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委后院家属区出门，就是府西街。名为街，只是一个大巷子。早晨时光，安安静静，几个居民妇女在门口刷马桶、生煤炉。还有一个老头蹲在地上做煤球，也就是将碎煤渣屑，包括没有烧透的煤球，捣碎，用水调了，面疙瘩一样一个一个做在木板上或地上，晒干之后当煤球用，节约之意。煤炭是按每户人口凭证供应的，本地不产煤，给全市人民供煤的工作是煤炭公司做。从前城里人家也是锅灶烧草，因此自发地形成供草的商业线，其历史应当与这个城市的历史一样长，现在改为国家供煤，家家锅灶拆掉改用煤炉，是社会进步。他曾拿煤炭公司这个社会主义国营公司的经理开玩笑，说，你这个三代贫农的家伙，想不到如今成了煤炭大老板呀！彼此一笑。那家伙是部队营长复员转业，渡江侦察立有战功，人挺憨厚。以前亭州有八家草行，给全城供应烧草，现在我们共产党用一个老板就把他们全代替了。
往南走二百米，拐一个弯，也就是市委大门口，学生们一天的热血正开始沸腾。他暂不去想学生，而是向西走去。走完府西街，就是柳家巷。向前，看得见是大街；向左，小巷蜿蜒之后将是府前街；向右，是狭小了一些的八角井巷。
他向右走去，人口密集起来，一路都是居民在自家门口忙着早晨要做的各种事情，弥漫着生煤炉的呛人烟雾。八角琉璃井是一口古井，此时井台上有不少人正在井边汰衣洗菜，用吊桶从井里打上水来。亭州城里井很多，多数人家喜欢吃用井水，因为方便，而且井水冬暖夏凉。自来水厂正在开工，厂址就在城河边上、取城河的水。当然，城河就那么大，水再好，也不如长江水好，但长江在几十里外，现在的经济能力还无法取那样远的水源。
出了八角井巷，就是很宽很长、绕城一周的亭州城河，八角井巷面对的一段叫做北城河。河坡很大，是古城墙坍塌而成的遗迹，城砖都没有了，剩下泥土的高坡，依然围绕城河。高坡临河的一面长满野草杂树，背河的一面被园田生产队开垦成大片的蔬菜地，玉带河从中穿过，像城河一样绕城一周。
亭州不但有四郊农村，城里也有相当多的农田分布在城内最靠城墙脚下的一带，是专门种蔬菜的，以前也种少量的粮食，在城里人眼前提供着十分真切的农村风光。种这些田的被称做“园田人”，城里一些百姓跟他们早不见晚见，很多就是邻居，但在生活上在外貌上在言谈风度上，却能一眼看出，这是街上人，那是园田人。街上青年的出路是考上大学，或者是接受招工，园田上青年的出路当然也有这两条，但还有一个立脚点，就是留在家里做一个“菜农”，过亦城亦乡的生活。俗话说，三世难修城脚跟，每年都有远处农村的姑娘嫁到园田上来，不断补充着这里的人口，增加着这里乡间的意味。但这一片地方是越来越小了，一方面是城市向这里挤，一方面是这里向城市靠，不用多年，所谓“园田”将不复存在，而为城市生产蔬菜的职能将向郊区农村转移。在园田与市民之间，是蔬菜公司，园田把时鲜蔬菜送蔬菜公司各个供应点，百姓到蔬菜点上买菜。蔬菜公司还到外地采购有关的蔬菜，比如春笋冬笋这些本地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目前给人民设计的蔬菜市场。从前单干时，菜农自己肩挑上街叫卖；现在是公有制，一头是园林公社，一头是蔬菜公司。共产党本事真大，把什么都一把抓在手上，真是不怕麻烦呢。
城河边上此时有一些来汰洗衣服或者取水的人。他望着河边野景和晨光滟瀲波动的河面，吐出一口浊气来。城河两岸，在市政府计划中，是建成环河路、环河公园，而不是让其这样自由自在的荒芜着，但现在闹文革，是谈不上做这件事的了。河对岸已经有一些人在河边搭起了简易棚房，正在侵占河坡空地，这个问题也已经在市人委办公会上提到过，但目前也无心去管这样的事情，只好听之任之。
北城河从天滋桥下向西几百步，向北拱出一个半月形，两岸河坡是用大城砖砌起来的，如同壁立，上面挤挤挨挨的住着人家，从窗口吊下水桶来就能汲到清清的城河水，形成一片很有趣的人间景象。这里叫做月城，是个依然鲜活着的千年古迹，再往西，是西城河，连接着北面来的淮河水系，往南流为南城河，连着运盐河、济川河，也就与几十里外的长江相连了，受着长江潮汐的影响。济川河南浑北清，是江水淮水交汇处“泾渭分明”的景象。
北门南门古代都有吊桥。吊桥以外就该算是城外了，但近百年来已经自然形成亭州的城北区和城南区，商业比城中区还繁荣些，这是依靠了农村来的购买力。吊桥早已不存在了，城河不再是城里城外的疆界，而成了城里的一条环绕的大河，它的身边始终不离不弃的，还有一条小些的河，就是玉带河。亭州将来的美化，这个“二水绕城”，是个很好的基础。
从天滋桥上走过去，是一条东临城河的单面长街，叫做天滋街。街边露出许多小巷的巷口。你任意走进一条小巷，都能走到其他各个方向的小巷里去，脚下是走不尽的麻条石或青石板，散发着古老阴凉的气息。巷子到了里面就四通八达，很容易迷路。这是亭州城里小巷密布的一大块地方，里面住满人家。
这条临河的天滋街，显然很适合开设商店，在市政府的计划中，是要在这里形成一条独特的商业街，甚至要竪立几座茶楼酒肆。但现在除了一家小茶馆之外，只是住着居民，他们享受着这一泓河水，仿佛天长地久，自得其乐。但也曾有人反对在这里形成商业街，认为保持这样民居的状况更好，这一意见虽然也有道理，但无所作为，而这里的民居也至为简陋，不值得保留。现在，政府的这一很不错的建设计划，因为“革命”的到来，而在柜子里睡大觉。
他猛然想起，那档案上反映着，史宏史家旺的家就住在这里的紫竹巷，他何不作为一个过路的人，去看一看呢？不至于有人认出他来的。他抑制不住这样的一种好奇的心理，就进了紫竹巷，一个很小的巷口。
他记起了从档案上读到的门牌号码是个独特数字：“8-1”。
进巷很狭，里面豁然变宽，是四条巷子的交汇点，他面临着复杂的选择。他走了几个来回，弄清了往北延伸的是紫竹巷，很快也就发现了“8”号。
幸好巷子里没有人，他往“8”号里一看，住着不止一户人家，所以才有“8-1”这样的分号。他也就判断出住在最靠门口的自然就是“8-1”号了。是一个十分低矮的小门，看不到屋顶，因为头上有棚顶遮住。进那小门是必须低着头的，这时门关着，上面有一把锁。史宏也许正在中山塔门口，他的弟弟到学校去了，而他的妈妈是到港务食堂上班去了。可以断定，这里原只是一户人家的房子，后来经过房屋改造运动，成了房产公司的房子，就安排进了不止一户人家，最后，就连大门堂这里也改造成小屋，住进了史宏一家。
“8-1”号对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小屋，跨一步就到，显然是“8-1”号的厨房，挨着就是下一户人家的厨房。这样，从外面往“8”号里面走，就得经过从“8-1”号门口开始形成的这样狭小的过道。这样密集的居住条件当然是很差的，就像蜂窝一样，如果失火，那就会接二连三全烧起来。住在这里的，可能都是跟史家社会地位差不多的普通百姓。
就他所知，亭州人的居住条件，很多都是这样，有的连这个还不如。如何改善百姓的居住，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建设任务。住在这样屋子里的人们，按照理论，天然是有着“革命”的要求的。可是我们干部的居住条件也很一般，市委常委们就住在市委后院里，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些平房，你家两间，他家三间的分配了一下，就算安家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上面一个调动，全家人跟着就走了，无所谓的。当然，若是紫竹巷“8”号里的百姓去看，还是觉得比自己好出许多，光是那环境就不一样，后院原本是古代衙门的后花园嘛。经过国民党时代，增建了一些平房，但总的还是一个花园的格局，有好多树木、花卉、空地。
此外，不少部、委、办、局的干部，是居住在民间的，他们的住宅是房产公司能拿出的最好的房子，单门独院，一座小楼的也有，都是进城后从剥削阶级手中没收过来的，或者是逃亡海外的人留下来的。社会住房紧张，眼下还无法解决。一个很显然的情况是，光靠这些没收、改造过来的房产，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也无论是用于安排我们的干部，还是用于安排老百姓，都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这个大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我们势必要建设许多新的住宅。
市政府已经有建设两到三个工人住宅区的计划，地址也已经选好。但眼下的“革命”中断了这些事情的安排。从理论上说，“革命”在实际上总是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紫竹巷“8-1”号里的史宏史家旺，大约要来“再分配”我们的房子吧？在这孩子的思想动机里，潜在地一定有这个因素。平民的平等思想在史宏心中熊熊燃烧，成为一股强大的内力，其中也一定含有马克思说过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卑鄙”性，是私有思想在低等条件下低劣的反映；这也很能用来形容群众的一些情绪，那妒忌、仇恨、卑微的眼神令人恶心，那内心的对立令人担忧，如不加以引导或化解，就会有破坏性。重要的不是嘴上说得好听，什么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而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地区党校钱老师对“粗陋共产主义思想”的介绍和分析，结合着干群关系的矛盾，给他的印象很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进“8”号里去看看，一个灰蒙蒙的满脸皱纹的瘦小老头从“8”号深处走了出来，手中拎着一个大竹篮，里面是一些煤油灯和灯罩子之类，都是新的，显然是用于出售，这都是本地玻璃厂的产品。他看出这老头是整天借光着“昌寿”药房门口做这个小生意的。他一直很疑惑，靠这小生意，老头也能养活自己吗？但亭州城里的用电，确实还没有普及，大多数居民家中是用着这种煤油罩子灯的，在国营煤炭店里也凭证供应煤油，甚至机关里和他家里也备有煤油罩子灯，一旦停电，就用得上，比蜡烛省钱、亮堂。
他正欲离去，老头抬起头，睁着两个细小的浑浊的眼睛，问，你是找家旺的？他把头一点。老头说，他一早回家来喝两碗粥，又走了，他在市委门口，学生多呢，你到那里找他去。他点头称是，连忙走了。
老头表现出一种热情，好像高兴地觉得他们这个住满平民百姓的“8”号里出一个人物了，而老头的倾向性不言自明，他为这孩子感到骄傲，他无条件地是支持这孩子的，但他得卖灯罩，他这么一个老头也不可能到市委门口怎么样，可是他的心是在史家旺这一边的。老头这样的人的意识形态，大体如此，是很自然的，他并不觉得奇怪。
作为一个从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人，他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他在各种情况下接触过许多群众，他对这种群众意识情绪是很熟悉的，在一定时候，这也正是很可宝贵的情绪，虽然有其“粗陋”。共产党人在历史上肯定它和利用了它。他体会到，毛主席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这一点，来做一次“反修防修”，把我们干部“烧”一“烧”，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燃料就是群众，一点就着，“粗陋”之火熊熊燃烧。
问题确实很复杂，对待这个运动确实要有复杂头脑。他对郁平和那个学生予以逮捕来引导运动，也是犯经验主义错误了，在这次运动中想那么贯彻到底是不可能了，但那么做是比较熟悉、比较体会到权力在握的。这个问题虽经大家同意、上一级批准，但他是提出者，也是执行者。现在他却得作好“纠正错误”的思想准备。他感到很憋闷。
他走出紫竹巷，往回走，没走几步，后面有一个人快步跟了上来，走到他身边，稍微压低了声叫他：宗市长！
他暗吃一惊，一看，正是他时常放在头脑里考虑的昭阳中学外语代课教师范公望。一脸的聪明相，态度卑微，十分友好，好像正有许多的话要主动跟他谈谈。
一个普通教师这样随便跟市长接近，并且像老朋友似的有交谈的意思，他从前还没有遇到过，这大约也算是“革命”带来的新风气吧。
他还得鼓励一下才行，于是他露出一个平易近人的微笑，按照亭州人的习惯，亲切地问候了一声：早茶吃过了？
范公望果然也就受到了鼓励，将自己进一步提高到适当的“平等”上，回答说：吃过了，宗市长出来转转的？
他也就用自己的声音和表情认同了范公望的“平等”，很懊丧似的说，一夜没睡好。你们学校目前情况怎样？
范公望说，我们学校相对平静，现在的焦点到了中山塔门口。昨天，我跟史宏交谈了好长时间……
他侧耳听着，放慢了脚步。
范公望说，我先取得了他的信任，这很简单，我说我是朝阳中学的老师，他一听就受到了鼓舞。作为一个教师，我这样跟他接近，向他请教，他就认为我是支持他们的，何况还有两个我们学校的学生正好在我旁边，他们是来贴大字报对医校“井岗红”表示“坚决支持”的，看史宏时都是十分敬佩的目光。
我把史宏领到旁边，离人群稍微远一点，开门见山问他，你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理论依据，还是因为工作组逮捕了你们学校的师生？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理论依据，怎么能判断逮捕师生对不对呢？《十六条》的思想，就是理论。
史宏说，他是读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书而信仰了社会主义，读了《毛泽东选集》，还有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文章，认识到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还给我说了《九评》里的许多内容。他说《十六条》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过去就自发地思考过的。
噢？他很诧异。
范公望说，两年前，史宏读《九评》，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农村生产大队领导人，可以蜕变为新的地主恶霸；城市国营企业领导人，可以蜕变为新的资本家。”当模糊的思考变成明确写在纸上的两句话，他看着感到大约还不能这样以偏概全，于是感到一种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对农村对工厂对社会还不是很了解，而这纸条如果被人看见，很容易认为他“对现实不满”，那对他很危险，就悄悄把那张纸撕碎扔掉了。他说“文革”的发动证明了他以前的思考是不错的，反修防修就反的防的那种“和平演变”，这就是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范公望说，史宏几乎把《九评》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向他复述了一遍，说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文化大革命像现在这样得不到理解、搞不下去，中国将来一定就走南斯拉夫的路。
他一边听着，一边忍受着从心底泛起的深深的厌恶。如果这个史宏不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骗子，不是一个精神异常的“狂人”，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这真诚就更令他厌恶，因为那正是浅薄和鄙陋，来自紫竹巷“8号”的浅薄和鄙陋。
史宏这样的立场观点，与他这样的人之间，思想上存在着谁是谁非的问题，政治上存在着谁胜谁负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党和国家何去何从。青年人以其敏感，抓住了某种实质，并且以他们那种盲目的单纯和急切的功利之心相混合的干劲，不顾一切冲在前面，但他们是极其片面的，他们好像天生倾向于教条主义。这是一场特殊的内战，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这个社会有矛盾，但怎样看待？这个社会要发展，但怎样发展？就是要面对“这个”，考虑“怎样”。虽不是人人明白，也好像并不十分清晰，却已经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斗争，正在拉开序幕，停不下来了！
史宏所说《九评》上的有关内容，只要读过的人，都是有印象的，它列举了苏联的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的一些人。但反过来说，要求厂长与工人、农庄主席与农民、干部与群众都平均一样，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在中国也同样如此，那不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吗？
《九评》说苏联“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其实，权力总是有发展成特权的倾向的，但是不是成了“阶层”？是不是能用“阶级斗争”斗到内部、用社会群众运动来解决？是不是去解决就是正确的，不去解决以至于面对现实适当利用，就是不正确的？这些问题，就很值得探讨了。
还有南斯拉夫问题，其实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好像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是务实的做法，适当从教条的社会主义往后退一退而已，何必硬要绝对地说成复辟资本主义呢？话说回来，如果人家真的资本主义复辟了，而且复辟成功了，那也说明符合人家的国情民情和国际环境，人家在东欧，你在亚洲，各有各的情况嘛，你指手划脚，也没有用，你把自己的一摊子弄好就行了。
所以，《九评》虽然写得有文彩，思想内容却有些绝对化，文章毕竟是文章，说的是些空话。现在这“文化大革命”，好像要用《九评》的思想，来认真地搞一场大运动，针对权力、针对干部、针对所谓“特权阶层”。其实，中国的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苏联、南斯拉夫的程度。运动引起各级的顶牛情绪，是完全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该怎样进一步发展，是一件需要好好研究和讨论的事情，决不是有《九评》的文章就够了，决不是简单化地来一场大斗争就行，这样其实把真正要讨论要解决的问题推到一边去了！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经济。抓住这个主要的，来缓解次要的，以主要矛盾的解决，来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往前发展。社会不可能在干部受着群众的监管以至“斗争”之中往前走，而只能相反，在干部绝对的掌握和管理之下往前走。首先需要一个正常的有官有民的社会，首先需要干部心情舒畅；如果干部里出现了问题，那就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头疼就医头，脚疼就医脚，不需要这样大搞社会运动。
然而，在我们历史的和精神的字典上，毛主席这三个字代表着正确，代表着伟大，代表着胜利，也代表着人民的崇敬、拥护，老人家始终关心着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和前途，这是事实。可是，另一方（他不知不觉把自己划进了这一方）如果失败也是不可思议的。很难想象史宏这样的青年，以及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们，会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而错的倒是他这样的人。很难想象靠着史宏式的、在紫竹巷“8”号里滋生发酵的、粗鄙绝对的社会平均主义“理想”，能够治理和建设国家。他在兰贞面前所说的那些话，也是实实在在不可回避的！
他悲愤地望着远方，心里第一百次地说：用鼓动学生起来跟我们“造反”这种方式，总是有问题的！这个“创举”太出格了，真是“史无前例”。让史宏那种小小政治骗子或浅薄无知的粗鄙小儿，把人心蛊惑下去，结果只能产生动荡和混乱。无论怎么说，社会需要秩序，过日子需要安定，官就是官，民就是民，国就是国！
范公望所说的这些，让他进一步了解到了对手的情况。他不得不承认，不管你怎样不想放在眼里，紫竹巷“8-1”号蜗居里的小小史宏史家旺，这个“受压迫”的小小野心家，已经是你的对手。事实上，他与史宏史家旺，已经分别站在中山塔门口这张“乒乓球桌”的两边，发球、接球，要一决雌雄。这是一件很认真、很较劲的事情。
他问范公望：你认为对医校问题该怎样处理？
范公望低声地、但极其简洁地说：让步。
他不吱声。他们默默地走着。是的，只有暂且让步。这个范公望，不愧是高材生（会英、法、德三门外语），而且有着一定社会阅历和政治头脑。
他丢开这一问题，问范公望：听说有北京的大学生到医校做了煽风点火的工作？背后是不是他们？范公望说，这情况我不了解，从史宏的情况看，是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运动中这些造反的学生，包括我们学校那些初中生，个性都较强，话说回来，不是这样的性格，就不是这样的人。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大约都是些坏学生，其实恰恰相反，一般成绩都较好、活动能力较强、平时在学生中有威信，是人材。当然，我也不敢说他们就有多么成熟……
他插言道，虽然不是“有多么成熟”，可搞起这种合法斗争的水平不低呢！
范公望说，这是学来的。他大笑起来，说，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抓得不错啊。范公望说，如果换一套教育内容，学生就会被培养为另外的一种样子，教育的作用就在这里。
他暗自思忖：将来到底是否还要安排那么多“革命”方面的教育？是否这方面的教育适当减少一些为好？江山已经打下来了，时代和任务不一样了嘛！
范公望似乎补充地说，史宏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总的说来是不成熟的。
他一笑，问：那么，他谈过个人的动机吗？范公望说，我确实这样直接地问过他的。史宏的回答是：如果说我从来未有地理解了毛主席，发觉毛主席跟人民是这样靠近，这鼓舞了我，你会怀疑我是不是说大话。你一定要我挖出我之所以积极参加运动纯属我个人的最私心深处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的，总的好像要凭着自己的力量，至少是应当投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要推动社会平等。任务真是巨大得不可思议，但不是虚无缥渺的，是有具体内容的。但进一步实现了平等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到什么程度，怎样坚持下去，心中又不是很具体。这是对的，毛主席指出了总的方向，具体的一切要在实践中创造。我们的任务就是奋勇向前，义无反顾，首先要夺取这一场斗争的胜利。本来也不知道斗争在哪里，但逮捕师生，要把我们这些人打成反党分子，让我们知道斗争在哪里了，就是有一条压制革命草菅人命的路线，毛主席给起了个名字，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我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心愿，就是通过参加运动，将来写一本书，像狄更斯《双城记》、法朗士《诸神渴了》那样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不过，“文革”一定是很难写的，因为“文革”总的是人民内部性的，很多人连是非都分不清。我就他这句话问，你是没有信心、悲观吗？史宏回答说，一开始他看到学校里逮捕两名师生，感到压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认为自己应当勇敢站出来。当然，不站出来也行。在站出来与不站出来之间思想斗争很激烈，私心杂念就是怕将来被说成是“反党”。后来虽然站出来了，仍有点怕。最后是怕也怕不了，过河的小卒子只有往前走。现在又有一点不乐观。他感到他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唐•吉诃德。
于是我说，可以急流勇退。他说，怎么退？退不回头了。我说，那你想退回头吗？他说，也有想退的心，但退不下来，已经出头了，前面是“资反路线”要把你打成反革命，后面是多少群众的眼睛看着你，你怎么退？只有斗争下去，但是也要注意策略。
我说，有人会认为你有野心，你怎么回答？
这个问题他回答得比较长，他说，我是有野心，我就是带着一种野心才有这种勇气这种积极性的，心动才有行动。但更重要的是历史运动本身。有家长从我们里面把学生往家里拖，也有学生从静坐队伍中悄悄退出去。他们的担心就没有道理吗？有很大的道理！如果说我有野心，而野心是不好的，那么写“静坐市委是反革命行动”的标语的人们呢？群众已经给了他们一个鄙视的称号，叫做投机分子。北京来的传单上有毛主席讲话，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人民日报》在六月份有过一篇社论，叫做《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当“保皇派”，从很现实的角度看，做一个“保皇派”更安全、更有好处，他们宁可不保毛主席这个“皇”，而要去保“玉皇大帝”，就是保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美其名曰“保卫党”。为什么不盯着分析这些，而盯着分析我们呢？你也许可以说，那最多是私心，而你却可能是野心。好吧，就算野心比私心坏。但野心是说不清的，说之者有，辩之者无，而选择是看得清的。有人选择继续静坐，有人选择悄悄退回家，也有人选择反对我们。一个学生很渺小，你选择不选择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现在对每个人都是考验。我不是说应当回避野心问题，我只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也是无法证明的问题。个人在这个运动中，仅仅属于个人的东西也是有的，比如，《十六条》叫我文斗而不要武斗，可是我就是喜欢武斗或做更有甚者的事情。其实这种人是极少数，并且会受到身边同伴的劝阻。在当前运动中，我肯定有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比如我想证明我也是一个人，想证明我有能力，这些还说高了，如果要说得低一些，我只是想当干部，想做指挥别人的人，想在女生面前逞英雄，以及其他的个人私心野心，如此等等，都可能会掠过心头。进入运动之后，个人的这些东西就将受到检验，而不是仅仅藏在心里。《十六条》上说这次运动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每个人都将触及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人家说我有野心，这就是要触及我的灵魂，这是且把当前斗争问题放在一边，而专谈我的内心世界，这是人家的自由，那就随他们怎么说去吧，我引以为诫。只要自己没有问题，那就会问心无愧。我现在有愧的，倒是我内心的恐惧和动摇，我有想打退堂鼓的一面，这是真正的私心杂念，是完全只为自己打算的。我还够不上是鲁迅说的那种“傻子”，我也想做“聪明人”。但是，总的来说，参加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必问心有愧，只有打小算盘，做背叛毛主席的事情，才会问心有愧。现在看来，人们是会这样宁可问心有愧的，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范公望看着采访本，把史宏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觉得已经听够，打断范公望，说，小家伙虽然很狂妄、很虚伪，但也说了一点老实话，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他内心有个人的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说他有野心，但自我膨胀、出人头地之心是有的，某种程度上赌一把之心也是有的，家庭身份的低贱让他天生带着一种粗鄙的向上爬的野心是不容否定的，这已经害了他，让他跳了出来，他确实将付出沉重代价！他用那些说起来好听的东西来装扮自己，为自己辩解，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也是为了迷惑别人，他特别需要正当的堂皇的理由支撑他。他有胆量、有能力、有嘴巴，也会巧妙地美化自己，对学生有感染力，甚至也能引起一些成年人的敬佩，把他看成一个人物，但其结果呢？
范公望说，是的，结果本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而且克制不住、停不下脚步。历史往往如此，多少历史人物都陷入这样的悲剧，何况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可以说是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呢……
交谈沉默下来，他的思绪也转回到市委门口。范公望所说的“让步”，正是一种“天机”，而史宏骨里也是把握了这一“天机”的，他不是盲目领着学生来闹静坐。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这是政治较量。三条一旦答应，学生所拼命攻击的所谓“资反路线”，也就吃了一个大败仗，被撕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正如攻城一样，这对于坚守的一方，是很危险的。可是，这局面是扭转不过来的了，史宏的暂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杨书记和市委实际上也作好了这种准备。史宏确实很聪明，看准时机，敢下赌注。
他对范公望点点头，说，你今天所谈对我很有启发作用，以后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想法，我还要向你讨教。范公望说，我确实很想研究一些东西。按照我的个人情况，也最好是呆在家里不要动。他说，我赞成你在家里看点书，结合我们的社会和未来，搞点研究。
那天，在分手的路口，他给了范公望一个不用通过总机的直拨的电话号码。他返回市委大院，老刘和市“文革”接待办的程主任正在等他。程主任原是市委党校的校长，市里布署开展“文革”，就把他抽调来担任此职，无论从理论水平（毕竟在党校做领导工作，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知道一些），还是从待人接物（此人瘦小、冷静、平和，柔弱胜刚强），他都比较适合。
程主任反映说，刚才学生贴上墙一份很特殊的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署名是毛泽东，还有副标题“我的一张大字报”。从内容、语气看，好像真是毛主席写的，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有这张大字报呢？所以又怀疑它的真实性。大字报的内容好像反映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当时我去一看，就觉得头晕，不敢看下去，不敢相信。也有干部和群众来问我，这张大字是真的吗？我不敢说它是假的，只好说这个问题要请示上级。今天学生新上墙的大标语是“炮轰亭州市委”，还有“为什么市委书记不能出来接见我们？”同情学生的人在增加。据了解，马上所有学校都有学生来表示声援。
程主任和老刘都看着他。这时，程主任手下一人送来了刚从墙上抄下来的《炮打司令部》，程主任接过看了一眼，说，就是这个。说着递给他，那瘦小的手有点发抖。
他接过略微一看，心中吃惊，学生抄上墙的这份“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字不错是毛主席写的，但目前还只转达到县委以上，党纪严明，所以科级干部的程主任不知道，别说程主任此时不敢相信，十天前他们在常委会上听到杨书记的宣读，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都避而不谈了。
他对程主任说，你可以跟学生的谈判代表说，凡是中央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见报的，或者中央没有叫向下传达的，就不能公布，因为事关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这张大字报，我们要求他们立即遮盖掉，如果他们不遮盖，我们将派公安局来遮盖。至于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好说，各人应该独立思考，历史自会证明一切。今天中山塔门口可能有一个小高潮，但我们仍然不能动摇，大门仍然不能开，市委领导仍然不会出来接见，我们仍然要劝告他们回到学校去。用正常方法向市委反映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天气热，要他们自己爱惜身体。要继续密切注视动态，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
他让程主任走了，然后问老刘，你有什么情况？老刘说，昨天晚上，华兴机械厂有几个人到市委门口来过，他们跟史宏在墙角上交谈了好长时间。其中一个为头的圆眼大脸盘，中等个头，很壮实，有人认得，我一听，也记得有这个人，他叫刘克成，可能宗市长也记得这个人。
是的，老刘提到华兴厂的这个人，他就想起来了。刘克成是亭州园田人，父母应是菜农，征兵入伍后，表现出文艺才能，参加了战士演出队，一直演进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接见，还跟周总理、贺龙元帅有合影。在部队立过二等功，据说因家庭困难而要求退伍，回来后还接到部队通知，说他被提为少尉文化干事，希望他回去，但他留在了厂里，由部队的文娱骨干而成了厂里的文娱骨干，后来还担任了民兵营长。
厂里“四清”运动，刘克成写大字报说厂里某劳模让工人做超时劳动，工人要领牌子才能上厕所，只求产品数量，不问产品积压，得到名誉的是他，遭受损失的是国家。
竟敢写全国劳模的大字报，这事情在“四清”中很出奇。当时他就捉摸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捉摸了一下也就丢开了，因为他犯不着关心厂里的一个并不认识的工人。厂工会选举时，工人提名选举刘克成这个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人，以得票第一当选，而组织指定的厂工会主席反而落选。这又是一件奇事。
市总工会将此事报告市委和省总工会，市委要等省总的态度，但省总至今还没有答复，“文革”运动来了，问题悬挂了起来。现在，这个刘克成又出来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因为其人性格早已露出端倪，是个有一定见识、能说会道、胆子较大、对群众有一定吸引力的角色。这样的人自己不出来，也会被群众推举出来的。加上潜伏的个人野心，那就跳出来了。史宏一定也是这样，这是一个规律！把这些人都想象成“纰漏”或匪类，是不对的，正好相反，本来都是在群众中有一定自然威信的人，正因为这样，才是最危险的嘛！
刘克成的倾向一定是支持学生静坐，如果这样，这就走上了邪路，这似乎也不奇怪，世界上就是这种“神气人”会出头，“枪打出头鸟”这些话是劝不住他们、吓不住他们的。
他对老刘说，你是市总工会的副主席，你可以找他谈一谈，让他把路走正，你就说组织上对他是了解的，对他很关注，前不久厂工会选举又得票第一，具体安排还要等待批复，作为一个工人，至少可以安排为厂工会副主席、市总工会委员，他是有能力的，也可以调到市总工会来当个部长嘛，要珍惜已有的历史和成绩，不要把自己膨胀起来、迷失方向。
老刘点头，又说，据消息，亭州电机厂也有少数人打算今天到市委门口来支持学生，为头的工人叫陈安国。他说，这都在市委预料之中，可能还不止这两个厂，还有新的发展，都要继续通过你们工会系统，暗中掌握情况动态。不要怕，他们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名单在册材料在手了，怕的就是他们不出来。你的任务是继续组织工人左派队伍，准备进行现在还预料不到的激烈斗争，坚决跟市委站在一起！
老刘目光炯炯，回答“是！”但脸上浮现出一种痛苦来问他，刚才说的那张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的吗？他反问，你看呢？老刘说，我看像是真的，不敢有人做这个假，我感到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不像是要搞“反右斗争”。学生好像就是在跟我们扳这个理。这个理被他们扳过去，我们就守不住了。
他不由得一笑，说，不像是要搞，最后就不搞了？老刘啊，你考虑的，我也在考虑。我们不必考虑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我们只要考虑我们亭州的情况，这是一。第二，大字报如果是真的，它要解决的也就都写在大字报上了，离我们较远，我们不敢怀疑不敢反对。但我们面对的，归根到底还是亭州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有了这张大字报，就可以把亭州市委也作为这种“司令部”来“炮打”。如果全国上下各级“司令部”都要这样“炮打”，这算是什么运动？外面有种说法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嘿，这样下去，性质恐怕要起变化的吧？一九五七年也是因为事情起了变化，才实行反击的嘛，反击起来就由不得他们了。关键在于事情是不是起变化。也许会起变化，也许还不至于，但我们要做好准备，不能到时无力反击，工作就没有做好。现在是不动声色，让他们跳，让他们表演，让温度高一些，让水浑一些，这就是“放”。什么时候“收”呢？总有要“收”的一天吧？怎么“收”，就看他们闹到什么程度了。不管情况有多么特殊，规律总是这样一“放”一“收”，这一次一定还是这样，不会有根本的不同，千错万错，这个经验不会错。谁来“收”？不是我们，还能是谁？毛主席不可能自己到亭州来“收”吧？中央也没有那么多干部到全国各地来“收”，只有依靠我们这些人！反右派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北京先试点，经验推下来，定多少右派、定哪个右派，谁说了算？是市委、是领导嘛。现在我们有威风扫地之势，将来到收拾的时候，情况就会相反。如果最后是我们倒了霉，这个国家还存在吗？所以那是不可能的。《十六条》上都明确说了，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就是说，干部还是要，还是要干部的嘛。我们一定要记住《十六条》这句话，这就是底嘛，也不可能不是这个底，这不是对我们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是个现实的问题。不管你对我们怎么看，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现实。这个路线，那个路线，都要下面的各级干部来贯彻执行，谁都离不开我们嘛！所以，要告诉下面的人，告诉我们的队伍，任何时候，不能离开党组织。即使党组织一时地好像错了，也不能离开党组织。不能被表面的狂风恶浪、假革命、反革命弄昏头脑。一九五七年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杀气腾腾，这一次来势更汹、杀气更大，这才是个开头呢。不管怎样，都要镇定，不能失去信心，那就真要犯错误了。归根到底我们跟谁走？上面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这没有话说，下面呢？下面跟着上级党委呀。市委也是一层一级跟下来的，这就代表党的领导嘛。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现在可能发生动摇、糊涂。总之，要跟领导走，不要跟起来为头的人走。现在不是许多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开始糊涂起来了吗？老百姓现在有句话：仙家还是仙家做。总之，跟着领导不会错。跟领导错在一起也是好的。老百姓还有一句话：哪有凡人做仙家？这就是叫人不要跟我们作对、不要犯上、不要麻袋里的钉子个个想出头，犯上作对的结果是自己倒霉。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真理，但这是社会常理，是社会经验，是人都必须服从。起码以前几千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是如此，不会改变。那些狂妄的人，无知的青年，就是不服这个，要来碰一碰、试一试，最后呢，只有头破血流！现在不是共产党打江山的时候，现在是共产党坐江山的时候啦！这个看错了，一切皆错。
他说得这样多、这样深，老刘感动得眼睛发红，说，任何时候，我肯定是跟市委走的，但刚才想到这张特殊的大字报，心里就忽然半明半暗，现在听了你的话，又全亮堂了。我一定把市长的话记在心上，告诉身边的和下面的同志，一定照市长布置的去做，请市长放心。
他笑笑说，不要这样，随便谈谈嘛。现在提倡独立思考，我这也是独立思考，仅供参考。但朴实忠厚的老刘却放松不下来，还是那样又感动又敬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跟他握别，退了出去。
他为自己的所思所言能有这样的作用而高兴，为有老刘这样朴实忠诚的同志而高兴，从而更有了某种迎战的和必胜的信心。
两个人离开之后，他忽然心中一阵颤栗：你真的要叫公安局去遮盖毛主席的大字报吗？虽然你说了这样做的理由，但你心中明白，这的确是毛主席的大字报，常委会上你是听过传达的，你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的胆为什么这样大？你这不是给自己颈项上套绳子吗？要不，是否跟杨书记商量一下？
正当他焦虑徘徊、犹豫不决时，程主任电话来了，说关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跟学生代表谈过了，说明了我们的理由，希望他们自行遮盖，但他们不同意，还说他们将坚决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他忽然很冲动地对程主任说，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这样泄密，党的规矩，谁也不能违反！他“啪”地搁下电话，接着就拨通了公安局长老汤，有点冲动地下达了命令。
搁下话筒，他觉得做了一件最勇敢最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从未有过地做了一回人一样。这时他明白了自己，他并不是为了党的保密制度，而是他从思想上不接受毛主席的大字报，也不愿意《炮打司令部》在群众中传播，他甚至认为竟然有“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的事情，是党的耻辱，是共产党自损威信，党内这样高层的事情不应该公开暴露在群众面前。
“我反了，我！”他心中恨然地这样说着。
他惊讶于自己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他心中认为这是自己的党性在特定情况下的强烈表现。他哪怕为此被开除党籍、去坐牢，也决不认错！遗憾的是，为什么没听说被“炮打”的人，或者不同意这种“炮打”的人，也用大字报来表示不同意见呢？一片沉默，可能都在顾全大局，可能不同意见被压了下去，一切只有交给时间……
时间啊，走得是这样地慢，不到这一段过程完结，这一段的时间就不会过去，简直像停止了一样！两滴眼泪“叭嗒”掉在办公桌上，他相信他猜测到了党中央里的情况！他于是后悔起来，你为什么不能也有这种尊严的沉默呢？你为什么做不到一种冷静呢？从上到下都像你这样的对抗情绪，不会给党造成被动和损失吗？党的统一、团结和服从，是最高的组织原则啊！而且，你对自己能这么自信吗？你怎么竟敢不听毛主席的？为什么？
可是，命令已经下去了，除非汤局长产生了犹豫，他心里倒希望汤局长来个请示电话……
他焦燥起来，下了楼，在庭院里徘徊，不住地抽着烟。从公安局到市委门口，只有步行五分钟的路程，眨眼就到，也许公安局的人已经跟学生发生了对抗？想到此，他更加焦虑，担心出事。
秘书跑出来，叫他接电话，却是程主任的。他摔掉烟头，大步走去，进了秘书室，抓起电话，问，什么情况？程主任说，公安局派了七八个便衣，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掉了那张大字报，学生发现后，围攻上来，好在公安局派来的都身强力棒有武功，脱身走了。学生情绪激愤，呼口号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说用“毛主席万岁”遮盖毛主席大字报是非常恶毒的反革命行为。学生代表找我们说，他们对市委的要求增加一条:要追查这个反革命事件！情况就是这样。
他说，噢，知道了。他搁下电话，他的手在发抖，心在发虚，他让自己镇静着，一步一步往楼上走，腿都有点软。是的，这事情做得不好、不策略，学生和他们后面摇鹅毛扇子的人是会抓住不放的。他个人的安危算不了什么，但他如果被学生当作什么瞄准住了，将给市委造成很大被动。他似乎这才发现自己本来就是目标最大的一个人，这下子目标更明显、也更大了。他仰到藤椅上，觉得要做最严重的准备。可能他将是市委这一级里像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这样要“经过去”的人，他的心沉重着，他忽然抑止不住地冷笑和苦笑起来……
那天整个上午，好的坏的消息接踵而至，让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愤恨。他虽坐在办公室里，却有如坐在一条小船上，感觉到外面狂风恶浪，忽紧忽松地受着折磨。杨书记说得对呀，没有人兴风作浪，哪里会有大风大浪。他们共同想不到的是没想到这些小毛鬼这样会兴风作浪，真是些小毛鬼！秘书送来了有关人员抄写来的中山塔门口与附近出现的大标语大字报内容，他浏览着，除了已知的“炮轰亭州市委”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学校的什么“战斗队”之类的《坚决支持》，基本上各个学校的都有了，就像季节一到温度适当，蛇虫百脚就一定会到处爬出来一样。
一份《大馒头红烧肉，保卫市委有甜头》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说是“揭露一个事实”，把老刘他们暗中组织人马围攻学生、保卫市委的事情说出来了，还有机关食堂里为这些人提供食物的事情。所说基本属实，只有“红烧肉”不确，可见情况也只是听来的。事实上在他布置下，暗中组织工人、干部、学生七百人，编成六个队一个组，三班倒，分布市委市人委内外做特殊保卫工作，每天有伙食补贴，机关食堂里每天晚上要做二百多人吃的馒头。人多嘴杂，鱼龙混杂，这样的事情难保不被传出去，并且会被夸张。其实，在杨书记同意下，他还做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在市委市人委交界处一个隐蔽地方砌了灶，准备了五百人一个月吃喝的物资。另外，在市委市人委内加高与新砌围墙11处，堵窗13个。这些都是以最高的效率最严守秘密的要求迅速完成的。
大字报说，学生们白天烈日炎炎，夜里睡在地上，市委不给一口水喝，不来看望一眼，对照之下，态度分明，学生为什么还不赶快觉悟呢？这张大字报真是十分恶毒。
中山塔门口被这些大标语大字报占领了地盘，而反对静坐的大标语大字报则在稍远的外围地带出现，但数量也在增加。《医校红色保卫军成立宣言》上墙了，其中说到“我们认为，我校部份同学静坐市委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我们希望这些同学悬崖勒马，及早与这一错误行为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立场正确做法上来”。这些话让他看了觉得满意。还有一份引起他注意的大字报题为《从静坐的后果，看静坐对不对？》大字报列举和分析了静坐市委的严重后果，有：干扰市委市人委日常工作，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影响工农业生产，影响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认为静坐市委不符合《十六条》，不能算是“革命”，而只能算是无政府主义。静坐是用错误的方法，提出错误的要求，做出错误的行动，要达到错误的目的，只能犯下比这些错误本身还要大的错误，不能因为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喊了几句革命口号，苦了学生年轻的身体，就看不到这种错误。全市学生和革命群众都要擦亮眼睛，看清本质，明辨是非。这张大字报写得有力，酣畅痛快。
他把这些材料交还给秘书保管。至于写《大馒头》这份坏大字报的是什么人，写这份好大字报的又是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两份大字报都用的是化名。
医校学生用更大的纸更工整的字，重新抄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重新上墙时，他们狂热地呼喊了一阵“誓死保卫”的口号，然后就调整队伍，静坐在大字报前面，大字报的两旁还像战士一样直挺挺站立着两个学生，形成了一种“誓死保卫”的样子，不停地唱着革命歌曲。
程主任电话里问，现在怎么办？他说，不要再去惹他们。他觉得，这是他第一次“屈服”，去宣布开除曹家骏他们党籍的那次还不能算。
上午十点多钟，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在市委前后左右的大街小巷里，不断地有小队工人跑步，跑来跑去，都穿着劳保皮鞋，脚步声弄得很齐很大，他们什么口号也不喊，什么话也不说，一律身着劳保工作服，就这么跑过去跑过来，住在平房小屋里的百姓觉得地都震动了，人心惶惶。市委门口顿时传说着：工人支持学生了，工人把市委包围了！接着学生有大标语上了墙，说是“欢迎工人阶级登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这似乎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召唤和借用，用来坚定信心、鼓舞士气。
程主任和公安局同时报告的这一动态，虽不能说是在预料之外的，但还是有点惊心动魄。这是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的刘克成陈安国这些害群之马开始他们的行动了，他们一出手，就与学生不同，好像正如一首歌曲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但工人“杀”到社会上来“闹革命”，工厂怎么控制？工厂事关生产和经济，不能不有所规定和要求。
他让秘书给有关主管局打了电话，以市委名义要求他们给各厂党组织指示，一是加强正面教育，动员工人不要上街，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厂里的事情，二是做好保卫工作，密切注意一些青年工人的动态，凡是有活动的、出来支持学生的，都要记下来。
杨书记打来了电话，问他：工人上街了？他说：听说了。杨书记又问：你有新的考虑吗？他说：适当提前，明天下午“让步”！杨书记说：好吧！就搁了电话。
这个电话反映着杨书记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顿时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觉得，到明天下午之前的一切，都得由他负责，都是带有他的个人意见个人风格的，他将处在首当其冲的不利的位置上。杨书记将会与上次一样，以与学生和解的姿态出现，给人一种开明的印象，可事实上市委是集体负责的，是在杨书记领导下的。然而，与学生以对立姿态出现的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他就像亭州本地抗战历史上有名的中间人物李长江一样唱红脸，然后杨书记像李长江的上级李明扬一样出来唱白脸。这一格局被生动表现在电影《东进序曲》里，李长江在电影里的名字是“刘大麻子”。现在，他就成了“刘大麻子”，这一总的格局不知不觉就这样形成了，好像已经暗示着他的一种命运。
虽然他不相信文化大革命会以学生的“胜利”告终，但情况确实已经显示了可怕的一面，像李宝安一样“经过去”，滋味并不美妙，前途呢，似乎也有很难说的一面。悲哀袭上心头。但文化大革命毕竟不是子弹横飞说死就死的战场，这样患得患失是脆弱的表现，应当提起百倍的精神，做好思想准备，把“经过去”的痛苦，变成“经受着”的考验，这就有道理得多了！
他特地给程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今天可能是你们最困难的一天，要继续跟学生在谈判桌上“泡”，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服，就说如果他们能撤回学校，市委领导将会像对待昭阳中学“红旗兵团”一样接见他们，至于他们提出的要求，回到学校以后可以继续谈，市委不能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屈服于任何人，即使是革命小将也不行。他把这一情况给杨书记通报了一下，就拿了草帽，带着秘书离开办公室，从后院走出了市委。
他要到外面透透气，也看看情况。才出小门，正好一队工人跑步而来，大约有十个，全是二十出头的青年，脚步齐整地从面前跑了过去，脚上确实都穿的是皮鞋，是作为劳保用品的翻毛黄皮鞋，很结实的，那样步伐齐整的小跑步就弄出了很大的惊心动魄的声音。他们所去的方向是市委门口，他们所穿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背后，都汗湿了一大片。血往他脸上冲，那整齐的脚步声振动着他的心脏，那庄严的神情和汗湿的后背也令他敬畏。他跟路边的群众一样站住了，看着身强力壮的他们跑过去。刘克成在“用兵”呢，这是他的“战术动作”。这样一小队一小队的穿插着不住地跑，不明真相的人就会传闻有很多工人上了街支持学生了。他一声冷笑。
阳光强烈，十分炎热，走路的人都拣着路边的阴影走，路当中空了下来，一片阳光炸眼，热烘烘的。秋天虽到，炎夏却毫无退却的意思。到底是心理因素呢，还是自然事实，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特别炎热特别漫长。他又一次想到学生在中山塔门口没有任何遮阳，想起了王淮兴在电话里恳切而言的“多考虑学生”。但没有办法，他只有这样拖下去，而这时他也不能出现在静坐学生的面前，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将会用他们的“正义”和愤怒把他淹没和窒息。
他对自己的“阶级斗争现场”之说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能够出现在那个现场的，都是这些年轻人，“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个也不敢到这样的场合来的，社会上任何稍有头脑的人也未必会让自己的身影出现在中山塔门口这个是非之地。你能看到的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就连来声援的工人也有所回避而不在现场，他们只是在外围跑来跑去，并不停留，你能抓住他们什么“小辫子”呢？问题已经不是简单化地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能加以解释，而明明是建国以来社会的许多说不清的东西的爆发和混战，在中央的允许下，一定程度的对抗性浮到了社会的表面，并且小小亭州竟然也与北京是气息相通的。
偏僻遥远弹丸之地就这样起了风浪，给自己赋予庄严的意义，披上神圣的外衣，煞有介事，既呼应北京，又作为北京的基础，竟然也就跟亭州的城河一样，遥远地反应着长江的潮汐。事情就这样恶劣而合法地无中生有，这样地不可思议。在这样的较量之中，市委不知为何就处在“不利地位”，准备“让步”了。并不是这些学生厉害，也不是市委怕这几百个学生，而是“形势”如此。
这些学生虽然年轻，却是把握住了这种“形势”的，所以他们在这炎热之下以悲壮的模样坚持着，“时势”造出来的“英雄”、紫竹巷“8”号的史宏史家旺之流，将会兵不血刃取得围而不攻的胜利。
在这复杂微妙的政治的较量之中，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富反坏右”那些“阶级敌人”，作为“死老虎”，只有在一边“死”着。他们只要一露头，就会挨打，给打他们的人增添标榜“革命”的资本。当然，在运动初期，他对医校的布署，以及杨书记的一些讲话，又何尝不是出于同一种思路？用“阶级斗争”、用逮捕郁平刘镇琛这两个“新老阶级敌人”，来对全市学校造成所需要的高压态势，秘密不过如此。心里似乎也有点知道，这是“阶级斗争”的滥用和庸俗化，但似乎也无法突破这个大框框，而这样抓“阶级斗争”，也是驾轻就熟和得心应手的。
学生对这次运动的理解，突破了我们对“阶级斗争”一贯的理解和说法，但根子是通在《十六条》上，那上面“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字眼也有，但其意好像主要是用来形容“走资派”以及干部中像他这样对运动不满的人，并不是用来形容习惯所称的“地富反坏右”，这就是这场运动的“新意”所在了，也使群众觉得与以前有所不同，他们感到新鲜，甚至感到一种“解放”，可是，却让干部感到极不舒服！
这正是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来企图吓退学生，却收效甚微的根源所在，根子通在中央！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凡是强调要“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是像他这样的人；凡是强调要跟“走资派”斗争、要批判“资反路线”的，就是起来“闹革命”的人，他们抓住了《十六条》“新”的说法，他们的“造反”就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冠冕堂皇的了！
可是他们要实现什么、能实现什么，他们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心中，充其量正是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吧！他忽然想到，如果要总结教训的话，他这样的人，就是在新的运动中重复了旧的口号，而如果要调整过来的话，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及时放弃旧的口号，接过新的口号。
但是，这样一来，运动的“对象”不在于“地富反坏右”、不在于群众里头那些新生的反动分子，反过来却是要在各级领导干部里头、在市委常委里头来寻找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怎么可以呢？这是鼓动群众矛头向上、犯上作乱。就自己而言，至少说，尊严所在，岂能心悦诚服？
他恨恨地考虑到，干部中如果有谁胆敢跳出来站在学生一边，这样的干部，将来就是要放到那个“百分之五”之中去的人！接过口号，从根本上将方向扭转，把矛头倒扳过去，事情结果必将如此！想到这里，在这场斗争中该做什么，是看得更清楚、心中更有数了。
如果说市委门口可以被视为“阶级斗争现场”，就主要不是或完全不是针对着老的阶级敌人，而是针对着各种现在还看不清的政治势力，针对着在“斗争走资派”这一旗帜下登台亮相的各种“新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新人”出现了，他们是“文革”以前所没有的一种人，虽然那时他们已经存在，生活在比如紫竹巷“8”号里，学习在我们大学和中学的教室里，劳动在我们国营或集体的工厂里，表面上还会给我们以好感，却正如蛹一样在悄悄孵化着他们今日的反动面目。他们有点像是当年的右派分子那些可怜虫，但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不是从反对党，而是从关心党的反修防修事业的角度，来进攻的，更有迷惑性。我们会忠实地记下他们的名字和言行，将对他们作出分析和结论，然后同样将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跟老的阶级敌人滚到一起去。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给老的对手松松绑，团结为可利用的力量，也不会让这些喝着我们的乳汁模仿我们的言论举止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这些狼崽子有喘息之机！
那天一路上，他这样思绪万千，心里恨恨的，不觉已经来到了医校门口。他站在大门对面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记起了他第一次注意到这大门，还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是因为发现了郁平在亭州的存在，他暗暗跟踪到了这里，打听到这就是郁平工作的单位，从此开始找起了郁平的麻烦，在郁平看来就是“迫害”。那么是不是“迫害”呢？他不能不承认也许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他依然不想改变这一副铁石心肠，他反过来痛恨郁平让他极不愉快，像什么似的堵在他心里。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固执，但他不想认自己的这个错，他不想改正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想做十全十美的人。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郁平，他要把郁家永远踩在脚底下。
他满意地看到，医校大门两边墙上有两条新的标语，“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欢迎井岗红卫兵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里来”。下署“医校红色保卫军”。他记得一开始他们给“静坐”的定性是“反革命行为”，现在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了，分寸感表现了斗争水平的进步。加上第二条标语，这就更为成熟。
似乎眨眼之间，一支学生队伍从里面打着红旗走了出来，一出校门就高呼起了口号：“静坐市委是错误行为！坚决拥护市委正确领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队伍远去了，朝着中山塔的方向。好得很！这正与工人小队的到处跑步成为针锋相对的行动。他望着这支喊着口号渐渐远去的学生队伍，心中得到了一种慰藉，对这些学生充满喜爱之情。他能想象他们都是比较听话的孩子，而决非桀骜不驯之人，他们没有选择“新”的“革命”的思想，而是宁愿恪守“旧”的“保守”的信条，他们是没有任何“反骨”的，他们才是最可宝贵的。我们只能从这样的青年当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要说聪明，这些孩子才真正是聪明的，如果说青年人不可避免会有一定野心，那么在这个野心的上面，首先要有这么一种聪明才行，而决不是相反。运动中的左派队伍在哪里？这不就出现了吗？正如杨书记在常委会上深刻所言，谁是左派，最后是我们说了算。他从“红色保卫军”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光明、希望、力量！
天气太热，散步观光的意兴已无，他和秘书从小巷拣着阴凉走，很快回到市委。他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了电话，进行了表扬，要他进一步掌握和培养“红色保卫军”这样的学生左派队伍，鼓励他们像今天这样在革命大风大浪中有积极的表现。
程主任电话报告说，为《炮打司令部》站岗的两个学生都中暑倒地，被抬进了中山塔，机关医务室的人正在实施救治。学生群情激愤，不少人涌进了接待室，围攻接待人员。他对程主任回答说，可以打开栅栏门，让学生进来在阴凉处“静坐”。他让秘书到门口去协助执行这一决定。
但秘书带回的消息说，学生拒绝进中山塔，而继续坐在强烈的阳光里。他一听，却也无可奈何，只是心中更加痛恨为首的学生。不一会，学生的歌声和口号声分明地传到了办公楼这里，更加“斗志昂扬”了。他给王淮兴打了电话，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也要拿出表现来嘛，你可以给总务处招呼一下，让他们用大茶桶送点开水来给学生。王淮兴“哎哎”地连连答应。打了这个电话，他感到自己更成熟更有力了。
好不容易等到夕阳西下，一天过去，凉下来了，他也松了一口气。但静坐的第二夜开始了，一种压力又回到他的心头。下半夜他悄悄去看时，疲倦已极的学生们都在地上睡着了，但《炮打司令部》旁边依然有两个站岗的学生，像两个幽灵一样，站得笔直的……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