确实是不一样的，逮捕二人甚至是请示过的，但常委会上竟然无人提起不久前这样的历史背景了，好像成了他个人随心所欲而犯的一个错误似的。他当然不好这样抱怨上面，暂时也不必分辩。斗争确实复杂，他有成为“替罪羊”的可能。但他当然不能就这样认输，他觉得自己总的来说，还是对的。
杨书记征求他的看法，他说，目前也只能像老李这样说的做了，我们若不作好后退让步的准备，恐怕他们不会撤退的。但我看，不是他们一来，我们就扛顺风旗，而是要作几步准备，步步为营，准备三天三夜。现在市委门口就是阶级斗争的活的现场，我们要让躲在后面的阶级敌人、还有藏在学生教师里面的坏人，得到充分的暴露，让群众增加识别能力。
上次昭阳中学的风潮，被化解在校门之内，我们的代价是曹家骏李宝安两个同志暂时做出了牺牲。昭阳中学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充分暴露，为了让学生不上街，我们不得不那样做了紧急的处理。现在不同了，他们已经上街了，所以我们可以不急，让温度升高一些，让问题暴露得充分一些。不到一定时候，决不轻言允诺，否则，左派群众不理解、中间群众有误解，干部也会想不通。我们要让群众看到和经历一个斗争过程，为以后的反击打好群众基础。
上次杨书记就强调了毛主席关于放火烧身的教导，我们可以让眼前的火烧一烧，看能烧到什么程度，真金不怕火来炼嘛。医校是运动初期我直接抓的，逮捕一名教师一名学生，具体是我布置的，这样做自有根据，但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我们守土有责，不能把问题往上面推。
我们要发动左派学生，还有工人阶级，来用大字报大标语大辩论发表不同看法，让他们到市委门口来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也起保卫市委的作用，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暴乱性事件。各工厂的“四清”社教工作组还都在，要让他们组织工人里的积极分子化整为零到市委门口来跟学生辩论。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紧紧依靠左派群众，我们为什么不让左派群众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经受这样的锻炼呢？上次杨书记也讲到了这一点。现在，对方已经布下阵势，我们也要布下阵势，不要缩手缩脚。即使在医校，也是有左派、有不同意见的，但目前这种力量还不大，正在积聚之中，或者正等着党的号令，我们要予以重视和支持。总之我认为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化被动为主动。我布置关上了市委大门，不是怕他们，也不是不让群众进市委，而是要在中山塔门口形成阶级斗争的现场。我认为要有这个过程，起码三天三夜。我们发动了左派，情况就会不一样。总之，天是掉不下来的。
杨书记让大家发表看法。监委书记老魏耷着眼皮说，我看就这样，有人用学生来钓我们的鱼，我们要反过来钓他们的鱼，看看谁能把谁钓出来。
结果，大家对他的“三天三夜”的方案表示赞同。杨书记说，那就这样做。由老宗全面负责布置和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情，其他同志重点注意自己分管的方面。学生只管革命，我们不能不管经济工作，抓经济工作永远主动、有理、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历来要求各级领导做好经济工作，《十六条》上也有“抓革命，促生產”这一条。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全市动静，一有情况，我们还是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来共同研究。
散了会，他精神饱满回到自己办公室，四处打电话，给方方面面布置了下去，像布下了一面无形大网，将要调动几千人，轮流来隐蔽地保卫市委市人委机关。这样，中山塔门口就像无形大网包围着的一个舞台，等待着各种角色登台表演，到时自然会出现很多“观众”，这些“观众”在必要时会上前跟学生进行“辩论”。就是说，他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老蜘蛛，蛛网的中心是他暗中密切注视着、牢牢掌握着的。中心舞台上每一个主角和配角的表演都会有人给他们做出记录，并且及时反映到他的面前来。不但如此，整个现场实际上被安全而又不露形迹地保护了起来，一旦发生异常，或者有什么人想越过舞台，就会有无数群众“自发”涌上前去，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对现场实行有效控制。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久旱无雨，天气炎热，数百学生静坐在强烈的阳光下，把中山塔门口小广场坐满了，四周东一堆西一堆是围观的群众；在市委门口，在中山塔面前的街上，这里那里的，有一些工人围着一个两个学生进行辩论，指出他们静坐市委是反党行为；不时有家长跑来要拖走自己的孩子，个别的拖走了，多数却拖不走。这些情况不时报来，让他忧喜参半。
学生们过一会儿就呼口号，其中竟然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几百人在小小亭州这样的行为，能跟这样两个“保卫”联得起来吗？毛主席党中央难道要靠他们来“保卫”？来静坐共产党的一个县级市委，就算是这种“保卫”吗？这一切是什么混账逻辑？他在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情况，先是感到可笑，继而感到可恨。看来，这次运动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了，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来反党。
来报告情况的“文革接待办”负责人老程似乎已经有所动摇。他对老程说，不要怕，不要被这些危言耸听的口号所迷惑。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难道我们不热爱？难道我们倒不如他们有这样的感情和觉悟？他们里面有几个共产党员？有几个曾经迎着敌人的枪炮子弹冲过锋？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我们跟着毛主席党中央打江山的时候，你我在淮海战场上的时候，他们有的在吃奶、有的还没有出世呢！他们凭什么冲着我们喊这两个“保卫”？这两句口号是随便好喊的吗？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吗？这是强加于人，是欺骗人的口号，或者说是他们被欺骗了。要给他们指出这一点！当然，说话不要被抓住小辫子，现在就时兴抓辫子、打棍子、戴大帽子。大门要继续关着，要继续跟学生代表谈判，跟他们共同学习《十六条》，看看上面可有一条说可以来静坐市委？要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他们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劝告他们回到学校里去，这是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坚持我们这个立场，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原则。
老程说，气温太高，只怕有学生要中暑。他说，这个我们不能负责，要把这个压力给学生代表，指出他们要负这个责任，他们是医士学校的嘛，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来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水喝？难道还要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发放清凉饮料吗？我们如果这样软弱，政府还有什么威信？我们不搞虚伪的一套，也决不屈服于苦肉计，共产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讲实事求是！
但后来群众有给学生送水喝的，这些群众暗中被记录了下来，并且很快查明了身份，都是居住中山塔附近的普通家庭妇女，其家庭里也并无五类分子，街道干部已经及时对她们作了教育和警告。
与此同时，在距离中山塔不远的机关食堂里，倒确实在烧大量的开水，在做大量的馒头，但那不是供给静坐的学生的，而是供给在暗中来保卫市委的人的。他们来自附近几个工厂，有他们厂里的工会干部作为领队。在他们之上暗中有一位总指挥，就是有着三千工人的亭州纺织厂工会主席老刘，同时也是市总工会的一个副主席，本人具有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这时老刘就坐镇在不远处的市总工会里，通过联络员的掌握，指挥现场的这些人，让他们分批地悄悄地进入食堂和离开食堂，做到岗位不空、肚子也不空，老刘把这叫做“陪公子读书”。大老粗说起话来，既一针见血，又风趣幽默，毒得狠呢。
学生中午吃饭是分批回校去吃的，而静坐的人数并未减少，一直精神抖擞地唱歌、呼口号。他们显然有了分工，有人继续作为“代表”跟市委“文革接待办”谈判，有人在学校里写大字报大标语拿到市委门口和附近街道上张贴，有人分头到其他学校去演讲鼓动。工人们在街头对学生的拦截、辩论，总的来说，没有起多大作用，甚至反而遭到了群众的指责。这些消息使他忧心忡忡，十分焦虑。
使他高兴的是，对立面终于站出来了，一条大标语刷在了机关食堂门口的墙上：“静坐市委是反革命行为！”真是旗帜鲜明。底下一行小字是“医校红色保卫军”。这里距离市委有二百米，远了一点，而张贴的几个学生也不敢久留似的很快消失了。但标语的影响还是很大，中山塔门口的人们都知道了，在群众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得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电话，吩咐立即与“红色保卫军”的学生取得联系，不管他们过去在学校里表现如何、家庭出身是什么，都要代表市委肯定他们是运动中涌现的左派，市委对他们表示支持。要让“红色保卫军”在学生当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们需要的纸张笔墨要尽量满足、不受限制。要他们在医校内外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对在外面静坐市委的人“釜底抽薪”形成政治压力。“红色保卫军”可以在学校召开成立大会，让他们上街游行、呼口号，向人民群众宣传自己的不同观点，使在市委门口静坐的人孤立起来。总之要利用“井岗红卫兵”正在静坐市委，后方空虚，立即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让他们敢于做这边学生的工作，暗中分化瓦解，等“井岗红卫兵”回校时，学校里力量对比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那时就把他们分割到班级上去，一个一个做检讨，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他一口气布置了这么多、讲得这么具体、一切都好像已经成了到手的现实，可算是高瞻远瞩，老张的情绪也被鼓舞起来，表示一定照他指示的立即去做。
他刚搁下电话，杨书记的电话就来了，也听说出现了这条标语，他就把刚刚给医校工作组长的布置说了，杨书记说，很好，这样就有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发现杨书记跟他的共同点，他总是感到高兴，但也总是抹不去心中的担忧，因为杨书记的思想是否跟他完全一致，那是不知道的，他并不完全同意上次常委会杨书记讲的一些东西，或至少认为没有必要强调那些实际上有深刻分歧的内容。他觉得杨书记忽然讲起那些来，是不是有什么用意？而且对运动的理解上明显是有些转弯了，从“三个横扫”上有所后退，改用了《十六条》上“运动重点”的说法。这是不是在铺后路呢？在“文化大革命”这形势下，杨书记与他、与众常委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渐渐有了微妙之处，有了戒防之心，这是需要注意的。
夜色降临以后，他从旁边巷子悄悄来到中山塔门口，站在人群后面，看到大约二百名学生整整齐齐坐在地上，四周站着观看的群众。天气到晚上已经有点凉了。中山塔门口是个小广场，没有路灯，只有中山塔大门头上和旁边看守所门口有两个灯泡。学生唱起歌来，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唱得低沉，听了让人心里酸酸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文艺的作用确实是大，也确实有个方向的问题，此时这首很不错的歌其实就为错误的学生运动服务了。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妇女忽然哭着说这些伢儿真可怜，捂着脸走了开去。有人议论说，市委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出来接见一下学生？怕什么？另一个人马上小声提醒说，看归看，不要多嘴。他感到一种尴尬，悄悄抽身离开，免得被人认出来。
他回到办公室。学生不睡觉，他也不能睡觉。他恨恨地想着，年轻人好厉害呀，好像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似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我们可没有给他们开这门课呀。可是不对，我们是给他们开了这门课的，我们让他们学的政治书、历史书，以至语文书，还有提倡他们阅读的《青春之歌》呀、《红旗谱》呀，实际上不都充满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经验介绍吗？还有我们的电影、连环画、戏剧、诗歌、散文、回忆录，等等，无不充满这些内容，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不就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教育下成长的吗？认为从事政治斗争最伟大最光荣最有意义。天哪，就像教会了儿子来打老子一样呢，或者也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得我们自己不能忍受了，总之，一切有点不对头、有点不是味道，好像历史在开玩笑，或者是我们自食其果似的。
秘书给他送来两份材料，一份是医校学生史家旺的档案，一份是医校校长王淮兴的档案。一份厚厚的，一份薄薄的，同时摆在他面前，等待他打开、阅读、研究。两份档案平等地摆在一起，显得十分异常。他阅读这个校长的档案，是准备着怎样从策略出发让其“经过去”；他阅读这个学生的档案，是为了弄清这个学生起来“造反”的家庭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差不多就等于是了解对手、摸清敌情。
作为一个学生，才二十一岁的史家旺的档案极其简单。他是本地人，家在天滋街紫竹巷“8-1”号。大约在史家旺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在表格上，他为他的父亲写下了“码头工人，正常死亡”这一行有点抑郁的文字。史家旺的母亲后来被安排进港务食堂工作，养活丈夫留下的三个孩子。史家旺的姐姐现已嫁人，姐姐与姐夫都在本地制革厂当工人，还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中一年级。至于祖父，他在表格上写道：“祖父，贫农，亭州南门曹家庄人，解放前死于贫病交加。”在父亲与祖父的“政治状况”一栏里，他填写的都是“政治清白”。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史家旺以这样卑微的清白的家世，来激发自己的某种意气，赋予自己在新社会里某种“资格”或“权利”。
史家旺从小学到中学，教师的评语总是“能尊师爱学，刻苦上进，成绩优良，有一定组织能力”之类，此外就是“希望戒骄戒躁，继续前进”。老师给他的“品行等第”，年年都是一个“优”字。史家旺在初中就被吸收入团，他在班上一直担任劳动委员这个踏实朴素的角色。
他反复看着这极其有限的档案内容，还有一寸照片上那个幼稚而倔强的猫儿脸，坚定而明澈的目光，再怎么捉摸，也看不出史宏有什么反动根源。史宏家庭出身，在我们的阶级路线的视野之内。可是这样一个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这次运动中有这样坏的表现呢？过去，高中以上的学生在一起吟诗作赋、瞎说八道，或者手写、油印自己的“文学杂志”之类，根据情况，就可以打成反动小集团，在亭州就有过先例，也是在他手上办的，那几个显露才华的学生这会儿正在海边的农场里劳改呢。但这次闹这么大，史宏倒好像成了时代英雄似的。这是怎么回事？他虽然明白，却仍然惑住了气似的想不通，过了好一会儿才一口气叹出来，根子是通在中央呀，这一次是毛主席亲自叫学生这样闹的，《十六条》不就是毛主席给学生的“圣旨”吗？而且党中央的报刊还在天天给他们打气鼓劲。这简直跟我们过去一贯的做法完全相反，坏的成了先进的，好的成了落后的，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史宏这样的学生，就抓住了时机以求一逞。那么，他们想“逞”什么呢？“逞”英雄吗？也许有一点，但还有野心。比如史宏，本来可以凭着出身红、品行优、成绩好，在我们的社会里得到培养，稳步上升，但现在有这样大的机会，而且是毛主席号召的，就迫不急待跳出来了，要当一个大大的英雄，做一个大大的“左派”，提前往上爬，就像蛋壳里的小公鸡梦想立刻变做金凤凰，一飞冲天。
出身“工人”只是填写在表格上好看罢了，说穿了，不就是出身穷苦吗？是社会地位很低的、过得不像样的人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连人的外观都失去了的那种人。个性极强而处在低贱地位的史宏史家旺，从小一定敏感到世态炎凉，觉得自己很委屈，愤恨压抑在心里，而我们依靠工农的阶级政策所给予的优越感和希望，毕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有某种比我们的阶级路线更强大的东西作为前提和环境存在着，一般说来，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嫌贫爱富，人们都趋炎附势。
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思想早熟、各方面符合条件的学生，将来分配到单位上，当然会赢得组织重视，会有很大发展前途。但“文革”向他展示的“前途”似乎更直接更可观，可以像聂元梓那样只用一张大字报，倾刻之间就名闻天下、有出人头地之势。
他们如果真的取得“胜利”，我们将如何呢？明摆着，史家旺不正在“打倒”自己的校长吗？打倒了校长，他在学校里崭露头角，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崭露头角呢？势必就要来打倒级别更高的人！原来如此，骨子里不过是几千年玩“推翻”的老花样！
史宏史家旺这样的青年，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这样一个本来可能被我们选来接班的青年人，现在气势汹汹来抢班夺权，要用我们的血，染红他的革命桂冠，要把我们从坐椅上推翻下去，让他来坐。而在口头上，却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无比的真诚，乃至还流着鳄鱼的眼泪！小小年纪，心领神会，为祸甚大，为谋甚深，抓住时机，以求一逞！
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内里早熟的青年，能力之强，出人意料，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人才，恰恰是我们需要及早发现、及时清除的！如果说我们过去闹革命的时候，需要这样的青年，现在我们坐江山的时候，就要反过来，就要特别防止这样的青年往我们的队伍里钻。这次运动，就下层而言，也许正是要从社会上把年轻人里头这种隐患人物引出来加以消灭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呢！消灭一下，稳定十年八年以至于几十年，反右斗争，正是如此。即使毛主席没有这样的本意，但运动到后来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要怎样就怎样的，组织自有组织要做的事。毛主席不可能具体管到亭州来，皇帝下面有朝廷，朝廷是下级服从上级。
史家旺这样的青年，无疑等于自我暴露，像定时炸弹一样提前爆炸了。在其没有被消灭之前，总是不舒服的，一有机会，总是要闹点名堂。你把他们消灭（在政治上）一点，他们就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他们注定不能成功，根本的一条，是我们还正当壮年呢！人家拿刀来杀我，我还要爱他、培养他、支持他吗？不可能的。史家旺不过是出了洞的一条小毒蛇而已。让他神气，让他跳吧，等待他的，只有可悲的下场，小公鸡将因自己疯狂的梦想而死在蛋壳里！但目前还得与他周旋，笑脸相迎，恭敬有加！
他气呼呼地把史家旺的档案推到一边去，把王淮兴的档案拉到面前来。
他不由得盯着王淮兴的相片看了好一会儿，这是一个在面相上就极其忠厚老实的人，正如事实上的那样。他认识王淮兴，是在七年之前，由于处理郁平的事情认识的。当时他看出，这个做校长的对自己学校的教师是很爱护的，作为一个人，是很仁义的，不忍心看到郁平遭此不幸，但在人前人后，却没有说一句不同的意见，也没有流露自己心中作为一个校长的悲伤，一直抱着相信组织服从组织的态度。
对于王淮兴当时没有足够表现出应有的政治热情，他虽心中略有不满，但人家总的是配合的，是配合组织让郁平接受了这样痛苦的现实的，这就行了。从另一方面，却也看出这是一个好同志，很懂原则很有党性，不多言不多语，对上不顶撞。可以想象，对于郁平的事情，王淮兴在任何别人面前都会只字不提，他用原则性把自己个人的看法和情感完全克服了下去，党性很纯正。就连他，有时也会忍不住跟兰贞谈一点心中隐藏着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妥当的，是党性还不够，而王淮兴这样的人，一定真的能对老婆也守口如瓶。
王淮兴是亭州本地人，家庭出身小商，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实际上是参加了亭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活动，主要是暗中刻写传单，夜里出来张贴，宣传我军在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号召人民准备迎接解放，起到了动摇瓦解国民党政权的作用。当时王淮兴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就在那时被发展入党。亭州解放之后，他在文教科做了科员，以后一直在亭州文教战线工作，做过一中的副校长、二中的校长，做过卫生局副局长、教育局局长。调任医校的校长之后，王淮兴已经是十四级干部，是受到重视和培养的。
毫无疑问，如果“打倒”王淮兴，对整个亭州教育界，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可以说，就跟在北京“拿下”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一样。他又气又恼，一拳头砸在办公桌上，心里骂着：狠啊！冒火的眼睛就向史家旺的档案看去。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东西，竟然要来“打倒”有这样革命资历的校长，还美其名曰“革命”、“反修防修”，真是他妈的岂有此理！王淮兴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为了民主解放跟国民党反动政权斗争的时候，史家旺才哇哇坠地！而王淮兴有什么“修正主义”的错误呢？没有！他们只是拿王淮兴当靶子，来跟市委较量罢了。进入“文革”，学校里是市委工作组当家，逮捕郁平刘镇琛二人这样政治上的大事，是市委的决策，而且请示过地委，明摆着王淮兴只能配合执行而不能决策做主，他们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却硬要市委来撤王淮兴的职，好比给你刀，要你杀自己的将，然后再来收拾你，真是何其毒也！是可爱的青年吗？不，是魔鬼、强盗、阴谋家！不要因为他们还在蛋壳里嫩嫩的，就被迷惑住！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多了，亭州小城多数人已进梦乡。他估计王淮兴是不能安然入睡的，他拨通了王淮兴家中的电话。家中有电话的人是不多的，王淮兴有这个待遇。接电话的是王淮兴的妻子，他说了自己的姓名，王淮兴就接过了话筒，声音有点激动，说，宗市长，你还没有休息？他说，你不也醒着吗？小将们都在中山塔大门口坐着呢，都是为了你呀。说这话时，他想到，王淮兴其实是代他受过。
王淮兴说，我个人不算什么，市委还是早作决定比较好。这话的意思是请市委早点对他作出“处分”，就像老将黄盖一样，一片忠心，愿意在“苦肉计”里挨打。
他说，老王，你这个态度，我很感动，你是受委屈的，你是代我们受过，组织上有数，我也很清楚。
王淮兴立即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负责，我会维护组织的安全的，请领导放心。他说，淮兴同志，你的党性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挺住，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天下终归是我们的。你听到了吗？
王淮兴有点哽咽着回答说，你说得对，我听到了，我记住了。目前这种情况，请市委无论如何不要考虑我，要多考虑学生，多考虑全局，早作决定啊！说了这话，王淮兴主动搁下了电话。泪水立即涌上来，模糊了他的眼睛，多么好的同志啊！他心中恨着史宏之类小野心家，感情久久不能平静。
午夜时他悄悄去观看了一下，中山塔门口群众已经不多，四边四角只站着少数几个人，大约还属于老刘布置的暗哨。学生的人数没有减少，都坐在地上，东倒西歪互相倚靠着，女生在当中，男生在四围，他们抵挡不住一天下来的疲倦，都睡着或者半睡着了。他立即转身离开，因为感到一种惊心动魄。
说史宏史家旺是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可以的，但这么多年轻幼稚的学生又是为了什么呢？只能说他们除了受史宏煽动之外，主要是受了报纸上那一片宣传，在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其实，这场运动到底是什么来龙去脉，什么又叫做“进行到底”，这些孩子哪里知道！但党给他们的教育，一贯是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
可是，这些学生难道不晓得，静坐共产党的市委意味着什么？要在从前，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啊！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可现在，他们却能跨过这一思想，能理解成“革命”行动。他们“革”起老革命的“命”来了！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有很多次，可这回确实很不同。党报上发表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且一论而再论，“造反”这两个字就这样上了党报加以号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在年轻幼稚的人理解起来，这一切是多么伟大、多么激动人心啊！
他想起自己在常委会上主张的“三天三夜”，心中似乎发生了动摇，万一学生的身体以至生命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那责任就不小。王淮兴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这成了眼前的现实，很难拖延下去。但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对方在拿学生做筹码，逼着市委后退，而市委一旦抛出王淮兴，他们就会像疯狗扑上来撕咬住不放，同时，那血红的眼睛还会看着像他这样的更大的目标, 好不厉害！
王淮兴成了市委的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看来是守不住的，事实上已有曹家骏的先例。在他和杨书记密议的一定情况下可以抛出的人员名单上，并无曹家骏，也无王淮兴，更无李宝安，但情况变化如此，也就只好灵活处置。市委是可以让王淮兴“经过去”的，只是要坚守三天三夜。北京的经验已经证明，硬顶着不行，只有迂回，暂时后退、让步、认输。你要让学生、让群众起来，行，我们先是不同意，以表明立场，然后就让他们起来，可起来之后呢？势必是一个“乱”字，发展下去是“乱”了谁，就难说了，到最后不还是要我们来收拾残局吗？没有我们，谁做工作？国家何在？那时就见分晓了！
好一场恶斗，要做较长时间的准备，退，退，退，乱，乱，乱，然后反击，进，进，进，治，治，治，直到否定这一场运动，实质上还要从根本上否定许多许多的东西，才能让一切走上正轨。他觉得自己头脑更清醒、看得更清楚、胸中更有数了。但他也吃惊于自己思想的控制不住，吃惊于自己政治想象力的大胆和骨里的对抗性的立场。一切要不动声色，很多东西只能放在肚皮里。
回到常委楼前的小院，他看到一个人影在东边假山前的小径上徘徊，那是杨书记。他走了过去，他突然觉得有几句最重要的话要跟杨书记沟通，并且他相信杨书记是能理解的。杨书记看到了他，说，你到门口去的？他说，是的，我看了一眼，不想看了。
杨书记说，我刚才也到中山塔二楼上，悄悄地朝下面看过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杨书记手一指，说，上去谈！他们上了楼，秘书给泡了茶，退了出去。
他把跟王淮兴的通话告诉杨书记，杨书记说，老王是个好同志。他说，王淮兴是代我受过，我目前还不便于挺身而出。杨书记说，这个问题你不要考虑，运动是市委集体负责。初期的运动，上面是有统一指示的，但亭州的事情亭州市委承当，我们共同承当。现在我考虑的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好办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宗，我深感我们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问题，如果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那不可怕，来自内部的矛盾是最可怕的，这个矛盾的解决，看出来了，地动山摇，我也猜不透何以要用这种搞大运动的方法。黑格尔不是说了吗，“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天要下雨，自有成雨的原因，你不可能叫它不下，不管多大的雨，只有硬着头皮让它下。说实话，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都像悬吊着似的。我最痛苦的就是这个，虽然我们是绝对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
他说，老杨，你这话就说到我心上了。就凭你这番话，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去做，上刀山下火海，我甘愿冲在前面。你说的这个大困难，一时还不会过去，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不到过程完结，它就不会结束。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说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刚才我看到你，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班子，要有三套。一套散了，有第二套，第二套不能起作用了，还有第三套。总负责的是你。大约要做这个准备。我们现在是一线，在市委委员里找些年轻的组成二线，在后备人选里再指定十个八个人，组成三线。这对于年轻干部，也是锻炼和考验。如果三套班子都被打散，那时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了，但情况总不至于到那样吧？
杨书记说，这个想法是个创造，很有必要，那就这样决定。你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一下，我们定下来就向地委报告。黑格尔的命题还有后一半，叫做“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联系眼前，你怎么理解呢？他说，雨不可能老是下，不下雨的因素会在暗中发展，最后雨止天晴，又是一种天空。这既是必然的，又是一个过程。用毛主席的《矛盾》论说，是旧的矛盾统一体将被新的矛盾统一体所取代，又开始新的矛盾运动。总的是“否定之否定”。到下一个发展变化来到时，前一个阶段作为曾经存在过的，有的完全消亡，有的作为基础和有关因素留了下来。
杨书记点头说，对，应当用这个普遍原理来观察一切事物。实际上就是时间这个东西厉害，凡是眼前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下一个形态不会同于前一个形态。再过二十年，到我们退休时，党会对我们说，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身体，长寿健康，也就是说，不要我们再管事了，我们管不动了，我们个人再了不起，也是要准备彻底灭亡的。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他握住杨书记的手，说，党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我现在还不能灭亡！杨书记反握了他一下，说，我们都要保重，来日方长！他们的手更紧地握在一起，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杨书记说，朱市长电话里反映，目前北京的学校里是学生当家。他现在仍住在清华大学里，工作组撤销后，他就没有任何身份和工作任务了，但他也不敢擅自回来。目前清华大学的造反学生头头叫蒯大富，是从我们苏北考进大学的。我把亭州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他说这相当于北京一个多月之前，他叫我们不要硬顶，总的要顺着。我把我们“三天三夜”这个打算告诉他，他说原则上可以这样，但要有灵活性。参考他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常委会上决定的策略总的是可以的，只是那个阶级斗争现场不要摆得太过份，不能造成工人斗学生的局面。他说，行。嘴上这样说，心中却袭来一片阴影，好像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情、又承担起了一份有苦说不出的责任。
学生在中山塔面前的露天里那样过夜，他也就不能安心回家去睡觉，夏天还不算完全过去，秋天刚刚才到，他就在身上盖了一件衣服，躺在藤椅上，在一种极疲倦的状态中睡了过去。好像只睡了一会儿，鸟叫声就惊醒了他，清晨的金色阳光已经在窗玻璃上闪耀，预示着又一个大热天的到来。学生静坐的第二天开始了。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跃而起，他需要以饱满的精神应对学生的“革命”。他拿了毛巾脸盆，到水池去洗脸。蜷缩在用几张椅子拼起的“床”上的年轻的秘书，被他的脚步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也拿了脸盆毛巾跟上了他。
秘书从后院到他家去给他拿早饭，趁着这时，他走到前面去，悄悄登上中山塔，从二楼窗户边上往下观察，只见学生正从地上“起床”,有的一被惊醒就像自觉的战士一样站了起来，有的懵懂地懒懒的好像还以为是睡在家里。他们集合站队，都清醒了，知道新的“战斗的”一天开始了。在一个学生的指挥下，他们庄严而崇敬地合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嗬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泪水在学生稚嫩的脸上流淌下来，旁边围观的群众有的也擦起了眼睛。他虽然有着反感，却也禁不住产生一种感动。他抽身离开窗口，倚在墙上，心怦怦地跳，觉得受到一种极大的冲击，也有一种极大的困惑。
他试着设身处地从学生的立场去想，学生会认为，即使郁平、刘镇琛确有问题，这个逮捕也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压抑。他们对照中央《十六条》，那上面明明写着运动的“重点”并不是任何别人，更不是教师与学生，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还有报纸上刊载着的北京的情况，运动的方向应当反过来，是对着学校领导甚至市委领导，而不是对着群众。所以他们认定学校里前一阶段的“横扫”是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学校党组织、工作组，以至于市委，都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相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纠正。他们为自己能在现实中有这样的识别能力而感到了不起。他们为能起来参加直接与己有关、同时又遥遥与中央有关的政治斗争，而感到新鲜和激动。他们想不到运动就这样把他们卷进来了，而且他们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他们凭着这样高度的政治觉悟、高昂的政治热情，来跟市委“斗争”，而不怕指责他们是“反党”，这是他们勇敢正确的“革命行动”，可市委不但看不到这一点，却把大门关了，让他们在露天里过了一夜，这岂不令人伤心和愤怒？但毛主席教导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所以他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他们想不到在这和平年代还能亲身“参加革命”，心中真是无比珍惜，一定要让自己做一回真正的革命者。当他们唱着《东方红》时，他们好像在向毛主席汇报和表示决心呢，觉得自己一下子跟毛主席息息相通了，觉得能这样亲身经历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伟大斗争，真是太有意义太值得了。亭州虽小，医校的事情更小，但这场静坐的意义就可以是这样大。他们是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不得到胜利，就不可能回校。他们将迫使市委处理他们的校长，而不管他们的校长可能在其他方面多么优秀多么无可挑剔，因为这是“革命”，是顾不了那么多的，是“残酷的”。他们甚至为自己能这样坚定这样“残酷”而自豪呢！
在历史上，“驱逐校长”本来就是学生运动的显著内容。毛主席本人在青年时代就这样闹过，许多革命者在学生时代都有这种类似的表现而传为佳话。学生时代就能这样“闹革命”是很了不起的，相反，埋头于书本的学生，往往没有什么大出息，甚至是不革命的以至于是反革命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不就是写了这样一个大学生于永泽吗？于永泽崇拜胡适，一心读书做学问，反对林道静参加学生运动，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静才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勇敢闹革命才是青春之歌。
中山塔外面这些学生的思路，大体就是这样，以至于人们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事情警告他们，也好像没有说服力，不能改变他们。如果用我们远谋深虑所想到的一切看他们，他们就是处在无知与黑暗之中。他们是不自觉地被一种狂热和血气控制住了。这真是感情上不可沟通、认识上不可调和、政治上势不两立。一切变得这样不可思议！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这些学生娃娃也有着几分敬意。他们确实是多年以来用革命的传统精神教育而成的，能够让他们去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比如，把他们送到越南前线去跟美国鬼子拼命，将是非常敢死的力量。可是，历史不相信小知识分子的这种纯洁和虔诚。在他已经有了自己冷静的看法之后，在一种近于本能的感觉上，要他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受学生的纯洁和虔诚的感染，跟他们站在一起，这决不可能。党内的和国家的问题，要比学生所能想到的，复杂一千倍，而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眼前事实说明，他不必，也不可以恨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只不过是趁势而起罢了。所不能恨的当然不能去恨，而所可恨的是利用学生这种单纯和虔诚来跟我们搞政治斗争的人，包括学生中像史宏史家旺这样个别的早熟的害群之马。他虽然无法去计较所有这些学生，但他认为他绝不会饶恕史宏这样个别的为头的学生。
眼前的事情不能老是这样对立着。总的看来，所发动的工人上街阻挠学生静坐、找学生辩论，好像势头减弱，没有能如他们设想的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相反，据公安局报告，竟然有人署名“三布厂共青团员某某某”，写了支持学生的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其中还批评说市委不应当组织工人上街围攻学生。这又是一个突破，是对市委前一阶段布置下去、构筑起来的东西的一个突破。公安局对这张大字报已经拍照，也已经跟三布厂联系过了，确有其人，今年二十岁，确实是共青团员，平时还是很要求进步的，大字报确实是他写的和贴的。公安局请示他怎么处理？他反问说，你们看呢？公安局说，好像暂时不好处理。他说，那就先收在那儿，以后再说吧。搁下电话时，不知为何，他的手都有点发抖。这一情况，使他觉得自己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错误，他未免把所谓“工人阶级”看得太好指挥了。他忽然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工人为什么好像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不得不尊重、不得不利用、不得不敬畏着似的？这难道不应当深长思之吗？从创党那时起，我们虽然总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把某种组织性教给了他们，但现在看来这也会有不利一面的。凡是我们曾经利用来对付敌人政权的东西，现在都应当反过来考虑考虑，因为我们现在变成了政权。
他走进传达室，“文革”接待办的两名同志和衣而睡一夜，也起来了。这里和学生只隔着一道木板的小门，而且上班之后就要打开，如果学生硬要冲进市委，是不费事的，但学生还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史宏史家旺指挥下跟共产党市委坚持“合法斗争”呢。他关照两个同志说，对学生还是这样的方针：一是劝其回校，二是密切观察。
回到楼上办公室，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是医校工作组老张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医校红色保卫军”将于两小时之后成立，参加的学生人数占全校的大半，成立之后就到市委门口游行，表示对静坐市委的反对。他关照说，我们对所有革命学生一视同仁，支持他们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在运动中“独立思考”，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左派，但我们不插手，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那边回答“是”，他搁下了电话。
政治斗争，风波险恶，他的所有言行都必须谨慎。至今为止，他和医校工作组长的通话，都是很策略的，假如工作组长背叛了他，也无法指控他与另一派学生有什么关系，现在，他所说的话都是《十六条》上有的，他没有像《十六条》上所警告的“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他拿起电话，跟各个学校的工作组长一一通话，了解到各学校对于医校学生的静坐都有了反应，都有学生准备表示支持，但也有学生表示反对。“战斗队”等各种名称的学生组织正在纷纷成立，在学校里发表《成立宣言》，这些学生的观点并不统一，围绕着医校静坐这件事，大体上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原先以出身成份为标准、有领导地成立红卫兵组织的一套，看来是全面地被冲破了。他一方面感到心惊，另一方面又为此“叫好”。心惊的是这样发展下去不知会出现什么局面，“叫好”的是中山塔门口确实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中心现场，四周许多的“小匈牙利”正在被引发出来并且将被吸引到这个现场中来表演，这正是预期之中的。他对这些工作组长重复说的话就是，要让学生“独立思考”、自己教育自己，在运动中证明自己是跟着党的革命左派。至于这番话里潜在性的话，他相信这些人是能从他的口声里听得出来的。
秘书来报告说，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党委都有电话打来，说厂里出现了情况，少数工人可能会对学生表示支持。他指示说，密切注视，好言劝阻，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他放下电话，眼前似乎看到全市的工人群众都涌上街头，整个局面已经无法掌握。工厂的工作要点虽然早已布置下去，但确实，谁也无法不让青年工人像学生一样充满政治热情。《十六条》说了，“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这些话，对于工厂里的青年人，当然充满了号召力，而那些青年工人的大多数，不久之前也都是学校里初中或高中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升学，于是由劳动局招工安排，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成了“工农兵”这个排列中，首屈一指的国家“主人”。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写在宪法上的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性质。他心中认为，这里面实际上含有许多混乱，很大而化之，有教条主义气息，将来需要好好研究和对待！
虽然工人处在劳动第一线，虽然科室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地位高于普通工人，但在思想意识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言而喻更是工厂企业的“主人”。在理论上，从来也不会说厂长、经理、科长、车间主任、科技人员是工厂的主人，相反的是，要求他们尊重工人，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这里存在着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名与实之间不符。但人们一般抱着理解的心照不宣的态度存而不论。而在总体上，又似乎含糊地认为，只要是在厂里拿工资的人们，都属于工人阶级。让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有某种精神上的权力感和优越感，对于厂里的管理，也许是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制约或辅佐，也让工人这个群体有良好的自我感觉，有利于发挥积极因素和某种稳定，这种好处，却也是事实。
毛主席把鞍钢工人参加管理之类的经验，命名为《鞍钢宪法》，要让全国贯彻，但至今并没有真正在厂里得到贯彻，做起来真是谈何容易。厂长、经理、科长、车间主任、技术员工程师这些人，怎么可能欢迎这个东西呢？谁不愿意高高在上啊。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矛盾，通在人性这个东西上。从事实来说，如果某个工人真的在生产管理上、技术创新上、生活待遇上，要求自己的“主人”的地位时，这个工人的非份之想就会遭到他的伙伴理所当然的疑问或讥笑了。所以这样的工人，一般也很少有。这就说明绝大多数工人作为一个人有他正常的脑袋，是承认科长车间主任厂长技术员工程师在厂里实际的较高地位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也是能把自己限制在比较现实的范围内的。就是说，是明白自身的两面性的，既是主人，又不是主人。而现在闹“文革”了，他们主人的一面正在被强调出来。他很不安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问题而进一步在心中思考着。
其实，厂里工人写领导的大字报，比学校里学生还早。华兴机械厂油机车间的几个工人在七月份就写出了矛头直指厂里社教工作队的大字报。结果是反过来被工作队发动群众把他们压了下去。市委专门召开了全市工作会议，让华兴机械厂社教工作队做了经验介绍，谈“出现反动大字报怎么办”的问题。现在，在昭阳中学和医校的影响下，工人又蠢动起来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工厂，是管理人员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微妙的对立统一体，工厂的一切，就在其中运行，好丑成败，除了生产上的诸多因素，也就在于对这一矛盾的理解和调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好的厂长，也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我们在厂里配置了党委书记，配置了工会主席，是要求他们分担厂长在政治方面的工作任务。但书记与厂长又常会闹不和，而工会主席则不起多大作用。所以有的厂干脆是书记厂长“一肩挑”，但适合的人材，却是不多，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甚至一时“左”、一时右，莫衷一是。这是我们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资本家的工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只是劳资关系罢了，资本家聘用经理来实行管理，聘用相关的技术人材，以赢利为一切的核心，跟政治分开，跟党和国家隔开了距离，也不存在工人是国家主人公这种夸张的说法了。社会主义好像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在生产关系的方面，到底是不是优越呢？值得思考。
想到工人会像学生这样“起来”，作为分管着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他心里真是如同《十六条》上说的有点“怕”，感到些“软弱无能”，血液里顿时抽掉了什么成份似的。可他一贯不是一个喜欢“怕”什么的人，也从不愿意自己“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不禁继续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这样让工人认为自己是工厂的、社会的、国家的主人，对工厂、社会、国家较为有利？还是让工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厂里做工挣钱的人，对工厂、社会、国家较为有利？也就是说，哪种情况之下，工厂更为兴旺发达、社会国家更为安全稳定、干部也要好当一些？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确实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工农联盟”这一方针下，才出现了如此空前的统一团结，感到有着一个共同的意志和光明的前途，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过着日子，天安门作为这一象征而成了全国人民仰望的中心，这是国家在政治上稳定强大的表现。但眼前情况是，连一个普通的渺小的中学生和车间里的工人，也都可以来跟市委指手划脚，甚至评议中央内部的事情，国家这时是不是还很稳定强大呢？是不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呢？这个问号大约也是值得提出来的。任何国家都不会鼓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不能让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有这么膨胀。共产党的国家也不应当例外吧？
毛主席说过，要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理想境界，这是美好的，作为要求，这也是对的，若没有这个要求和标准，或离开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不好的。但在实际中，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事情。眼下这样大的政治运动本身，就很难照那样的要求与标准去掌握。无论是杨书记和他，也无论是这些青年的人们，都面对着这一课题或难题。比如，昭阳中学的学生那样搞倒了他们的校长和教育局长，就不能算是符合这一要求和标准。现在医校的学生又要来这样做，不答应他们就不行，这也不能算是符合这一要求和标准。可是，正是毛主席要这些青年人这样做的，好像一定要弄得天下大乱才行，这与那个要求和标准岂不矛盾？但毛主席说：这是孙行者大闹天宫，这是让小鬼斗阎王！谁能跟毛主席去说个“不”字啊？
可是，曹家骏、李宝安，还有王淮兴，就是眼前在我们亭州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他们已经“经过去”或将要“经过去”，就像要打到地狱里去一样，到底后事如何，也很难说。另一面呢，我们心里准备着跟这些青年人“秋后算帐”，到时也会有好药搽他们的头。不可能把我们像竹筒里的黄豆“哗啦”一下倒掉，而用学生工人来代替我们，这也是写在《十六条》上的。他们那一面现在闹得凶，但他们好像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将可能付出的代价，或者自以为能避免付出这样的代价。孙猴子最后为什么要被镇到五行山下五百年才有出头之日呢？如果一定要让小鬼斗阎王，最后吃亏的，将是小鬼！因为阎王最后还是阎王，阎王老爷是谈不上什么宽洪大量的。这样一想，他又体会到自己那种坚强而有把握的感觉。
综合各种情势，想到朱大明跟杨书记的通话，他决定，从“三天三夜”里去掉一夜，把那个不得不“让步”的日子，定在第三天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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