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作家和才子——记著名革命家和作家李尔重
余飘
《中华魂》2010年第8期
李尔重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就突出的作家，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于2009年12月26日在武汉病逝，终年96岁。他的逝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大损失。人们深深地怀念他，高度评价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做出的卓越贡献，称赞他笔耕不辍，热情讴歌人民的丰功伟绩，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长城做出的巨大成就。1952年，他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毛泽东称赞李尔重是“我们的作家和才子”，这是对他已经写出的作品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未来创作的殷切期望。李尔重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热情鼓励，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上更自觉地贯彻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令人敬佩的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李尔重文集》之中。
（一）《新战争与和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宏伟史诗
1982年，李尔重从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以古稀之年，伏案十载，呕心沥血，创作了8卷本500万字的描写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巨著《新战争与和平》，这部书在《李尔重文集》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宏伟史诗。它问世以后，立刻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著名文艺家的称赞与广大读者的欢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说：“《新战争与和平》用艺术的形象描绘了中国人民从‘9·18’到‘8·15’的抗日斗争，再现了这段历史中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加以歌颂。尔重同志的作品，起了这个作用。它歌颂了时代，歌颂了人民，歌颂了党，歌颂了英雄，它是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好作品。”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赞誉它是“爱国主义的壮丽画卷。”原国家副总理张爱萍将军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好好读读《新战争与和平》，把抗战的精神，世世代代发扬光大”，“我建议要像读《资治通鉴》一样读《新战争与和平》。”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说它是：“深刻描写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全过程历史的文学巨著。”著名文艺家贺敬之、林默涵、魏巍、魏传统、朱子奇、刘绍棠、李希凡等说：这部鸿篇巨制歌颂了中华民族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威武不屈、坚韧不拔、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气节，深入研究、宣传和普及这部文学巨著，可以使我国人民永远不忘记挨打的历史，永远不忘记我们民族英勇反抗、打击侵略者的历史，并有助于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概括起来，《新战争与和平》具有七大特点：一、它写出了中国当代最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即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集中笔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浴血奋战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二、它艺术地表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回答了日本侵华的根源是垄断资产阶级疯狂推行帝国主义的问题，指出只有消灭了垄断资产阶级，才能消灭战争的客观真理。三、它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正确领导，是一部形象化的党史教材。四、它从“九·一八”写到“八·一五”，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多层次地表现了抗日战争，因此场景特别恢宏、情节丰富、曲折，具有史诗气派。五、它描写了近千名人物，其中至少有20个人物是个性鲜明、血肉丰满、令人难忘的。它描写了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塑造了大量的普通的抗日战士和群众的生动形象，突出了抗日战争是伟大的人民战争的特色。它又真实地表现了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高级将领，描写了那些在抗日烈火中完成了由后进到先进的转变人物。它还刻画了日寇侵略者、汉奸、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激起广大读者对反动阶级丑恶人物的强烈愤怒。六、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实践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注重语言的群众化，形式的民族化，表现出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七、它是由亲自参与抗日战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尔重写出来的。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同时具备以上七个特点，这在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新战争与和平》曾获湖北屈原文学奖和全国图书奖、成立了专门研究和宣传它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新战争与和平》专业委员会。截止到1999年10月，已出版《新战争与和平》评论集3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评论文章近200篇，已拍摄过两部专题电视片。
（二）颂美斥丑、扶正
祛邪的杂文
李尔重的杂文堪称是当代杂文的珍品，它充分发扬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颂美斥丑、扶正祛邪的战斗传统，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李尔重文集》中的《有念集》、《未名集》是两本杂文集，其中有许多文章深刻、锋利地批判了腐败现象。例如，《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一文，开门见山地提出：当前“腐败现象已经从各方面在腐蚀着党，使党的光辉形象日益褪色。这必然使党降低其凝聚力、战斗力，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不可计量的损失。”接着他深刻地指出：共产党员要使自己抵制各种腐蚀，永远保持合格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不但要具有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而且要具有以理性为指导的坚韧不拔的革命坚定性，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艰苦不馁、困难不折，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底。雷锋、李玉安、李东辉是榜样，为无产阶级献身了的千千万万英雄是榜样。”然后，文章又深入一步地分析共产党员要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就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学以致用，首先是用在改造主观世界。私心愈小，公心愈大，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挺身而立，成为坚不可摧的磐石。”“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看着那些被黄金链子牵着走、自以为荣的人们，应该懂得‘无欲则刚’的道理。共产党员正是驱除了私欲才显示无比的智慧和力量的。”这些鞭辟入里的议论，犹如一声声警钟，促人猛醒，发人深思，表现出强烈的思想性、战斗性和深刻性，因而给读者以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当然，杂文主题的思想性和深刻性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来源于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所论问题的深入的“开发”和“挖掘”。事情往往是这样：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分析，起初得到的认识常常是肤浅的，如果到此为止，不再深入研究，写出来的文章就达不到较高的水平。相反地，如果锲而不舍，锐意钻研，扬弃了平庸的意见，最终就可以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李尔重的杂文，如果只说到腐败现象已经从多方面腐蚀党的严重情况，而不去分析共产党员怎样才能抵制住各种腐蚀，读者就得不到巨大的鼓舞的力量。李尔重正是由于抓住了怎样才能抵制腐蚀的问题，展开了入木三分的剖析，才使读者豁然开朗，好像登上了一层新的思想阶梯，增强了开展思想斗争，改造主观世界的勇气和力量。这两部集子中的《抄书浅识》、《反腐倡廉旧议》等杂文，举出历史上反腐倡廉、勤俭兴国的经验，收到以古鉴今的效果。《论钱与神的关系》、《“关系学”初探》、《“关系学”再探》、《三探“关系学”——兼谈“夫人干政”》、《约法三章》等杂文，好像几束手榴弹一样，弹弹射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种种腐败和丑恶的现象。文势汪洋，笔力雄健，读后令人震惊，令人思索，令人警觉，令人神旺，充分表现出作家高度的思想水平，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丰富的生活阅历。记得俄国有一位评论家曾说：“眼下俄国的一些坏人之所以不敢做坏事，就因为老托尔斯泰还活着！”他的话虽然不免夸张，但却充分肯定了老托尔斯泰的作品批判黑暗与腐朽的威慑力量，肯定了文学抨击假、恶、丑的战斗作用。
李尔重杂文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把深刻的说理与形象的表现结合起来。使二者巧妙地融为一体。例如，在《论钱与神的关系》一文中，作家引用晋元康年间鲁褒作的《钱神论》中的形象化描写，说明了金钱在私有制社会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那篇文章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故能长久，为世所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在这里，把抽象的经济学中拜金主义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了，因而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李尔重杂文的第三个特点是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这里有抨击假、恶、丑，痛斥腐败，呼唤廉政的重大题材，有歌颂革命英烈、开国元勋、模范人物，表现时代精神，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热点，也有老人、孩子、妇女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表现了李尔重这位老一代革命家关心政治、干预生活的高度责任感。记得高尔基有一次就一个哑剧的表演问题发表评论，有人建议他以后不要再写这样的小文章，高尔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见到一切有关苏联人民生活的事，都应该发言，并且豪迈地说：“只有坟墓才不是我的讲坛！”这是何等崇高的关心国家、热爱人民的感情！李尔重杂文题材的广泛性，正说明他与高尔基的心是相通的。
李尔重杂文的形式也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这里有政论、短评、随笔、絮话、对话，也有书信、演讲、感言、书评、序言、发刊词等等，只要是有利于表达观点，就信手拈来，无不符合揭露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需要。
（三）讴歌时代，理壮情浓的
散文与诗歌
李尔重也擅长于散文和诗歌，特点是讴歌时代，理壮情浓。收在《李尔重文集》第一卷中《落红集》的第一篇散文是《武汉》，曾收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文情并茂，脍炙人口，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散文中描写武汉可以有两种角度。一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表现个人对于武汉的观察和感受；一种是站在时代的角度，通过描写武汉反映出时代精神和面貌。用第一种角度写出的散文，只要是审美情趣健康，也是百花园中一花，同样具有欣赏价值，但是用第二种角度写出的散文却更能获得大多数读者的喜爱，因为它更能反映群众共同的审美意识与心声。李尔重的散文《武汉》之所以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也正在于突出了讴歌时代的主题。它与那些“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拒绝壮烈”的观点针锋相对，文章一落笔，就是歌颂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传统，可谓“大气包举，笼罩全篇”：
“1923年2月7日，在武汉，发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吼声。施洋、林祥谦的英雄光辉，振奋了全国劳动人民。他们的鲜血洒在武汉，浇灌了武汉的革命幼芽，培养了全国的革命之花。这个英雄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代，在土地革命时代，在抗日战争时代，在解放战争时代，一直在武汉的工人和全国劳动人民中发扬着，开出无数的革命之花，结出无数的革命之果。”
接着作家精炼地叙述了“二七”大罢工的革命精神之花，在武汉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结出的闻名世界的硕果。他以建造长江大桥为例说：
“1957年7月，大桥基本上建成了，只剩桥面工程和桥两头的马路还没有完工。有一位西方人来到这里，我们向他介绍，说10月15日就要通车。他把肩膀一耸，头一歪，说道：‘再有半年要能通车，我也佩服你们了’。
1957年10月15日，长江大桥的铁路、公路同时通车了。
长江大桥的出现，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魄，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长江大桥的出现，使武汉三镇成为对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越来越大的交通中心。”
然后又领着我们参观了“武汉大学”、“武汉钢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最后，“卒章显其志”，全篇归结成一句话：“武汉不单是革命的英雄城市，交通中心，而且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大的工业基地。”
文章中既有感情的抒发，也有理论的概括与事实的叙述，堪称是亦情亦理，理壮而情浓。李尔重的许多散文和诗歌都具有这种情理交融的特色。这里先举《赞郝梦龄烈士》这首短诗为例：
“铁蹄踏处山河碎，
热血男儿赴战勤。
剑影刀光征马迹，
硝烟烈火金刚魂。
以身许国何所畏，
壮志歼敌辍乡吟，
谁谓散沙华夏族，
刀头试看血淋淋。”
短短八句，气势磅礴，力透纸背，字里行间洋溢着英勇杀敌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的感情，表现出蔑视日本侵略者，痛斥投降论的雄伟力量。
再举他的《毛主席百年祭》的后半部分：
“政权容易得，旧秽最难清。
无影无声处，毒虫毒菌生。
一朝蚁穴破，溃堤恶浪腾。
毁国亡身日，触目最心惊。
常恐红旗落，时时敲警钟。
身行防腐败，力戒骄傲情。
守志十八载，轨物最范风。
身后无长物，木铎总有声。
期人已归去，红霞驻长空。
冬寒君莫叹，寒尽梅花红。
正道沧桑变，潮儿踏波行。
无为在歧路，相与泪纵横。
天下纷纷乱，报时有鸡鸣。”
在这里表现出诗人崇敬毛泽东的深情，抨击腐败的激情，讴歌理想的豪情，斗志昂扬的热情，颂美斥丑的诗情，充分显示出情理交融，托物寄情，虚实相生的艺术魅力。
（四）分析透彻，指导创作的文艺评论
李尔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不断推出结合创作实际、见解精辟的文艺评论。特别是《新战争与和平》出版以后，在这方面用力更勤，发表了多篇分析透彻、指导创作的文艺评论，真正发挥了文艺评论促进文艺繁荣的重要作用。他的评论文章收在《李尔重文集》第三卷《比较文学史》和第四卷、第五卷中。李尔重在第五卷《求索集》的《自序》中曾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说：
“我读《红楼梦》，不但不同于戚蓼生、梦觉主人，也不同于胡适、俞平伯。我读《金瓶梅》，不同于张竹坡读《金瓶梅》，更不同于平康里人读《金瓶梅》。并不是因为我特别高明，而是因为我有幸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学了马克思主义，所持立场、观点、方法与他们不同。从这些书里，从许多典籍里能找到的宝藏，当然与他们不同。时代使然，政治思想境界不同使然。”
在李尔重的文艺评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闻一多颂》。这篇作品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的号召而写的。它成功地填补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空白。这篇洋洋万言的大文章，以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透彻地分析了闻一多“从做人起步”到“做中国人”，再到“做一个现代中国人”，最终成为与中国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革命而牺牲的民族英雄的思想历程，高度评价了他的思想、业绩和作品在中国革命史和文艺史上的突出地位。真可谓寄深写远，笔力千钧。
李尔重的文艺评论是紧密结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的。例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人鼓吹文艺作品和演出都是商品，市场就是文艺的上帝。什么能上市场卖钱，文艺家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写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画什么。也有人提出：在市场大潮面前，文艺无须再讲求什么使命感、责任感，只要能供人消遣取乐就行了。在这些错误文艺观点影响下，一些文艺工走上了歧路。他们写书、拍电影、演戏剧，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可赚，什么亏心的事都干，不惜丧失人格，出卖灵魂。针对这些严重情况，李尔重在文艺评论中多次指出：真正的艺术，不是商品。他说：“艺术，为人民的艺术，为新时代催生的艺术，……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在崇高的精神目标鼓舞下奋力创作的。”他又深刻指出：“为多赚钱而创作的人，是钱的奴隶，是有钱人牵着走的奴隶；为讨好皇帝追求升官发财之路的‘应制诗’没有好诗；为了向帝国主义讨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作品，为着向垄断资产阶级腰包讨钱而创制的腐朽没落、臭气熏天的作品，没有一件不是商品，这也是历史上早已证明了的。”李尔重的深刻见解，对于我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李尔重的文艺评论十分重视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他坚决反对文艺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错误倾向，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他一再指出：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它有艺术性，各个阶级之所以需要文艺，就因为它有其它意识形态所不能代替的艺术感染力。翻开李尔重的文艺评论，可以发现许多独到的精彩的艺术分析。举《话说〈宰相刘罗锅〉》中的一段艺术分析：
“‘美生于度’。‘度’是中国深知并常守的哲理，也就是孔子说的‘过犹不及’和现代人说的‘恰如其分’。艺术语言，表述不到分寸，不能产生出理想的魅力；过分了，也破坏了艺术的魅力。……刘墉在笼子外头与和珅对话，……大数和珅罪恶，使观众在疾风骤雨、电光石火之中，痛捣邪恶妖魔，何其淋漓尽致。这场戏里二人的对白，不但是交响乐，也是风雷颂。活画出邪恶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脆弱；正义的无边力量，如江河万古流淌。
刘墉的翻身是音乐，眨眼是音乐，跳跃歌舞是音乐，李保田同志全部表演是音乐，其音程、音域、音量、节奏都做得适度，奏出了美妙的正义的音色。王刚的全部表演也是音乐，其音程、音量、节奏也做得适度，奏出了美妙的丑恶的音色。这两位艺术家，是具有深度文化修养的艺术家，做出了当今难得的艺术创造。他们的艺术不是服装、脂粉包装出来的。”
这里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演绎，也没有向人炫耀的文艺新名词，而是运用了一连串新鲜、巧妙的比喻，说出了艺术家精湛的表演艺术，阐明了表演艺术创造的规律，见解独到，深入浅出，这才是高档次的文艺评论。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李保田、王刚的表演，观众都感到好，甚至拍案叫绝！但究竟好在哪里？只有李尔重这样富有艺术敏感和鉴赏能力，自身就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的文艺家，才能把它的细致、精妙之处用文字说出来。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文艺评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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